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桥梁和信使
——写在《从黄土地走出的北京知青》出版之际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红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名的长诗《理想之歌》开头的几句。这首长诗的作者之一高红十，当年曾经是北京到延安的插队知青，后被我们推荐上了北京大学，成为北大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当中的一位。长诗《理想之歌》，正是对他们知青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他们在延安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果展示，也是他们这一代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精彩呈现。
改革开放以后，高红十与同到延安插过队的梅绍静、史铁生、陶正、徐星等，一时间都渐次成为全国知名的知青作家，为我国的文学园地奉献出了一批高品质的文学艺术作品。作为在他们人生之路上曾经做过一些铺砖垫石、修路架桥工作的我们，如今回想起来，也为之感到无上荣耀，无比欣慰。
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也就是1969年元月8日起，先后三次约26800多名北京知青，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离开家乡北京，告别亲人朋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他们个人而言，这是一种别样人生的开始，而对当时的延安地区来说，近三万名北京知青落户延安，则成了整个六七十年代延安政治生活中一件不容置疑的大事。
我作为那样一个大时代里的普通一员，起初是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后来则是因为我与众多北京知青建立了较深的情谊，从而使得我与北京知青和他们的生活、生产、工作、学习等，发生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以我而言不过尽己所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生产和工作条件，为他们在延安安心接受再教育，在“三大革命”实践中经受考验，锻炼成长，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如今快半个世纪过去了，随着北京知青中多数人已经进入老年，随着他们那份浓浓的“延安情结”的不断加深，由我们这些当事人和见证者回顾往昔，反思得失，进而服务当下，滋养于未来，应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纵观历史，俯瞰人生，许多后来成了“气候”的事情，往往都发端于偶然，我与北京知青工作的关系，也可做如是观。1969年北京知青赴延的时候，正是“文革”进入白炽化阶段，文革前正常的党政组织，此时都已经瘫痪，整个延安地区一级，那时只有一个叫做“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非常组织，“革委会”下设一个“政工组”，我当时是这个政工组的成员，负责群工、组织等工作。七十年代初，我们就曾以“陕西省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的名义，组织编写出版了《知识青年在延安》（一、二集）《延安精神育新人》和《延河之歌》等书。1969年我32岁，组织上觉得作为同是青年的我，与北京知青接触交流会更其融洽，更有优势，于是，自然而然，我就成了延安当时具体负责接待、安排、分配知青的工作人员之一。文革后期，党团组织逐渐恢复，我被任命为共青团延安地委书记，这下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知青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此后，我历任宜川县委副书记、宜川县革委会主任，志丹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委书记，中共黄陵县委书记，延安地区行署副专员，延安地委副书记，延安地区行署专员，延安市一届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等职。不论在市（地区）上，还是在各县，我都把知青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我在共青团延安市委担任书记时，整个延安共青团系统从地区到各县、社，都有北京知青担任领导职务或专职负责知青工作。共青团延安市委12名工作人员中，就有6位是北京知青，占到工作人员总数的一半。
按照当时的政策，北京知青到延安，可不是镀金来了，也不是“一阵子”的风尚，而是将其北京户口注销后迁移到延安，准备“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来了。一旦到了延安，他们就和延安当地的农民一样，砍柴，背柴，担水，烧火，做饭，抓粪，翻地，种地，锄地，收割，背谷，打场，扬场，过粮，分粮，交公粮……，一句话，他们就完全融入了延安社会，成为延安人民中间的一员了。同时，他们毕竟是来自伟大首都北京的一代有文化的青年，而不是普通的农民，他们的到来，必然为延安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注入新的积极元素。因此，有关他们的一切，都不能、也不敢稍有疏忽。如今回想起来，当时延安地区有关知青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我本人就是调查、研究、制定和执行者之一；知青在生产生活中遇到实际困难或思想问题，我也是积极帮助解决者之一；知青遇有入团、入党、评选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当选各级各类代表、担任基层领导干部等，我往往是积极推荐者之一；知青中那些因为父辈的“政治问题”而影响本人进步者，我和延安当地一些领导同志也常常是出面协调化解者之一。文革后期，尤其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中国在各方面出现了一些松动和转机，有了招工、招干、参军、上学等机遇时，我也常常是知青命运转折（例如协调解决户口迁移等）的桥梁之一。再后来，到改革开放时期，出现了全国性大范围知青返城热潮，我作为当时延安地区主要领导人之一，也为在延的北京插队知青回归故乡，做了我一个党政领导者力所能及的积极工作。近二三十年，我又成为他们与延安人民和延安市各级组织以及他们自身保持联系、增强友谊、促进发展的信使之一。为此，北京知青们亲热地称我为他们“全天候的朋友”，我为此而感到荣耀和自豪。
