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追祖寻踪
一
“我的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小时候，爷爷就告诉我，咱们李家，是燕王扫碑的时候，从山西洪洞县迁徙来此地的。 我听人说，山西距离我们文安县一千多华里，如果带着老婆孩子步行，起码要走上二十多天才能到，就问爷爷，为什么要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里，那里不好吗？爷爷说，那里人口稠密，这里人烟稀少，官府强迫人们迁徙，有去河南的，有去山东的，咱们的祖先被迁居到这河北。
燕王扫碑，是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说法。据史书的有关记载，燕王，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深受父亲的宠爱和器重，领重兵镇守大都（北京）。朱元璋死后，因太子朱标早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 燕王朱棣发动了对建文帝的战争，这场战争被称为“靖难之役”。在这个过程中，朱棣打着是“为蒙尘的祖宗功德碑扫碑”和旗号，实际上是为夺取皇位而进行的战争。战场主要在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以燕王攻入南京，建文帝自焚而亡，朱棣登基结束。战争始于1400年，止于1403年，历经三年的血战，人们能跑的跑，被杀的杀，据史书记载“毁去十之八九，民仅存十之一二”，村庄上十室九空，到处是荒无人烟的一片景象。
朱棣当上皇帝之后迁都北京，为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就开始从未受战争影响的山西向河北等地一批批移民。山西各地官府按照朝廷的任务，强制移民统一押解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进行登记造册，然后押往河北等地。谁也不愿背井离乡，官府怕移民逃跑，命令官差用一根绳子捆着手绑成一串，想要上厕所，就必须向官差报告，给我解手，我要去方便，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去厕所方便的代名词，一直在民间延续至今。
我曾经想象过先人迁徙时的场景，与父母分别时，肯定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当经过太行山时，肯定是站在高山上，转过头朝西边久久凝视，从心里产生“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的无奈，当他们在燕南赵北之地停下跋涉的脚步，面对陌生的河北人和野茫茫的大地，肯定会发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叹。
我所居住的村子，建于哪朝哪代，在县志上没有查阅到，早于明朝，那是肯定的，因为在农村劳动的时候，亲眼见过村民挖出来的一块铜镜，铜镜属于元代早期的物件。从村民的口中得知，村子是先有的张、梁、马，后来的王，也就是说，姓张、姓梁、姓马的最早来此定居。我在农村生活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村子里已经有了十几个姓氏，姓张和姓王的还属于大户，姓梁的只有两户，姓马的一户也没了，但马家坟还在，梁家坟一共有三座，只是其中两座的坟头快要夷为平地了，说明姓马姓梁的先人却在这里长期生存过。至于马家一户都没了，是在“燕王扫碑”时期消亡和减少的，还是在洪水、瘟疫、灾荒中消失的，无从考证。
我的祖先当初来到此地，村里姓刘、姓崔、姓谢的那些家族，是否也是跟我祖先一起从山西来的，我没有调查过，但那些家族的坟头，那些家族的人口，跟我们李姓的差不多。当时是搭建的窝棚，还是住在废弃甚至快要倒塌的土坯房子里，无从知道，只知道祖先与当地的梁姓人家做了邻居。因为到现在，梁姓人家的房子，还被李姓人家的房子包围着。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全村一共有三千多亩土地，人口达到一千人左右。先人来到之后，是政府拨给的，还是自己开垦的土地，无从知晓，反正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夏锄冬藏，一代代繁衍了子子孙孙。
