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扬身边观文坛风雨（上)

郝怀明

       在周扬身边工作的日子里，除了主要从事编辑文集之外，我还有机会得以多次参加周扬主持的文艺界领导同志的碰头会，听他们如何研究工作、讨论问题。经常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文联的夏衍、路石，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刘白羽，作家协会的.张光年、冯牧，文化部的周巍峙、林默涵、陈荒煤、陈播，中宣部的贺敬之、李英敏等，大都是部级领导。此外，我还跟随周扬参加他召开的文艺界的各种座谈会，以及其它有关工作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多次听到周扬以及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使我了解了不少文艺界的情况，特别是面对文坛的风风雨雨，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很受教益。周扬的一些重要讲话和主要思想，在拙著《如烟如火话周扬》一书已有所介绍，这里想就书中没有讲到的或讲的不够的地方，再作一些补充。

一切事物都要放在历史条件下分析

      首先讲一下周扬1979年初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一些重要意见。

      周扬1978年7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部分哲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讨论理论和实践问题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关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意义重大。这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就是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哲学研究》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会，《哲学研究》1978年第8期）在大范围内公开表明态度，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周扬是第一人。1980年9月，他在中央党校作的题为《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思想路线这一场争论，反对两个‘凡是’，是思想斗争，也是政治斗争。它涉及到我们党和国家用什么路线来指导，由执行什么思想路线的人来领导，核心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是这样。”（《周扬文集》第5卷第317页）

      在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谈到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估价问题时，他联系反对两个“凡是”，再次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他说：“所谓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四人帮’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要害就是反对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在‘四人帮’刚倒的时候，他们这样搞，还可以以某种借口，后来，到了十一大以后，小平同志已经出来工作，全党强调安定团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继续这样搞，不择手段，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们说别人分裂中央，其实，首先是他们分裂中央。”“这是很危险的，全党都应警惕。”（《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总139期）

     周扬强调，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和总结历史经验，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放在历史条件下分析。有人说，批判会上没好人，追悼会上没坏人。作为科学就不能完全这样，还是要一分为二，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一切问题离开历史条件来分析不行。有些问题当时是对的，后来情况变了，就变成不对的了，有些问题当时就是错的，这都要具体分析。

      事物是发展的，对什么事物都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放在历史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走极端，防止片面性。这就是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这样，就不会在风雨中晕头转向，失去自我。

        任何事物都有个发展过程，这要作为一个

研究问题的方法论

   1980年7月27日，周扬在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这是我到周扬处编文集第一次听他作报告。他说，我国戏曲已有3千年的历史，没有中断，现在还有生命力，是旧时代的产物，又获得了新生，这个经验很宝贵，带有特殊性。哪个民族也没有中国这样的戏曲，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是那样丰富。希望有一本中国戏曲史，特别是新中国戏曲改革史。他说，任何事物都有个发展过程，发生、兴盛、衰落，曲折，甚至倒退、中断。这要作为一个方法论，拿来研究戏曲史。周扬说，中国戏曲从来就是讲教育作用的，不能一讲“社会效果”就说是“棍子”。在谈到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时，周扬说，不能这个不能演，那个也不能演。各种戏都要演，让它存在，让它发展，让它提高，太忧虑了不好。还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不出社会主义之新出什么？怎么出社会主义之新？我看不要贴标签。社会主义文化应广泛点，写历史也可以，主要是思想、精神、风格问题，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各种形态。他强调，涉及作品思想、艺术风格问题，应通过自由竞赛的方法解决，不采取禁止、权威拍板的方法解决。革新要有勇气，要有失败的勇气。要通过讨论、试验来解决，不通过行政命令来解决。他认为戏曲重在有戏，词要好，主张把旧词曲修养好的人搜罗起来，建立作者队伍。要抓创作、抓队伍、抓刊物，否则讲发展戏曲都是空话。这个报告经过整理、补充、修改后发表于《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后收入文集。以上这些内容有些是整理稿中所没有讲到的，特录于此。

