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题记】
黔籍先贤李端棻是近代中国的著名思想家，改革家，戊戌变法领袖，北京大学首倡者。2000年，著者秋阳以详实史料为之立传，出版专书《李端棻传》。今以摘要方式予以简介，希冀由此回眸历史、缅怀先辈。
出 版： 贵州民族出版社
作 者： 秋阳
版 次： 2000年1月第1版
开 本： 710x 1000 1/16
印 张： 33.5 插 页 2
字 数： 160千字
定 价： 15.00元
ISBN： 7-5412-0884-1
【序】（罗大胜）
秋阳的《李端棻传》，是他继《谢六逸评传》之后的又一部长篇著作。他本来不想再涉猎这样的长篇传记了，原因是史料难于搜集。可是他仍不畏其难，依然苦心搜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拿出了书稿。
李端棻，字芯园，贵州贵阳人，清同治进士，历任学政、侍郎、尚书等职。为求国家民族的富强，竭力投身变法。其主要功绩在于：一是提倡教育，请推广学校，即在京师设大学，各省设中学，州县设小学;同时注重科学，创仪器院 (即科学馆)。二是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得到重用，委以要职，使新政得以推行。三是屡上封事，如御门暂众，以定国是；开懋勤殿 (议院)，义定新法;删改则例，裁减冗员等，受到光绪帝的重视，戊戌变法多采用其言，并超擢为礼部尚书。由于后党的反对，变法失败，被革职流放，但其变法之志不改。他在发配新疆途中赋诗一首，诗云：“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幸子被遣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表现了一代重臣忧国忧民、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李端棻一生为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激流勇进，投身变法，为民族作出了牺牲和贡献，为后人作出了表率，真是功德无量。正如秋阳所说：应“与林则徐、龚自珍、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志士齐名。”这些，作者在本传中都有较为翔实的记述，读者不妨去读原著。
这里想要说的是，近年来，出版界相继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出版了传记，惟独没有李端棻传记的出版。秋阳的《李端棻传》，是在戊戌变法百周年之际撰写的，既是对先贤的纪念，又可以用来填补维新志士人物传记的空白。对于贵州人来说，也是为宣传乡贤提供了一份难得的乡土教材。
历史上对维新变法每有异词，认为那不过是“改良主义”之举，甚至称其为“温和的改良”。秋阳不同意此说，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政治革命，是维新派欲求改革帝制的尝试。与前说相比，秋说似乎较为接近史实，因为“温和的改良”，不致于流血。而戊戌变法所要变的乃是几千年不变的祖宗大法，即所谓的“大乱成宪”，因而遭到顽固后党的残酷镇压，“六君子”被杀害，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李端棻预感到“臣罪之诛”，可见他已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最终处以革职流放，幸免一死，仅次于死刑。这就表明，戊戌变法并不温和，也不是“改良主义”一词所能道尽的。有异词并不是坏事，可以引发人们的探讨，加深对历史的认识。
近代史对于中国人来说，既是屈辱史，又是奋斗史。本传将李端棻的一生，放在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历史长河中叙述，既说明戊戌变法的历史必然性，也就突现出李端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将传主的形象树立在时代潮流当中，让人们可感可信、可敬。
秋阳已是年逾古稀的人了，还能耕耘不辍，不断有新作面世，真是老骥伏枥，让人敬佩。祝愿他文运亨通，再结硕果。
【目录】
序 罗大胜
引言
第一章 始祖衡州来 传世在黔中
01.南国名流多 出山如骏虎
02.山城孤儿幼 发奋为名器
