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我在故乡办报纸
文/栗洁春
在四川成都的著名公号《行脚成都》上，看到由行脚大师、著名作家朱小剑老师写的《成都将建报业博物馆》，我不禁想起了自己当年在故乡办报纸的那些陈年旧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老家的乡村中学当老师。那时，是个文学狂热的年代，我也是个很有点热度的文学青年，自己写，也恨不得让自己的学生们都成为文学少年，都来写！也因为自己年轻未婚了无挂碍，又在学校里住宿，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就自己弄了一份名为《蒲公英》的油印小报，把自己班里学生写得好的作文都给登出来。学校里有钢板有蜡纸有油墨有纸张，大力支持鼓励这样的事，那小报还一时间成为了学校的一个亮点。直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小报创刊号的发刊词是当时很轰动的获奖电影《巴山夜雨》的插曲《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歌词：“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飘荡……”也是在那个时期，我的诗、我的散文很获了几个奖项。遗憾的是，小报刚出了几期，我就因故调离这所学校，后面也就没有了下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是一个文学狂热的年代，文学爱好者遍地都是，各种各样的自办小报也如雨后春笋办的涌现。也还是在那所乡村学校的时候，城里的几个文友发起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办了一个叫做《峰峰文艺》的铅印小报。那一段时间，我一有时间就骑着自行车跑几十里进城去和文友们聚会办报。记得第一期我上了一篇题为《短式头》的小说和一首题为《犁铧之歌》的诗歌，还推荐了当时是《美术》杂志的责任编辑后来成为著名艺术评论家、中国现代艺术教父的栗宪庭给我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
洁春同志：
你寄给我的几首诗收到了，由于我几乎与诗无缘，很难说出些什么来，想找人给你看，所以一直拖了这么久。前一段，《诗刊》社的李小雨同志（李瑛同志的女儿）来找我玩，想起你的稿子，请她看，意见如信所说。我觉得她说的“于是，“冷静的写诗了！””太好了！好的作品应该是从心中流出来的，是真诚的。为了作诗而作诗，总是一种外来的力量，自己感不到那种自由的美感。只有心中有非要表达的热烈欲望时，这时的诗才是真诚的，而且有作者真诚的激情才能打动读者。
我要说的第二点，不要去图解现政策。“人啊，认识您自己吧！”据说，在古希腊的一座殿堂上曾铭刻着这样一句警句。其实，认识人本身，这正是每个时代文学的任务。有人说，“文学即人学！”——一门研究和表现人性的科学。这话是对的！作家的任务绝不是根据某种流行的概念，去编造一个迎合时尚的庸俗故事。作家的真正任务是发现人。要探索、寻找、发现人类中形形色色的特殊性格，观察他们，解剖他们，表现他们，以便帮助人类认识自己本身。诗人何尝不如此！他对自己感情的真挚的流露，必然反映那个时代人的心灵深处的秘密。真正懂得这一点，才算一个真正懂得诗及其他任何艺术。
以后有诗，可以寄给我，或者我给李小雨同志打个招呼，你直接函寄她本人，请她提意见。另外，要读书，多看名著，尤其要研究。
匆匆即稿
好！
宪庭
（注：栗宪庭，原《美术》杂志责任编辑，后任《中国美术报》主编）
遗憾的是，自己当时年轻没见识，把信的原件留给了文友，却不知道它的价值几何，后来再想找也找不到了。那份文学小报也只出了一期就永别了，主编怀揣着一腔热血和满怀梦想，辞掉公职去了海南寻梦闯荡，最终头破血流铩羽无归流落他乡，据说还不知道什么原因进了监狱，差点死在里面。他后来惨痛不堪的境遇，我听说了也只能是空怀一番唏嘘感叹！
滏阳河边的小城文化氛围还是很浓厚的，非乡村可比！我到了小城认识了不少小城文人，大家就撺掇着办一份文学小报。没有经费啊！一位副主席是矿务局某矿的党政办主任，他的直接领导也好写写文章。这副主席就向领导汇报了一下。领导也很敞亮，支持文化事业繁荣义不容辞！顺手就批了个一千元的条子。因为种种原因报纸只办了两期就被迫停办了，但感谢的酒回访的酒庆贺的酒总结的酒倒是喝了好几场。那时候的风气就是这样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世纪的初期，县区级的领导们都想多多的宣传自己的政绩，但上级主流媒体的容量有限，就衍生出一个变通方法，就是下级向上级主流媒体交一定数额的费用后，组织部分人员就可以办一份内部资料挂靠在上级媒体，叫做《某某日报-某某版》。