    1980年10月29日，周扬在大文学史编写会上讲话。他说，编写大中国文学史是需要的。中国这么个大国，多卷本文学史搞不出来过不去吧？要下决心，一定要写出来，一定要尽量写好。要求在内容上是空前的。过去的文学史只是汉文学史，现在要给各民族文学应有的地位，文学史要写得非常丰富，是个发展过程，互相影响的过程，要写活，不只是文字要活。文学史的规律怎么找？是从规律出发，往上套，还是研究了很多材料，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单是继承前人总结出的规律是不够的，还应发现、深化新的规律。写出来也不是最后结论，只能要求比过去有新的东西，没有太站不住的东西。完全站得住，不能这样要求，那不可能。要丰富多彩。改变某个规律，要有丰富的材料。总体设计，各章节可允许保持一定的特色。不允许，硬要照一个人的意志来写，实际上也做不到。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精神劳动，自己写自己不能做主，违背他掌握的材料的真实，他就写不下去。理论也是一种创造。要求提供新的知识，新的见解，新的发现。对一个科学著作有这个要求。希望这项大型工程，用5年功夫，磨成绣花针。他强调说，“百家争鸣”，你只是一家。你是权威，也要人民承认。人民也可以议论你评你。集体的，个人的，大作家的，小作家的，都可讨论。这样，精神就解放了。保证学术思想自由，不是最高法律，至少也是重要法律。过去“左”的错误，就是没有学术自由。要保证平等的、自由的争论，有助于活跃学术思想，推动学术前进。

      在这个会上讲话回来第三天早晨，周扬在饭后同我们谈起这次讲话时又说，我们的文学史不引人入胜，思想不解放，政治经济背景和文学发展结合得不是很好，前天我忘了讲了。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像随笔，有艺术分析。泰纳的《英国文学史》讲气候、种族、个性三个特点。还有《十九世纪文学思潮论》，这都是世界有名的文学史。后来，我们就讲经济政治背景，同文学现象没有有机联系起来，不是一个有机体。高尔基的文学史结论有片面性，但他是从一个作家的感受来写的。泰纳的文学史，不是从作家身上找原因，他从种族、气候、地理环境找原因。我们不是这样，看起来比较枯燥。中国南北是非常重要的地理因素，南北对音乐、绘画影响很大。如京派、海派。地理因素成为传统了。地方戏不就是这样吗？要解放思想，不要以为资产阶级文学史一无可取。资产阶级研究文学史得出的结论，封建时代研究文学史的一些看法，都应当重视。

      两次讲话，一个谈话，贯穿着一个指导思想：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

“从30年代以来，半个世纪，主要是‘左’的错误”

    1980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央书记处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任组长，《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在进行，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以统一认识。

      这个问题，全党关注，全国关注，周扬也在深入思考。

   1980年9月27日，周扬在中共中央党校作题为《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报告，集中谈到了他对毛泽东及其错误的看法。我有幸随同聆听。他事先没有讲稿，只有一个极其简要的提纲。报告后由中央党校根据录音整理，我和露菲也做过一点微不足道的加工。只见他思路清晰，条理分明，思想深邃，用语精准，口若悬河，从上午9点一直讲到下午将近1点，若不是午饭时间已过，好像还难以结束。周扬素有党内著名演说家之称，如今丰采仍不减当年。

       他在报告中着重讲了他个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看法，以及对思想文化工作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晚年犯了路线错误，“左”了，形势估计错了，有很大的骄傲情绪，对搞社会主义，主要是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对老同志老干部有猜忌情绪，只能听奉承意见，不能听不同意见，脱离群众，有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他在讲了对什么叫毛泽东思想的看法后，着重讲了对30年思想政治工作的评价。他说，在宣传、文化、文艺、教育这方面的工作中，毛泽东干预最多。所以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和这方面的问题、缺点、错误，都同毛泽东直接的指导分不开。如果说经济工作的主要问题是“左”的错误，那么思想文化工作恐怕也同样是这样，甚至某些方面很严重。他联系自身说：“我这30多年或40年，甚至50年，从30年代以来，半个世纪，主要是‘左’的错误。右的错误也有，主要是‘左’的错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不能不说有些‘左’的错误是执行了毛主席的‘左’的错误的东西。有些错误是从毛主席那里来的，也有许多错误是我们自己的。接着，他着重分析了思想文化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几个表现：第一，30年来混淆两类矛盾，混淆学术问题、文艺问题同政治的界限；第二，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永久化、普遍化、庸俗化，只反资产阶级，不反封建主义；第三，在破和立的问题上只破不立；第四，不是始终如一的、认真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五，忽视文化艺术工作、思想工作本身的规律，忽视知识分子的特点和作用。

