文/李志
5,【汉时血泪】
中国古代百姓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终年当牛做马而又难以解决温饱问题的呢?应该是从有帝国开始,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候,孔子就说过:“苛政猛于虎也”。豪门贵族极其毫奢,钱从何来?粮从何来?比如春秋时候齐国孟尝君、养士三千,此外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也在养士数千。一个大夫门下就有几千食客混吃混喝,食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被剥削压迫的只能是土地上的劳苦大众。
战国时候,楚国的大夫屈原在《离骚》中有一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如果当时百姓活的很轻松幸福,他会用“哀民生之多艰”吗!显然不会的。
比如在两千两百多年前,《汉书.食货志上》记载:汉高祖初年“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秦亡汉初,天下赤贫,一石米卖到五千钱,以致饿殍遍野,且出现了人吃人肉的惨剧。汉高祖刘邦便颁下圣旨,规定民间可以卖儿鬻女。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大面积饥荒的,根据历史的一惯规律都是由自然灾害和战争引起。
没有自然灾害,最底层百姓依然过的十分痛苦。其中汉代的乐府诗,其中有一首叫《妇病行》。其诗的内容翻译成白话是这样的:
有一妇女长年累月的生病,(或许是因病耗尽了家中仅剩资财)她叫丈夫到跟前有话要说,正要开口还没说话,泪水就长流不止,说:“两三个小孩子拖累你了,不要使我的孩子挨饿受寒,他们有过错也不要捶打他们,我就要离开人世了,希望你今后时常想起我的这番嘱咐!”妇女死后,抱孩子都没有长衣服,短衣又破烂而且还没了衣里。
(天气寒冷)丈夫只好紧闭门窗,堵好缝隙,留下孩子们在屋里哭,自己到市场去买食物。半道上碰上一亲友,他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不来。请求亲友替他买食物,他只是对着亲友大哭不止。他说:“我想不伤心都不能啊!”说着就把手伸进怀里掏钱。取出后拿在手里郑重地交给亲友。
回家开门,看见孩子们哭啼着寻找妈妈抱他,进门后在家徒四壁的屋里无奈地走来走去,自言自语道:“不用说了,用不了多久,孩子又会和他妈一样会死去。”(为什么会死,因为这个无奈的男人无法为这个步履蹒跚的小儿提供食物营养和御寒之衣)
这首诗描写了一个穷苦人家的悲惨遭遇,全诗沉痛凄惋,真切动人。
如果一个王朝再遇上对外战争,则底层百姓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例如当年汉武帝征匈奴。
汉武帝为了打败北方不断侵袭的匈奴和其他四夷,不惜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长年累月地出兵征战。这样一来,不仅因战争而牺牲了众多的人口,还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富。千千万万的农民在全国一盘棋的布局下,不得不绑上国家的战车,去从事繁重的后勤,从而失去了耕种的时间,造成土地的荒芜。在土地上辛苦的百姓还要增加税赋。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一户五口之家,平均只有25亩土地,而且每年要缴纳1/10的税。也就是每收一石粮食就要交纳0.11石给国家。这还不包括地方官趁百姓普遍文盲,信息闭塞,借机加重税收中饱私囊的种种弊政。
更可怕的是武帝时经常发生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和蝗灾,公元前100年开始,全国出现大规模的旱灾,旱灾之后又是蝗灾。蝗虫铺天盖地,如同狂风暴雨,所到之处,农田颗粒无收。这样一来,饥荒就不可避免了,许多人挨饿受冻,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恐怖场面。
据《汉书.夏侯胜传》记载:“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
除了巨大的自然灾害就是人祸,那就是汉武帝强制迁徙百姓充实边疆。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开发,汉武帝下令将中原地区的百姓迁到边远地区去屯田,这样一来,百姓就失去了自己原来的家园和生活方式。被迫到一个陌生和艰苦的环境生存。很多人在路上就死去了,为什么会死,一是缺衣二是少食三是病者无医。到了目的地也难以适应当地恶劣的环境和生存条件。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民之于徏,甚于伏法,伏法不过一家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
西汉文学大家夏侯胜对武帝的评价是:“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唐代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他的《兵车行》中是这样描写武帝征匈奴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困苦的。杜甫是和白居易一样的原文自带翻译的诗人,他的诗画面感十足,通俗易懂,仿佛一两千年前的故事景象就浮现在眼前。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荊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此诗再现了汉代战争亲人的生离死别,战场的凄惨可怕,还有农村的萧条荒凉,百姓对战争的厌恶和恐惧,只求生女不求生儿。
如果说汉武帝征讨匈奴只是苦民累民,那发生在东汉末年长达105年的军阀混战,那更是疯狂的屠民。曹操在他的《蒿里行》一诗中就为后代展现了一幅无比悲惨的画卷:
