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洙：再来一次，我还将选做记者》

刘学洙，1929年6月出生在福建福州。1946年随母到贵阳。1949年贵州大学肄业。1950年-1956年在青年团贵阳市委机关工作。1956年初调进贵州日报社。曾任贵州日报社总编辑、社长。1990年从社长岗位上卸任。在他从事新闻工作的35年间，写过大量的评论、消息、通讯、散文，是贵州知名的“笔杆子”。在他主笔政的8年里，用报纸记录了贵州改革开放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著有《贵州开发史话》、《凝望山之脊》等文史类著作十余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前言

养老院里的“中国名记者”

2022年春天，我陪贵州省记者协会秘书长朱梅去给刘学洙老师送一本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记者》第十六卷。刘学洙是唯一入选此书的贵州记者。

93岁的刘学洙已经和夫人杨肇在养老院里住了3年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在著名作家、书法家也是老友戴明贤先生眼里就是个“喜之郎”，看啥啥顺眼，触目皆春。但如今的他，更多为身体的各种不适焦虑。作为他的“忘年交”，每次去养老院看他，就会感到他的努力和他的放弃，他的情绪和他的理性。

哪怕这本《中国名记者》对他已经无所谓有无，但当拿到它，知道它的分量，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的他还是问了一句：“有没有多的？我想给几个好朋友。”

我想起2013年给他做专访，说到他作为新闻人时的作为，以及他退休后那些有关贵州历史和福建故乡等的学者型随笔，“新闻人如同站在风口浪尖，学者如同沉潜在时间之海，您个人更喜欢自己的哪一种身份和状态？”他回答我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喜欢做新闻人。”

新闻人的身份，和如今的刘学洙之间已相隔30多年。对年轻一代的贵州媒体人来说，刘学洙这个名字，如同传奇一般，虽可仰望，终究遥远。在《贵州日报》总编辑的位置上干了8年的他，不只照亮了上世纪80年代的贵州新闻记忆，也用报纸记录了贵州改革开放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掀起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高潮里，他带领《贵州日报》，进入到中国新闻界破冰探索的改革行列之中。

我成为《贵州日报》记者也已是上世纪末，同样听到太多有关刘学洙的传说，却在工作中未有交集。2007年的一天晚上，我把车停在报社大院，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终于鼓足勇气，拨通了就住在大院里的他的电话——我那样紧张，只是为了请素未谋面的他为我即将出版的第一本文集作序。那时并不知道，之后我们将渐行渐近，成为亲密无间的忘年交。

这位贵州新闻界泰斗对年轻人的关注和扶持，远不止在老一辈新闻人的传说里。2013年，我的“贵州文化名人访谈”系列采访刘学洙。他原本是拒绝的，直到我殚精竭虑也自说自话地，先呈交了一份3000多字的问卷——对于和文字相伴大半生的老先生来说，文字的力量最终还是大于我的力量。他看完问题后松了口。

几天后，他把他写在稿纸上的7000字的书面回答拿到街上的打印店里，请人输入电脑、存盘，再回家发电子邮件给我——他不想让我因为帮他打字而耗时耗力。哪怕我只是个晚辈，是巴心巴意要采访他的小记者。那个周末，我去刘老师家补充些图片资料。茶已经泡好，资料也都找出来放在桌上。他的老伴杨肇坐在桌子一侧，帮我抄些医治老年病的药方，让我带给父母参考；他坐在另一侧，帮我写每张图片的文字说明；我则“转型”干体力活，拿着工具卸装螺丝钉，把邵燕祥写给刘老师的书法条幅从框子里取出来拍照。宁静温暖的情形，一如小时候家里的每个夜晚。

刘学洙和老伴2019年初悄悄住进养老院，安顿下来后，才让身边朋友知晓。给我打电话时很轻松地说：我们在这里很好，很喜欢！不要担心，没提前跟大家说，就是怕你们担心……

我愿意从他在养老院的此时，回溯他在贵州的以新闻为主旋律的大半生。就像面对养老院里年迈的他，我也只想时光倒流。

8年总编辑职务上的新闻改革探索路

1946年，17岁少年刘学洙随母亲来到贵阳。1956年调进《贵州日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之时，出任《贵州日报》总编辑。《中国名记者》里这么介绍刘学洙：“在总编辑的位置上干了8年，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致力于用报纸内容为贵州高原吹清风。充分展示了他的办报理念和人格品位。”

1945年，16岁的刘学洙，摄于福州中学。

1956年，贵州日报社第一次在全省各地州市建立记者站。在各地州市委的支持下，抽调当地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写作能力的优秀基层干部充当站长。在团市委工作的刘学洙担任贵阳记者站站长。重温和新闻结缘的这段时光时，刘学洙说：“初出茅庐，谈不上有什么新闻观。一腔热血，单纯天真，热爱崭新的工作。”尽管他此前一天新闻工作也没有做过，但凭着兴趣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当记者便很快进入角色。