      在这个报告中，周扬还就如何正确认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目的和特点，如何正确处理文艺、教育和政治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总结。

       在谈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时，他说，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他着重讲了精神生产的特点：第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创造性的劳动，比较起来，精神生产是具有高度创造性劳动的产品。第二，它同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的文艺、社会科学不能脱离政治，要掌握好它们的关系，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第三，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要强调质量，对于精神产品来说更是质量第一。不单是政治思想要正确，而且艺术价值、学术价值要站得住。第四，任何产品都要经过社会的考验，更重要的是精神产品要经受人民的历史的考验。有很多东西你说它不好，但是经过历史的考验，证明它是好的。可能你认为它现在是很好，将来可能证明它是不好的。管精神产品要比管物质产品复杂一些。

      在谈到文艺、教育和政治的关系时，他说，过去讲文艺从属于一定的政治，我看也不能说错。所谓革命文艺，实际上就是政治性的文艺。现在看来，毛主席所表述的文艺要从属于政治的这么一种说法可能不是很完备。现在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政治，也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文化，比单提一个为政治服务要好。第一，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讲文艺为政治服务，或从属于政治，就容易把生活看成只有一个政治，把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排除掉，而这对于文艺来说恰恰是重要的。第二，文艺为政治服务如果理解狭隘了，容易导致只讲政治思想内容，不讲艺术形式，影响艺术质量的提高。第三，文艺从属于政治，从虚的方面来说，是服从政治思想、政治态度、政治观点，从实的方面来说，就是服从政党领导。要尊重领导人的意见，但又不能简单地服从某一个人。

“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是把人道主义送给了资产阶级”

       在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时，周扬说，在今天世界上，人道主义还是一个强大的思潮，我们过去对这一点估计不够，对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估计不够，对它今天还能够起的作用也估计不够。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是把人道主义送给了资产阶级，都算作修正主义了。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关于异化问题，他讲了经济异化、劳动异化、政治异化、思想异化。他认为，异化作为一个认识问题来看，从人类认识论的发展中来看，它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是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时产生的问题，当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时，异化现象就消失了。克服异化现象，恐怕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要改变这个社会的状况，要改造这个世界。世界不改造，这个异化现象消除不了。要改造这个世界，使得这个世界能够更多地受人来控制而不是控制人。所以，结论还是要改革，要革命。要使人的智力、体力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可以这样说，智力、体力的充分发展，只有改革了这个社会，改革了这个世界，也改革了我们的思想意识才能够达到。

      这个报告，是周扬在党中央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对思想文化工作中多年来“主要是‘左’的错误”，从理论上所做的一次全面、系统、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文艺理论研究会在天津召开了一个人道主义问题讨论会，会长吴介民来向周扬汇报说，会上提交论文40多篇，会议内容包括：人性概念的含义；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异化，马克思主义与人性，人性、异化研究与文艺发展关系。周扬听取汇报后说，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很赞成。我从30年代开始就搞，很惭愧没有建树。下一代还要完成。要自成一家，现在还没有自成一家。现在把人道主义这个被忽视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们的指导思想还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他认为马、恩没有写过文艺上的专门著作，有独立著作的只有毛泽东，但篇幅小，是论战性的，学术性差。在文艺问题上，不论欧美、日本还是我们都有简单化的倾向，忽略艺术形式的重要。对马克思主义搞教条主义不行，资产阶级虽然更精致，但从资产阶级那里找东西也不行。马克思主义是个学派，历史唯物主义是个革命，但也是个学派嘛。马克思主义学派也要分化嘛！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不知有多少家！学术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有多少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如不在自己的民族传统的土壤中生根，根就扎不深。所以一要研究对立面，二要研究传统，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文艺理论课才学得有兴趣。他说，我们这些人，要斗争，要革命是经得起考验的，科学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在谈到人性问题时，他说人性是有的，在阶级社会中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这个争论也不会很大。有没有不带阶级性的人性？把一切都归结为阶级性是讲不通的。他怀疑“人性复归”，认为人性是发展的，人性就是智力开发、体力的全面发展，是革命最后的目的。他再次谈到，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异化现象，是可以克服的。这种异化现象克服了，另一种异化现象又产生了，是人类不断掌握自己命运的过程。现在好多人信教，这还不是异化现象？消除异化就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每一次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都是异化现象的消除。异化可以克服，又不能根本克服。