回首往事，我们当时积极主动为北京知青做那些工作，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没有一丝一毫个人目的，更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企求。只是凭着一种朴素的感情，即知青是来自伟大首都北京，来自毛主席身边的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对那些背着家庭出身负担的知青，我们之所以尽力为他们创造条件改善待遇，是因为我们认定在文革那样一个非常年代，凡政治上的异类，往往是为我们党的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功臣。再者，我们也有毛主席“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本人表现”指示精神的“尚方宝剑”在手，因此，我们才能够做到既要让他们在社会实践中经受锻炼，拓宽识见，增长才干，又不能使他们在政治上、身体上受到伤害。
我不敢在此夸大个人在一个大时代中的作用，但就整体而言，关心、爱护、扶助、支持北京知青，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就是对我们党和国家的负责。
二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三万多名中央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的精英到达延安。在延安的13年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意义深远的“延安精神”，并为新中国的诞生举行了庄严的奠基礼。此后，一大批建设人材随着党中央的脚步走向了全国各地，等于是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种子撒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把伟大的延安精神推向全国。与此同时，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的13年，也为延安当地，培养和贮备了大批建设人材，使延安在新中国的建设热潮中，有理由走在全国的前列。
新中国建立后的20年——1969年，来到延安的近三万名北京知青，在接受延安当地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也把文化科学、文明卫生、外界信息以及新的生活方式带到了山里，使延安当地群众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没有“文化”的特殊年代，从北京知青那里学到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掌握了实用的科学技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与此同时，北京知青们自身也在延安“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的生产建设中得到了极大地锻炼和提高。几十年后，在北京知青这个群体当中，不仅走出了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杰出的领袖人物，走出了前文已经述及的知名作家群，而且，还出现了像孙立哲、罗燕军（女）、张晓建、丁爱笛、邵明路、聂新元、董汇斌、李小康、李连元、杨晓建、王岐山、王晨、钟秉霖、孙又奇、任正刚、张革、栗建国（女）、王克明、周秉和、周凯（女）等一大批各条战线上成就卓著的杰出人物和国家栋梁。他们不仅以其自身的创造性劳动，在各自的领域为党和国家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而且每到一地，他们都要把伟大的“延安精神”的带到那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延安精神”的实践者和传承者。
当绝大多数北京知青回到北京或奔赴全国各地再创新业时，他们与其“第二故乡”延安的联系不仅没有中断，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们中多数人的事业有成，那种“思乡”之情和回报“故土”的愿望，变得愈加深切，愈益强烈了。而留在延安的320多位北京知青，他们的工作安排、生活待遇、子女返京、社会保障、老有所养等，又将成为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还有100多位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永久地留在了革命圣地延安的殉职北京知青，如何统一妥善安排他们的后事，使他们魂有所归，使他们的亲人心有所安，同样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北京知青自己，由于工作生活环境的变迁，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也变得困难起来。如何实现他们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为他们增进友谊牵线搭桥——这一切，便构成了我们的“后知青时代”知青工作的重要内容。
