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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新建，广西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比较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多民族文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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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无论黔学、国学还是人类学，都关注地方传统及其文化表述，因此自然也不会忽略以地方为圆心的屯堡研究。作为明代开疆固土的建置残存，屯堡渐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代遗产和保护、开发对象。这既是历史返照的结果，也是乡愁情怀的体现，同时还堪称记忆资本的再组织、再生产和再凝聚。

有关屯堡文化的古今研究是一个整体，其中的内涵包括了从政治、经济、军事到生态、建筑及至移民迁徙、民俗传承与社会变迁的诸多方面，而从内外连接的阐释视野看，又至少关涉既连接又区分的三个面向，即：黔学、国学和人类学，值得从交错互补的维度把握辨析。

REC

一、引论：地方表述的内外关联

人类世界由不同的地方构成。地方是层层累积的大书，历史是古今演变的叙事。地方的叙事包括结构关联的丰富层面，其中既有特定的区域、人群，更有统摄区域的王朝、国家以及完整互动的全球世界。

作为关注文化表述的学问，人类学始终着力于由地方出发的各种叙事，其最为核心的民族志写作即可视为将地方、人群与世界关联的一门技艺。民族志技艺的成败非但与写作者自身的视野及学养相关，还取决于对地方知识的领悟和阐发。

因此，一如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西南研究书系”时阐发的观点一样，关注由古而今的屯堡文化及其对应派生的学术书写，不但需要以小见大，由内及外，从西南出发，至中原，至世界；反之亦然，并且还当由大观小，以全局为背景，观人类，观族群，观地方。当时主张的是人类的完整与关联及地方的自在和自觉，强调：无论中心还是边缘，只要从世界任何一地出发，皆可以己为中心，而后“向四周延伸出四个方向，中心点既是出发的起点也是回归的终点。”

在地方表述的问题上，阐释学派的人类学家格尔兹发表过影响广泛的论述。他以民族志的写作为核心，揭示了其以地方为中心的内外关联，指出：

作为明代开疆固土的建置残存，屯堡渐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代遗产和保护、开发对象，乃至演化为吸引四方游客前往观光游览的热点景区。在从现状出发、回望历史的屯堡认知上，笔者赞同顾久教授的观点，即将屯堡视为动态演变的历史产物，具有随时代与环境而变的多样特征，因此在对屯堡文化进行研究时便应当关注它的“消失与存续、排他与融合”。

依笔者之见，屯堡文化的再度兴旺既是历史返照的结果，也是现代乡愁的体现，同时还堪称地方记忆的再生产和再转化。

在贵州，此种再生产和再转化的突出标志，在地方发展层面，可列举出安顺“天龙古堡游”等诸多开发事例。当地为其配置的宣传词是：“走进贵州安顺屯堡 探寻绵延六百年的古风遗韵”。而从国家及国际的宏观层面看，则可以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兴建为代表。该工程通过对龙洞堡——原永乐堡辖地周边村寨的拆迁改造，将其建设为连接五大洲的现代化国际机场，实现了乡土地方与省城区域的古今重建以及与“世界社会”的现代关联。

安顺地戏与《中国傩文化》

在学术层面，与笔者相关的屯堡案例，则是20世纪90年代参与的“安顺地戏与傩文化”课题调研。由于课题设计之初便与中原的古“傩”关联，以屯堡村寨为单位的地戏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了由国家识地方和从地方看国家的互动文本。在与贵州省内外专家的交流对话中，笔者便从土著与移民的关联互动出发，强调了贵州“地戏”与中原傩文化的交互联系，指出“从古代文献和当代民俗考察来看，被我们称之为‘傩’的这种现象在中国（乃至在世界）绝非一时一地才有的孤立存在。”当时的意图主要在于勾连个案与一般，将屯堡的“戏”与国家之“傩”及至人类的仪式同构起来，以获得更为整体的认知，即：

可见，就贵州行省的案例而论，有关屯堡文化的古今研究是一个整体，其中的内涵包括了从政治、经济、军事到生态、建筑及至移民迁徙、民俗传承与社会变迁的诸多方面，而从内外连接的阐释视野看，又至少关涉到既连接又区分的三个面向，即：黔学、国学和人类学，值得从交错互补维度把握辨析。