每年的清明节，我都要回故乡为父母和爷爷奶奶上坟扫墓。李家坟地坐落在村西的土地上，被一座月牙儿型的坟山子包围着，坟地最北面是并列的两座坟头，那是我的祖先，说明是亲兄弟两个，父母肯定没从山西过来，因为一般的祖坟，最早的老祖是一个坟头。但一起来此地的兄弟两人，具体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是否有过家谱，也没有说起过。祖先的两座坟，就像栽种在土地上的两棵树，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枝叶越来越茂盛。祖先下面的坟头，是他们的儿子，再下面是他们的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繁衍到我父亲一辈，已有十几代了，由最早的两个坟头，到现在已经堆起一百多个坟头了。
从李家祖先来此定居，从一代代埋的坟头估算，跟明朝大移民的时间基本吻合，看来我的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是千真万确的。
二
我的始祖兄弟迁徙于河北文安县，应该是拉家带口来的，河北人烟稀少，如果是两条光棍，来到此地，两眼一抹黑，没有熟悉的亲戚朋友介绍，找不上媳妇，哪里还有后代还有子孙？我们这里的民俗是左为上，右为下，按照先祖坟头的排列，我的祖先应该是弟弟。
从坟头上来判断，祖先下面是一个坟头，也就是说来这里的第二代是单传，第三、第四、第五代也是一个坟头。人类的繁衍应该是生生不息，那时候又不搞计划生育，肯定每一代人不止生一个儿子，也许是生两个甚至是多个，最后能活下来娶妻生子的是一个。我小时候，田野的沟坡上、乱葬岗子上，经常见到新出生后就死去的婴儿，只用破席子一圈，连埋也不埋，长到十多岁生病和水坑里淹死的也很常见，我的大伯就是活到十岁时死的，我三姑奶奶家的表叔是活到十七岁淹死的，人的寿命长短，跟缺医少药，跟物质条件有着很大关系。
单传的几代人，按照时间推算，他们应该是生活在明朝中后期和清朝的初期。明德五年（1510年）十月至七年（1512）文安所在的京畿地区，庄田不断增加，封建朝臣又继续将大批军马寄养于民家，由于庄田剧增而导致草料场日少，农民无力饲养，军马死亡不少，农民因赔偿费用弄得家破人亡，加以连年灾荒，致使“民困以及，庐舍一空”，社会矛盾日趋加剧。由此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刘六刘七农民起义。“旬日间，一呼百应，众至数千。”文安县那时也就七八万人口，除了老人和孩子，青壮劳力也达不到一万人，数千人中是否有我的祖先，无从考证。起义军英勇杀敌，官军屡败，不敢抵抗，声势大振，一年时间起义军发展到三十万人，挥师南下，这是明朝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席卷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广以及南直隶等省。“醉卧疆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官府对这次起义进行了围剿和镇压，刘六刘七相继战死，历时三年的农民起义宣告结束。 跟随刘六刘七起义的乡民，是不是都战死在沙场上？还剩几人能回到故里？我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李家那个时期一代人只一座坟头。
崇祯四年（1631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孔有德等人在北直隶的吴桥突然举兵造反，兵戈回指，连陷山东诸县，最终攻克山东重镇登州并包围莱州。吴桥距离我的故乡一百多公里，明朝大批征兵，耗费十八个月才打败了这伙叛军，打败叛军的士兵中，是否有被官府征去的祖先，无从考证。之后，李自成在南方发动了农民起义已经形成燎原之势，1635年，各路起义军会师于河南荥阳，共十三家七十二营。一将成名万古枯，为了抵抗和剿灭起义军，官府肯定会向民间大量征兵。这让我想到了杜甫的《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着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杜甫的这首诗，是战乱时期最底层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如今牺牲在战场上的士兵，被追认为烈士后还竖起一块碑，在古代，士兵战死沙场，埋在哪里，家属都不知道。李家坟地几代人都是单传，或许跟连年的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鼠疫开始蔓延至河北顺德府、河间府、大名府，“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鼠疫从河北传至北京，崇祯十五年，鼠疫蔓延至天津，每日受感染着不下数百人，逐人逐户而过，无人能够幸免。《崇祯实录》里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籍，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我的村子距离河间府才几十华里，距离天津一百多华里，距离北京三百华里，是不是“人死八九”，没看到有关的记载，感染鼠疫是肯定的，我们李家还有人能生存下来，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看来坟头少跟大流行的鼠疫一定有关。