03.忧国祸机深 勿忘拯救心
第二章 学政资历深 睁眼看世界
04.慧眼识英才 擢拔皆名士
05.国民知爱国 西学须昌明
06.群谋胜独谋 职责不容推
07.痛恨“宰官身” 企盼“长新苗”
第三章 为救势弱国 投身于变法
08.支持公车上书 亟欲挽狂澜
09.祖制积弊深 变革何其难
10.一纸抗疏文 创开新政门
11.学堂与特科并行 在艰难中迈步
12.创办新式学堂 取代科举旧制
第四章 功德居高位 佐政尤奋力
13.举炬就枯槁 变法烈焰升
14.从京师到各省 遍设大中小学堂
15.请开懋勤殿 议定新法律
16.顶着风浪前进 改则例裁冗员
17.超擢任尚书 伟才济艰难
第五章 党祸惨遭害 维新志不屈
18.议院之议将施行 匹马秋风出帝城
19. 得赦回乡里 且以歌代哭
20.蕙仙与启超 恩爱复相助
21.贵州日本山水隔 声息相通复呼应
22.种花栽竹怡情性 友朋唱和诉衷情
23.其言将行其人萎 功耶罪耶良史知
后 记
主要参考文献
附 录
黔籍先辈李端棻（1833-1907）——北京大学缔造者
【引言】
| 秋阳
一
写完《谢六逸评传》之后，觉得很累，很想歇息。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之后，往往要停下来休整，养精蓄锐，以便迎接下一次赛事，但对于一介“退役”者来说，并没有什么“赛事”等着要去拼搏。何况如评传之类的大部头，实在不想再去涉猎了，因为资料难于搜寻。
《谢六逸评传》之所以花去七八年的时间，主要是史料残缺，一时难以尽收，实际用于写作的时间不过一年多。如今已经七十有余，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更因精力疲惫，怎么可以再去铺排一部长篇呢!于是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样的长篇，对于我来说，是第一部，恐怕也是最后一部了。”然而，几十年的文字生涯，已经养成了习惯。桌上的笔，像是有一种磁力在吸引着。每天总得把它拿起来写点什么，不可能歇手。不时被一些历史的或现实的事象所触发，而行诸笔墨。但不过都是些零星的“杂碎”，成不了什么气候。
不想在翻检往日收存的资料时，重见了张秀眉。张秀眉是贵州的民族英雄，咸同年间他所领导的起义军，与号军和太平军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外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抗清朝政府的腐败，坚持斗争达十八年之久，为贵州民族革命史造就了光辉的业绩，值得张扬。于是着手搜集资料，因为那时忙于工作，无法兼顾，也就搁下来了。现在看到这些史料，又引发了往日的兴趣，想把它整理出来，撰写成篇，以了此宿愿。但由于这个题材难度较大，尚须到事件发生的场地去考察，一时还拿不下来，只得让它再次搁浅了。
时逢戊戌变法百周年，当年参与变法的有一位贵州人，叫李端棻。《谢六逸评传》曾经提到过他。那是在查寻谢六逸史料时，在一本《贵州名贤传》中发现的。《贵州名贤传》遴选西汉的盛览，至清末的李端棻共三十五人，即盛览、尹珍、谢恕、赵国珍、田裕恭、冉琎、冉璞、杨汉英、申祐、王训、詹英、田秋、李涓、马廷锡、孙应鳌、许成名、石邦定、谢三秀、杨文聪、何腾蛟、吴中藩、周起渭、陈法、李世杰、刘清、杨芳、朱射斗、赵德光、郑珍、莫友之、丁宝桢、石赞清、雷廷珍、黎庶昌、李端棻。说明贵州俊杰历代皆有，李端棻乃清末一杰。于是想以李端棻为题，再写一本传记。
《贵州名贤传》是民国时期贵州省教育厅编撰，由贵阳文通书局印行。那时谢六逸任文通书局编辑所副所长，曾参与“指导体例”、“匡助校正”。编撰者在《序》和《跋》中说明，本书是作为乡土教材，“以备中小学生阅读之资，而启发对于先贤之观感。”目的在于“养成学子爱护桑梓观念，而为培养爱护国家民族情感之根苗”。
所言极是。
《谢六逸评传》出版以后，受到了上级领导和各方面的重视、支持和鼓励，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获得贵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社科优秀成果最高奖。其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乃是因为谢六逸亦为贵州名贤，他所创建的新文化业绩及其所表现的精神风貌值得张扬。
同样，李端棻也是贵州名贤，因而继《谢六逸评传》之后，另写一本《李端棻传》，为张扬贵州名贤，再尽一份微力，同时也是对给《谢六逸评传》以支持和鼓励者们的一种回报。