二、“黔学”之维：贵州建置中的屯堡遗存

从行省建置角度看，贵州的建立乃明朝永乐年间（1413年）的事，距今已有600多年。然若跨越朝代，以古今绵延的地方演变而论，“黔省”的故事又不过是漫长历史的环节之一。从考古学上的“猫猫洞”文化到引发史家遐想的“夜郎”记载，直至贯穿至今的“苗疆走廊”、侗族大歌……无不充满地域的多彩和族群的神奇。以这样的结构观之，至明代形成规模的贵州屯堡文化，应视为地方传统的延伸与扩展，本质则是由外及内的移民嵌入。其中的内容则包括了从建置到建筑、从祭礼到记忆及服饰、语言、面具、民俗等诸多方面。

这样，假定可把方兴未艾的“黔学”界定为研究黔省文化的学问，由此出发，即便只关注其中与屯堡相关的祭祀礼仪与戏剧表演，我们也不能就屯堡说屯堡，就地戏讲地戏，而当把目光扩展开来，将前后左右的彝族“撮泰吉”、穿青“庆坛戏”乃至月亮山“牯脏节”及紫云“亚鲁王”等联系起来，对照观察，交映生辉。用今天的国家叙事话语来说，便是要考察地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仍以安顺地戏为例。在如今地方学界和政府部门的表述中，“地戏”皆已日趋统一地被界定为延续至今的屯堡遗存。庹修明教授直接以“屯堡地戏”名之，称其为“盛行于屯堡地区的一种民间戏曲”，其实质是“在中华大地流行数千年的傩俗礼仪——中国古代军旅祭祀的遗韵”，以及“庞大傩文化系统中的军傩”。

这样，如果将依存在屯堡中的地戏视为军旅遗韵，其内核在于祭祀傩仪，则可将其视为傩戏入黔；如今的研究重点，便应梳理、复原并阐释它如何在原乡“军旅化”、进入贵州后又怎样本地化——黔省化，阐明其中的演变原因、样态和过程。以此为前提，便可把屯堡地戏融入贵州范围，视为黔省地方的演艺类别，并与“撮泰吉”“庆坛戏”及“牯脏仪”和“诵魂祭”等本土民俗呼应对照，形成可称为“贵州民戏”的叙事整体。由此一来，由屯堡派生的地戏研究，便不但能使黔学的内涵得以拓展，反过来也将因黔省视角的出现而增添独特的地方韵味。比如对于关注仪式与表演之关联的论者而言，如何区分及阐释安顺“地戏”与黔西“庆坛”的异同就成了饶有意味的议题。

同理，如若要以面具为特征，书写贵州地域内的民间“假面扮演”史，只要能在全面调研基础上作通盘对照，将包括安顺脸子、铜仁傩公傩婆等在内的“贵州面具”全都统摄进来，不也照样大有可为么？那样一来，不仅能因道具细节的充实而促进地戏研究之深化，并且还将以地戏研究之深化，推动对屯堡文化的系统认知。例如，尽管都是为了达到“我非我”的角色转换，可对彝地与屯堡的表演者而言，面具的使用却具有显著的区分：前者重在演绎种群之发生——“变人”，后者则突出神灵的到场——护佑。如若要探究后者为何突出护佑的缘由，又不得不归结至屯堡产生的历史语境及其关联的移民生涯。

话说回来，屯堡不是贵州原创，其存在也不限于黔省，而是分布于由中原散布开来的周边多地，因此需要目光朝外，把视野移至其源头故土，考察范围更广的屯堡分布，比较随传播形成的形态演变与功能区别，以及因地缘不同而产生的流传差异。

