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陈军：黄源与鲁迅、巴金的交往
陈军
1995年3月25日，巴金在上海带病主持了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他的轮椅缓缓推进门时，会场上掠过一阵轻叹。巴金是医院“特批”出来的，当他吃力地嚅动嘴唇宣布开会时，不远处，有一位老人掩面饮泣起来。
他便是小巴金一岁的黄源，中国作协唯一能到会的顾问。他也是听说巴金要亲自主持会议，经医院“特批”，以90岁高龄从杭州赶来的。我能理解他的这种感情，不久前，他曾在病房对我说过：“当年给鲁迅先生抬棺材的，就剩......我和巴金了......”
记不清认识他有多久了，谁都知道他和鲁迅、茅盾的关系，也知道他是当过领导的老文艺家。印象中文艺界的活动，他是有请必到，老人的心，好像揣着一种强烈的释放意识，一种对逝去的大时代的大怀念。每次讲话前，总是激动地挥着手，有时先呷一口茶，开场白常常是一句海盐官腔很浓的话：“我们那个时候啊……”
然后，眼里闪出波光，动情地讲起鲁迅、茅盾、新四军......还有许多老一代认为该讲的话。但那时，我与他只能是一种会场上下的仰视关系，中间相隔着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旅程和人生经历。他似乎总有点不放心我们，总想关照些什么。是的，他们这一辈人对信仰和人生是真诚的，真诚得可以献出生命。他们经历过大场面，追随过大主角。然而，在比我更为年轻的朋友眼里，他们是用一种面对祖父的距离感，看待那些告诫和唠叨的。他和他那个曾经辉煌的年代，也只能是一种传说或者过往的风景。他听说家乡海盐这个小地方，出了个全国有名的余华，曾写信约余华来家中谈话。见了面，又像当年鲁迅对待青年那样一番鼓励。虽然他不一定就喜欢余华作品，但他的心是炽热的。
他问余华住在海盐什么地方？余华告诉他住在医院宿舍里，他问医院在哪里？余华说在海盐中学旁边。他问海盐中学又在哪里呢？
两代人那天就用这种方式进行着对话。黄源说了一些地名余华也不知道。直到告辞时，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地名。不说别的，就说一个海盐，对于黄源和余华，居然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记忆。
黄源旧居。陈伟康拍摄。
真正走近他是作协的工作关系，两件事，如闪亮的印记，烙得心口隐隐作痛。
一个落叶萧萧的初冬，我们接黄老参加省文学系列高级职称的评审会。他是主任，又已年迈，我们劝他不必太费心。他不允，不但细心地看材料，还日夜不停翻读每人的新著。评审表决前，大家各执已见，对个别作家分歧很大，我有些着急，老人平静的脸也露出一丝焦虑。他略微激动地举起手，拿出了他那种年纪和身份才配的气派，果断鲜明地讲了当年鲁迅是如何看待青年作家，包括缺点；讲了自己抓文艺时评价人的基本方法。简短且空前节制，一反平时的讲话风格。见他挥起捏笔的手，话锋一转，语音充满慈爱的口吻：
“你们都还有机会，我是最后一次来当这个主任了。我这次来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唯一的希望是划好该画的每一个圈。这个圆圈说好画还真不好画呢，但我要争取画成人生又一个漂亮的句号！”
话毕，举座肃然。他的笔，在众人的凝视中沙沙地落在纸上。几天的劳累使老人的手有些颤抖，他画得很慢，却是第一个交卷。我们的心，也在释然中泛出了敬意。
还记得1994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五天的全省青创会即将闭幕。黄老作为省作协的名誉主席，我已事先落实专人接送。眼看晚会时间已到，司机空车而归，说是山下不见踪影。我的心一紧，黄老住在葛岭的半山腰，秋风秋雨中山道泥泞，会出事吗？忙打电话，他夫人也紧张了。说老人早在一小时前就摸下山去了。天哪，我惊得赶紧叫车掉头。也就在这时，一辆红色“的士”缓缓驶进大门。橙色灯影下，闪现出一个颤微微的身影。夜雨中，我愧疚地扶紧他。他的手很冷很冷，冰凉的肩头闪烁着湿漉漉的水雾。
他是累了还是真生气了？只见他漠然地仰天喘气，歇了很久。那天我很窘，老人终于缓过神，像发现了什么，拉紧我问：
“会开始了？我不会迟到吧？”