三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我去长丰镇下乡，机关上的一名司机开车，顺便跟我回了一趟老家。那个时候，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村子很破旧，又相当的偏僻。司机在回来的路上说，你们村子，简直是圣人没走到的地儿。
我小时候跟司机有着相同的看法。村里没有古时候留下的牌楼，没有宽敞豁亮的四合院，没有听说谁家有过家谱，没有一个姓氏有祠堂，坟地里没有高大的松柏树，只有张姓和我们李姓坟地竖着几块石碑……我上二年级时，搞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运动开始后，坟地里的石碑不知了去向。也听有点文化的人说过，县志上根本没有我们村的一点事迹记载，没出过一个秀才，更别说举人、榜眼、探花了，就是出过贞洁烈女，也可能被忽略掉……
我在生产队里当记工员时，看法就变了。上一辈子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小名，一个是大号，小名一般是父母和爷爷起的，属什么的叫什么，马呀，猪呀、狗呀、长的胖的叫胖，什么套住、锁住、乱住……大号都是有文化的人起的，用于上学、上户口、分东西、手章……父亲一辈人，大号都是带“品”字，品玉、品端、品英……爷爷一辈人，都是带“德”字，明德、崇德、润德……这些名字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家族一个辈分。实际上，起名字是有很多讲究和忌讳的，如果以祖先名字为名，不但打乱了辈分和排序，而视为对祖先的不敬，起名，除了忌讳祖先，还要忌讳姥姥家长辈的名字。
李家繁衍到我这一代，只有一个名字，还没有等到起大号，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名字也发生了大的变化 ，卫东、卫国、卫红、保东、保泽、学军、学工……随着形势和时代应运而生。甚至是亲兄弟排序叫名字的都很少了，没了一切忌讳，想叫什么叫什么。
听爷爷说过，很早以前，每到过年和清明时节，一个家族的男人们会一起上坟扫墓，会在一起吃吃喝喝，家族中的大事小情，都是由德高望重的族长说了算。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社会秩序，“亲不亲，阶级分”，亲兄弟两个，土改中一个划分为富农，一个划分为贫农，一个属于剥削阶级，一个属于被剥削阶级，几乎都很少来往了，因为贫农跟富农联系亲密，就是与“阶级敌人”划不清阶级界限。
一个家族互相间很少往来，各自顾各人，为起名字闹意见甚至是大打出手的也出现过。孙子的名字，跟堂叔伯爷爷名字是同一个字，长辈找去，说不能这样叫，乱了辈分，对方的回答很干脆，我想怎么叫就怎么叫，你管不着。 如果先祖在天有灵，看到他们的子孙为名字打架，不知道作何感想。名字排序在家族里的中断，应该始于我这一代人，这也归功于文化大革命的一大功劳吧！
关于李氏家族的脉络传承，我是从二叔找回了家族中的石碑才知道的，二叔比我大十多岁，文化程度不高，但喜欢看书。原来李家坟地里的四块石碑，红卫兵没有砸毁，而是被拉到了当时大队的院子里，扔在一个角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二叔带着族人，把石碑从土里刨了出来，又立在了李家坟地里，可惜的是我高祖的那块碑没能找到。
坟地里三块石碑的颜色、大小相同，碑文是颜体字，出自同一人之手，是明国十八年夏历神春一起立的。从最北面的一块石碑上，知道了我的天祖叫李良城，原配妻子姓王，继配姓许，立碑人的名字里有我的曾祖李海彦和我的爷爷和二爷的名字。石碑的正文写着“清处士讳良城李公暨元配继王许氏之墓”
对于中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我知道的不多，但也懂一点，清朝有大学士，属于正一品，学士，从二品，侍读学士，从四品，中书，正七品，但清朝的处士，我第一次听说，不知道是什么官职，能不能归为品。
天祖下面是挨着的三座坟头，说明天祖有三个儿子。我的高祖排行老二 ，可惜没了石碑，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从另外的两块碑上断定，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应该带着一个“林”，因为他的两个兄弟一个叫李茂林，另一个叫李士林。从碑文上看到，李茂林的头衔“清赠登仕郎”，李士林的头衔“清赠文林郎”，“登仕郎”和“文林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官职。
