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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的父亲母亲
文/甄春延
寒夜清冷，夜不成寐，又快到父母亲的诞辰纪念日了。父母亲的生日都是11月的，所以很好记。
前几天，夫人说夜里梦到老妈了，正赶上民俗十月初一“送寒衣”，我们两个就趁着夜晚人少的时候，到街头为父母亲烧了些纸。看着熊熊的火焰，看着火苗往我站的方向飘来，感觉好像父母亲又站在你的面前和你说话似的……
有的时候看到街上或公园有姑娘或者小伙扶着或者推着自己的父母亲走路或游玩，我都很羡慕。我常常想起我与父母亲在一起的往事。
父亲生前担任过许多职务，吉林省林业厅厅长、吉林省森林工业管理局局长、东北林业总局副局长。1954年定级时，父亲被定为行政9级，后来按照中央的要求又自降一级，文革后工资级别又恢复到原级别，工资好像是204还是240元就记不清了。
1964年，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德同志代表中央找父亲谈话，根据国家的战略安排，要调他到云南开发三线，打开局面后，就调他到林业部工作。他二话不说带了东北、内蒙古林区的5000多干部职工到了云南。
在云南工作生活期间，他又先后担任过金沙江林区会战指挥部（代号为12号信箱）副总指挥，总指挥是时任林业部副部长梁昌武，云南林学院院长、北京林学院院长、云南省林业局局长。
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但父亲和干部、工人一道艰苦创业，很快就在云南省楚雄州的冬瓜坪镇建了机关大院，在云贵川三省建立了几十个森工局和金沙江水运局，为国家三线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记得父亲后来和我说过，建设12号信箱，国家投资上亿元。1966年底，母亲放弃吉林省政治学校教务长的职务领着我和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也到了云南。但生活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文革开始了，父母亲被“打倒”了，“带高帽”、“挂牌子”，被打成“走资派”，并且一关就是6年。
文革可以是父母亲的噩梦，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也深深刺痛着我的心，终生难忘。父母去云南后，按爸爸对林业事业的热爱，准备大干一场时候，文革开始了，到处是打砸抢烧，老干部被无情地批斗，甚至许多地方的干部无法理解也可以说无法忍受突如其来运动冲击和屈辱而自杀，或无端被迫害至死。
父母亲在运动中也难逃劫运，他们经常被挂着大牌子，戴纸糊的高帽被批斗游街。大牌子是用8号铁线拧的，挂在脖子上，谁都可以想象到那种痛苦滋味。父母亲天天被批斗被打骂，他们的身上经常是伤痕累累，父亲被折腾的死去活来，耳杂被打聋，落下残疾。
后来我写东西时也常常发出感慨，那时候的人怎么了？我的姐姐回忆到，父母亲被打倒时，她借大串连之机来到云南楚雄看望父母弟妹。那里发生的一切让她终生难忘，每每回忆起都是钻心的痛，在滴血在流泪。
她从昆明搭乘大卡车往楚雄赶的路上，全是写着打倒父亲的横幅标语，都打着大叉，不是油煎就是火烧，就连乘坐的卡车上也挂着同样标语。因为父亲是当时楚雄州最大的“走资派”。姐姐进门看到的是穿着破烂衣服的弟弟妹妹，她忙问爸爸妈妈呢？弟妹们指着床下说妈妈，破床下用许多木板挡着的地方，妈妈一头乱发正在往外爬，她就哭了，扶起妈妈问爸爸呢？才知道一方造反派让父亲给另一方造反派贴大字报，父亲坚决不干怕引起群众斗群众，于是和另一个“走资派”李新连夜跑了。父亲逃到大山里去了，妈妈怕被造反派抓走，就天天躲在床底下，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那段时间我们姐弟3人陪着父母亲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姐姐回忆到，看着妈妈瘦的都脱相了，弟妹们个个面黄肌瘦的，心痛啊！感到天塌下来了。过了不知多少天，有天晚上快十一点啦，就听到有人轻轻拍门喊我姐姐的名字，打开门只见人悄悄地闪进来，定晴一看是父亲，只见头发胡子长长的，滿脸泥污，一身破衣烂衫，瘦的姐姐都不敢认了，姐姐扑过去抱着爸爸哭，爸爸见是我耒家了，忙说别哭別哭，别让造反派听到，吓得姐姐忙止住哭，给爸爸倒水洗脸，说是给爸爸弄口吃的，那时候哪有东西吃啊！吃几囗泡饭垫吧垫吧，连点菜影也没有，好心疼。
党的九大闭幕后，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姐姐要回长春了，分别一刹那，她和母亲抱头痛哭，一步三回头向母亲招手告别，直至看不见。还有一次，造反派让我父母亲分别跪在单位大院的南北门，一跪就是一天，脖子上还要挂着大牌子，到晚上回家时，父母亲都站不起来了。