我们区里就有一份这样的小报，叫做《邯郸日报-峰峰版》，主编就是我的小学老师。我那是在一所小学当老师，虽然没有参与过办报，但也常去他们的办公室，在耳濡目染之下也了解了一些办报的内幕。比如说经费问题。上级对报社是只给政策不给钱，还要向上级媒体交钱，所有的经费甚至包括人员工资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怎么解决？每期报都要发一个大单位的大稿，那单位就肯定要出一定数额的赞助费。每期都要发某些单位领导的理论文章，那领导的单位肯定要出一定数额的赞助费。也有时候还要不定期的发一些上万字的所谓的报告文学，内容多是写一些科局级乡镇领导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先进事迹，领导所在单位更是必须出可观的费用。这在那时基本是就是一种常态一种潜规则吧！
后来，我调到我们当地的宣传部工作，主要负责一个新闻网站，也参与了我们的内部资料《新峰峰》的创办和编辑。有在老师那里不花钱的培训，有领导给出的优惠政策，我们也就按着预设好的套路去到处跑工作经费。那时候不像现在新科技这么发达，像录音笔之类的设备想都不敢想，一有大事整理领导讲话就傻眼犯愁，甚至还出错挨批。一次，刚上任的区委书记到部里调研。领导理论水平很高，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我紧赶慢赶满头冒汗的记了好几页。下来要发头条新闻啊！我整好稿子后就交给了领导，领导扫了一眼就排版出稿了。报纸出来后的一天，李常务（我们对常务副部长的简称)叫我到他办公室，只见他的桌子上有一张白纸，纸上写了“政治加办报”几个字。他指着这几个字笑着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幡然醒悟叫我是什么意思，很肯定地说：“书记讲的就是政治加办报啊！”李常务又笑了，一字一顿的说：“是政治家办报！不是政治加办报！此“家”非彼“加”。“家”与“加”，一字之差，意思相去甚远！”
李常务稍作停顿，又轻声细语说到：“政治家办报思想是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他明确指出，“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政治家办报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新闻舆论工作的一贯主张，也是我国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保障和基本经验。老栗，咱可得要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啊！”李常务倒是没有一句重话，语不重心却长，句句敲击着我的心头。
后来很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很纳闷，是谁挑出这样的刺的。终于有人给我说了这件事的始末。细心人总是有的！一位副区长看了这个新闻，对“政治加办报”不太理解，就打电话向宣传部的常委部长请教。常委部长就把这事交给了李常务处理。不过，这事倒是实实在在的警醒了我。从那以后，我也就有意识地加强了自己的学习，政策水平有了一定提高，还被区里几个小网站聘为政策顾问呢！
《新峰峰》每年也要做一个合订本以便存档，我原本也留存了一套几年的合订本。
2012年底，我退居二线，有两家民营企业要我帮他们提升提升企业文化，说白了就是帮他们办个小报宣传宣传。我也没有推辞，帮他们办了一段时间。后来随着微信公众号、抖音之类新媒体的崛起发展，很多大的纸媒都歇菜停刊了，更别说企业内部的小报了！
2015年夏天，我举家入川，想带的东西太多但又带不了，即使带来也没地方存放，好多资料性的东西就卖的卖，扔的扔，送人的送人，都处理掉了。可惜的很！现在我想找一些相关资料，还得去求当年的同事！
其实，在纸媒盛行的年代，报纸是综合反映社会全貌的重要窗口，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真实反映。大报是这样，小报更是如此，因为更多鲜为人知的小报们都是大社会里毛细血管网上的细胞，更能准确生动细致真实的反映社会生态，更能感知整个社会底层的阴晴冷暖，更具收藏价值。收集它们就是收藏了一个地域一个国家一个时期可视可查的历史，也收藏了形形色色人们思想的结晶，精神的追求，更成为行将萎缩消失远去的一大行业一段历史的细节展示与深切纪念。
编辑刘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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