      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是当时理论界、文艺界正在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周扬非常关心、在头脑中不断深入思索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他在中央党校的那个报告中，虽然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能够展开来更多地讲，但他所表达的主要观点还是非常清楚的，同他在同吴介民的谈话中表述的观点完全一致。想不到，几年之后，当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对这一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详加论证时，却遭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批判。这是后话。

要研究从体制上、制度上保证实现

文艺发展自由、学术讨论自由

      在同周扬的接触过程中，我感到他最关注的、讲的最多的中心话题就是贯彻“双百”方针，保证实现文艺形式、风格发展自由和学术讨论自由，及与此相关的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思想界、科技界、文艺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在他看来，科技、文艺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摆正了党同科技、文艺知识分子的关系，就摆正了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他说，我们讲改善党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改善党同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的关系。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党的领导不是天赋的，只能靠理论的正确，路线的正确，全体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除了这个，还能靠什么来领导呢？

      那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艺工作形势如何估计争议很大，对“文革”前17年文艺工作怎么看，也存在很大分歧。当时刘少奇的冤案还未平反昭雪，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曾说，讲“文艺黑线专政”不对，但“文艺黑线”还是有的。林默涵说，四次文代会报告中没有提文艺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没有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文艺界产生了一些问题。胡乔木说，我们的政策不能用“双百”方针来概括，决不能说思想文化方针就是“双百”方针。群众反映说，“北京在唱‘三国演义’：军队唱‘兴无灭资’，文化部唱‘为政治服务’，文联唱‘双百’方针”。

      以周扬为代表的一些同志认为，文艺界“文革”前17年没有什么“黑线”，主要错误是“左”，“文革”后这几年，在反倾向问题上主要也应该是反对“左”，同时对右的东西也应当保持警惕，并加以解决。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决贯彻执行“双百”方针。

    1980年10月22日至11月10日，为克服文艺界领导层存在的分歧，增进文艺界领导核心的团结，在周扬主持下，文艺界党内部分负责同志开了8次谈心会，参加会议的有夏衍、贺敬之、张光年、林默涵、刘白羽、陈荒煤、冯牧、赵寻、袁文殊、苏一萍、陆石、张僖共12人。

      在这次谈心会上，大家畅谈了对文艺形势的看法，一般都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几年来，文艺界出现了新的气象，文艺创作有很大成绩，涌现出了一批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多数同志认为，几年来，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批判“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批判两个“凡是”和文艺领导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支持青年作家的积极性和创作成果，主流是好的。

      会上也谈到，有的同志对几年来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及在创作实践上所取得的成绩估计不足，而对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青年作者的缺点看得过于严重，如说一些作品是“手淫文学”、“感伤文学”，比反革命文学还坏等。大家认为，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观察文艺现象和处理文艺问题。对于在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中存在的一些偏激的和错误的认识，应加以有效的引导。对于创作中出现的问题，一方面要实行“三不主义”，不要横加干涉；另一方面，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不能过分吹捧，一味迁就。近年来有些中、青年作家批评不得，稍有批评就反感，值得注意。

      周扬在这次谈心会上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保证两个自由，一是文艺风格发展的自由，二是学术讨论的自由。他还强调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在体制上、制度上来保证实现这两个自由。他说，要确实做到允许发表各种观点和作品的自由，也应该有批评错误观点和作品的自由。对待思想和意识形态问题，只能通过互相竞赛和互相讨论来解决，通过群众的选择和社会的实践来解决，通过舆论的力量和科学的说理来解决。对错误的东西，只能是疏导，压制和堵塞不行。在工作方式上，必要的行政手段是应该有的，但主要不能靠行政命令的方式。要解决这个问题，除去思想认识外，重要的还是要从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上做起。

      11月17日，周扬又邀吕骥、张庚、陶钝、华君武等文联负责同志开了一次会，就8次谈心会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传达和座谈。