1983年，刘学洙因为业务精良，从报社党委常委、部主任位置上，跳越两个台阶直接提为省报一把手，成为全国最早一批肩负新闻改革重任的省报总编辑之一。他在回忆时说：“走出封闭的贵州，与全国新闻界接触。第一次结识一些新闻界和思想界前辈，他们见地精辟，思想开放，让我大开眼界。非常奇怪，原先自以为早已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牢不可破的框框，一碰到新鲜空气，立即瓦解，不堪一击，在我心中黯然失色，丧失了神圣性与说服力。一些新的新闻理念和价值观，迅速照亮我的心田。一个循规蹈矩的传统报人，精神面貌从此产生了深刻变化。”两三年之后，一个改革边远省报的想法，酝酿于胸，欲试锋芒。他在新闻上的改革探索之旅，就此开始。

《中国名记者》一书里这样描述：“如果说，从1983年到1986年，《贵州日报》的办报思路，主要是宣传改革，尤其浓墨重彩宣传农村改革；那么，1986年前后，刘学洙思考的着力点主要放在如何改变贵州思想封闭、观念落后、影响改革开放这个深层次障碍上。

他当时就提出，作为边远落后省份的党报，最紧要的是要‘开启民智，引进新潮’。

那个时期，《贵州日报》的版面语言比较陈旧，信息不灵通，对外界关注的新问题或超前的问题，不敏锐，似乎春风不度玉门关。”

1988年11月10日，采访雷山县郎德村，和苗族青年一起跳芦笙舞。

要让清风吹进贵州高原。刘学洙提出，《贵州日报》要直接派记者驻北京，要在新华社统稿的主渠道之外，多开辟些独家信息渠道，或引进一些主渠道之外的信息来源。很快，专栏《首都见闻》发回有新意的独家专稿；他又亲自摘编了以介绍国内报刊新观点为内容的《报林揽要》内容，在一版加框刊出；开辟专栏《百家苑》，发表了首都理论界为本报撰写的专论。从1986年到1988年，《贵州日报》刊发了大量言论、要闻、专版，对刚刚公布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精神，作了突出宣传。政治性较强，报纸面目一新；与《人民日报》文艺部共同召开全国杂文作家花溪笔会，贵州省委主要领导到会讲话，给贵州文化界吹来一股清风；作为地方报纸，还组织许多全国名家撰写专稿或专访，这在《贵州日报》史上是少有的一次开放性办报的尝试。

刘学洙认为，传播进步思潮是一切进步报纸的优良传统。报纸要重视新闻性，更重视文化性。他撰写了《副刊要办得更开放些》《对引导舆论的几点思考》《深入实际拓宽办报思路》等论文，在北京《新闻战线》刊物上发表。在中宣部召开的全国省报总编辑哈尔滨会议上，刘学洙作了《自我解放，余地很大》的发言，赢得会议主持人与同行们的赞同。他提出的改革目标，是继续抓好党的中心任务宣传的同时，开辟一点前瞻性开放性的独家报道。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燃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希望，也为中国新闻传媒从传统走向现代指明了方向。刘学洙以兴奋与喜悦的心情，在全社大会上说道：“在党的历史上，十三大第一次把新闻改革写进了最高代表大会的文献。”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从1987年冬至1989年初，《贵州日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颇有新意的报道。浓墨重彩地宣传选举民主，报道了地区的人事制度改革，干部选聘制，加大重大事故报道的透明度，报道了强制拆迁、官员因侵犯记者权利受处分的空前案例。

根据省委提出“放开前沿”的改革方针，刘学洙组织了反映贵州改革开放进程的系列报道。在百期专栏《黔边行》开场话中他说：只要我们把老观念转变过来，黔边就会成为我省对外开放的前沿。昔日的穷乡僻壤，今日将成为万商云集的通衢。

在刘学洙主笔政的8年，他处理过的好报道不计其数，至今仍让贵州新闻人津津乐道。《新生产力的挑战——余庆松烟“桂花风波”的前前后后》《在报忧的警钟下思索——关于我省牛市交易陡然下降的调查》受到省委大加表扬，几乎就是当年《贵州日报》标杆性的范作。

大胆启用新人，积累办报人才

2015年夏天，一场主题为“30年·30人”的聚会，让一群上世纪80年代的《贵州日报》“新人”再度聚首——30年前的1985年，刘学洙任总编辑的《贵州日报》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采编人员，30位原本散落在社会各个行业里的年轻人成为报纸的新鲜血液。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党报记者编辑，这样的“大手笔”即使在全国党报中也是首开先河，为的是解决当时报社编辑队伍老化和力量薄弱的问题。通过层层筛选，一共从贵阳地区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在职人员中招进编辑记者30名。刘学洙老师在回忆时说：“整个招聘工作，做到公开公正，严格程序。几个月里，从省委领导到省直机关领导以至亲朋好友，无一人向我打招呼或‘开后门’，反映出当年风气很好。”

当年这批年轻人，年龄大都在30岁上下，他们大多是恢复高考前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就业后又在艰苦条件下奋发自学，均获得大专以上学历，文化程度比报社原有一般人员要高；同时经过上山下乡的锻炼和基层工作的打磨，又拥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刘学洙说：“事实证明，那次招聘是成功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报社业务骨干，为《贵州日报》30年来的发展做出过宝贵贡献。”