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先人有过什么头衔什么官职，于是开始上网查阅资料。“处士”，仅仅是读书人而已，并没有其他官职，是民间对读书人的统称。还有一种解释是，古时候称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后泛指未做过官的士人。男子隐居不出仕，讨厌官场的污浊，这是德行很高的人方能做得出的选择。我原来以为上学读书是从爷爷那一代开始的，我爷爷的爷爷竟然是个文化人，这一解释彻底颠覆了我以前的判断。
登仕郎是文散官员，属于正九品，负责掌管卷宗、钱粮事务，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秩序起着重要作用，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主任。 文林郎是正七品文官的散官官阶，是个虚职。“赠”字说明了两位高祖是死后追加的一个头衔，相当于一个荣誉称号。因为没见到我高祖的石碑，是不是他也有个荣誉，就不得而知了。
从天祖到我这一代人中，我知道的是只有大爷李明德属于读书人， 后来到县城里教过几年书，我参加工作后，有人还向我打听过他，他属于高祖李茂林的孙子。爷爷和父亲那两代，都没人熬上一个村干部，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参加工作，后来调到市委机关的单位，因为不加入组织，直到退休前，才得到一个副科级的虚职。李明德的孙子，属于同一个天祖的兄弟，在乌海市检察院退休，不是正科级，就是副处级别，看来算是李姓家族中最大的官了。
四
“人丁兴旺”、“财源广进”，始于我的天祖和他的三个儿子，就是后代为他们树碑的四个人。我的天祖属于文化人，他们的儿子是否读过书，读了多久，我不知道，反正家族中没有他们的墨迹，只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人对他们的传说。
我的高祖还未成年就外出扛长活了，是那时候家中地少？还是因为过日子的心气太旺？爷爷没有说明。假如赶上那时候划分阶级成分，我家肯定是贫下中农，因为高祖是出卖劳动力讨生活的。扛活的人家是一户财主，房好地多，是靠漏粉条发家的。高祖忠厚勤快，在财主家该干和不该干的活儿都干。据说高祖赶着牲口在磨坊里磨面，掉在地上的棒子粒儿都一个个地捡起来。财主是隔着窗户看到的，主人家都很喜欢高祖，说他是多年都难以遇到的一个好长工。高祖和另外的长工干得是洗山药、礤山药以及晒粉条的粗活，如何过滤出团粉，如何把团粉漏成粉条，主人都是亲自干，不但不让长工插手，制作的过程都不让看，担心学会了漏粉的手艺。
爷爷说过，古时候学一门手艺，木匠、瓦匠、油匠、铁匠……必须拜师，一般人不收徒弟，恐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师傅假如答应收徒，当徒弟要义务干上两年后才开始教手艺。我的高祖没有当徒弟的打算，可主人竟破天荒地收他为徒，很短的时间内，高祖就完全掌握了漏粉条的手艺。
我小时候见过漏粉条的，爷爷是漏粉条的师傅，他的手艺是从高祖那辈人传下来的。实际上，漏粉条的手艺一点都不复杂，先把山药擦洗干净，然后用礤子礤成丝儿，用水把团粉过滤出来晒干。漏粉的时候，先支起一口大锅，添上水开始在下面烧火，团粉在大盆里和成面糊，准备好一个带几个窟窿眼儿的葫芦瓢。锅里的水烧开以后，一手端着盛着面糊的葫芦瓢，另一手有节奏地拍打着端着瓢的胳膊，出来的粉条相当均匀。煮过的粉条捞出来倒入凉水里，然后再把粉条一把一把放在一根根木棍上，拿到太阳底下一点点地晾干。
高祖学会了手艺，与父亲和两个兄弟开起了漏粉条的作坊。弟兄三个，再加上父亲帮忙，开个作坊是不用雇工的。粉条漏好晒干，必须卖掉后才能赚到钱。谁具体漏粉，谁出去卖，我不清楚，应该是有着具体的分工。我只知道，弟兄三个，都娶上媳妇，有了孩子，直到盖上了三处砖房才分家的。
我的家乡吃的粉条，很少有粮食做的，都是山药团粉做的。用山药做粉条，是十分辛苦的。山药一般是在寒露的节气才从地里刨出来，山堆大垛的，有一大部分还需要放在窖里。第一道工序是洗山药，爷爷说为了怕做出的粉条牙碜，山药需要洗两三遍，只要有一个疤瘌或者疖子，必须用刀子剜掉。洗山药一般是去水坑里洗，天越来越冷，到了冬天还要砸开厚厚的冰，手都冻得裂开了大口子。第二道工序是过滤团粉，需要一挑子一挑子的往家里挑水，大冬天的，水缸上处处结的都是冰，摸哪儿哪儿都是凉的。男人们干，女人们也跟着干，甚至是孩子能干活了也跟着忙和。
爷爷说咱家做出的粉条在附近的村庄很出名的，遇到集市，都是咱家卖完了，别人家才开始卖，平时也走街串巷，去各村里一吆喝，想买粉条的就纷纷围上来。遇到红白喜事，都是提前好些天预定，一般人家一次会买几十斤，个别人家会一次买一二百斤，每到年底，经常是供不应求。