      周扬在会上说，文代会后一些同志有不同看法，影响到团结，我负责文联的工作，感到很大精神负担，感到不安，有一种责任。怎么对待党内思想争论，如果死气沉沉，那就是工作做得很坏。对党内分歧有几种态度，一种是无限上纲，一种是自由主义和稀泥。这两种传统我们都有，第一种传统时间更长。无限上纲，自由主义都不好。我是无限上纲的，（张光年：你是逐步上纲。）但自由主义多。（夏衍：你是奴隶主义！）苏灵扬经常批评我从不批评人。这倒不是为拉选票。我有一个好处，听党的话。我想，对任何事情都应采取革命的批判的态度，谦逊的态度，总感到自己工作有缺点，感到不足，听不同的难听的意见对自己的工作有利。工作要搞好，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如何对待别人的意见很重要。争论要放到桌面上，不放在背后；要进行原则的争论，非原则的也可以摆到桌面上来。采取平心静气的态度，互相谅解，互相支持，不要互相拆台，互相猜忌。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还是要谅解、合作。

     周扬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说，中心问题是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双百”方针到底能否贯彻下去？我想，必须贯彻下去。这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思想路线是连在一起的。国家的方针是改革开放，我们的文艺方针是国家、党的方针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生命的有个性的部分。国家要采取开放的方针，改革的方针，这是大势所趋。在这个大变动中，只能尽量减少损失，不放，行不通。（夏衍：放，可能出些问题，不要怕，要引导。）怎么引导？我们没有很多经验，按老章程办事办不好，需要学习。学术讨论自由，艺术风格发展自由，这两个自由不能不要。允许发表各种观点的自由，允许批评错误观点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如何搞活？不搞活，不能占领阵地。不能经济工作要搞活，思想政治工作不搞活。形势无非是民主、改革问题。要不要民主，要不要改革？如果认为要，形势就基本上是好的，如果说不要，就会觉得形势不好。他说，改革的原则，就是使文联、各协会更密切同群众、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他说，文艺是疏导的一个方面，眼睛要向上，更要向下，勾通上下。不是说不向上，向下是主要的。在“四人帮”时期，看风向，摸气候。当然要看风向，看气候，但不是“风派”那种看法，要经过自己的分析、研究、思考，向领导反映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心声。对领导，敢于提意见是拥护领导，还是不提意见是拥护领导？凡是从群众中来的情况，值得注意的就可以向上反映。

       会后，周扬就这次谈心会的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最后没有上送。露菲对笔者说：刘白羽不同意。看来，思想分歧太深，不是开几次会就能解决的。

      在周扬看来，最大的问题还是体制问题，创作思想、创作路线怎么搞的问题。

      10月28日，他在听取文联赴福建调查组的汇报时说，人家创办刊物，他愿意同文联发生关系，也不好拒绝。出版怎么搞，也应研究一下。怎么保护文艺干部、作家艺术家，至少可以成为“家”的怎么保护。这些问题，文联要向中央写个报告。他说，最大的问题，体制是个问题，创作思想、创作路线怎么搞，也是个问题。他强调说，你总得有个方向嘛，总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确有一些作品是鼓舞人心，还是使人丧气，是团结人民，还是使人民涣散的问题。鼓舞人民发奋图强是总的方向，这与揭露阴暗面不矛盾。讲假大空，不能鼓舞人心，也鼓舞不起来。不能认为鼓舞就只能讲假话。《假如我是真的》也可以演，有什么了不得！不演也未见得没有好处。演了就说文艺像什么样子呢？新星音乐会，刘炽、李焕之简直非讨伐不可了。音乐再走30年代、延安时期的老路不行了嘛，人民想听轻音乐，你抵制不了嘛。你首先要肯定，群众思想活跃，探索是不可避免的，是好现象。群众在变嘛，要满足群众需要嘛，怎么能说是在反社会主义？

    1980年12月9日，周扬在文联老同志、文联全委会报告起草人会上就作家的责任、文艺的形势、文艺的自由、文艺的改革以及团结问题发表讲话。

      他在谈到作家的责任时说，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就是正视、克服困难，使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不是离心离德。文艺工作者要成为向心力，心向党、心向社会主义。现在离心的倾向很严重。我们要向心文学，不要离心文学。