每次想到这些，心里都难以自制的。我曾经看过历史照片，一个是批斗彭德怀的，一个是批斗时任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的，他们都是被人将两只胳膊拧到后面，头低着，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牌子上的名字被打上叉。我父母亲挨斗时就是那样的。
写到这我忍不住落泪了，曾经的一件痛事又仿佛浮现在眼前，就好像发生在昨天。大约在1968年吧，一个背着枪的造反派把我父母亲叫出家门，在我们家楼前训斥我的父母亲，谁也没有料到他竟然冲着我父母亲头上方打了一梭子，枪声把父母亲都惊呆了，我和姐姐哥哥也都吓呆了。如果枪口低一些，父母亲说不定就要死一人。
事后听父母亲讲，拿枪那个造反派叫王洪武，他和他爸爸都是父亲调云南工作时带到云南的。文革开始后为和我父母亲划清界限，就反戈一击对我父母亲大打出手，以显示造反精神。
后来开枪事件后，许多人指责他，说他万一真打死人，怎么办？多年后，爸妈重回吉林省工作，中央下令彻查三种人，那时姐姐已在省高院工作，听姐姐说，有一天云南省来人外调想了解王洪武开枪全部经过，她如实地出具了证言材料，外调人员看后说和王某某交待情况相符。后来听说那个人被定为三种人。这段经历每当想起我们就心痛，至今无法化解。
受父母亲的影响，我从小也经历了不少磨难，被人称作“黑五类”、“狗崽子”，挨打受骂，被人欺辱，至今想起来心里也还是有阴影。当时生活困难，我记得有一回父亲在单位食堂的泔水桶里，看到有块猪肉，父亲竟然捞出来洗干净煮熟了吃了。
在文革后期，对父亲的看管稍微松了些，我可以跟着父亲一起喂猪，到山里打猪草。因为当时我上不了学，父亲就在打猪草的路上，教我读诗背词，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从父亲被“打倒”，到父亲被“解放”，再到后来父亲重新恢复工作，又从云南调回东北工作，到最后父亲卧床后离世，我一直陪着父亲身边。
父亲的一言一行深深的影响了我的一生，父亲的胸襟情怀让我受益匪浅。文革中，父母亲受到的冲击让人难以想象，差点死在云南，但他对党的信念与忠诚却始终没有改变。文革中父母亲受了那么大的冲击和委屈，他们没有吐过一个不字，这一切都让当时我这个年轻人感慨不已，也对我们的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曾经问过父亲，您对文革怎么看？您对毛主席怎么看？父亲几乎是“训斥”着对我说，没有毛主席，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受到的那点委屈算什么？
我也在想，为什么这些老革命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有着那么坚定的认识，这一切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对理想的追求，对信仰的忠诚所决定的。
前些天，看过一个视频，介绍一些“红二代”，都是将军，说自己是谁谁的孩子什么的。看到这个我有些不以为然，我的父母亲也都是老革命，父亲也是延安出来的，也都打过仗，无非是他们在地方工作。说实话，文革中，部队干部和部队干部子女受冲击很少，而在地方工作的干部和干部子女受冲击的多了去了。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哪个没有被冲击过？哪家没有一些伤心事儿？北师大女中的卞仲耘校长被打死，我记忆中父亲手下的一个干部也是自杀，有多少人在文革中冤死？所以，那个视频我看后非常反感，父母亲的功绩是父母亲的，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我尊敬老一辈革命者，尊敬他们付出的一切。老革命中有几个没有为新中国的诞生付出过鲜血和生命？我的一个亲叔叔也是在抗战的时候牺牲的，听父亲说过，他如果不牺牲不比父亲官小。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面，多少个家庭演译着人世间的悲剧。我特别不愿意回忆那个年代的往事，可是人老了又愿意回忆点往事，再说，没有人写这些东西，谁又能够知道或者记得那个年代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呢？这是生活赋予我们的责任。