…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千里无鸡鸣,白骨露於野。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6,【最后的古人】
我爷爷他们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批古人。我对古人的定性与史学界对古人的定性是不一样的。史学界对古人的定性是以年代划分的,而我是从现实的时代性特征划分的。
我爷爷生于1910年,1983年去世。不是古人而类似古人。一生一世没有看到过电灯,没有坐过一次汽车,连自行车也没摸过。解放前给地主放过牛,做过肩挑重担,终日奔走的挑夫小贩,当过私垫先生,解放后当过一段时间的农会主席,长年累月为集体耕田犁地,生活中极少有休息之日…
在袁隆平改良水稻以前,爷爷种的水稻就是秦汉时期流传下来的水稻,一亩田在风调雨顺的年份亩产才300斤左右。一个家庭一年产粮四五千斤,一个六七口人的家庭一年轻轻松松就把它吃完了。很多家庭把粮食吃完了不够还要去借去偷。很多农家平时吃饭还不能单纯的吃米饭,还要和着玉米碎、红苕片丶山芋丶土豆…参杂着吃。不这样参杂着吃,一年的粮食就不够吃,而且参杂着吃也不能敞开肚皮的吃,还必须要省着点。
为什么古人都那么大的饭量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那个科技和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年代,人们陷入了一个时代性的逻辑循环,即:因条件原始(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和机器设备)而让人们千辛万苦,又因辛苦而强壮,又因强壮而多食,又因多食而不够吃,不够吃又是因为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低下。
根据我对老年人的采访得知,至于吃肉,有的地主家是三天一次小牙祭,七天一次大牙祭,很多地主甚至也达不到七天一次牙祭,至于穷苦人很多是半年能吃上一次肉。有的是一两个月能吃上一次肉。
那个时候家家都吃不饱肚子,于是偷田粮就成了一种习惯,在庄稼快要收割的季节,很多人就开始出夜工了,去割别家田里的麦子,或用手揉稻穗。这时田主人通常会出夜工捉贼。有一年我爷爷的麦子屡屡被偷割,但怎么也逮不着人,我爷爷就在阴冷潮湿的麦田里潜伏睡了三天晚上才将偷麦贼抓住。
解放前后的穷苦人穿的是民间手工纺制的土布,住的是土墙茅草屋,有的人家墙体是泥砖或木板。
你认为解放前仅仅是收成少,靠天吃饭,不够吃,天天不是在田里劳动就在挑着沉重的担子挣血汗钱的路上。如果仅仅是用辛苦二字来概括我爷爷那一代人,就显得太肤浅了。
解放前他们不仅要面对沉重的劳动,还要面对不定时的土匪洗劫。一个家里,今年有点收成了,白花花的大米装进了瓮里,稻谷堆满了木仓,但别要高兴太早,自己千辛万苦换来的血汗成果正被那些效聚山林的匪帮所觊觎。关于家乡解放前的匪事猖獗,我在我的文章《黎明的枪声》《蒲江匪事》《袁老师》等文章中有记载。
据八十四岁的李文秀大孃回忆:旧时土匪夜里出动,劫匪们头上都围有圈灰黑孝帕子,旧时没有电筒,一盏油壶灯点在帕子里的脑门上,劫匪们通常都会用锅底黑灰把脸抹的乌黑,以便让人认不出来。有的打火把,背上要么背只枪或大刀,或手持大棒。那时家乡百姓称这群人为“棒客”或“棒老二”。棒客破门或翻墙进屋后,就是一翻洗劫,担谷米的担谷米,抓鸡的抓鸡,牵牛的牵牛。主家此时通常都会把后门打开逃走。反抗或求饶都有可能招至杀身之祸。
那时的人为了防止家里的命根子→耕牛,被匪劫走,都会在牛的四蹄套上铁镣铐,但有些匪徒不嫌麻烦会将坚硬沉重的铁铐砸开将牛牵走。有一年我爷爷家的耕牛就被土匪半夜抢走。
很多山头土匪头子的马仔就是本地的农民,土匪是他们的第二职业。但这个职业又不能公开,所以要把脸抹黑,但到第二天,由于没有彻底把脸洗干净就被当地人认出来了。认出来了还不敢去报官,怕遭到更大的报复。
旧时的土匪除了打家劫舍,还会对富家绑架人质以勒索财物,俗称“拉肥猪”。民国时代也有枉法,有警察,但疲于应付山头林立的匪帮,加之本身也很腐败,最后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有些警队本身就是过去的土匪组织招安过来的,一丘之貉岂有认真!
关于解放前土匪打家劫舍的过程,李德安先生在纪实文学《天华黎韵》一书中有一段详细记载,在此不作赘述。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一年的血汗收入要完粮纳税(乱世年代税更重),佃户还要给地主交租子。本来就不够吃,这一来就更不够吃了,而且还必须是风调雨顺。好不容易剩下一点粮食养家糊口,土匪随时会来洗劫。
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有一段讲:……周瑞职位要比赖大和赖二要低些,但也是有实力的管家。这人行事为人低调。但他的干儿子何三,不是个安分的人,给他带来不少麻烦,最明显的是,纠结土匪,月黑风高之夜,潜入贾府,准备抢些金银财宝,不巧遇上了硬茬→武艺高强的包勇,这帮土匪没有得逞,夹着尾巴跑了……
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里不是有孙悟空打死土匪的故事吗…土匪绝不是仅仅民国时期才有的,而是历朝历代都存在,是压在亿万底层百姓头上的又一座大山。
古人到底活的怎么样?还是借鲁迅《故乡》中的一段话作个总结吧!
……我问问他的景况,他(闰土)只是摇头,“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都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来,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地吸烟了…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压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鲁迅笔下的闰土生于1877年,我爷爷生于1910年,是两代人,在我看来他们是中华民族最后的一批我们知晓的千辛万苦的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