二
李端棻出生在贵州贵阳，但他的祖籍是湖南衡州清泉县（今衡阳县），并非黔地土著。贵州的民族成分，由于外来客藉的内迁，经过同化、融合，不断变异。要找个十足的土著，无异于缘木求鱼，徒劳而已。从全国来看，各个民族及其所居处的地域，历经沧桑，早已失却其本来的原质。某个民族及其所居住的籍地，都在游移变迁之中，不可能固守一地。李端棻虽然生在贵州，但他为官在外，大半生住在京城，北京当是他的第二故乡。但他后半生返黔，在故里了却一生。死后亦葬于黔土。虽说不是十足的贵州人，若论其籍贯，则非贵州莫属。
近见报纸上，有为张之洞是否贵州人争论不休的。说明人们对“籍贯”，尤其是名人的籍贯十分关注。张之洞没有收入《贵州名贤传》，是否因为对他的籍贯有异议，不得而知。仅就所收入的三十五位名贤来说，真正的贵州土著，恐怕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始祖大都是外来的客家人，诸如生在清平 (今凯里市) 的明代进士孙应鳌，祖籍江苏如皋；贵州著名诗人谢三秀，祖籍江苏扬州，等等。其他省份也一样。如韩愈 (字退之) 生在河南，但他自称昌黎人，而昌黎在辽宁省，乃是他的祖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考据学家，特别注重历史人物的籍贯，凡入典者都要对其出生地及其祖籍考察交代清楚。某氏生于某省某县，祖籍某省某县，成了历代人物传记的范式。有的甚至上溯三代，“家谱”更是源远流长。“籍贯”似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族籍，一是地籍，也就是宗族传统与地域环境，故而“籍贯”对其人的影响是很深的。如果说宗族传统是先天的，那么地域环境则是后天的。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培育，遂塑造了一个人的性格特征。
籍贯如此重要，甚至因此而有打笔墨官司的。鲁迅生在浙江绍兴，以笔舌争雄于文坛，于是有人骂他是“刑名师爷”。因为绍兴籍的幕僚较多，而有“绍兴师爷”之称。也就是以鲁迅的籍贯，讽刺他的文笔亦如“绍兴师爷”一样尖酸刻薄。鲁迅当即予以反击，指出其不过是“反噬”罢了。鲁迅称他的笔为匕首和投枪，其锋利可知，却不能与旧时代“刑名师爷”的尖酸刻薄相提并论。只因为它打中了那些“正人君子”的要害，难以忍受，于是反咬一口罢了。
鲁迅的性格和他的籍贯并非毫无关系。绍兴在历史上是越国属地。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矢志不屈，卧薪尝胆，艰苦奋斗，终于复国。鲁迅常以勾践卧薪尝胆自励，就很有越人自强不息的硬骨头精神。鲁迅的祖父周福清，秉性也很刚直，身为朝廷命官 (清朝知县，内阁中书)，敢于直言不讳，经常骂人。就是对皇帝、皇太后 (慈禧)，有不满意的地方，也要说三道四。鲁迅生活在祖父身边，濡而染之，习以为性、发而为文，也就锋芒毕露了。
李端棻生在贵州，贵州省是山的国度，山里人大都有一种傲岸不屈的骨气。从夜郎国走出去的山里人，当了京官，却不忌“自大”之讳，敢于“狂言”，直谏变法，因此获罪，被革职流放。历经坎坷，无怨无悔。如果说武将如杨文聪屡抗清兵，至死不屈；何腾蛟被清兵劫持，劝降不服，以身殉职，堪称英雄，那么，李端葉则是文官中锐意改革的豪杰，亦为山国的骄傲。
三
当前文艺创作强调主旋律，就现实题材来说，当以改革开放较为适宜：但历史上的改革也有借鉴的价值。国家领导人就很重视中国近代史，要求把近代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又是中国人民的奋斗史。从林则徐、魏源和龚自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乃是中华帝国由封建时代跨入近代史进程中的一次次重大改革的尝试。也就是中华民族由势弱被掠的困境中崛起，从而跃居世界强国之林的革命。虽然都失败了，但其思想对于振兴国家、民族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李端棻是变法维新的重臣，通过对他的宣传，不仅可以弘扬贵州名贤 (作为乡土教材) 的精神风貌，同时也就以其所从事的变法伟业，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份近代史教材，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焉!