先秦时期的管仲在《管子》一书中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柱石也”。管仲虽然提出读书人、农民、手工业、商业对国家的发展同等重要，但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的大国，发展生产，提高粮食产量是历代君主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农民仅次于士人的地位。农民耕耩锄刨，穿衣吃饭……使用的犁杖老耙、耠子耧、铁锨大镐等工具，又离不开手工业的制作，他们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只是农民是大多数，搞手工业加工的是少数。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一句谚语，我在上个世纪农村劳动时就体会到了这一点。那时候，大喇叭天天喊“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农民在地里辛苦一年，填饱肚子都成问题。头一年秋天种下的冬小麦，经过一遍遍浇水施肥，眼看着籽粒饱满的麦子，再有几天就要收割了，可一场冰雹下来，麦子减产一半儿；种出来的秋庄稼经过除草施肥，满洼绿油油的格外喜人，可连下几场大雨，庄稼全涝了，颗粒无收；遇到干旱，连着三四十天不掉一个雨点，庄稼苗全死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正常的年景，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分才三毛多钱。全县有屈指可数的十多个富裕大队，一天的工分能达到八毛至一块，并不是学大寨才富裕的，是因为那些大队都是有一两摊好副业。
爷爷说漏粉条辛苦是辛苦，可从秋后折腾到过年，漏一个冬天的粉条，等于地里三年的收入。只要把漏出来的粉条卖掉，就有钱可赚。至于高祖三兄弟，那些年赚了多少银两，爷爷不清楚，是不是用那些银两买了土地，爷爷没提过，只知道李家那三处青砖房子，是那时候盖起来的。
五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村子里一半的人家住的还是土坯房，那些砖房也大不一样，最好是里生外熟的卧板砖房，“里生”是指里面是土坯，“外熟”是指用坯子经过烧制的青砖，里生外熟的房子住着冬暖夏凉；次之一点的是挂斗的，也就是墙皮外面先平着放一块砖，然后在戳着垒一层砖，比盖卧板砖房要少用三分之一的砖，多用三分之一的土坯；再次之的是房子的北面与东面或西面是用砖挂斗，前面与东面或西面是土坯的。经我高祖们盖起来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卧板砖房。
诗人杜甫生活在成都，住着茅草房，写出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高祖生活在燕南赵北之地，在盖砖房之前，住的应该是土坯房，就像小时候见过的那些贫困人家的坯房，狭小低矮，阴暗潮湿，每年春天要在墙壁上抹一遍滑秸泥，雨水大的年景，到秋天还要抹一遍，尽量不让露出土坯缝子来。阴雨连绵的六月，每年都有房倒屋塌的，倒塌的都是土坯房子，没有一处砖房。
盖房子第一项任务是垫庒基。我们村子属于文安洼的锅沿上，从历史上记载，隔上三年五载，洪水就会光顾一次，因此，地基要比地平面高出两米左右，村子东面有几十亩大的一个水坑，就是人们多年挖土垫庒基形成的。那个年代，没有推土机，没有翻斗车，只能是一小车一小车地推土，或者是一篮子一篮子地挑土，四间房再加上一个院子，应该用土两千立方米左右。想起来就害怕，一个男人不干其他农活，光推土或挑土垫庒基，也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来完成。文安洼里处于锅底的村子，地基高出地平面三四米，垫地基更困难，因此，那里的街道、胡同更加窄小。
地基垫好了，盖房之前要用碌碡绑上棍子砸夯。我小时候看过砸夯的，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人缘重的，全村的壮劳力都去帮忙，不管饭吃，只给人们大叶烟抽，给枣茶水喝。八个人抬一个石夯，一个人喊着砸夯的号子，“小伙呀颠一颠吆，哎了哼吆；北抬喔吆，哎了哼吆……”砸上一圈，那些小伙子们就满头大汗，就又换上一拨人马接着砸。如果没人缘的，也就是别人有事从不去帮忙的，等到盖房需要砸夯了，就满家叫人，最后也叫不到多少人，砸出的地基也不牢固。高祖那时候盖房砸夯，是不是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跟六七十年代差不多。
盖房需要砖瓦、木料、檩条、柁……砖是在窑厂上买的，土坯是自己家准备的。农村盖房都选择春天或者秋后，就是担心下雨。盖土坯房都是用坯模子和石杵子打出来的大坯，盖砖房一般是用滑秸泥脱出的大坯，赶上下稍微大的雨，如果脱出来的坯没苫好，就会淋成一滩泥。盖房必须有瓦匠师傅，其他人和泥的和泥，搬砖的搬砖，房框子戳起来后就开始上柁上檩条，那些盖房的人还要吃一顿上梁包子……我在生产队劳动时，那时候帮人盖房，只管饭吃，等于白尽义务，后来村里盖房都承包给了建筑队。处于高祖生活的年代，不可能有建筑队，帮忙盖房的是开工钱还是白尽义务，我也不知道。
