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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兵女兵》王培静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本小说集精选了作家的37篇军旅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尽情书写和描绘军人的精神世界和别样生活，歌颂英雄，赞美英雄。
作品内容丰富，文字生动流畅，情节感人。
一个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从中透露出的都是几代中国军人那种大公无私、为大家舍小家的高尚情操，以及军人之间的浓厚感情。
通过军人这一特殊群体独特的生活视角，反映出军人的独到感受和多味人生。
王培静的小说，生活气息浓厚，朴实的语言中，亦不失风趣幽默，使读者读起来并不沉重。
他的小说语言，不温不火中带有力度，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作家简介
王培静，中国作协会员、北京小小说沙龙会长。曾获冰心儿童图书奖、金麻雀奖等。1982年至今在《小说选刊》《中国作家》等千余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三百多万字，有百余篇作品被选载，并入选国内外各类选本及试卷，作品被译成英、日等国外文字。出版有小说集《秋天记忆》《军魂》等2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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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恩鹏
王培静是军旅作家，以写作短篇小说为主，且在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获得了许多军内外奖项，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或考试题、有作品被译介到了海外。多年前，我在诸多刊物和报纸上读到他的作品，多年过去了，他依然在短篇小说的领域开拓耕耘，特别是小小说更是成就卓荦。诸多作品灌注“英雄主义情结”，也是他的创作主体和价值取向。在部队，在军营，在现实生活中，他仍以军人来要求自己，既便与文人的交往上，也是大度和慷慨。在我看来，慷慨者不仅仅体现优秀的人格，精神和灵魂，亦属不凡。短篇虽说短小精悍，却能以小见大。我在王培静的作品中，更多读到的是大气和情怀。
《没有名字的小英雄》叙写的是一个小英雄的故事。“成长”是一个话题，但是“如何成长”则是课题。历史故事的讲述，需要在特定的时间里进行。小说直截了当，以一个孩子为部队“送信”进行讲述。封锁的路上，机智的孩子与日本鬼子对抗，小英雄名字不详，大家只知道他叫“小兔子”。战争中这样的孩子何止一个呢：雨来、王二小、张嘎子等等，画面感强烈。反映部队艰苦的《一碗泉》，虽发生在并不久远的当代，却有厚重的历史感。是作家当兵时经历的事。水的珍贵、人性的辉光，在特定的大漠环境里映耀。新兵是一个来自南方城市的小伙儿，突然来到一个苍茫之地，心灵有着相当大的错位，也因此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都需要经历一番磨砺。“营长的讲述”（南方新兵的抉择）是小说复调的一种。一篇短之又短的小说，以复调结构来写故事，着实不易。经历即是现实也是历史。以一个简捷而不简单的故事来架构故事，或许是小说家有意创造了一个艰苦环境，带着对自身精神所能承受的追问，给人带来的，将是怎样的心灵兑变就不言自明了。王培静有大量的军旅小说文本，而军旅小说又极易陷入一种高大上的模式，但王培静似乎有意避开了这些。
《最美女兵》一开头的写法有强烈的画面感，语言风格也是独到：“快黑天时，车子向前栽了两下，停了下来。轰了几下油门也不管用，气的司机小李直拍方向盘。鲁队长说：我下车看看。”一连串的动词，让情境中的人物瞬间生动起来。鲁队长是一个有着多年军旅生涯的女兵，却似男兵那样生龙活虎。女队长、牺牲的父亲、昆仑山、青藏线，故事以现实进入，再以“逆行的时间”返源。王培静有意无意地将小说结构性叙述带入了时间的正反轴线，如同卡尔维诺所说的“时间正”与“时间负”，或者“零时间”来结构故事本身，亦即：在两个隐藏了的思绪中悄然回到了原点。时间负：当兵的父亲。时间正：当兵的女儿。小说轴线由此向左右两边展开精妙结构。结尾时小说家用三个字概括了时间的酷烈感和人的奉献力量：“昆仑山会记得她，青藏线会记得她，所有在线上呆过的官兵都会记得她。”