李端棻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臣，其变法思想早在戊戌之前即已萌发。他曾以内阁大学士多次出典各省乡试，通过科举考绩举荐优异人才。梁启超就是他荐拔的典型代表。甲午战争失败，他鉴于国家势弱，非有济难瑰伟之才，不能富强，遂上书“请推广学校”，自京师至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以培养通才，实为在全国普及教育的创始，被视为"新政的萌芽"。变法开始，他又密荐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皆一时名士，为光绪帝所重用，而成为变法的重要干臣。进而上书请御门暂众，以定国是，开懋勤殿 (议院)，议定新法等。在众多朝廷命官中，言新政者二品以上大臣一人而已，因此被擢升为礼部尚书。变法失败被革职流放新疆。中途得赦回黔，变法之志不改，热心地方教育，传播民权思想。深信"四方多猛士，定可挽天河"。作为一代重臣，其锐意改革的思想，堪为后世楷模，名列《近代名人小传》，可见其声名不凡。
历史上对戊戌变法的评说每有异词，《戊戌履霜录》在《党人列传>中有一段“绪言”说：
自泰西倡民权，日本踵之，遂灭幕府，废大将军，改元变服，称霸东夷，朝鲜之役，我既被其毒矣。
康有为乘机窃发，假痛哭流涕之名，阴售其投隙抵峨之术。谭 (嗣同) 林 (旭) 杨 (光第) 宋 (伯鲁)，首入牢笼，潜相构煽，由是种族之说兴，公羊改制称王之言出。标榜未终，倾辑继起。
经清渭浊，混然并合为一流，非复汉宋党争之局，国非未终，天夺其魂。荣相国首发邪谋，促骑一出，两奸东其时献媚之臣，若何乃莹、杨崇伊等，咸磨厉以须，欲是以兴大狱。幸母后宽仁，不为所动。六臣 (即六君子) 之外，无所株连。未及一角，乱遂大定。然杨锐、刘光之死，论者犹惜其冤。予恐后世操史者，不知详紫丛主牵率得祸诸臣，概以康党目之，使被陷者忍面与十因采摭诸臣行事，分为两党，而著之篇，俾当时知所劝。
而候后人之论定焉。
其所列党人传将其归属于康党的有：张荫桓、杨深秀、宋伯鲁、谭嗣同、梁启超、李端棻、徐致靖、翁同和等。
《戊戌履霜录》的作者退庐居士即胡思敬，当年朝廷命官。从其绪言中推测，即使不是后党，亦在为后党辩护。将变法说成是“逆案”，诬蔑维新派是煽动党争的罪魁，并将“牵率”其间的官员“分为两党”，以防操史者祸及清白。胡思敬也想充当“良史”，但其立场却站在了后党的一边。
按照胡思敬的划分，康党是叛逆，其罪当诛，而保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康党”的是李端棻。李端棻也就成为罪魁祸首，其所撰党人列传说：
东方兵事 (甲午战争) 初定，天子 (光绪) 思奋发有为，下诏求贤，端获以国势之弱，视乎人才，而人才之兴。由于教育。请推广学校，开译书局，立报馆，设藏书楼，创仪器院，遣人游历外洋。其后戊戌变法多釆用其言。梁启超与端棻为亲党，公车北上，辄主其家，时时称诵师说。
端棻学识浅，性又长厚。疑康有为真负济时伟略，可任宏艰。毅然具疏保之，词甚壮。又请删改六部例章，大乱成宪，所言不尽由衷。识者知其为启超所卖许应騷之革职也。由仓场侍郎超擢礼部尚书。诸好言新法者，无不弹冠相庆，贾勇思蹑其后。太后既出训政，四卿诛，端棻知祸将及己，泥首上书请罪，诏窜新疆……
其对李端棻一生的记述虽不尽详，但于变法中的作为基本属实，由于他将“变法”视为叛逆，所列举的事实也就成了“大乱成宪的罪状，遂有“泥首上书请罪”之说。
历史上的“党争”，几乎世代不绝，大多是权力之争，维新运动要改变“祖宗之法”，当然要“大乱成宪”，不可能没有反抗，而引发“党争”。也就是变法与反变法之争。这样的“党争”早已潜伏着，并不是由维新派煸动起来的。就帝后两党来说，慈禧固然要为其皇权旁落而争，然而就其实质而言，乃是维新与守旧的较量。故而胡思敬想以史家的诛笔将”变法”宣判为叛逆，罪责维新派，只能是徒劳罢了。历史自有公论。《清史稿·列传) 对李端棻于变法的历史记述则比较公正，说他——
喜奖拔士类。典试广东，赏朵启超才，以从妹妻之。
自是颇纳启翅议，娓娓道东西部制度。维新时康有为上书，请变法兼及兴学。(光绪) 二十平端遂请立家师大学，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分斋讲习。并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生。(光绪) 二十四年密荐康有为及谭嗣同，堪大用。又以各衙门则例涉纷歧，疏清删订。上尤善之，诏趣各长官定期革前弊。擢礼部尚书。未几有为等败，端棻自疏检举，诏褫职，戍新疆……
尽管两列传对李端棻于变法中的史实有大同小异之别，然而由于二者的立场、观点截然不同，对其是非功过的评判也就褒贬不一了。对后党来说，维新派确乎有“罪”，但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说，维新派则是有功的。梁启超在李端棻逝世后为其撰写的墓志铭，曾有“戊戌启超因国事获罪走东瀛，公亦以同罪戍西域”之说，那是对慈禧的“政变”而言，并不承认“变法”有罪。因为“政变之后他仍然在为变法奔走呼号。李端棻在“政变”中被捕入狱，也曾有“臣罪当诛”而请求惩处之举，但亦不承认是“变法”之罪，而是归罪于“党祸”。也就是受“党祸”之害。梁启超的 《李公墓志铭》在对李端棻一生功绩作了充分肯定之后，担心有人曲解，又发出“功耶罪耶良史知”的慨叹，企盼“良史”为之公断。
