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深度思考生活具有乡村中国历史感的诗人

      一一在“杨生博诗歌研讨会”上的讲话

         阎安

      今天的研讨会，氛围特别的厚道、丰满，每个人从各自的诗歌见识、文化维度上都表达了对诗歌的真诚的关注，对杨生博诗歌特别厚道的关注。

       我也讲一个观点：杨生博是一位深度思考生活，具有乡村中国历史感的诗人。

       当我们研讨或者说是谈论一个诗人的写作时，不论在哪个意义、层面、范围内，无论这个范围的大小，在这个全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都有可能是公共告知度很大的一件事，而不是一件小事情。那么，杨生博这位诗人的写作，值得我们谈论的维度在哪里？我认为作为一个诗歌同行，我认为杨生博的诗歌不见长于诗歌文本的独创性，其优势在于他是一个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的社会经验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文化经验的提炼者，他的诗歌智慧包含着他自己的某种历史见识、社会见识。我也关注到他的三首诗《父亲》《母亲》《奶妈》，这三首诗在他整个诗集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是说我们经历过上个世纪，许多人都经历了，一个村庄路口、一块石头，可能都是我们的经历，问题是我们经历过的时代，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内化成了什么东西，我们是遗忘了，或成为一种道听途说，今天各种物质十分丰富，令人眼花缭乱，这在感觉上造成了外观认识现象世界的破坏，我们仿佛是见得更多了，更丰富了，但又仿佛什么都不存在了，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杨生博的诗歌给了我们十分重要的启示。

     杨生博是一个深度研究思考生活，特别具有乡村中国历史感的这样一个人，他是用一种历史的、社会学和民俗学相结合的眼光去观察、研究、体验的一个人，他的诗歌也就透露出来一种别样的、个人式的那种老练和通透，这里面包含着一种见识的高度。                           

     文学的高度有时候就是一种见识的高度，文学的大厦往往靠见识的柱子支撑着，作者的见识到了高于一般人的一定程度，这个人可能做什么都是艺术的，如果作者的见识没有到达一定高度，可能作品像模像样的，但实际上却什么也不是。所以杨生博的诗歌，特别是对乡村中国、对传统中国的那种消逝维度和正在消逝维度的那种记忆式的建构。他把记忆放大为一种民舍式的建构，里面饱含着他自己的独特的智慧、独特的经验、独特的生活体验、独特的见识。这种见识也可以识作一种乡愁。

      乡愁是什么，乡愁如果用杨生博的诗歌来说就是记忆的一种复原，而不是实体故乡，实体的故乡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任何实体都是易碎的，是变动不止的，包括故乡在内。我们现在村庄空了、不存在了，乡村消失了，乡村中国正在随着现代化进程、因人类追求生存的新形态和新方式而逐渐消失。但是无论过去多少年，我们如何还能回归，可能正是类似杨生博诗歌的这种文学等艺术方式，才让我们回去有了一种方式，一种回归的可能性。所以，杨生博的诗歌提供了一种生活史、社会史、超越了诗歌艺术本身的价值。就像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其价值都是在文学语境之外实现了自己的艺术价值，即体现出生活史和社会史的价值。

       总之，通过自己的摸索有时也有可能邂逅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杨生博自己经过系统的、一辈子的积淀、提炼，他所写的是经过他自己提炼出来的。包括他说到自己的母亲、奶妈、他的父亲、他的村子，都是他自己已经提练出来的，已经提练到一定的高度的内容，这对于写作者来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我以为人的品德决定着作品的高度。与杨生博打交道，刚开始是从直觉上感到这个人是个有品行的人，随着交往的深入，就越发感受到他从各个方面都是一位德性很好的人。一位写作者，他的作品质量重要，但人的德性修养更重要。

      另外，杨生博有本诗集《非遗之光》，从专业角度上来说，非遗是指向社会学的一个命名，有非常强的概念化制约。而诗歌是反概念化的，一旦用概念性的东西去表达的话，可能把一切都架空了，会把一些东西变成虚假的，这是书名的问题。但支撑这本书的是文本。我读了他的《非遗之光》中的作品，我认为这里的“非遗”概念实际上是泛化了的乡愁，是一种乡愁的借喻。乡愁在人与人相处视域里，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祖祖辈辈对德性的珍重、渴望，那种苦心经营。

      现在人对过去乡村中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简单、真诚的怀念，其实就是对于人的德性的一样追求，而这种追求也一直被各个时代的社会制度、物质生活等因素所异化着，同时，各个时代的人们也一直在渴望、在追求，所以也在被时代一直教化着。

     杨生博为什么要强调“非遗”呢，通过具体的文本我感觉到他作为一个非遗行吟诗人，他在进行着自我行吟和心灵行吟广义的通识性探索，实际上是对乡愁文化标本意义上的一种当下自我介入。这就是杨生博为什么是对心灵问题特别珍重的人，因为杨生博是对文化和心灵的一个时代现场的个人介入、以及物性的一个自我行吟，所以我称他为乡愁深沉的行吟诗人。                            

      我觉得对非遗文化的行吟不是杨生博一个人的行吟，他涉及到了我们的整个民族、整个区域、整个历史的整体性行吟。那么，非遗虽然说好像是固化的，但实质上，非遗必须要有每一个时代的诗意和诗性的、自我的生命觉醒，要对非遗文化进行日日更新、代代更新。杨生博的诗意、能力虽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水平，但他做出了这个方向的努力，他想参与这种更新，他有很强的这种冲动，他的诗歌品相也使我们认为他有相应的能力。

      如果我们的精神和心灵不实现在每个时代的诗性和诗人那里自觉实现这种更新的话，我觉得人可能到了最后就无法承担造化对你的嘱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无法承担自我，而把自我架空，甚至有些人就是行尸走肉。杨生博把非遗诗歌在广义式的属于历史的、文化的，属于一个民族的乡愁积极地纳入了个人的框架之内进行一种介入感的行吟写作，应当是有中国历史感的表现。

      杨生博的诗歌表现为他对所有事物的冲动。他想将一切都纳入自我介入式的表达，有一种超越诗歌的活力，如唐朝诗人般，充满着激情和活力。唐诗就是一个发泄、一个是命名，他要将中国的一切都发泄出来，中国的一切都要用诗歌的方式介入进去，给它下一个定义和命名，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匆忙的、速度的、一个人每天都要被分成八瓣，精疲力竭的、日行千里万里的时代，这样一个远方和故乡兼得，或者说既没有远方也没有故乡的时代，杨生博写作诗歌的覆盖力、体系化、编号式的这种倾向，我觉得很像诗歌在历史上曾经试图有过的表现，那么我们这样一个远方和故乡兼得的时代，我们的诗歌应该做些什么？杨生博的诗歌对他自己也罢，对我们也罢，做了一个积极的回答。

      杨生博诗歌创作今后要注意的问题是：对于乡愁要有现代化的反思。杨生博的诗作对乡愁中国、传统中国的那种记忆性的复原，这种复原虽然也是一种反思，但是这种反思一旦回到当下的、现代化的中国，杨生博的反思显得单一的传统。杨生博在个人成长过程中，他受了罪，现在当了大学教授，应当说是人生的一位成功者，作为一个成功者，他体会不到现代中国新的那种转型之痛，我觉得这是杨生博诗歌创作进一步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阎安】：陕西省作家副主席，《延河》杂志主编，鲁迅文学诗歌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