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终于走了，就在今天，2023年的最末端。作为孝子，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达到她最后的一个愿。

半个世纪了，一次聚会，一笔人情，一碗鸡汤，居然深入到记忆的灵魂。那是寒冬，那是暗夜，那是同乡学友的生命之烛光。

一篇朴实的散文，站在了很高很高的层面，一位老人，悠悠万事，为什么会此念不忘！

请欣赏作家梅赞的悼念母亲的新作。

母亲的最后一个愿   （散文）

梅赞   中国作协会员   红榜作家

母亲病重了，且有点糊涂。因而，有时说话，我就敷衍地嗯嗯几声，算是回应。这天，母亲躺在床上，和我说着话，突然冒出一句:你给我找一个叫李绍淦的人。我愣了愣，从没听母亲说过这个名字呢。便好奇地问，妈，是哪几个字啊？母亲说，十八子李，走丝旁一个召的绍，三点水一个金的淦。那不就是淦河的淦么？我接过母亲的话说。母亲竟天真得像个孩子，咧着一枚牙齿都不剩的嘴笑着说，是，就是。这是个绍淦阿姨是什么人呀？以前怎么没听你家说过？我问母亲。

母亲也没正面回答我，却好像沉思在往事中。她仿佛是在对我说，又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这是母亲与梅赞的最后一次合照）

那是1970年春节刚过，革命化的年在穷乡僻壤的鄂南也没有热烈的味儿。虽还在寒假中，一打三反“运动”又来了。县里组织全县教育界的老师们集中到青山水库开展学习教育和揭发批斗。父亲已被打成“黑帮份子”，是此次运动中受批斗的对象之一，已在前几轮的“运动”中挨了无数场斗，乃久经考验的老“运动员”了，此次更是在劫难逃。

青山水库离县城有2-30多里地吧。父母是“运动”开始的头天晚上一起走到青山水库的。当时母亲正怀着弟弟，差不多八九个月了，挺着一个硕大的肚子，父亲背上驮着行李，双手搀扶着母亲，踽踽走在县城通往青山水库的机耕路上。这哪像人民教师啊，与逃难者何异？机耕路上，全县四面八方的教师们也以各种方式往青山水库赶。有的和父母一样，安步当车，靠11路铁脚板，吭哧吭哧疾走或拖着沉重的双脚慢行；有的骑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的破自行车，一骑绝尘，扬长而去；而头头脑脑们，则挤进一辆破吉普车，在机耕路上耀武扬威，碾得尘土四散。他们或和父母擦身而过，或和父母并排着走，但没有任何人与父母，尤其是与父亲寒暄，或打招呼。父亲那时已是县教育界的“名人”，人们眼中的臭狗屎，臭不可闻，还是人们心目中的瘟疫，唯恐躲都躲不及，还有谁会因为一句“打招呼”而引火烧身？如果有人冲着父母微微笑，那就是天大的胆量了。父母已然习惯了这样的境遇，也深深理解同仁们的缄默。如果是他们自己，也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在风声鹤唳的揭批和告状风盛行的革命年月，划清界限已是最低限度的自保。

父母擦黑时分才走到青山水库。那还是个天寒地冻的季节，父母额头上，都沁出热气腾腾的汗珠。父亲带着母亲报完到，便找到女老师集中的大统间，就是修青山水库时民工留下的大工棚，完全符合季羡林所说的“牛棚”标准。“牛棚”里，没有窗户，没有电灯，漆黑一团，白天也只能借着一扇开着门的亮光，才能找到自己的床铺。父亲把母亲的行李铺在统铺的一绺空档，其他教师早已到了(现在正是晚饭时间，都去食堂打饭了，工棚里空无一人)，只剩下母亲的位置。安顿好母亲后，父亲准备出去找自己的大统间，然后去食堂打饭回来给母亲吃。

父亲刚转过身，正欲往亮着光的门囗走，一位年轻的女性，风急火燎地闯进了工棚，大声喊道:彩群，彩群。母亲听了，忙从统铺站起来，哦，是绍淦？凭着乡音和那熟悉的身材，母亲就立马辨认出来。父亲显然还不认识这位叫绍淦的女同志。绍淦亦不认识父亲。因而，进工棚时，绍淦完全忽略了父亲的存在，径直朝母亲奔去。当绍淦站在母亲面前时，母亲的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握着绍淦的手，兴奋地说，真是绍淦，真是绍淦，你怎么跑到青山来了？又怎么知道我来青山水库了？还不等绍淦回答，就连忙唤着父亲的名字。父亲其实已站在母亲身边。母亲把父亲介绍给绍淦，也介绍绍淦给父亲:她叫李绍淦，黄陂老乡，初中同学。介绍完后，三个年轻人都欢喜地笑了，真是他乡遇故知哟。不是人生四喜之一么？绍淦接着说，别光顾高兴啊，走，到我家吃饭去。