当他被掌声拥进会场，脸已平静如初，露出和蔼的笑容。晚会自然热闹，舞会时还被几位女作家扶着踩了几下舞步。我怕他累，几次提醒也没用。散会后，当扶他上车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慈爱地拍拍我的手，用海盐官话柔声说：
“你刚才手心里……怎么都是汗呢？……”
车灯远了，我的心暖了。
黄源雕像。陈伟康拍摄。
真正开始理解他是参与操办老人的祝寿活动。在他九十华诞前，李小林向我约稿，说巴金交代在《收获》的专栏，发黄源和一位作家的文章。
黄源家居葛岭已悠悠三十余年。他因错划“右派”很早就离开工作岗位，他熟悉这里的每块石头和苔藓。多少个清晨和傍晚，山道上总是闪动着他的身影，穿一双平底布鞋，有点自信地散着步。那些年，他还能爬山，还能每天到山下取信件报刊，还能接待来访的文坛老友巴金、丁玲、艾青、傅雷、楼适夷、方令孺、陈学昭、刘白羽、王蒙......
可是，几年前的一场重病，终于让他成了医院的常客。如今，他几乎以浙江医院为家了，老人是为我的采访特意回来的。
当我步入他简朴的小院，从午后听他促膝长谈至深夜，耳边不断传来信徒上山的脚步声。这是中国道教在南方的一个重要道场，山上那座紫气缭绕的抱朴道院，据说还是葛洪的练丹处。可老人的眼，已沉浸于如烟往事。动情时，还会踱到鲁迅和茅盾的书法前长久凝视。
我发现他的全部精神世界，都镌刻着一个人的印记。
我的眼前映现一位穿夏布长衫的人，身材瘦小，却迈着一种有特点的外八字脚步。鼻下留着浓黑的口髭，那双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里，透出一种冷峻的超迈之气。他是他的学生，他的先生是那个时代的大主角，先生那种苍凉的、抱巨石入海的历史意识和迸血呐喊，使他的见识和充满批判意识的作品，超越了他同时代的所有作家。他是他的学生，也必然在先生的精神旗帜下生活和回忆。正如老人自己说的，他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就像他的家乡海盐，无论你怎么看，也只能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县。他出生在一个同样普通且清贫的教师之家，祖父当过小学校长，父亲终生为小学教员。而父辈对他的最大期望，无非是早日读完师范再回家当小学教员。但少年的他，自从迷上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就做起了文学梦，跳出了一般青年只在“月光”“玫瑰”“酒”上打圈子的生活。从爱读新小说到选择有文学名家为师的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求学；从日本自学外语结识茅盾，到为他编《文学月刊》，到后来由茅盾推荐给鲁迅编《译文》。他有幸成了鲁迅晚年亲密相知的学生，一个能经常为鲁迅办事并上门聆听教诲的学生和事务助手。
我的目光常常从他身上看到鲁迅的身影。先生的生命气场太强大了，闪烁着一片银光。命运和机缘就这样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归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鲁迅造就和影响了他的一生。
记得他第一次见先生是1927年的劳动大学，学校安排他为鲁迅演讲作记录。而认识先生是1931年，鲁迅因喜欢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士敏土》，特地介绍给新生命书店再版。担任特约编辑的黄源，见先生很重视这部描写苏联经济复兴的译作，先是亲手翻译戈庚的代序，又安排复制木刻作插图，并关照由他自己校订书稿。黄源为此多次往返内山书店，从取送校样，到出版后送上十册样书及稿费，以一份勤勉之心，给先生留下最初的好感。而真正进入鲁迅的朋友圈，以及他的私人空间，还是茅盾介绍他为鲁迅编《译文》杂志。当时的黄源，已翻译了几部外国名家的代表作。1930年秋天，他的《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辗转三家，由华通书店出版发行。生平第一次拿了200多元稿费，内心充满了自信和喜悦：
“当时我写一章，许粤华（前妻）用墨笔在日本彩色稿子上誊抄一章。一个暑假下来，书写完了，请丰子恺设计了封面......”