      他在谈到对文艺形势的看法时说，对文艺形势的估计，不能离开整个国家形势的估计，一般讲不应离开。应该讲二者都是好的，这是基本的。如认为形势很坏，文代会路线是错的，那就是另外一种分析方法了。他从三点来看文艺形势：首先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批判功能发挥了，恢复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我们在相当多的时间，包括17年，现实主义削弱了。如果“文革”10灾难不在文学上反映，将来能向人民交待吗？这是巨大的伤痕，应当反映。至于怎么反映可以研究。长期以来对敌人是批判的，对人民内部是不讲批判的。批“四人帮”，批官僚主义、特殊化，如果在过去，今天的大部分作品都可划为右派。当然有的批判得不正确，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去批判，但批判是对的。第二，题材单调了还是扩大了？哪个好？多样化、扩大了好。他说现在农村、工业、军事、知识分子、老一辈革命家都可以写了。题材扩大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要求。第三，形式、风格比过去要丰富一些了。不管尝试怎样，总要尝试嘛！要用各种手段、方式表现嘛！我并不是说意识流好，但允许探索嘛！人们的欣赏习惯要求变化嘛！生活无非是劳动、斗争、思索，表现需要新手段。对形式可以放手，不要管他，要有更广大的自由。

     他在谈到文艺自由时说，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文艺自由就是如何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当我们没有掌握政权时，态度也是蛮厉害的，拿棍子打人。当我们有权时，应当允许文艺家有更多的自由。多大程度的自由？搞得不好，也会使党灭亡。你保证这个自由到什么程度，这不是学术问题。你要不要保证这个自由，运用这个自由？保证这个自由，就有创造性。我坚决主张毛主席讲的两个自由；形式、风格发展的自由，科学问题上讨论、争论的自由，一定要保证这两个自由。文艺工作者没有自由不行，没有自由就讲假话。自由到什么程度？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要广大得多。但事实上没有多大自由。这是个世界问题。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文艺能战胜资本主义吗？不可相信。他认为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毛主席只讲文艺从属于政治，对文艺潜移默化的作用估计不够，对文艺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认识不够，对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同其它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作用认识不够，一方面把文艺看作被动消极、无足轻重，另一面又把文艺看得积极主动、作用很大，缺乏对文艺的经常的密切的关注和诱导。他认为，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要反对、推翻狭隘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会妨碍文艺的发展，甚至把文艺引上错误的路上去。另一方面，文艺又是有影响的意识形态手段，既不能一刀切为政治服务，也不能一刀切不为政治服务。群众要求文艺为他服务，你不服务啊？对官僚主义能捧场吗？

      他在谈到文艺改革时说，要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要改革。不只是体制改革，还有文艺内容和形式的改革。两个决裂不当，对传统不能决裂，对旧文化不能决裂，对旧思想可以决裂。

     他在谈到团结问题时说，要在团结人民这个大目标下实现文艺界的团结。要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不要打“三岔口”。党内会有争论，要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任何时候都要感到自己工作做得不够。反对剧本座谈会的意见也可以听嘛，气量大一点。

坚持和保护两个自由，不要再回到过去的错误

      前面已经讲到，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在一个月前，陈云讲过，认为在中国现在条件下不会发生波兰事件为时过早，如果我们搞不好，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宣传问题，都可能“翻船”。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重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

       为了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中宣部召开了在京文艺党员领导骨干学习会议。参加这次学习的有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及其所属单位的党员领导骨干。会议开始时有120人参加，结束时扩大到近200人。从1981年2月12日起至4月18日止，断断续续开了3个多月。学习会分组进行了多次讨论，并举行了14次大会发言。期间，还开过两次北京中青年作家座谈会，邀请在京部分老作家开过两次座谈会，沟通会议情况，听取大家的意见。这些会，我大都参加了，没有具体工作任务，就是听会学习。

    2月12日党员领导骨干学习会大会发言开始。周扬首先发言，就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这次学习讨论的中心问题，以及保证文艺自由、学术自由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在谈到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时，他说，经济调整，政治上安定团结，是中央最近提出来的方针，最重大的政策，中央又提出四个坚持，如果动摇就会走到错路上去。所以，我认为应当与中央保持一致，不一致，四化没保证。一致主要是方针路线一致，不是一切一致。他说，要重视中央领导同志对文艺的批评，不符合事实的可以说明。影片《太阳和人》争论大，一种意见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应重划右派；一种意见认为是中外好片子。我们采取什么办法？禁演容易，我们不采取这个办法，和作者商量修改。白桦是有才能的。若拒绝改，那也没什么。《假如我是真的》，作者不改，就算了嘛。台湾要拍电影，也没什么了不得。