但愿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同心同德，不折腾，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说实话，某种情况下我反感红二代的提法！父母的荣誉是父母的，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我当年在学校工作8年，直到快离开学校了，有的人才知道我父母亲的身份。
父亲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对我们兄弟姐妹要求也非常严格，但他对我们的爱也如绵绵细雨润无声。常言道，父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他是儿女们一生的依靠，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时，父亲会用他那不太高的为我们遮风挡雨，为我们指明前进的道路。
他总是告诫我们，父母亲的权力是党赋予的，不能够为自己的私利而去滥用。尽管父母亲都是领导干部，但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的工作并不好，都是下岗工人，有的时候家里也很困难，但父亲从不用自己的权力为儿女的工作开一次后门。甚至有一次父亲在大会上说，我在台上时，我的孩子不能够从基层调上来。结果父亲去世后，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的母亲才将姐姐从基层调回来。
普通同事家里如果有事，父亲确总是想方设法的帮助别人。父亲从不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记得八十年代初期，家乡政府来人请父亲帮忙买解放牌汽车，父亲找了当时的一汽领导批了20台。
家乡人非常高兴，要拿钱感谢父亲，我记得父亲当时就翻脸了，说：如果这样你们就不要找我！说心里话，我是真佩服父亲那个时代的老革命，他们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父亲在工作中从来都是以工作为重，从来不考虑个人利益。
父亲离休前，组织上让他推荐厅长的人选，他并没有从副厅长和机关老处长中间提名，而是从工作角度上向组织部门推荐了临江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墨林担任厅长一职。要知道刘墨林厅长是从正处级直接提拔到正厅级。所以，父亲去世后，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到家里慰问时高度评价父亲的工作和一生，跟林业厅领导说，我父亲的丧事，单位怎么办都可以，省里不过问。后来母亲听说要参加追悼会的车辆超过100 多辆，母亲赶紧和林业厅领导提出不能出那么多车辆，追悼会规模才被压下来。
父亲虽然是领导干部，但是他非常自律，对自己严格要求。他写东西很少用秘书，多是自己起草，写提纲。
记得在云南工作期间，有一次他从昆明安宁到省委开会，途中出了车祸。被送到医院处理一下伤口又赶到省委，当时的省委书记安平生见了吓了一跳赶紧让他不要参加会了，去住院。
父亲对自己要求严，但是对下属却非常平易近人，他对文革中曾经救助过自己的普通工人一直是念念不忘。文革中为了避免卷入两派的争斗，父亲那次深夜“出逃”，连夜跑了20多里，躲到了一个国防工厂的仓库里。当工人知道他是楚雄州最大的“走资派”，并没有歧视他，反而是收留救助了他，直到“九大”开幕后，他才回到家。文革后，他专门找到当初的工人师傅致以谢意并一直保持联系到他回到东北。
父亲非常喜欢和年轻人聊天，我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如果到家里玩，父亲只要在家即使再忙都会出来和同学聊会儿，至今同学们都说你父亲一点高级干部的架子都没有，太平易近人了。
爸爸他不仅对工作竞竞业业勤勤垦垦，他人也非常豁迖开朗，他有多方爱好，比如打乒乓球，滑冰，跳舞。在吉林省工作时，那时每周六单位经常举办舞会，父亲非常喜欢跳，胖胖的体形跳的还很灵活，每场跳下来都是滿头大汗，非常开心。
有时还帶我们去站前国际旅行社和省宾馆去玩，当时还有苏联人。父亲爱打乒乓球，那叫一个认真，每抽一板球都咬着牙，和干工作一样较真，输给别人还不行，非要赢回来，结果有时候同事就“故意”输球。
父亲还非常愿意跑步，不论冬夏，父亲天天早上要从家里跑到人民广场再跑回家。总之父亲的兴趣爱好很多，特別是自己家里人在一起打扑克，父亲经常和哥哥打对手，如果输了，俩人争的脸红脖子粗的，父亲血压高总怕气着他，我们在一傍看热闹的就压着哥哥不让他和爸爸争，总之那个热闹，都像孩子似的。
父亲一生都很俭朴，到去世也没见父亲穿过什么好衣服，印象中就三套衣服，灰色和淡咔啡色的都是中山装，这三套衣服穿了多年，内衣和毛衣都破旧了也不让扔，缝缝补补再穿。
父亲吃的也很简单，最爱吃饺子，韭菜馅的是他最爱，还爱吃韭菜馅的合子，喝点包米糊糊。有时给他换点口味烙点油饼还不让多放油，当然红烧肉时不时地做给父亲吃，但高血压也不敢让他多吃。