三、“国学”延伸：国家格局里的拓疆建置

关于“国学”，可以有多重理解。结合屯堡研究之需，不妨视之为对一国文化与历史做整体阐发的学问，也就是从国家视角出发的观察、判断和总结。

由此而论，站在明代朝廷的视角回望历史，便可见到屯堡的设置，实质是新王朝为巩固政权、开疆拓土而实施的治理方略，位于贵州的屯堡只是其整体布局的一个局部侧面。

在国土疆域承继上，朱元璋创立的“大明”接续的是元朝遗产，其采用的措施包括改国号、定中国、复旧疆。对此，至洪武年间初具规模后，皇家官书作了宏大表述，曰：

明王朝取元而代之的特征是“以武功定天下”，夺取政权后即“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而为了取得“军民相安，远夷慑服”的效果，在多民族杂居、“叛服不定”的西南地区，进一步采用了样式繁多的治理手段，从政治到军事，从经济到社群，环环相扣，内外关联，堪称浩大严谨的系统工程。其中，以“屯田固守”为特征的屯堡建置不过是过渡环节而已。倘若延伸观察，各举措间的内在关系则明晰可见，一如史料所云，即：“广城郭、建楼堞、置廨舍、邮驿、仓库，又立屯堡以厚储。”在今日的西南研究者看来，明代统治者正是通过包括设立屯堡在内的治理手段，“实现了对西南边疆的控制”。

结合朱元璋推行的治国方略来看，屯堡的实质是卫所制度的体现。正如顾诚先生所言，在明代，代表军事系统的“卫所”与体现行政系统的“六部”，共同构成了王朝的疆域统治体系。

在朝廷自上而下的统筹下，在洪武年间便形成了遍及各地的卫所格局。据统计，洪武年间确定卫所制度后——

作为军事地理单位的卫所系统亦兵亦民，战时守卫，负责疆域安全；平时耕田，负责军粮供给。对此，如今的故宫博物院网页设有专栏简介，曰：“卫所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制定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其中：

鉴于卫所具有的突出军事功能，学界为其赋予了特殊称号——“军城”，亦即屯军驻兵、攻防兼备的“军事据点”，同时将其归为中国史上的另一种城市类型，或军城体系。在顾诚的界定里，这一由都司、卫、所贯穿的军事系统，“也是一种地理单位”，职能乃“负责管辖不属行政系统的大片明帝国疆土。”

结合中原自古便有“方向氏”假面驱疫的军礼传统来看，明代在地理单位实行军事与行政“两分天下”的布局方略，无疑成为了增强传统傩仪“军队化”的原因之一，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后人会把屯堡地戏推断为“军傩”类型了。其派生的影响之一，便是傩仪展演随军旅迁徙而播撒四方。

明代卫所遍布全国，且类别繁多。当代学人将其归纳成主要四种，即：“沿边卫所”、“沿海卫所”、“内地卫所”和“在内卫所”。分布在贵州境内的即为第一类，简称“边卫”型。其早期的功能仍在军事，至明中期以后，随着朝廷把一部分卫所辖地改设府、州、县，故又渐“由军事系统转入行政系统。”此种治理单位的功能转变，或许即能从一侧面理解明代的贵州卫所由军屯至民屯的“蜕变”缘由。由此延伸，则还可阐释与其关联的屯堡地戏为何会从“军傩”向“民俗”变异。

在清代史料记载中，已有阐述者将安顺一带的地戏表演归为“土人”习俗，而“土人”之称，有的便是指旧时屯军及其眷属的土著化。编撰于道光七年的《安平县志》记录了本地盛行“岁首跳神以为傩”的习俗，曰：“土人所在多有，县属西堡尤盛。”继而作了进一步解释说，“相传为洪武时屯军之眷属亲戚，与屯军先后至者，因居日久，故曰土人。”民国史料《续修安顺府志辑稿》更是列出专门的“跳神戏”条目，对此演变作了被如今学者不断引用的一段阐发，称：

在笔者看来，此段阐述的确重要，因为在内外关联的整体观上，其不但勾勒了贵州屯堡文化与国家进程的宏观联系，并且揭示了外来移民与黔省“土著”的交错影响。

总之，一旦从国学视野出发、构建起屯堡研究的总体框架，对于地处贵州的屯堡事象，便不仅可与跨越湘黔的苗疆“边墙”等并列对照，并且还可进一步与周边邻省如云南、四川、广西乃至更远一些的西北、东南的类似“遗存”进行比较了。例如有云南学者郭净将云贵川等地的“傩戏”“傩仪”串连起来，不但找出了贵州“地戏”对云南“关索戏”的源流关联，并揭示了云贵与江西的屯堡建置以及铜仁“傩坛”与湖广移民间的交互呼应与错综往来。如：