写英雄是需要勇气的，王培静注重的是讲述。以平实的讲述，证明非凡的人性存在。对“英雄”的理解，当然也与众不同。如同巴勃罗·聂鲁达所阐述的《英雄》：“我发现了我的英雄，正好在我去找寻他们的地方。仿佛是我把他们装在我的忧虑里。起初我不知道怎样识别他们。如今，熟悉了生命的布局，我已经懂得给他们赋予本来没有的性质。可是我又发现自己被这些英雄压迫得太累，只好放弃他们。因为我现在要的，是在横逆之下佝偻的人，是挨了第一下鞭子就尖叫的人，是把人生看作没有阳光的潮湿地窖、不会笑的英雄。”这大概就是王培静小说文本所能诠释的“英雄情结”之旨要。英雄，可以是平常人，可以是那些默默无闻、在荒漠和边地奉献的战士，可以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师，等等。
因此，在小说家或诗人的心中，“英雄”或自有另一形象。也是作为小说家王培静，亦如聂鲁达“我发现了我的英雄”那样一种独立的思考标准：与以往约定俗成模式不同的形象。王培静的“发现”，有独到之处，他不做概念解释，只以叙事来进行求证。到底是高不可攀的，还是要有“国家模式”？如果那样，就离大众愈来愈远了。“神化”只能让人望而怯步。人们还是希望，能够近距离、触摸得到的“英雄”和自己相似的“在场感”。打碎“英雄”固有模式，写那些有血有肉的平凡世界里的英雄，这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该如何界定英雄的标准问题。那离得太远的，并不会印证心灵里的真切的标准，知道痛肤的生灵而不是一种雕像式的英雄。在作家笔下，“英雄情结”与“英雄模式”，有了契合之所在，也在文本里做出了最合理的诠注。因此只有这种平凡的英雄，给人以灵魂的灼痛感。
《战神》《寻找英雄》《生命的延续》《在一起》等写的是历史，却有对现实社会的映照。在小说家这里，创作的本体思想，是要以灵魂来依附的，有时候，也是疏离和抵抗现实世俗世界对价值本体的疏离带来的社会问题。历史需要被记住，更需要发掘和打磨。让属于金子的东西呈现出来。不无叹息的是：身处这个飘忽变幻的多元世界，一些人早把心灵和精神丢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心灵的荒芜和“精神无根”的漂泊。人的一生就是一条河，经历无数跌宕起伏，精神体验几乎占尽了一个人一生的全部。对于小说家来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内心深处有着对生命的冀望，他就不应轻易言败，他要以他所设置的人物，去抗争，去争夺。
《笑容》写工作责任。退伍战友与退伍战友的“相遇”，都是责任与责任的相遇。美好的人性与美好的人性相遇。叙述平静，而且故意留白，最后给读者以想象。采用的是“零度写作”的理念。写作最主要的手段是平静叙事。平静的“零度写作”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在小说家这里，摒弃不必要的连续详写，也不用多余的形容词和夸大喻指，去掉了所有修饰成分、说教、景况叙述和追求隐晦，将平静的形态融入言说的情境，从而使文本耐人寻味。
王培静的创作文本，大都依附于人类精神的高格与灵魂人性的伟岸，他有过三十余年的军龄，对营盘熟悉，对军人熟稔，对军规军纪等有深刻的感受，也因此，写起来得心应手。情境设置、场景描摩、人物配位，都立足反观“现实存在”这个基点。由此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话语语境，围绕军队以平实笔法叙写。虽然一些故事隔世，但仍栩栩如生。《本色》和《退伍军人亚强》故事虽然有些司空见惯，但叙写的方式不同，所获得的意蕴就不尽相同了。也全然打开或找到一种能够“走出来”道路的可能性。熟悉军旅生活、特别是对军旅人物的细节描述，是直觉的感受也是精神世界的一次次探求所得。因为只有心灵的丰富才是作家必备的品格。王培静一直坚持，努力让作品异彩纷呈起来、玲珑立体起来。