接手《译文》是他人生的转折。他终于像个学生，能经常面对先生的教诲，感受那种亲切的人间少有的深刻和幽默的语调，整个人一下子幸福得晕眩起来。
鲁迅对这份杂志看得很重，反复叮嘱黄源：“这杂志，译品要精，质量要高，印刷也要好。”见黄源因紧张有些惘然，又宽慰他说，前三期你做助手，由我来编。黄源在回忆录中，记录了1934年8月5日，在茅盾寓所见先生编完创刊号的情景：
“天气炎热，鲁迅脱去了长衫，挂在客堂门口角落的衣架上，便坐下来谈话……他把带来的包袱解开，里面是创刊号稿子和插图的画册本，稿子的次序已排定，每篇题目用几号字体，插图大小，都已一一注明，自前言到后记，几乎一切都已编排妥当。”
没几天的8月14日，黄源收到鲁迅给他的第一封信，开始领略了先生办刊的机警和诙谐：
“我想将《果戈理私观》后面译人的名和《后记》里的署名，都改作邓当世。因为检查诸公，虽若‘并无成见’，其实是靠不住的，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决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致挑剔，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一点的好。”
鲁迅曾对茅盾说起办《译文》的初衷，他想纠正人们轻视翻译的眼光，提一提翻译的身价。面对当时的检查制度，鲁迅建议自己和茅盾、黎烈文都不署名，杂志对外主编署名黄源，实际主编由他来做。
住在亭子间的黄源，从此一步一个脚印兢兢业业地跟随鲁迅，几乎用全部精力集编务、校对、印刷、办事员于一身。编完三期后，鲁迅满意地对他说：“下期我不编了。你编吧，你已经毕业了。”
2002年冬，时任浙江作协负责人的黄亚洲、王旭烽、陈军去浙江医院看望探望黄源老人。
在我的印象里，他不像一位搞政治的领导。他是一位容易动情和落泪的人，性情深处更多地散发出一种温情脉脉的文人气息。年轻时，不但好文艺，好读书，好交游，还好宣泄。有时从先生家里出来，还总要去胡风、巴金、萧军和萧红处谈谈，有时还会泡个通宵。正像他描述的，在认识先生前，他只是个非常淳朴稚嫩的文学青年。我突然想，如果茅盾不把他介绍给鲁迅呢？如果没有鲁迅，如果让他单独面对三十年代那个复杂无秩的文坛，面对那些唧唧歪歪被鲁迅一览后斥为“皆笳花色”的左翼文人，他可能会有一种如履薄冰的胆怯和迷茫。可能会在一种突发的事件和误解下，露出带点神经质的呻吟和哭泣。正如后来发生的“倒黄事件”，面对生活书店的名流以请鲁迅吃饭名义要他辞职。鲁迅愤而离席，直斥这是“吃讲茶”的做派。而当徐懋庸给先生写信，污蔑胡风、黄源和巴金时，又是鲁迅在病床上挺身而起，写下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为三人申辩。就在这一天，讲这件事动情时，老人站了起来，侧转身子做出横站状。他感叹地告诉我：“为了防后方，鲁迅当时只能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吃力。”
鲁迅曾在1935年4月23日致信萧军和萧红，流露出让后人莞尔，也令当今文坛唏嘘的伤感之情：
“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
鲁迅的晚年常常孤军作战，一代文豪，却不得已运用“营垒、友军、阵线、横站”等军事术语自嘲，他的文学生命和生活热情就这样被消耗殆尽。
令我感动的是对待信仰和人生，他是越老越真诚。对于那种亲身经历的伟大的存在，他也越来越流露出一往情深的怀念情结。他的晚年，留给我的是一个从病房传来的充满憧憬的声音：“我是个多么幸福的人啊......”