高祖亲手盖起的房子，曾经住过五代人，到了我这一代人，将近百年的历史了。我十八岁那年，房子下面的青砖，早已被风雨剥蚀的只剩了半边，屋顶塌过一次，差点把家人砸死，没了办法，只能是扒掉房子重新翻盖。翻盖房子，用的是扒房子的旧砖和檩条，两架柁卖掉了，用卖柁的钱买了窗户门，只搭上了打土坯和帮着盖房人们的吃喝。不得不感谢高祖的深谋远虑，房子原来的榆木檩条还能使用，那两架柁也解了燃眉之急，我真正地体会到“荫及子孙”的深刻含义。
农村有句谚语：“一辈子不盖房，就是自在王。”这句话形象地说明盖一处房子是多么地不容易，倒出了盖房人的劳心费神以及辛苦甘苦。然而，经过我高祖的手，他们弟兄三个，竟然在十多年的时间内，盖上了规模差不多的四处卧板砖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作为草民的高祖们，没有能力安得广厦，能为下面几代子孙住着不怕风吹雨打的砖房，就应该喜笑颜开了。
高祖这一代人，积累的财富令村人刮目相看。不像李家坟里的另一枝，直到社会又发展了将近百年，百分至八十的人家还住着祖传下来的土坯房子。
房子，是一个家族或者是一个家庭财富的象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能力和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尽管说“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了银钱是催命鬼”，但是，一代代人对物质财富还是苦苦地追求，正因为人们对富足生活的向往，才推动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可埋在地下的高祖，肯定不会想到，他们亲手盖起的房子，置买的土地，让他们的子孙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高祖的三个孙子，两个曾孙，在土改运动中划成为“富农”，只有他一个孙子的三个儿子划分的是中农。
六
我在生产队劳动时，生产队长分派农活就说，男人们去养老地锄草，妇女同志去梁家坟间苗。队里大概有十几块地，每块地都有一个名字，名字是由古时候延续下来的。比如梁家坟，最早是梁家私有的土地，养老地，是缘于马家人为了养老留下的一块地，罐子地，是老年间那里烧过提水的瓦罐……生产队里的土地，入社之前，都是属于各家各户的私有财产。自从伟大领袖发出“走集体化的道路”以后，土地就不再姓张王李赵，完全属于集体所有，也就是庄稼人说的，全部充了公。
村子东洼有一块地的名字叫八十亩地，我不解其意，就问爷爷，爷爷就把八十地的来历告诉给我。
1900年，由山东发起的义和团运动很快波及到直隶河北，各个村庄自发地成立了义和团组织，我们村子尽管十分偏僻，也没有例外。关于我的曾祖父，那时候属于正当年，是否加入义和团组织，爷爷不清楚，就是加入了义和团，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拳民。我们生产队有两户姓王的，其中的一户户主的大号叫王连百，小名叫深，我从小就喊他深大伯，深大伯的父亲，因他为人的侠肝义胆被推举为大师兄。全村那时候不足八十户人家，参加组织的很快达到了五六十人，其中一位姓崔的人想加入义和团，大师兄和二师兄竟然给与拒绝。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里说过：“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深大伯的父亲那时候还不到三十岁，对崔姓人家知根知底，姓崔的几辈子都是单传，他父亲也不是正派人，住在三间破坯房，他好吃懒做，经常偷鸡摸狗，人们都怀疑他与外村人干过绑票的事，连家族人几乎都不愿意跟他一家来往。让这样的人加入组织，感觉会影响到义和拳的名声。
各地成立的义和团，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加入组织的拳民，除了耕种好自家的土地外，每天都要集中起来进行操练。那些行头、大刀长矛，都是由村里富裕人家出钱置买的。几个月的时间内，义和团凝聚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产生了一种威慑的气势。距离我们村子最近的安祖店，有一座洋人建起来的天主教堂，那里的教民很多。我们村义和团，是否去那里攻打过教民，爷爷不知道。但我从《思贤村志》里看到思贤村的义和团，曾联系附近村的义和团，攻打了五次段家务教堂里的教民，团民和教民双方各死伤数十人。最终的结局是，“思贤村向段家务教堂割地四百亩，赔偿京钱上万吊。为了凑齐赔款，除了向各户摊派外，还把思贤行宫拆掉，用拆掉的木材、砖瓦为段家务重修教堂。”思贤行宫建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占地百余亩，由高大的红墙围绕，里面有假山、池塘、松柏，由北到南是连排的五座宫院，靠南部的宫院里面又有三座宫院，北面的两个院内都是宫廷式建筑，红墙绿瓦，重檐飞翘，雄伟壮观。可惜的是毁在那一代人的手中，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一座行宫，让后人难以一睹芳容。