戊戌变法迄今已百年，当是为其一生重新评说的时候了。
四
选题既定，便着手搜集资料。图书馆、博物馆、省 (市) 志办、书店凡是有线索可寻的地方皆去搜求。走访李氏后裔良骐先生，了解李氏入黔的历史及其家族概况。进谒李氏祖茔瞻仰李端棻的尸骨冢。给北京中国历史档案馆，以及李端棻当年出典和任职的山西、山东、云南、广东、四川等地去信查寻。现已查获的有：李端棻《请推广学校》及其诗作《苾园诗存)，信函、手书条屏、扇面，为人写的《杜公瑞征墓志铭)、载入《清史稿》和《贵州通志) 等几种典藉的《李端棻》，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及《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退庐居士著《戊戌履霜录》，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几份奏折，郝平著《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钱耕深著《京师大学堂何以幸存》，殷亮轩著《戊戌政变后回贵阳的李端棻》，杨天宏著《梁启超传)，徐刚著 (梁启超》，《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 (修订本) 所选戊戌变法的资料，《戊戌风云》以及后世对于李端棻的评述。
这些资料对李端棻的生平及其在戊戌变法中的作为和政变后的遭遇等，都有记述，只是他多次上书以及光绪帝对这些上书的批示尚未查到。《苾园诗存) 大多是得赦回黔后所作，此前的诗作大多散失，一时难以尽收。
尽管如此，然而，李端棻作为清末一代重臣，他在维新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则是无庸置疑的。维新变法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投身其间的是一群有识之士。李端棻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的作为不可能离开这个群体。这就要阐述维新变法的全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维新变法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与此前的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密切相关，也就是中华民族在面临列强掠夺的严峻时刻，如何自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李端棻的历史地位及其对维新变法的贡献，就可以体现出来了。只是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不能让李端棻其人淹没在堆砌起来的史料当中。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忠实于历史，决不有损传主的筋骨。至于“栩栩如生”之类的最高标准，那就不敢奢望了，但愿它能成为一份“史料”，给读者以参考，也就心满意足了。
【后记】
这本书稿的写成，是未曾料到的。深信七十古来稀，且已超活了几年。同龄中不少人已经先期走了，不知什么时候，阎王等一声召唤，就得去报到。其实，阎王爷曾多次关照，终未成行，实属伤幸。为此常与友人戏云：我这条老命是拣来的。
文化大革命，关牛棚，挨批斗。往日的报友，竟反目为仇。光天化日之下，刺刀闪着寒光。受命制作的黑牌子，挂在胸前。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身体支持不住晕倒了。拉起来，还得站着。弄得心身疲惫，神魂恍忽。长期解脱不了，不如一死。可是苦苦思索，却不得其法。吃安眠药是最好的选择，但无处可寻；喝酒，于昏昏沉沉间，用铁钎往脑顶里砸；夜深人静，一条绳子上吊……然而又想，死了以后，就会了结的么?家人又将会怎祥呢?虽然有所行动，终究没有死去，于是仍被煎熬。
1976年，时当大寨热，贵州以地区为单位，组团参观。报社农村组编辑跟随一个团去取经，我有幸忝列。返程来到石家庄，准备上北京办理印刷用纸事宜。参观团决定扩大范围，再去参观沙石峪公社。报社编辑仍可同行。组长意欲前往，其他两位编辑无异议。我觉得多走一个公社，倒是可以开阔视野，但要绕道唐山，不如由此地直赴北京，免得费时。因为我不同意再随大流，当晚留宿石家庄。睡到半夜，突然被一阵慌乱惊醒。人们跑出房间，想去察看究竟，只见电灯泡在晃动，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则昏昏沉躺倒在床上又睡着了。天亮起来，才得知是唐山地震了，去北京的火车推迟开行。到了北京，无论居民抑或机关单位，以及商店旋社：都在忙于避震，什么事都办不成。趁往外疏散人流的时机，乘飞机逃往上海。事后才知道，参观团几百人已葬身唐山。只有几个人因为玩扑克，还没来得及睡觉，地震爆发时，跑出了房间，才幸免于难。报社驻该地区的一位记者，因为住在最高层，房屋坍塌时，被压在一块水泥板架空的缝隙里，保住了性命，但却压成了严重脑震荡，不能再重操旧业，离开了报社。要是农村组的编辑同去，肯定与那位记者同住一层楼，即使不死，也会和他一样成了残废，怎么还可以再握笔杆子呢?