置于此例中“关索戏”所在的澄江“小屯”之名，则来自屯兵和移民。其演绎概况大致如下：

由此可见，研究贵州本土的屯堡文化不能就事论事，限于一隅，而需跳出贵州自身的行省边界，将其与更为广阔的国家格局联系起来，继而不但进行宏观审视并且加以跨地比较，方能获得完整理解与深入阐发。在这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学界多学科同行参与践行的“傩文化”、“移民史”及区域研究等课题的开展以来，与屯堡相关的研究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笔者也参与其中的“中国地方戏与仪式研究”计划尤为显著，其组织出版的“民俗曲艺丛书”规模浩大，指涉甚广，至今堪称经典。丛书主编王秋桂秉持中国文化整体观并强调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他援引考古学家张光直的观点，强调“研究中国古代史不能不研究世界史，研究世界古代史更不能不研究中国史”，继而阐明包括贵州地戏在内的“中国民间仪式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即“可以对世界民间文化或人类学作出贡献。”

相较而言，黔籍学者的贡献也不可小觑，例如杨庭硕的《西南与中原》、顾朴光的《中国面具史》以及陈跃红、钱荫愉与笔者合著的《中国傩文化》等论著同样作出显著开拓，汇入了该时期由局部见整体的阐述之列。至于2023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的“中国屯堡史研究”，更标志着这样的总体研究上了新台阶。

作为当年“西南研究书系”中的一种，杨庭硕的贡献，在于将包括黔省在内的西南诸地放入整体中国的框架予以审视，由此展现出由中国看西南和从西南识中国的统一史观。相比之下，在既立足屯堡又跳出其边界意义上，顾朴光的研究体现了学理上的进一步超越。他将地戏“脸子”这样的具体物象由特定的展演场景剥离出来，不但与其他地方及年代的各类面具一道归为整体，纵横比照，并且在更加宏观和抽象层面加以分析阐释。

也正因有了视野的超越和学理的提升，顾朴光才由特定地域的限定中跳出来，得出被人称道的抽象判断与概述，如将面具视为“一种世界性的、古老的文化现象”及“一种具有特殊表意性质的象征符号”。并且由于在历史上被广泛运用于狩猎、战争、祭祀、丧葬、舞蹈、戏剧……面具的价值和意义已不限于屯堡和移民，而涉及更为广泛的场域和范围，因此——

基于上述特点，《中国面具史》受到了格外关注和好评，出版之时即被学界专家誉为“一项填补空白的创举”、“研究原始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力作”。

至于由笔者参与合著的《中国傩文化》一书，则将傩文化关联的祭祀礼仪上升到乡土社会广泛存在的信仰层面，阐述说：

四、世界对照：人类学视野下的跨文化阐释

20世纪40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到达纽约，参观了收藏有印第安“土著”艺术品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那时他已结束在南美部落的考察，但还没因发表《忧郁的热带》而出名。斯特劳斯被展览中的面具吸引，经过仔细观察和深入思考后，他把自己的心得撰写成文，出版了影响深远的专著——《面具之道》。

借助从远古遗存、希腊悲剧、中国周代木雕直到大洋洲和印第安部落文化的纵横比较，并通过将面具与神话信仰、仪式功能及亲属制度等因素相结合，斯特劳斯区分了空间代码与社会代码的异同，强调“面具跟神话一样，连通其起源神话以及二者均出现的仪式”，因此“必须通过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关系才能理解”。

根据这样的认知，斯特劳斯推断出许多惊人结论，比如将人类分为两种：使用面具的社会和不使用面具的社会；甚至说“那些没有在脸上涂绘的仅仅是些在自然状态中苟且偷生的禽兽”。为什么呢？结合世界范围的事例与现象，斯特劳斯概括说：

以此为前提，他得出的结论是：“面具既是人性的，又是非人性的……是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中介。”