以我40多年与北京知青的交往，可以看出，“一生最美好的青春记忆留在了延安”，这是多数北京知青甘愿为延安做出新贡献的出发点；“有了延安这段知青生活垫底，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够克服”，这是他们历经数十年岁月沧桑而不改初衷的共同心声。尽管已经离开延安，但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牵挂着“第二故乡”的发展与进步，可说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他们中有的人或慷慨解囊，或四处奔走，为支援延安的经济建设出力献策；有的则千方百计帮助延安农民的孩子进城上学、务工、就业；有的多次往返京城——故里，帮助老区寻求建设项目。在此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为给延安引项目，注资金，促关系，知青们不讲价钱，不辞辛劳，其情可感，其诚可敬。他们先后为延安引进、促成数十个项目及数千万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延安的经济建设，如扩建延川县中学工程、延长县交口光华中学建设、富县北京光彩小学扩建、延安冯庄引水工程建设等。多年来，我在北京走访了众多知青朋友，他们还就延安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出过许多利益攸关而又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并就两地北京知青联谊、旅游，建设“延安常青纪念林”和“北京知青园”等达成共识。1994年，我们邀请了百名知青带着他们的子女回延安，使知青们亲眼目睹了他们走后延安的巨变，使延安人民了解了知青们在外创业的事迹与成就，也使知青的子女们亲身体会了其父母辈与延安那割不断的“亲情”。北京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和40周年之际，我们又分别在北京和延安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市、县两级都建立了联谊会，为北京知青回乡“探亲”，支持延安建设架设了桥梁。2009年元月，延安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在北京延安文化展示中心与当年的众多北京知青聚会、座谈，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与情谊。
延安人民则更是时时不忘北京知青，不忘知青们在潜移默化中带给他们生产、生活等各方面质的变化与提高。延安仙鹤岭公墓已经实施了“知青园”工程，决定将殉职于延安的100多位北京知青的陵墓，在征得其亲友同意后，集中迁入，以表达对北京知青献身延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深切追思。同时修建了“北京知青纪念馆”，以图片、实物、模型、音像等立体方式，向社会全方位展示北京知青的创业步履和英拔风采。对留居延安的320多位北京知青，则在其工作安排、生活待遇、老有所养以及子女的上学、就业、返京等，给予多方关照，解除了他们或可有的后顾之忧。
“一路歌声一路话，满怀豪情到新家。巍巍宝塔把我迎，贫下中农象妈妈。……延安是个革命家，北京亲人莫牵挂。延安—北京千里远，千里之外有妈妈。”这是当年在延安地区延安县插队的北京知青邵新同志写的诗。几十年之后北京知青与延安人民往还不断且情谊日笃的事实，不正好印证了知青们当年那份纯洁美好情感的真切与深挚吗？
三
自打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从而有了知青群体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就高度重视并时刻关注着知青工作。当时国务院成立了知青办，各省也有了相应的组织机构。1973年6月，周总理回到延安亲切接见了部分北京知青，鼓励他们为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贡献力量。20多年后的1996年2月20日，李鹏总理回到延安后，在与原北京插队知青座谈时，勉励他们通过在延安的知青生活，认识国情，增进与延安人民的友谊，加强自身锻炼，提高精神境界，为延安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
2009年11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回到延安，在延安的市县乡村干部代表座谈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与周总理和李鹏总理不同，习近平同志本人就是曾到延安插过队的近三万名北京知青当中的一员，因此，有关知青生活与延安，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切体验与深刻见解。我作为参会者之一和被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两次提到的延安市领导干部之一，聆听讲话，倍感亲切，也深受鼓舞。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说到他在我市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时，“从一点一滴学起，肩挑，背扛，撒种，打场，铡草，犁地，所有农活都一样一样学，最后身体变好了，技能掌握了，特别是（与当地群众的）感情也融合了。”梁家河大队的党组织和干部群众也对他十分信任，他在这里入了团，入了党，担任了大队党支队书记。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他还被评选为“延安地区第二届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和延安地区十个“青年标兵”之一。1975年，他被大队、公社和县上推荐上了清华大学。习近平同志感谢延安这块土地给了他本人并给了所有北京知青以人生的滋养，他在高度肯定“延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焕发出了蓬勃生机”的同时，勉励延安人民“要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保持优良作风”，“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奋力实现新跨越。”他同时告诫知青朋友们，要不断强化与延安人民的“感情纽带”，为知青们共同的“第二故乡”——延安的发展和繁荣再立新功。
“走不完的大路过不完的河，快刀也割不断你和我”。不用说，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是我本人，也是我们延安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做好“后知青时代”知青工作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更加艰巨、更加美好、更值得期待的知青工作，其实才刚刚起步。
注：本文系笔者给延安市一位领导干部代写的“书序”。因为
文中过多地渗透了笔者本人的情愫，不由地收在这里，愿与读者朋友一起共同回味那个火红年代里的人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