父母连忙推辞，说了自己的顾虑，生怕连累了绍淦。绍淦说，她虽然对父亲这几年挨整挨斗知道得不详细，但也晓得一些。怕什么连累？我一工人，根正苗红，他们奈何不了我。见绍淦这么坚决，父母再不去，就有点矫情了。于是，便随着绍淦沿着青山水库的一条羊肠小道走到一排平房前，绍淦指着其中两间说，那就是她的家了。她的爱人，是位广西人，从部队转业到了这里。已在家里忙碌着准备晚餐的绍淦爱人，见父母来了，便把几样简单但透着浓浓乡情的菜肴端上了桌。绍淦居然杀了一只老母鸡，炖了一锅浮着金黄色鸡油的汤来款待父母。母亲举箸未尝泪先流。绍淦一个劲地劝母亲莫哭，连连叹道，现在的“运动”就是这样，太过火了，多少人蒙冤受难啊。还说，母亲身子沉，要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补补。那一餐，父母真是感到了寒夜中的温暖，困厄时的慰藉。儿时的友谊是多么醇真啊，像窖藏的美酒，历久弥新。

吃了这餐晚饭后，父母回到工棚里，就是进了集中营，一个在男工棚，一个在女工棚。不能外出不说，连见面也只能在批斗大会上。只是父亲站在批斗台上，挂着“黑帮份子”的纸牌牌，头上戴着尖尖纸帽，而母亲坐在台下，听着造反派无中生有的飞沫四溅的聒噪，还时不时要跟着革命的教师们举起拳头，歇斯底里地高呼“打倒xⅹx”“打倒ⅹxx”的空洞口号。

母亲边回忆往事，边对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找找李绍淦看？还说，绍淦家住黄陂前川小西门，家里是卖布的，不怎么爱读书，初中毕业后考进了孝感技校，技校毕业后分到了鄂南山区崇阳做了一名工人。然后，又到了青山水库工程二团。我问，后来，怎么没联系了呢？原来，“运动”结束时，父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母亲离开县城，被下放到大市中学，做了一名乡村女教师，就此和绍淦失去了联系。其间，母亲也找过几次绍淦，但没有找到，再后来，频繁调动，频繁搬家，从崇阳到温泉，就彻底没有了绍淦的消息。

母亲说的话，就是“圣旨”。我马上想到路平的妹妹路霞和妹夫俩都是青山水库水电站的职工，虽然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但通过他们总会得到一些线索的。便编了一条短信路平:“路平你好！我妈当年有个黄陂老乡叫李绍淦(女，老公是广西人)在当时的青山水库工程二团。麻烦你问问你妹妹妹夫，看找得到这个人不？谢谢！”路平行动迅速，一天后就转来了他妹妹的微信截屏:因青山工程二团撤销了几十年，青山水电站也改制了十几年，档案都不知哪去了，没有人知道李绍淦。我猜得到这个结果，也没太当回事，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便把路平反馈的信息告诉了母亲。母亲紧闭着眼睛，表面没说什么，但我能从她沟壑纵横的脸上，看得出她是非常失望的。我的心为之一恸。

那再怎么找呢？我想了想，只有通过公安局找找看。于是，就想到了江峰，他在崇阳工作几十年，认识的人肯定不少。便又编了一条短信江峰:“江峰好！在崇阳公安局有朋友没？帮忙找一个我妈的黄陂老乡:李绍淦(女，老公是广西人)，当年在青山水库工程二团。谢谢！”江峰花了几天时间，后回复我：“我先后找了两个在崇阳公安工作的同学。一个是县公安局法制科科长，通过警务通系统在全省范围内没有找到。另一个在派出所，通过档案局、劳动局系统查看找退休人员档案也没查到。”“哦，湖北都没这个人，那会不会是随她老公调广西了？”我对江峰说。江峰回答“完全有可能。”就这样，话题戛然而止。我还不死心，又找了广西的文友，但结果也是没能找到。看来，我是难以完成母亲的所愿了。

于是，我纠结着要不要告诉母亲。告诉她，怕她失望；不告诉她，怕她说我办事不力。在母亲来武汉寻求治疗无果返回温泉的车上，我抱着母亲，看着她无力地倚在我身上。还是忍不住对母亲大声说了找寻李绍淦，而没有找到这个结果。母亲听了，闭上眼睛，叹了一声说，那就是找不到绍淦了呗。我默不做声，默认了在母亲的有生之年，大概率是找不到绍淦阿姨了。我为无法完成沉疴中的母亲的心愿而内疚不已，心也跟着疼了。

作者简介:梅赞，中国作协会员，湖北作协散文委员会副秘书长，《散文湖北》执行主编。出版诗集《为你而歌》，散文集《远去的凉亭》《大市莺声似故山》，长篇散文《时代侧影——给历史一个回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