生死之间就那么一念之差，幸免于难的报友们感慨万千，都说是我救了他们的命。生命诚可贵，天假我也。大难不死，那就用这拣回来的生命，再做点什么罢。于是就有《山居鸟言录》、《谢六逸评传》的出版，与那些先期离开人世的同龄人相比，确乎是超额的成果，不过是对文化大革命贻误了的一种补偿，却不敢再有过多的奢望。不想在接触李端生平事迹时，却受到深切的激励。李端棻因“国事"获罪，幸免一死。“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前贤身先垂范，后生我辈怎可不奋力效行?
谢六逸与李端棻都是贵州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走的却是同一条路，皆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赴后继。各人在自己生活的年代，尽力推动历史车轮向前迈进，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足迹。如果说谢六逸是新文化的播火者，那末，李端棻则是维新思想的弄潮儿。新文化运动其实是维新思潮的延伸和结果。没有维新变法的披荆斩棘，新文化的火种也燃烧不起来。
许多新文化战士，即如鲁迅，也是在维新思潮中受到熏陶濡染，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谢六逸也不例外。谢六逸青少年时期喜读梁任公，而梁任公的伟言大论远播贵州，则因李端棻是贵州人，梁任公是贵州人的女婿，而深信之，厚爱之的。因而，李端棻和谢六逸，可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贵州代表，应为之树碑立传。
《谢六逸评传》的出版，填补了其中的一个空白，李端棻尚无传记。
同是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已有传记问世。“百日维新”去今已经百年，事不宜迟，必须加紧进行。
原来预计，收集资料需要花费较长时间，但经过努力，缩短了日程。只是李端葉历次上书谏言的奏折，两次去信中国历史档案馆查寻，均无结果，未能尽收，但他"请推广学校"折的全文，已经查获。抗疏变法的重要内容，散见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中。虽然谏言不全，使传主的血肉不那么丰满，但并不伤及筋骨。仅就现有的史料，对其一生的思想作为，作全面系统的阐述，从中可以窥见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为民请命的精神，得到较充分的体现。暂且填补近代名人传记的空白，以期将来有更为翔实精湛的传记出现。
本书得到贵阳市文联的支持，列入专题计划，报上级批准，由贵阳市宣传文化资金资助出版。文联党组书记、作家罗大胜为之作序，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忱。
—— 秋阳，1999年3月8日
贵阳相宝山闻鸟斋
【著者简介】
秋阳先生（1926-2024）本名徐平，贵州凯里万潮乡人，1926年1月12日（农历乙丑年腊月初九）出生，属牛，汉苗混血后裔。
秋阳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就读于贵州大学农艺学专业，工作后任职于贵阳市文化局、市委宣传部、《贵阳日报》和《贵州日报》，“文革”结束后参与创建贵阳市文联，任秘书长兼《花溪》月刊副主编和《花溪文坛》主编，贵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先生喜爱文学和写作，担任过记者、编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著作《李端棻传》、《谢六逸评传》及《闻鸟斋集》、《苗疆风云录》、《蚩尤与中国文化》等，作品荣获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贵阳市金筑文艺奖政府二等奖，散文《高原的路》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集》和《苗族作家作品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