我们村里的义和团，留在后代人印象里的是杀了姓崔的好几口人，只剩下了一个哑巴。
据说不让姓崔的加入义和团，姓崔的怀恨在心，利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点燃了大师兄为过冬和春天积攒下的两个柴禾垛，如果不是村人把火扑灭，有可能会烧毁整个村子的房屋。义和团的几个头领非常气愤，觉得这是往他们眼里插棒槌，连夜召开了头领的扩大会，经过研究，最后把放火的目标集中在姓崔的那人身上，于是，就派了两个手下人，想把姓崔的喊到议事的地点进行询问。大师兄高估了自己的势力，而忽略了姓崔父子俩的心狠手辣。砸开姓崔人家的门，崔家父子俩竟然先动了手，用菜刀砍伤了去喊他们的两个拳民。几个头领看跑回去的两个手下人都受了伤，一下子就急了，二十多拳民在大师兄的带领下，点着火把，拿着大刀长矛，找到了崔家，踹开门后把崔家人杀了，只留下一个十几岁的哑巴。
各地的义和团运动以失败告终，村里成立不到二年的义和团也散了。崔家哑巴的姥姥家是南大有，距离我们村五里地，哑巴的舅舅一纸诉状把深大伯的父亲告上了衙门，几个衙役把深大伯的父亲抓进了大牢。杀人偿命，何况又不是杀了一个人。人是不是深大伯父亲亲手杀的，哑巴的舅舅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大师兄，责任就应该由他承担。
深大伯的家底并不厚，直到我生活在农村的七十年代，他家还是住着四间破坯房。深大伯的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老的老，小的小，为了救出关在牢里的大师兄，我的高祖开始向县衙门里一趟趟地跑，后来县令对我高祖说，只要对方撤诉，我就可以立马放入。高祖又一趟趟地往南大有跑，开始人家不吐口，后来吐口了，要的条件很苛刻。家里拿不出银两，本家族的人都不富裕，我的高祖就把全村最好过的十来户的当家人召集在了一起，说出要想把人救出来，就必须答应哑巴舅舅提出的条件。高祖说我家能拿出十二亩地，其他人看高祖带了头，也纷纷解囊。那时候，我的高祖与另外的两个兄弟早已分家各过了。
十多户富裕人家凑了八十亩地，在村里的东洼，是村子里最肥沃的土地，一年能种一季麦子，一季棒子，西洼和北洼一年只种一季高粱谷子、豆子山药，也就是说，西洼和北洼的二亩地都换不了东洼的一亩地。八十亩地归到了崔家哑巴的名下，可惜的是，从义和团运动结束到土改运动开始前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八十亩地像被割肉一样，经哑巴老婆的手割了出去，正因为此，哑巴的后代成了贫农，而那些给深大伯家捐献土地的人家，百分至八十的户成为了富农。
深大伯比我爷爷小几岁，关系一直非常要好。爷爷说，你深大伯是有良心的人。深大伯的父亲肯定跟儿子说过，他的命是村里那些富裕人家捐献了土地救下的，如果那时候给人偿命，也就没了后来的深大伯。深大伯是村里最早的党员之一，土改工作开始后，他是贫民团主席，为了报答村里富裕人家的救命之恩，他曾经为被划分为富农的通风报信，正因为此，他被撤销了贫民团主席的职务，并开除了党籍。
七
李家在爷爷出生后曾经举行过一次轰动四外八村的隆重葬礼。
我的曾祖父李海彦的原配妻子姓李，具体是哪村的娘家我不知道，只知道她生下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嫁到安祖店，二女儿嫁到西郝村，三女儿是邵庄，大女儿家有一个表大伯，跟爷爷同岁，我小时候没少去他家拜年，二女儿有一个表大伯，最后流落到关东，三女儿没有孩子，这三个姑奶奶先后就去世了，活得最大的也没超过四十岁，得什么病去世的，爷爷从来没说过。大女儿结婚前，曾祖父还没生儿子，原配妻子就死了。
农村死了人，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有儿子的都是儿子扛幡儿，没儿子的，一般是继子给扛幡儿，没继子的都是由侄子、叔伯侄子或堂叔伯侄子……按照血缘的远近来扛，谁扛幡儿谁就继承家产。女儿如果招个上门女婿，更名改姓后就成为女婿儿，才能合理地继承家产。那时候，大媳妇没生儿子，可以纳妾，我不知道曾祖父是受传统观念影响太深，还是缺少纳妾的财力，反正原配死时还没儿子。
高祖只有弟兄一个，到了我曾祖这一代，亲叔伯弟兄是三个，另外的亲叔伯兄弟们已经有了四个儿子，如果按照传统观念，应该由亲叔伯兄弟家中的一个儿子过继，也就是去世的曾祖母的幡儿由过继的儿子来扛。高祖与曾祖父商量后做出了决定，殡不出了，把曾祖父原配的尸体装入了棺材里，在村子面北自己家的地里，盖了一间能放下三口棺材的土坯房子，高祖父原配的妻子等于丘了起来。
高祖和高祖母几年间先后去世了，曾祖父也用棺材把父母装殓起来，放在了村北那所简易的土坯房子里，里面并列地放上了三口棺材。。
