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书写长安的大书

作者：张立

     世界几大宗教都有着自己的圣地，如耶路撒冷、麦加、鹿野苑等，中国人的宗教可以说就是历史，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热衷记载历史、阅读历史。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也不是以血统而分，而是以文化认同而论。所以说，历史和文化就是中国人的信仰。那么中国人心中的圣地在哪里？长安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选项。长安是山河表里的形胜之地，汉唐气象的首善之区，丝绸之路的起点终点，它繁盛之时，就承载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无数人的希望和梦想，它衰落之后，也仍然作为一种情结，长久地留存在后人的心灵深处。可以说，长安，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意象了，而且，没有第二个城市能够取代。

     众所周知，朱鸿老师是长安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和书写者，他以其三十余年的考察亲历与深入思考，创作了十余部书写长安的散文集。自古至今，写长安的人不可谓不多，甚至港台和海外专家也加入其中，但朱鸿老师的作品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

     作为书写长安的一份子，我的案头自然少不了朱鸿老师的书，从最早的《夹缝中的历史》，到《历史的星空》《关中是中国的院子》《关中:长安文化的沉积》《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是中国的心》等等。我的《能不忆长安》一书，有多篇散文都引用了朱鸿老师的观点，甚至《平和蓝田人》一文就是因他说起自己的诸多蓝田朋友性情都很平和而引发出来的。

     在我读过朱老师写长安的书里面，我认为最为系统，最为厚重，最为全面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长安是中国的心》这本书。本来我想称之为一部长安历史人文的百科全书，但百科全书一般指的是知识类或资料类的系统与全面，不足以概括书里的思想性、文学性与个性，所以我用了“大书”一词，希望能比较准确一些。

     系统自不必多说，朱老师在自序里已经很自信地说了：“我自知此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唯一一部系统叙述长安的著作。”举凡山、原、川、河、陵墓、宫殿、塔庙、楼阁、遗址、街巷、文物，甚至囊括了花草虫鱼、粮食蔬菜，涉及面系统且深广，故成此100余篇、500多页的大书，真可谓洪钟大吕，鸿篇巨制。

     我有幸听朱老师讲过他的创作秘辛。1992年，正值邓公南方讲话，确定继续改开，整个社会再次充满了活力，当然也伴随着浮躁。文坛也是佳作频出，陕军东征正当时。而朱鸿老师则不受浮躁风气影响，研究他的历史文化，却越发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他开始了长安与关中的踏梦之旅，有时是苦旅，有时是甘旅，是甘是苦只有自己知道，有几次甚至面临了生命危险，但收获也是丰厚的。可以说，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用双脚丈量出来的。他不光走和看，还要问见到的当地人，他不光了解山水或遗迹背后的历史文化，还要了解其现状，并搞清楚“何以至此”，蓄积的心灵冲击力足够了，一篇佳作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我清晰地记得他说的话：“既然立志要做一件事，就要有一股狠劲，不做成不罢休。再难都要搞懂，一定要攻破了它，让它化为自身的养分！”

     因水平所限，我缺乏专业评论能力，只能就自己感受深刻的地方谈谈。

     我最喜欢朱老师散文的一点，就是那无处不在的作为作者的“我”的现场感，以及“我”的观点、思想和感受。

     曾经有个出版社编辑对我说：“你客观地写一个人文景点就好了，你的文章太在意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了，其实个人的感受没那么重要，读者也常常会跳过去。”我却认为文章中“我”很重要，正因为有了“我”的参与，才会更有特色和魅力。朱自清前期的散文都有“我”的感受，如《荷塘月色》《背影》等，所以受到大家喜欢，但当他改变理念，认为不应该强调自我而应该客观描写时，写的《欧游杂记》一书却丝毫没引起过波澜，几乎为人所不知。

     尤其是当今的信息时代，知识性的资料可以轻易搜索到，但个人的现场感受、独立思考和独到的见解却越来越难得。这恐怕才是文章的核心竞争力吧？

     作家分两种：有创造力的和没有创造力的。没有创造力的，可能只能做知识和资料的搬运工，做寻章摘句的老雕虫。而有创造力的作家，能够把自己的信息量发射出去，让人看得见“我”这个人。朱老师作为大学文科教授，既有学院派的严谨考据，更有民间派扑面而来的鲜活的现场感。在这部书中，读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能看到他这个人，他与所写地方的关系，他的所见所思所想，他的自豪与失落，他的悲愤与欣慰。至于历史故事和数据，只是文中的背景罢了，是为了更好地展开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抒发自己的情感。

     上世纪90年代，朱鸿老师就熔铸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行文风格，用语凝练，白话中不时夹杂文言，使得文字更加典雅，表意更加丰富。之后不断切切打磨，个人风格愈加明晰。

     《长安瓦当》一文结尾他如此写道：“瓦当文章，凝结着前圣的智慧，道在其中，嘉在其中。它多是皇宫的装饰，贯春经秋，身披几千年的日月之光和祥瑞之兆，足以为美，大可欣赏。有一方在案架，小屋能大，豪宅必贵，所以社会名流好而索之。”不足百字，表达得多么凝练，多么优美，多么丰富啊！

     还有《少陵原》一文中讲到曲江池的历史发展，他如此写道：“曲江池之水，初是自出，为汉武泉，然而至唐自干，便从终南山引义谷之水，上少陵原，修黄渠，过鲍陂，蜿蜒注曲江池。顿时水阔，便聚为芙蓉园，以成接天莲叶，映日荷花。今之芙蓉园和曲江池，泱泱为泽，都是黑河的水了。”短短百字，便清楚交代了曲江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和水源所自。我好奇地统计了我写《曲江池》一文中关于曲江变迁的文字，居然用了八百多字，实在是冗长且啰嗦了。

     我喜欢的文化散文大家，如余秋雨、夏坚勇、李元洛、朱鸿等老师，都是极具文字辨识度的，都是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他们使用中国文字炼丹，熔铸出了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这是中国文人之幸，也是中国文人之福！

来源：南城文化、南山窗

作者简介：

张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协会员，西安市作协理事，陕西省散文学会青年文学委员会副秘书长，长安区作协副主席。出版有散文集《要有光》《元和中兴》《能不忆长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