王培静有主题性创作，多以军旅题材或者战争题材为主，或对生命自身的省察，或对人类整体精神价值的寻求，或对人性的关注，或对社会大事件的叙写。归根到底，是要以灵魂去抚慰一种柔弱（如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触碰一种坚硬（如对强权的对立与揭批），但都是要以灵魂作为先导的。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生命理想”。也是由作家本人所描述的精神世界时的客观反映。它衬映的，是审美的主体创造。是审美主体的“镜像体验”。但是，怎样能与客体联通、达至和谐应答？我认为须有一种存在的实物作为第一主观存在，而后才有与之互映的虚幻的镜像存在。它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小说的喻指，该由创造它的作家承担。但小说文本又很难让话语拥有多个意义。旨题的内涵主以强化生命精神为指向的。如《完美策划》先写过程，再道出原委。表弟“策划”的一段完美婚姻，成全了表姐和连长的美满结合，是一种善。生活中常常有这种人为的设置秘密，以小说来表现，更令人信服。
《拾荒人的梦想》“拾荒人”的讲述，道出退伍军人的窘境，拾荒人心存“希望小学”理想。普通人的对饮“在场”叙述，让小说有了现实感和真实感。“望着面前的祥春，我还想到：芸芸众生中,有的人穿着体面干净，心里却很脏；有的人穿的脏点旧点，他的心灵却干净透明，像我的这位祥春朋友。”也是小说呈显的主题。记忆叠加在了似曾相识的认知上。人性善的力量，在一则超短的小说中呈显了出来。果然，镜头与镜头叠加的拉近与拉回的情境：未露面的退伍军人、小青、现场的拾荒人、我，情节简单，人物明暗，却是非凡。
《最后的微笑》写一位病入膏肓的老教师临终心愿。女儿小倩、学生张小柱、教师职业，理念是以承继事业为先导，从失望到希望，临到最后做为母亲的老教师露出了安详的微笑，叙写了一代人的心灵梦想和希望。给人以醐醍灌顶之感。英雄与英雄，张育仁也是英雄，甘愿在大山里的希望小学从事一辈子的教师工作。“育仁”，寓意“育人”也。小说的套盒结构巧妙，张育仁的山区教师这一个“结”是最后揭开的，但没有展开，留给读者的，是对他的想象。“还钱”与“编书”也是到了最后点到为止，就像高明的画家的留白，给读者的想象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英雄”不是某种模式认定的那种标准。《小城人物》《他们仨》《将军的爱情》等等都有这种“镜像体验”感。小说家在文本中，即是战士，也是将军，更是小城的普普通通的人物。“身份感”融入了文学作品的人物身上，这是作家必备的“内视”感，从而也会让小说变得有滋有味儿。
小说家不仅仅限于故事的叙述，更多的也应该对设置的“悬疑”进行“解密”。《藏在手机里的秘密》有一种“玄化”色彩，从而道出了人性的善美。发现手机的信息到寻找到交回旧手机给原主，佐证了人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美好。天地大化，生生不穷，人生知善，是所有人应有状态。惊诧、伤感、惆怅，都是对精神品格的赞颂。借一个“存在的”地方表达出来。这篇精短小说是个体的、整体的，考验人性，求真生命的真挚情怀。在黄钟毁弃瓦釜齐鸣的社会里，我们的身边，却仍然有着纯正操守的价值观存在。虽然人文意义的精神性质，逐渐式微，但却存在。作家的冀望即是小说的主旨，亦成了匡扶价值体系崩塌的根本。因此，在我看来，文学需要的是“意义化写作”，不论什么内容，不论什么体裁，都应该秉承这一理念。然而，强调“意义化写作”本身又是一个双刃剑。话语呈显意义，又不能让读者感觉出的刻意而为。说话、沉默，揭示、倡扬等等，都是。它是作家理念的自由流露，不夸张、不做虚无的张扬，必须对自己的作品有预见性，从而让作品有清晰的主题。《借条》有着令人拍案叫绝的“历史镜像”的体验感。一场大火，一只小罐子，两个“欠条”。大火（现实）与欠条（历史），就这样勾连在一起了。解放前作为大家族的保长和维持会长的爷爷，与红军、八路军的联系等等，全在两张“欠条”上了。穿越了历史的小小纸片儿见证了历史存在。现实也并没有让爷爷失望，最后有公正归属。它所言说的，不是非凡的欠条而是历史的公允态度。也因此，这个小说有着非凡的魅力。还有《帆布包》的最后那枚钻戒，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设置，从而解开了为何主人到处寻找的秘密。如果说王培静一些小说有着类似汪曾褀的叙事，但他的“另类”文本，却令我拍案叫绝。比如《失密》更带玄幻色彩，作家将时空移至160年之后的科学实验，那只鸟非一般的“鸟”而是一个“密探”。天文学家及家人对“鸟”关爱至微。人性之善忽略了对鸟的怀疑。全篇没有一个字揭露什么也不露出什么可疑痕迹，但是小说的结束，却意外地发现辛苦了毕生的天文学家的研究最后结局却是一场“论文失窃”，也从此揭开了“鸟”来访的秘密。小说有着博尔赫斯所设置“谜圈”的意蕴。