曾祖父娶了我后来的曾祖母。曾祖母出身于小户人家，那时她还是个姑娘，与曾祖父相差多少岁不清楚，我估计差不多有十大几岁或者二十岁，反正曾祖父大女儿生下的儿子跟我爷爷同岁。爷爷生于1907年，我们这一枝的李家，总算有了延续香火的人，对于曾祖父来说，总算长长舒了一口气。
中国有句古语，入土为安。爷爷一周岁的时候，曾祖父开始发葬他的父母和原配妻子。街上搭起了两个灵棚，一个棚里摆放着高祖夫妇的两口棺材，另一个棚里摆放着曾祖父原配的棺材，远亲近亲该通知的都通知到了。不光有吹吹打打锣鼓和唢呐，还特意从外地请来一个戏班子，连着唱了三天大戏。四外八村的人们都跑过来看热闹。至于亲戚们和忙和人吃的大锅菜，还是八大碗的宴席，没人说过，按照曾祖父的待人接物，肯定饭菜是错不了的。
发葬的时候，戴着孝帽子，穿着一身白的孝子们，簇拥着扛着幡儿的曾祖父，还要一手抱着爷爷一手又扛着幡儿的一个长辈，曾祖父是给父母扛幡儿，爷爷是象征性地给曾祖父的原配妻子扛幡儿 。由众人抬着的三口棺材走在队伍的后面，在一阵阵的鞭炮声中，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出了西街口，朝着坟地的方向走去。走上百八十米，管事的大操就高喊一声：“孝子们谢啦！”走在前头的孝子们，赶紧转过身，朝着抬棺材的人跪了下去。抬着棺材的人齐声喊道：“请吧——” 孝子们爬起来继续又朝坟地走。
李家坟地里，又堆起两座新坟，一座是高祖和高祖母合葬的坟，另一座是曾祖父原配妻子的坟。
八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曾祖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去世的，曾祖父没有留下来照片，根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对曾祖父的一点了解，来自于我的邻居。
邻居也姓李，隔着一个墙头，但跟我们不是一个家族。他小名叫老肥，大号叫李振同，与爷爷是同龄人，跟我家的门口紧挨着。论相亲辈分，我喊李振同肥哥。肥哥耕耩锄刨，扬场打筛子……地里的农活样样精通，一位正直又淳朴的老农民。我高中毕业开始到生产队干活挣分，队长让我跟肥哥搭伴，当了一冬天的饲养员，一个秋天的场头。
不论是在牲口棚睡觉，还是在场屋里睡觉，每到夜晚，屋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就开始说村上的老事，村里义和团杀人的事他也说过，跟爷爷说的大同小异，我《万各庄》书里的“给你个耧，你不会耩，给你个锄，你不会耪，给你个犁杖，你不会打墒……”也是他告诉我那是说的村里的谁。当时在大队当村干部的几个人，他有些看不惯，就揭那些村干部上辈子的老底，谁的爷爷做过贼，谁的奶奶养过汉，谁的姑姑跟着人跑了，谁家不过日子…… 也说他的经历，说一辈子最后悔的是平分之后买了二亩地，那是他攒了五六年的积蓄，当时可高兴了，谁知道只种了两年，一入社就归了集体，心疼的好些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现在想来，我三部长篇小说里的创作素材，一部分是他提供的，我对他充满着感激。
当说起我曾祖父时，他常常眉开眼笑，那个老人，过了一辈子日子，最喜欢说个俏皮话了。“爹是爹，儿是儿，叔是叔，侄是侄，到了什么时候也变不了。谁的葫芦爬谁家的架。”“撒在地里的高粱种儿，绝对长不出棒子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肥哥嘿嘿一笑，说我也反驳过你太爷，说咱村谁谁家，老大老二都过日子，老三吃喝嫖赌，难道不是他爹的种儿？那个老人告诉我，“哪块高粱地里不出灰胆？哪块棒子地里不出腔杆？”收割高粱的时候，的确见到过一些穗子上没长高粱粒儿， 长得是一动就落下一股像灰尘一样的东西，庄稼人称之为灰胆；收割棒子时，也能见到不长棒子的秸秆，庄稼人称之为腔杆。
大姐找婆家、我找媳妇时，爷爷奶奶总是说，打听一下他们家的老人，看是不是过日子的正派人家，不正派的咱绝对不寻。那时候一点都不理解，说看上对方一个人就行了呗，何必考虑那么多。如今，我也成为了一个老年人，经历的事情多了，不得不承认，曾祖父也好，祖父祖母说的话也好，的确是人生经验之谈。
“千帆过尽皆是客，洗尽铅华谁人知？”人生如此，一个家族的荣辱兴衰也不过如此。时代风云的变幻，连那些坐在龙椅上独断专权的皇帝，也难以预料后面会有什么样的狂风暴雨，激流险滩，会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受人敬仰？或者是遗臭万年！
作者简介，李富强，河北省文安县人，出身于一个被错划的富农家庭，当过农民、教师，文学杂志编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三部，其中的《万各庄》一书，荣获沧州市第三届狮城文艺振兴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