      在谈到这次学习的中心问题时，他说，我们从三中全会以来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还是违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还是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要旗帜鲜明地回答。如没执行，违背了，我有多少责任，提高一点，是路线问题。我多次讲过，不提路线为好，有的问题发展下去会成为路线问题，有的不是路线问题，不赞成任何问题都要提到路线问题上来。我认为基本上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基本上是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文艺界基本上没有被“四人帮”打垮，没有被收买过去。为什么是“基本上”？头一件事是批“文艺黑线专政论”。“文艺黑线专政论”批开了，说是“专政”可以取消，“黑线”还是有，这仗不好打咧！因为那时刘少奇还没有平反，“黑线”也不能平反。张光年同志表现了他的勇气，向“文艺黑线”论开火。后来强调艺术民主，“双百”方针，文代会后是强调“二为”，社会效果。我们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路线，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扶植新生力量。我们执行得不好，对有些错误的言论、错误的倾向批评不够。默涵同志不少意见是对的，看到了不好的倾向。对错误的倾向，当时没有及时指导，是我们的缺点、错误。我是为“伤痕文学”辩护过，默涵也没有反对“伤痕文学”，但对“伤痕文学”的估价上我比他高一点，有点差异。如果对这么大的历史灾难在文学创作上不予以反映，能想象吗？将来还是要反映的。

      在谈到保证两个自由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时，他说，有同志不赞成我讲两个自由，我还是要强调坚持两个自由，保护两个自由，同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下面有自由化的问题，就领导来说，主要是简单、粗暴或放任自流。他对当时社会上议论最多的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及王若望的文章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赵丹是有贡献的艺术家，他已经去世，就不必批评他了。他的论点是不对的，说没有党的领导，反而出了鲁迅、郭沫若，现在出不了，这是站不住的。王若望把陈毅同志当时针对某一种现象讲的“无为而治”当作普遍原则来宣传也是不对的。该禁的还是要禁。审查制度还是要，问题是谁审查，用什么标准审查。审查权集中在文化部、宣传部不适当，要放在出版社、电影厂，由它们负责。

    3月13日、17日，陈荒煤主持，在沙滩中国作协防震棚里召开北京中、青年作家座谈会。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苏叔阳、张洁、王蒙、李陀、田芬、从维熙、邓友梅、赵梓雄、中英杰、谌容、林斤澜、张锲、刘心武、邢益勋、苏宇。

      大家在会上动情地说，我们这些人是和三中全会血肉相连共存亡的，没有三中全会就没有我们。北京绝大多数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中全会精神的，成绩是主要的。出了一些不好的作品，应该开展健康的批评。

      苏叔阳说：电影有商品化倾向，瞎编硬造，脱离生活；有“左”的倾向，打棍子、戴帽子，思想解放不够。现在存在一种抵制三中全会的势力。改正缺点是必要的，但不能借此否定成绩。怎么能说经济上反“左”，文艺是反右呢？

     联系当时对白桦的电影《太阳和人》（《苦恋》）的批判，会上许多作家谈了各自的心情，成为会上发言的中心内容。

      从维熙说：《太阳和人》我没有看过，现在有打倒的趋势。右派280个，难道都想打倒社会主义吗？千万不要重复过去的道路。我们想把锅修好，不想捣碎锅，踢开亲娘换个后娘。我50年代是歌德派，现在还是歌德派，但不能面对大量的社会问题搞轻松的东西。搞虚的、假的大跃进作品有没有社会效果？歌颂也可以产生不好的社会效果。

      邓友梅说：中央和市委没有想把这次学习搞成运动，但市里开始学习头几天，我还是很紧张。个别领导背着我们整我们的材料，我感到来势不善，等着交待。来个反右运动不会了，但一声令下各种战斗队还是可以成立起来。我们要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报上也要说说我们文艺界做了些什么好事。