列维-斯特劳斯阐述的印第安面具

回到中国与世界的关联。1991年，笔者赴东京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提交的论文以跨文化比较为前提，阐述中国傩戏与日本能乐的异同。其中也论及到两地共同呈现的面具使用现象，并由此延伸至形而上的精神信仰，探讨“东亚文化在‘鬼神信仰’方面深刻的一致性”；提出“‘傩’与‘能’所传承至今的假面扮演就不仅具有戏剧学意义，而且还具有更为宽泛的人类学意义。”

为此，笔者结合对安顺地戏等地方事象的实证考察，将面具扮演的隐含意义提升，阐述了以“我非我”为核心的戏剧本体论。文章指出：

如今看来，也正是在人类学的跨文化视野促进下，笔者才得以在30年前即得出还算完整的看法，能将面具与仪式、表演及信仰结合起来，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现象作比较，将它们命名为一种原型，即“欲望的戏剧”，阐述说：

此外，如若将关注点转向屯堡文化涉及的移民迁徙，同样也会指向从地方、国家到人类的联系与延伸，因而同样用得上人类学的视野及理论与方法。

早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最早关注贵州屯堡遗存的学者便注意到了其中关涉的移民入黔问题，细心一些的还深入到对“调北征南”与“调北填南”的差异辨析。有的论述对移民问题进行阶级区分，认为“历史上统治阶级设屯置堡，旨意是加剧民族分裂和民族隔阂”，与此对照，“屯堡人多来自外籍的贫苦劳动人民，其后代又主要自食其力”，故能与当地少数民族同舟共济，和睦相处。这样的论述可谓已结合了黔学与国学的双重视野，并将屯堡关涉的移民事象引入到政治、经济与历史社会的论域之中，故而揭示出隐含其中的诸多道理。

扩展来看，对于华夏汉人由古而今的迁徙扩散，迄今也已突破地方、行省乃至国界，而成了多学科、跨区域的世界性议题。例如新加坡学者容世诚以当地华人移民的“中元节”仪式表演为对象，进行有关“傩仪”的跨区域研究，并获得既立足本土又连通世界的戏曲人类学见解。著名学者王庚武更是将移民问题放置于中国与东南亚乃至太平洋两岸的交往关联来审视研讨，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例如通过对世界多地华人移民的比较观察，他总结出了该群体由“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世代演变。

新加坡：华人社会与中元节“仪式剧”

另一位人类学家华生（James L. Watson）则借助全球化视野，通过当代快餐物、事的跨文化传播，考察“麦当劳”食品在东亚地区的销售与消费，展示传统与现代、地方与世界的多元互渗，从另一角度提供了外来之“物”（类似于“面具”）与日常之“俗”（可与“傩仪”对比）如何因地制宜而后“落地生根”的参照。总之，这些针对移民迁徙或物、事传播的学术研讨，都在提醒世人一个道理：但凡属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产物，无论物化的屯堡还是人化的地戏，都不但处于地方、国别直至人类整体的内外关联之中，并且无时不刻地都在演绎转变；唯有从微观与宏观结合的视角、加以动态地考察辨析，方可获取较全面的认知。换用本文的观点概括，即应整体地把握好黔学、国学与人类学的三个面向。

五、结语

2023年末的最后几天，笔者和叶舒宪在安顺开会，其间应当地艺人秦发忠邀请，走访了其位于近郊周官屯的“屯堡傩雕博物馆”，还在那里遇见了从西班牙专程赶来研学的青年学子。交谈间获知到此访问的国外人士络绎不绝，大家对该馆的面具收藏及工艺传承的评价甚高。

可见，从外观上看，屯堡是一座连一座的砖石“围城”，其中世居着看似封闭的移民群体；然而无论在动态的历史还是交往的实践中，屯堡的边界早已消隐，其认知与阐释的意义也不仅限于地方和中国，而已融入了交互关联的人类世界。

如今在地方建设推动下，作为明代开疆固土的建置残存，屯堡又转化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遗产和开发对象。在媒体传播的政府号召中，强调要“打造一流的旅游环境，努力将屯堡建设成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结合从埃及“金字塔”到欧洲“古城堡”直至中甸“香巴拉”的重塑与经营大潮来看，这样的打造既是历史返照的结果，也是乡愁情怀的体现，同时还堪称全球连通的记忆资本再组织、再生产和再凝聚。

原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