父亲最爱吃我做的手擀面，面活得非常硬，擀起来很累，过水后放到第二天都不会软。总之父亲一生沒吃过什么好吃的，想想心里不舒服，想落泪。
我的母亲也是一位38年入党的老革命，1920年出生于河北的一个开明绅士家，抗战时也打过仗。解放后当过处长、监委书记、办公厅主任，不论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母亲都是事业第一。
我们兄弟姐妹小时候很少见到父母亲，一是我们都住校，二是他们工作太忙。母亲有过8个孩子，听母亲说过，我的一位哥哥在抗日战争年代时，因为“跑反”，有病得不到治疗而早夭。
我今年也66岁了，因为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所以我和母亲接触的时间最长。我小时候记忆中的母亲很严厉，尽管没有参加过我和哥哥姐姐的“家长会”，但我和哥哥姐姐住校回家的时候，母亲总会抽出时间考核我们，了解我们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有表现不好的，母亲也会严厉的“责骂”我们，甚至用扫把抽打。所以我们都说“慈祥的父亲，严厉的母亲”，自小我们都“怕”母亲。
母亲个头很高，年轻时差不多有1,7米，父亲有1.65米，父亲经常调侃母亲是“打渔郎”，母亲一头短发到90岁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多少白头发。母亲也是“解放脚”，因为姥爷的开明，她们姊妹三人都没有裹脚。
母亲打过仗，但没有受过伤。1945年光复后，父亲从延安随东干队到东北工作，母亲也随着到了延吉、德惠、沈阳、长春工作。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被中央抽调到云南开发三线林业工作，母亲又随着父亲到了云南工作生活。
在那段难忘的岁月中，母亲和父亲一样被“批斗”，被“殴打”，身上都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就那样，母亲回到家里，也是第一时间先给父亲擦洗上药。后来父亲被关起来，母亲也时时的关注着父亲的情况。有的时候想起那段往事，我的心里都是难过极了。
现在想想，这一切都恍如隔世。
一次，母亲正在接受批斗，我掉进水池里面差点被淹死，所幸被人救起。当时有人告诉我母亲，你去看看你儿子，他掉水里了。等母亲赶到那里，我已经被救起，她抱着我就哭。还有一次，我上树把腿划伤缝了17针。晚上疼的睡不着，母亲就整整抱着我坐了一夜。每当我想起这些，我的内心都是感伤。
回到东北后，母亲也是一直忙于工作，一直到离休。我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照顾父母亲。我先在学校工作，后来在机关工作，相对我时间充裕些。为了照顾父母亲，我甚至放弃到深圳工作的机会，但我不后悔。后来单位分房子，我搬出来住，但也是天天看看父母亲。父母亲住院，主要也是我陪着。所以相对说，我和父母亲的感情更加深厚。我的夫人后来因为有病多年，每一次我去看望母亲，母亲就和我“唠叨”一次，我老儿子怎么这么“命苦”，从小跟着我们遭罪，老了还负担这么重，说着就落泪，我只能劝慰母亲。
因为母亲心里总觉得我跟着父母亲遭了不少罪，所以母亲非常疼爱我，爱屋及乌，也非常宠爱我儿子，甚至有些“溺爱”。母亲多次对我说，你们怎么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不能在我面前管教。有一次，儿子调皮把母亲的眼睛撞了，母亲本能的打了他孙子一下，结果，儿子哭母亲也搂着孙子哭，弄得我们也哭笑不得。
母亲一直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我记得她住院时，就和庄凤阿姨（抗联老战士）几乎天天聊天，谈抗联的历史，谈关内的抗战，高兴时候还唱抗战歌曲。她常和王毅阿姨、李琦阿姨、耿纪兰阿姨打电话聊天。
老省长高文经常给母亲打电话问候，母亲总是说：省长那么忙，不用总惦记我。宋振庭夫人宫敏章阿姨、朝鲜族人民领袖朱德海夫人金顺姬阿姨每次到长春来，都要去看看母亲。我都为她们那些老同志的乐观精神和深厚的友谊所感动。
我非常遗憾的是，因为出差刚刚回来，我没有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母亲因为心脏病突发，离开了我们，身边还没有人。当我赶到医院时，母亲的身体还没有凉。我在母亲的额头和脸上亲了亲，与母亲做最后的告别……
父母亲对家人要求很严，但父亲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基层工人确非常好。我还想说说父亲和他的司机之间一生的友谊。父亲从沈阳奉调来长春任职后，组织上安排一名司机给父亲开车，这一开就是几十年，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一直没有分开过。