设置与被设置，阅读的“区隔”效应显现，这是帕慕克的小说创作理念。帕慕克在《天真的和伤感的小说家》中认为：“小说中每一个新词、每一个物品、人物、主人公、交谈、描述、细节、语言和文体的每一种属性，叙述的每一次转折都隐射并指向某种没有直接显露的东西。”“总体景观里的每一个特征、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都是饶有兴味、令人着迷的，因为在其背后隐藏着意义”。事实上，“其背后”对于小说文本来说，至关重要。当然取决于小说家的倾向性预谋了。也就是说，“意料之外”恰恰是优秀小说家吸引读者的根本所在。在小说家这里，内心的“镜像体验”非常重要，想象的空间阔大无穷。短篇小说或者精短小说更要注意收放自如。故事节制更能体现作家非凡功力。万事万物的存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原象的意义群，这个意义群的存在，是相当深厚的，也是深广的，那些定义了的或者没有定义了的，都是一种存在。只是，需要我们的感知。而感知“物象”的存在就是审美。而当语言作为载体来承担表述的功能时，那么意义就生成了。
比如表达美好的《羊》：“回到家，除下地种地外，下午放学后或星期日，她就把电视搬到屋门口，她和女儿各搬一个小凳子，坐在院里里看电视，不知从那天起，家里的三只羊，六只鸡也过来凑热闹，它们学着主人的样子，或蹲或坐，静静地呆在她们身旁，眼睛出奇地盯着电视屏幕，有时主人看高兴了，就笑出了声。它们好像也看懂了似的，也会跟着‘喔喔喔’、‘咯咯咯’、‘咩咩咩’附合着叫几声。”三只羊的丢失、三只羊“换”回来十几只小羊羔，不能说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成过程。这种在现代诗歌里所运用的意象，在小说中也运用得自如且真情。《谁不愿做只飞翔的鸟》少年在憧憬中成长。在山顶之上，几位少年看到的是不同的人生景象。外面的世界，也是精神世界，每个少年的内心都有着这样那样的梦想。《和一个叫时间的人对话》，通过主客“对话”与“回答”，道出故事本身，也是人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时间决定一切。遵从时间的人，也同样被时间所赐福。小说结构方法是巧妙的，以“时间”来结构故事、决定其走向，也牵引出绵绵不尽的话题。有如讲述一个人的经历，“时间”毫不留情地将“问者”的问题全部预以解答，甚至准确无误。纵然忘记了的事情，“时间”也会记得清清楚楚，毫无疑问，是时间记住了我们的所有的人生行踪。“追忆逝水年华”其实也是在建构我们曾有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时间说：我们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有些人拿大把的时间去玩乐，有些人拿大好的时光去挥霍。到最后，后悔的还是自己。”对于小说文本来说，作家的思想更多的，是一种“镜像体验”。有如司汤达所说“沿途携带镜子行走”的过程。这个镜像体验的过程在小说家这里，尤其不能忽略和轻视。“镜像体验”同时也是时间性的反复观照与猜想。时间在博尔赫斯的文本里可以说是应用自如，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本里，也是多多的运用。历史时间，现实时间，当下时间，随手拈来，结构了小说的叙写态势。小说这利用文本阐示柏格森的心理时间理论，以情节和叙述的冷静抒写，来证实这种跨越了小说文本的写作，有着相当重要的因素。
王培静在小说里运用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已然成为他的文本特色。以此理念叙写文本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要胜过一大堆溢美之词藻堆积。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于文本中运用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掌握得恰到好处，能让作品轻捷灵动。比如《承诺》的开头：“这天，是村西周老爷子出殡的日子，在送行的队伍里，一位穿着绿军装的人格外引人注目。”