他是幸福的，因为想创造大奇迹是人的本能。他曾带着温柔的纯情，用鲁迅教会的方法，主持《新四军一日》征文活动；他还担任刘少奇兼任院长的华中“鲁艺”的教导主任，走出了部队文艺创作的新路。进上海后，他又成为华东大区和上海文艺界的实际领导人。亲赴北京请毛泽东题写“鲁迅先生之墓”，开放了鲁迅故居，并将珍藏的《故事新编》手稿捐赠鲁迅纪念馆。回浙江后，他又组织改编了濒临失传的昆剧《十五贯》，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赏，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也许，正是这种幸福的温情，导致他在1957年被戴上了“投降主义”的帽子。但是，他的心中总是晃动着一面不倒的旗，一片宏阔的精神森林。他能调整和融化自己二十多年的委屈，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的心胸，最终是被委屈撑大的。而对于他们这代人，信仰已不是一种盲从而是自觉的认知，他是通过理性的内省和体验而真诚地选择这种人生的。所以，一向谦和的他敢于在九十华诞时袒露心迹：
“回顾一生，忠心服务于鲁迅、毛泽东的革命文艺路线，敢于向群众告白，我是无愧于心的。”
他终于垂垂老矣。对于一些越来越久远的故事，变得越来越动情了。他不能讲太沉重的话题，尤其不能讲鲁迅的死，他一想起先生的遗容就会悲恸得热泪盈眶。他曾情不自禁地捏住我的手说：
“两天前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就走了？他送我和萧军出来，还关照我去看看普希金的话剧呢。唉！都走了，为他守灵三夜的萧军和胡风，也凋零了。所以我一见巴金就落泪……”
他怕讲这个沉重的话题，又忘不了这个刻骨铭心的场景，他说他赶到先生家握住先生手时还暖生生的。守灵不能多留人，巴金和内山他们只好每天来回跑。他还一再提醒我要好好地听着。
夜深人静，那盏朝上安置的电灯，散发出柔和的光。先生安静平和地睡着了，萧军几次三番地摇着头念叨：“先生没有死，他会坐起来谈话的。”昨天清晨他飞奔去喊萧军，萧军竟怒目圆睁地抓住他，“你诓我？”一上急驰的汽车，又几次痛苦地呕吐。他们就这样直瞪瞪地盯住苦斗了一生的，只剩七十多斤体重的先生。直到巴金、靳以他们赶来，他胆怯地摸摸先生的手，终于和萧军、胡风一起放声痛哭起来。
1996年10月6日下午，黄源与巴金在汪庄会唔。后排陈军。
他和巴金的友谊已六十多年，他一直钦佩巴金的为人和才华。1949年刚进上海的第三天，穿一身黄军装的他，就赶去巴金家一叙别情。1975年，得知萧珊逝世后，巴金受审查日子难过，又放不下心，让儿子黄明明借出差名义前去探望。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每次在杭州与巴金见面，两人就会紧握着手。想说的话很多，但又说得很少，都吞咽在肚子里。他们总是静静地挨坐在一起，默默地想着一个人，想着他们那伟大的先生。
我的心，被一种悲剧的崇高意识融化了。怀念也是一种生活，一种境界，用怀念的形式，挽留那些美好的存在，让人们不光呼吸世界新的空气，也抽空回味一下以往的古迹和废墟。虽然怀念比创造要方便得多，但能怀念大时代的人，应是平凡人的大真诚，而真诚是靠一个民族的精神滋润的。
还记得1996年10月6日的中午，李小林在汪庄打来电话，说下午黄源要来看巴金，让我早点过去。一进门，小林就领我去巴老房间，说刚给爸爸读完我写黄源的文章，老人要见你。巴老温和的目光是那样慈祥恺悌，忐忑的我聆听完鼓励，李小林又拿出一套五册的《随想录》相赠，翻开第一册扉页，巴老沉甸甸的题签赫然在目。不一会，黄源携夫人巴一熔，儿子黄明明前来探望。两辆轮椅上两位老友的手又紧握在一起，临别时，巴金赠送黄源《巴金七十年文选》。以后的两年，他们又曾在汪庄亲切会晤。此后，再也没有见面了。巴老因身体原因长住医院，已不能来杭州了。
黄源生于1905年5月1日，病逝于2003年1月2日，时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当我们从医院的病房，缓缓推着他的病床，送别于寂静的太平间时，冬日下午的暖阳，轻抚着他安详沉睡的面容。
2022年10月8日修订
稿件来源：《中国作家》
2023年12月4日
杭州鲁迅读书会
责任编辑：陈继业
2023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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