一张报纸，能否出好新闻，能否出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新闻人，正气能否蔚然成风，不是业务问题，而是大环境问题，以及一定环境下的人的素质问题。总编辑就是支持、扶植，而不是事事唯我高明。这是刘学洙的观点，因此，在报纸版面不断刷新的同时，他下大力地进行报社内部的人事制度改革。除了面向社会招聘采编人员，1988年，还在编委会成员一致赞同和共同努力下，对编辑部中层干部任免制度进行了一次改革尝试。这项改革，当时称为“部主任组阁”。他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大胆起用年轻人，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超前性，放手让年轻人唱主角、挑重担。并倡导一些老主任发扬风格，提前让位。造成一种有竞争、有压力、催人奋进的环境。

这个“组阁”的做法，在社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其中不乏反对之声。但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首肯与支持。而当时，刘学洙本人已经59岁，“拖一拖，也就到点了，可以不作为。但我还是想试一试这个用人上的突破。”这个突破其实意义深远，一批年轻人快速成长，成为办报的长远骨干,为《贵州日报》的人才储备打下扎实基础。

刘学洙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如果说办报中我做的许多事大多是奉命行事，那么破格起用年轻人则是我内心的自发意愿。”“这件事总的是干得对的，也干得早。但当时协调老中青关系方面，也有考虑不够细不够周全之处。如今，当年大批年轻骨干现也已退休，其中多位先后输出或留下担任正副厅级职务。江山代有新人出，如今本报集团又新秀辈出了。”

在“30年·30人”聚会当日，刘学洙穿戴一新，被当年公开招聘的幸运者们包围其中。而他反复表达：办报人才的积累，不是一次招聘或一个时期的选调就可以一蹴而就的，必然要经过若干代报人一茬一茬地不断奠定和夯实。“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十年”，各行各业，均是如此。

历史随笔与八旬学画：“新乐趣”背后的新闻情结

贵州对于刘学洙虽是“他乡”，他在不同人生阶段对贵州做的两方面的事情，却让他看起来已把他乡作故乡——一方面在新闻事业上，那是他在《贵州日报》主笔政期间对每个当下事件的介入和把握；二是在退休后的学术作为上，多本随笔式的贵州史话，则是对贵州历史的探源和梳理。

1990年，61岁的他不再担任报社社长。

1998年，他从贵州省政协常委、宣传文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职位上正式退休。

说到他退休后写的贵州史话，他不断声明自己是记者，不是学者：“我是以新闻记者的方式，从采访现实，转向‘采访’历史，用新闻随笔形式写点贵州历史故事。正因为学术性不强，反而容易有可读性。这是一种扬长避短。”而有意思的是，他从事新闻职业大半生，从没结集过任何一本新闻作品，却在退休后的数年中笔耕不辍。关于贵州贵阳、故乡故人的著述颇丰，使历史随笔成为他进入老境的最大快乐。他说，离开新闻工作岗位已久，然而他的新闻情结未消，“写与现实距离比较远的文章，仍然有挥之不去的新闻眼、新闻情。包括写史话、写家事，写历史人物，我每每心动，总觉得远去的岁月，往往有现实的史鉴性。有时字里行间也吐露一点心中块垒。”9年前采访他时，他甚至开玩笑说：如果老天爷特许的话，把我年龄减去50岁，我变成真的“80”后，让我自由选择的话，我还将选做记者，不知能否看上眼收我加入你们周刊团队，当个唱手？

9年前专访刘学洙，问：作为一名文化副刊记者，相比周围日新月异的世界，更对人心的百转千回、精微幽深着迷。这和一名新闻工作者必需的素质相符吗？他回答我：“这样的素质干新闻才是适得其所。新闻很热闹，但往往是易碎品，人心，才是本原本质，干新闻需要有人性的纤细入微，直通人心灵深处，才能留下‘不易被时间打碎’的作品。”这位以新闻的视角见证了改革开放之初的贵州动静，并在贵州新闻界留下无数佳话的老人，这样评说新闻给予他的“好”和“不好”：“我觉得新闻给我最宝贵的东西是产生一种良知、冲动，给我最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冲动之后，无能为力。”

2019年，刘学洙和老伴住进养老院，那一年他90岁，自称“90后”。

2021年，他自己编辑并只印了极少数量的《九旬叟自娱——刘学洙学画辑》，送给身边的至爱亲朋——84岁以后，刘学洙开始学画，幼时在福建书香门第所接受的古文和书法训练，经过岁月的历练，时隔七八十年后现诸笔端，仍是出手不凡。

这位学养深厚又性情温和的老人，因为画画，又进入人生的另一境界。《九旬叟自娱——刘学洙学画辑》，即是他对自己84岁开始学画之后的“成绩汇报”。

书中有一个单元，名为“杂文入画”。刘学洙在单元开篇写了几句“絮语”：“我一辈子干新闻，一个退休30余年的老报人，新闻情绪犹存。退休后做过杂文集《热肠冷语》《彼岸此岸》《刘学洙随笔选》等。语多冷，心是热的。杂文入画也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