“有个年轻人说，他家老大不是死在南方前线了，难道当年没死，又回来了？”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的心。死与生，生与死，悖论的词汇，让故事有了期待。丛会江对周正宝的情谊、对周的父母的关心照顾等等。情感沛然、饱满。令人感动非凡。平凡的世界的平凡英雄，是不需要搞一种喙头的。这种内容在许多的军旅小说中一度出现过，但味道又有所不同。这是小说家内心明晰的，他将英雄主义作为一个大的境界来抒写，通过肉体与灵魂来写生命的神性，写精神境界对他人的心灵澡雪。以及写汶川地震的《天使的翅膀》，写出了人性的光辉。以独白抒写，将寻常事物赋予神性，通过时代的现实，激活想象，让逝者像活人一样，能听到、能看到和能说话，幽奇与怪诞，以夸张的喻象出现的文本。
《守墓的老人》写一个老人在海边捡到一个刚生下的女孩儿。孩子的身世不同，叙写的味道有人性的光芒。日本失孤的孩子、守岛的老人、两个烈士的墓，人性与人性的考量在此展开。人性的发现，是保留了人本的客观性的发现。镜像的审美体验，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有益于小说文本创作的。如同制作一件陶器，陶工必须内心有着一个陶器的样子才能成之，也许小说情节是他看过的或听到过的新闻故事预以加工的。又无数次经过思维变形加工，再用小说的情节把它表现出来，让这件“陶器”的意义得以凸显，这就是经验性的文本创作。
《爱吃饺子的那个人去了》是一种生命悲情，读之心灵震撼。对于一个人来说，坚持是一种信念，等待是对生命的祈求。但是，躯体逝去了，灵魂却得以永生。生命的坚持与放弃都是有来由的。这与安东尼奥·达布齐小说《暴风雨》设计的贝雷依拉的“坚持”一样。同样是梦想，同样是对现实背负着“改变”的重担。作品所担负的绝不会是简单的故事叙说，更应是精神品格的高洁，更应是抒写人性的美好与灵魂的卓荦。
还有诸多文本中出现“鲁一贤”这个人物，比如：《善良无价》《藏在手机里的秘密》《决定》《女兵的秘密》《失密》《前方后方》《两张面孔》《真相》等等，“鲁一贤”是作家有意设置的人物。一个善美的群像化身。鲁，山东之地；一贤，一位贤美善良的人。以小说文本接续美好、呈现美好、阐述美好，小说所能构建的审美意旨当然也就不言自明了。对于山东人的王培静来说，地域故事随手拈来，再比如许多关于“鲁西南地区”作品《尊严》《醉人的秋风》《在一起》《吃豆腐》等等，是回忆“片断”也是生命乡土的整体历史。回忆“视角”对历史来说是必要的。人物明澈，故事明澈。清晰的脉落，读着不累，是王培静小说之特色。有想象，有寄托，有“所见”（现实经历），有所“不见”（历史记录）。憧憬与遐思并存。那些不同凡响的“神性”英雄，触发了他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本能接近，从而发现那种无声的、出没于脑际的“英雄”形象。亦是梦境般的奉献者。对小说文本的打造上来说，也肯定有所帮助。题材纷杂：一个情节，一个旅程，一个思考，皆可构想一个小短篇故事。
《不速之客》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小说，读之令人忍俊不禁。也可以说是一个玄疑小说，郑局长的廉政与窃贼的伎俩，故事的反转与平静的叙述，紧紧抓住了读者。有如博尔赫斯小说设置的情节。博尔赫斯的作品受到不同文化遗产的影响，跨越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不了解这一背景，就很难理解他的创作思想。博尔赫斯的独特之外，在于他能把时间和空间当作作品的主体，而人则成为客体。有些隐性的战争小说体现的，即是如此。同样的题材，在作家这里，予以不同的处理手法，置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并置换于空间时间，就能有所创新取得效果。作家的小说，就是对世界的看法。高明的作家，定能让读者有所惊异地在文字中发现先前从未觉察的事物。那些事物，其实是具有精神性质与指向性质的。