      赵梓雄说：最近北京人艺上演《谎祸》，有个50多岁的观众到后台责问：你们吃了人民的饭，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就是60年代过来的，那里饿死过人。到了作家需要支持的时候了，物质的、精神的。今天的会很好，我们有说话的地方，气壮了。这就是支持，批评也是支持。（周扬插话：《谎祸》我看过录像，责备地委不对，中央也有责任。不单是讲假话，主要还有个“左”倾路线，归因于几个人讲假话不够，要把“左”倾路线写出来。确有感人的地方，但这样写大跃进不够全面，是可以改的。）

      谌容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文艺界是补锅派，应看到这些同志是特别拥护三中全会的。现在有些同志有些伤心，心有点凉，这几年忠心耿耿干事，老是说不对，激情没了。缺点要疏导，不要压。要空气比较好，适合写作，不要提心吊胆。现在混乱不是来自文艺界，文艺界恰恰是支持三中全会的。不要规定写这个写那个，我都不知道明天写什么。

      林斤澜说：我个人没感到紧张，但情绪上比较沉闷，主要问题是下一步往那里去，怎么走。我们最怕是循环的东西，有些东西不写也可以，但是不是这么一来，又走到假大空那里去？心里也不紧张，大不了怎么，每人都好几次了。卖力气出点毛病，总比不卖力气好吧？参加这次会感到领导是了解我们的。怎么弄，有点争论。我回答：本着本行的规律弄本行的工作。一、假的不弄；二、艺术上太粗糙的不弄。30年探讨艺术规律少，政治争论太多。

      刘心武说：这几年文艺取得的成绩是讨论问题的前提，如不清醒，就会又能来一个《五一六通知》，最后追到政治上的责任，再作假检讨。中央最好搞一个文件，肯定成绩，呼吁开展正常的批评。

      周扬在会议结束时针对大家的担心强调说，再回到“文革”，再回到1957年，这是不可能的，不应做出这种结论。中央三中全会路线是不会变的，听到各种流言蜚语不要受影响。历史会有曲折，斗争会有，但大方向不会逆转。他说，对白桦的《太阳和人》，有的同志有很尖锐的意见。文化部已提出修改意见和作者商量。修改之后，也可能人家还是不满意，可以批评嘛。我们采取这种办法，比较麻烦，但比禁演好。不扣帽子，商量，平等的态度。不搞少数服从多数，但经多数讨论总有好处。他问：今天的会讲了百分之几？（有同志答：30%。）我相信你们是有意见的，文艺工作我有责任。大家的意见很多很好，大概是真话，有保留的真话，表达了对党的感情。现在是有个问题，好几个同志提到把三中全会与四个坚持对立起来，用四个坚持否定三中全会路线。反三中全会还是一股势力，对这股势力不可低估。这不一定全是“四人帮”的势力，还有官僚主义的势力。另外，还有自由化。他回顾历史，不无沉重地说，我们生活的时代可以说很幸福，但也经过很多挫折。“五四”时代的作家已经不剩几个了，中、青年作家已是文艺界的主体。你们经历了1957年，中央、毛主席有错误，反右扩大化，我自己有责任，批右派的观点基本上错了。“四人帮”批我右，实际上我主要是“左”。我批刘绍棠、刘宾雁、艾青等，错了。发挥毛泽东思想我最多，也有发挥错了的。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写得很好。他强调，要爱护人才，尤其是文学艺术、科学人才。文明的标志是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有很多科学文化成果。父辈有义务了解青年一代，这是神圣的责任，青年人也应该了解老一代。特殊化、官僚主义要反对。怎么反对，有个立场、方法问题。他说，青年人容易骄傲，我年轻时也骄傲，不然为什么和鲁迅的关系搞得不好？（众笑）青年人有见解，不同凡响，人家说你骄傲，你不讲也可以说你骄傲。有的人顺着领导讲，受领导喜欢。我诚恳地劝告你们力戒骄傲，要有谦虚的态度，注意听不同的意见。他鼓励文学家要敢于写现实的社会矛盾，要有这个勇气，卷入矛盾中去，站在正确的方面。写了作品，出点毛病，就不敢写了？还是要大胆地写。他还希望作家不要满足于现有的生活积累，要有个基地，找个联系点。除了一个固定的生活基地外，还要自由流动，自由结合，组织上也可做一点引导和帮助的工作。他说，掌握艺术规律，对作家来说就是要“流动”起来，要多看书，看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现在是四代作家了，革命经验超过了老的，但读书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书读多了，骄傲就少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