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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豫南杨
20231210
今年暑假，我回到离别60年的故乡—信阳。
信阳的田园村落，戳痛我的情思，自然忆起时过半个多世纪难以忘却的悲痛—“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的时间是1959年10月—1960年4月，在这个时间里活活饿死百万信阳辖区的农民。
1959年—1961年，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人们普遍吃不饱饭，都饿着肚子，信阳人把这一时期叫做“过粮食关”。
过粮食关，信阳农民是从1959年底开始的，到1960年底结束，1961年正式告别饿肚子，此后几年的生活标准要比当地城里人高。
吃商品粮的人吃不饱饭时间是从1960年开始，到1962年结束，这类人没有被饿死。
1960年过大年，很多农民家庭没有肉吃，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什么时候能吃一顿饱饭呢。
人们长期吃不饱饭，营养不良，身上出现了浮肿，眼睛得了夜盲症，胃里常犯酸水。
当时社会是“大跃进”“吃食堂”，盛行的民歌：“一进食堂门，稀饭两大盆。勺子搅三搅，浪花打死人。盆里照见碗，碗里照见人。要知为什么，去问路宪文。”
路宪文是那时信阳的地委书记。
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就是路宪文的“政绩”“绝作”。
1959年信阳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实产粮食20亿斤，各县浮夸虚报72亿斤，按照这个虚数比例征购粮食16亿斤。
为完成这个任务，信阳地委开展“反瞒产”运动，动用民兵挨门挨户搜剿粮食。
反瞒产，信阳地委规定：不准向中央写报告信、不准讨饭、不准外逃、不准挖野菜、不准家庭冒烟。打人成风，打死人司空见惯，手段残酷。
信阳地委的行为得到是时的河南省委支持，特别是得到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认可。
民谣：“跟着吴芝圃，人民白受苦。”
吴芝圃为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撑腰，排斥打击敢于说真话的行署专员张树藩。
结果，信阳辖区农民全年的口粮只剩下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光山、潢川等县甚至不足3个月。
辖区农民外出逃灾，信阳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的农民当做“流窜犯”管控，到处设卡拦截，仅当年冬季就拦截收容46万人。
信阳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此时被扣留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地游街批斗。
路宪文将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先饿死，后组织民兵打党员，打贫下中农，逼其带头剿粮，扬言：“宁要一斤粮，不要一个落后共产党员”，能“打死一个贫下中农，拿出一斤公粮”的就是旗帜。
集体食堂不能正常开伙，一个小孩饿极了，爬到食堂门口，仅被人撞死在墙上。
当时，信阳地区所辖的18个县市（含驻马店的上蔡）就有15个遭此劫难，特别是光山县。
童谣：“光山县，两头尖，中间住着个马龙山。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
马龙山是当时光山县委的第一书记。
马龙山在反瞒产淫逼粮食的日子里，一天能连打40多个农民；为了掩盖自己的过激错误，马龙山仅命人打死县委副书记张福洪。
光山县各公社干部，动手打人的占93%，为追逼粮食还动用公安机关，抓捕农民1774人，其中死于狱中36人；短期拘留农民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667人。
槐树店公社党委书记纠集的民兵，专打农民，以人的惨叫声为乐。在一个家庭里，打死了父亲，又打死了十多岁的儿子。
一个生产队的队长独占上面下发的80斤救命粮后，还狂言：待有70人饿死后，剩下50人时才许开伙……
就这样，全县一百多个村庄的农民多数被活活饿死。
新县，是光山县的邻邦，因将军多，浮夸风不大，光山有幸逃到这里的饿民，多数被当地的公社、大队干部持枪巡逻抓梱送到洞坪对面的大山沟里。
鸡公潭是光黄古道上新光两县交界处的一个关卡，凡有南方粮食通过此卡运到光山去的，除一律没收粮食外，还被毒打；一位刚嫁到红安紫云的光山姑娘，用布蔸装几个红薯绑在肚皮上，想以孕妇形象趁天黑送给光山母亲，被守卡人搜身没收；有的光山人，口含银元饿死在鸡公潭的大石旁边。
逃往新县的光山难民，也有被好心善良的平民百姓隐藏渡过了性命的，四十人食堂的千斤俞冲生产队，将光山逃难的三十多人藏在深山沟里，让两个小男孩送饭吃，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阜阳王店大队的妇救会主任在忆苦思甜时说，她从光山逃出来的那年16岁，为了活命，在逃难的草垛里，有哪个好心男人能给她一个馒头吃就让其摸一下她胸部的乳房，很多光山妇女都以身许嫁光山周边地区的老男人。
…………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卫生部的注意，中央内务部的郭处长是第一发现人。
郭处长，在地方严密封锁信息的情况下秘密实地调查，发现信阳人的死亡是人为的死亡，情况十分严重。
郭处长回到北京，速向内务部领导汇报信阳情况，内务部马上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又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董必武派了中央监委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到信阳调查。
李坚、李正海调查工作受到河南省委、信阳地委的限制阻挠。
李坚、李正海排除干扰，在基层调查了3个月，掌握了大量的可靠资料，并将查有实据的70万非正常死亡人数上报给中央。
“信阳事件”震怒了毛泽东，他认为信阳地区的问题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要求严肃查处。
1960年10月21日，中央工作组根据信阳实地调查的情况，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6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少奇、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11月12日，毛泽东又派李先念、陶铸和王任重到信阳再次调查。
在中央调查的过程中，吴芝圃把责任全部推到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头上，当着中央调查组的面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
张树藩毫不客气地答道：“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 又拿出70O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呢？”
吴芝圃哑口无言。
河南盛行的民谣是：“跟着吴芝圃，人民白受苦。”
经过调查，陶铸发现问题严重，他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1959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忸忸怩怩不真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
1960年底，毛泽东又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信阳地区搞调研。这些人员到达河南时，吴芝圃不让去信阳看真实情况，而是把他们安排到许昌地区的鄢陵县。
吴芝圃的所作所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都认为吴芝圃“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
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率领中央、中南局工作组对信阳每一个县、每一个公社进行实地调查时，看到光山县到处都是惨不忍睹的悲惨景象：村村断了炊，处处有新坟，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房屋倒塌，遍地瓦砾，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有一个村子，只剩下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婆婆和2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全村数百人全饿死了。
幸存者控诉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将人活活打死或活活饿死的罪恶。
刘少奇主持处理当时的“信阳事件”：信阳的一些县、公社的干部被打成“国民党”、“阶级敌人”，并受到法律的审判。
吴芝圃三次向中央检讨，他承认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00多万人，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吴芝圃，男，原名吴殿祥，河南杞县人，1906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8月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年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1967年10月19日于广州医院去世。
马龙山，男，1922年生，山东肥城人，1945年参军，1946年入党，1955年8月任光山县委第一书记，1960年9月6日被撤职拘留，1963年被河南高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年后改为无期徒刑，1977年释放。
路宪文，男，山西人，1919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1948年随“陈谢兵团”南下，1958年11月任信阳地委书记，1960年9月20日被撤职、开除党籍，1962年被河南高院以“反革命报复罪”“违法乱纪罪”判定有期徒刑3年，1975年重新入党，1979年恢复行政12级（副厅级）待遇、任“河南百泉农业专科学校”校长，1993年9月3日去世，终年74岁。
今天，我们再忆“信阳事件”，依然痛心疾首，良心告知：记住吴芝圃、路宪文、马龙山的教训，时刻警示后世牢记历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
【本期制作 : 蝴蝶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