文学的终极意义在于个人经验的丰富。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是与他多年在精短小说的开拓上的因素相关联。我读博尔赫斯，对那一座“曲径交叉的花园”所进行的言说实践，充满了极大的兴趣，这部将之定位为“小说”的作品，通篇文字充溢一种神秘力量，它超现实又依现实，随思维阐示一种心理场域。那布满了镜子和时间的迷宫的文字，有如一座曲径交叉的花园，让我随时沿思想的流水不知不觉于某一处找到它的出口。这个出口，更适合于梦幻诗人（不是小说家）的言说。我想，短篇小说难写，其实更难写的是精短小说。故事的“出类”设置最难。《没有发出的短信》《情书》《钥匙的故事》等等，都是如此。但我们不要总是把文本分析得过于精细了，它其实也是一种生命本体在心理场域的言说。当然，时间、梦幻、迷宫等虚实结合、神秘莫测的事物，是博尔赫斯小说文本的特点。既有“一切皆流，一切皆变”的辩证思想，又有“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唯心史观成分。擅长把抒情与叙事、眼前与长远、激动与理智、思考与感情等相反相成的因素熔于一炉。也因此，成为玄学，成为互渗互透的故事本体。现实主义创作探求的是人类的生存问题。
由王培静的小说创作而想到海明威的写作。同样的坚持，同样的心态。海明威有“冰山理论”谈小说创作。就是说，小说的文字少量，可能只露出海水一部分，大部分的冰山还是在海水之下深之又深的地方，指的是小说创作“没有道出的”思想意蕴。对中国作家影响巨大。比如他的《老人与海》是一部精神赞美诗，抒写人与大自然的精神搏弈。老人桑地亚哥在大海的狂澜里追逐一条大马林鱼——其实他是与整个大海作战。一个渺小的不能再渺小的生命，最后是如何战胜鲨鱼、海浪与风暴的？答案不言自明：那是他的灵魂和精神，战胜了他的肉体！从更深刻的层面上讲，是通过追赶大马林鱼和与大鲨鱼的决斗，是“自我认识”的过程，是整个认识整个人类的过程。海明威是现实主义的英雄，老人桑地亚哥是被海明威“符号化”的英雄。小说家营造的是一种画面感，将“在场”的对话，变为抒写人生沧桑的“实录”，从而让故事情境更为真实。结构的处理上往往是“一镜到底”。在王培静这里，传统的叙写模式虽然不算新颖，但往往却能以朴实取胜，从而让时代主题得到有效验证。在今天，“别处”可能理解不同——在高速发达的信息时代，“别处”可以说已经不再存在了，整个世界趋向于变得一致。这种状态对于小说家而言，文本考验又是多么的艰巨！
柏格森认为文学创作是从一种模糊但又是从整体的直觉出发的，随后通过分析和接触逐渐发展起来，从而达到最后无限丰富的新直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创作总是从对整体的“直觉”开始的。其实这句“创作论”很是耐人寻味。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的区别在于单行线的发展与多行线的发展。但在卡尔维诺那里同样将一篇短小说写成如同长篇小说的多行线。陀思妥耶夫斯基上岛的时候，所遇见的人物也是多种多样。人物的设置与故事结构是成正比的。小说即是生活，斑驳芜杂，多种多样。王培静在这方面做的尝试努力是非常出色的，他的小说文本内涵从某种程度映显了作家确立的创作原则。而只有强劲的灵魂才能与命运进行对抗，并能在对抗中坚锐抵进，或也是小说创作意旨所在。每个人都应有苏格拉底式的“反省的生活”，也因此决定了其精神高度与向度。在我看来，无论是短篇小说写作，还是小小说写作，或者微型小学写作，其实并没有题材的大小之分。塞尚画苹果，就创造出了不朽之作！以卡夫卡为例，用魔幻的行文就能创作出一种对现实完全革新的故事视角，还有胡安·鲁尔福、奈保尔、皮格利亚，以另类视角打造的小说文本总会出乎意料，这难道不是小说家们所要追求的吗？因此多年来对在短篇小说创作有着令人瞩目成绩的王培静来说，最好的回馈或许就是坚持不懈的探索，从而不断开拓出新。不懈的坚持对自己来说也一定会有大收获，天道酬勤，这是亘古不变的法则。相信未来小说家王培静能写出更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佳作！
2022-08-18北京
原载2022年12期《解放军文艺》
评论家简介：黄恩鹏，笔名：地黄、麦黄。满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非虚构散文《到一朵云上找一座山》《撒尼秘境》《阳光陪伴成长》《边地笔记》等、散文诗集《过故人庄》《时间的河》和理论研究专著《发现文本》等图书。获教育部颁发的第3届全国高校社科核心期刊优秀编辑奖、首届中国散文诗大奖、中国散文诗理论建设奖，以及刊物年度诗歌奖和年度优秀评论家奖等。诸多非虚构散文和散文诗作品收入各类出版图书。担纲大型文化专题片《文化长城——康乾盛世与承德》和电视片《团团圆圆的故事》文学统筹等。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