老司机名叫王书元，他人非常好，性格好技术勘称一流，更有趣的是说话幽默，他虽然不是党员但对自己要求很严，这点与父亲很相投，所以几十年的友谊为人之称道。特别是文革前父亲被派住云南任金沙江林区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时，父亲特意将他一起带往云南三线。
文革期间父母亲受尽凌辱，但王师傅不离不弃地，想法设法地避开造反派夜里偷偷地去给父亲剪头发，更可敬的是家里断粮后，王叔买大米扛到家门囗，那年代王叔很心疼爸妈遭难，但无办法，造反派公开说王师傅是“铁杆保皇派”。患难之中父亲更加珍惜这份友谊。
文革后期，父亲苦尽甘来平反了，调回吉林省工作，父亲又将他调回东北，王叔仍然一如即往地给父亲开车。父亲也常说你王叔对咱家有恩呀！
后来父亲病了，住院期间王叔仍然常常去医院前往医院看望父亲，父亲每次见到王叔都很激动，眼里泛着泪光。父亲去世后，王叔经常从市内家里走到朝阳沟看望父亲的墓地。他们持续60多年的感情让人泪目。老人家今年已经99岁了，思维还是很清楚，见到我们就絮絮叨叨的讲起他和父亲的往事，而我们姐弟7人都视老人家为父亲一样。
听哥哥姐姐讲，我们家搬到长春后，组织上为父亲配了一名勤务员，叫王尚更，父亲对他也非常客气尊重，嘘寒问暖，聊家常。
后来为了王叔叔的前途就把他安排到一个林业局工作，王叔叔对父亲感激不尽。父亲对保姆也非常好，家里请了一位阿姨叫王桂珍。阿姨在家当保姆时期任劳任怨，家里让她收拾的干净利落，不仅父亲滿意母亲更滿意。
王阿姨在我家里工作好几年，父亲为了不耽误王阿姨前途，通过关系把王阿姨安排到铁路当了一名列车员，后来王阿姨进步很快，还当了几年长春开往北京列车上的列车长。父亲每逢去北京开会，坐这趟车都能见到王桂珍阿姨。王桂珍阿姨逢人便说爸爸是她的恩人。
父亲走了31年了，母亲也走了15年了，但我始终没有忘记父母亲的音容笑貌。人就是这样，无论你长多大，无论你身在何处，父母亲总会在你内心的深处有一席之地。
父母亲的爱就是儿女们心中一盏明亮的灯，但人生苦短，无论科技多么发达，没有人能够逃避得了死亡，做儿女的只能在他的有生之年，给予父母亲更多的关爱，更多的快乐。为此我曾经放弃过到深圳发展的机会。我看过一个故事，一位大学生在网上发帖向父亲忏悔，由于他对父亲的误解，十几年来，他不曾叫过一声爸爸，可当他父亲身患绝症时，为了给他留下学费，而拒绝治病时，他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向父亲忏悔自己的所为。
其实每个父母都是非常的疼爱自己的儿女，就算有时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有些不对，但也都是为了儿女们好，在我们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父母亲的爱时刻都在你的身边，不论你长多大在他们眼里都是孩子，不论你身在何处，他们都时刻牵挂着你。
说心里话，我现在也都66岁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真正到老了你可能才真正体会到父母亲对你的付出。有时候朋友聚会在一起唱歌时，我特别喜欢唱阿宝的那首歌曲“老爸老妈”，既是唱给自己的父母亲，也是唱给天下人的父母亲。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写到：“我渐渐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份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端，看见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但是我说，我们要追，并且还要大步去追，直到追上他的背影，与他一同并肩走在夕阳下”。虽然她写得和朱自清的还有些距离，但父母亲对子女的情爱却都表现的淋漓尽致。写道这里我也不禁默默地问一声远去父母亲，你们还好吗？
带着深深的回忆与感伤，我写完了这篇东西。无意中才发现今天是儿子的生日。儿子大了，我们也老了，还真用得上那句话，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也借此告慰朋友们那句古语：子欲孝而亲不待。其实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给别人看的，更是做给自己的……
作者：甄春延
写于2023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