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探根索源“两当兵变”
李晓信
1932年4月2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时任国民党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第二团一营中共营委书记的习仲勋，中共陕西省委委派的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秘书长、特派员刘林圃一起，在一营驻地甘肃省两当县城发动了震惊全国的“两当兵变”，打响了中共在甘肃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威震陕甘，震惊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唤醒了陕甘地区的人民群众，鼓舞了西北军民革命斗争的坚强决心和志气。一场轰轰烈烈地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必将席卷西北大地。
近年来，我先后撰写了《铜川红区行》《革命英烈杨再泉》《虎胆英雄许天洁》等书稿及文章。文中的主人公习仲勋、刘林圃、许天洁、张邦英、张仲良、杨再泉等人，有的是两当兵变的领导者、有的是参加者、有的是在此参加革命、加入党组织的中共党员，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建国前后逐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和各级领导。
长武县亭口镇革命活动旧址照。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场伟大壮举两当兵变的前因后果、详细过程，充实文章内涵，以求育人之效。我先后利用工作间隙及节假日前往两当兵变的策源地长武县亭口镇、凤翔县北仓（今宝鸡市凤翔区北仓）、彬县（今彬州市）、凤县等地，以及两当兵变的发动地甘肃省两当县城、改编地两当太阳寺及行军路线甘肃省天水市、陕西省永寿县等地·学习、参观、采访、采风，感受颇多。
（一）“两当兵变”的策源地。
一是陕西省长武县。 1930年2月，中共党组织先后委派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吕剑人、孙一君等到驻防陕西长武县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王德修部(后被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开展兵运工作。
1930 年 2 月，习仲勋和郭明效来到了长武县王德修支队，他们以与王德修同乡关系名义，与王德修顺利会面，并被暂时安排留在支队部待命。他们开始与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人一起从事兵运工作。
1930 年 4 月，习仲勋等在王德修部建立了党支部。8 月，成立了营党委，李秉荣、李特生先后任书记。秋冬之时，部队被杨虎城收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习仲勋为二营二连特务长，负责地下党的兵运工作。
习仲勋照
二是陕西省彬县。这次被杨虎城收编后，二营营地东移，驻防陕西省彬县（今陕西省彬州市）。在这里，习仲勋组织部队作了三件值得称赞的事。
一件是1930年初，谢子长、刘志丹曾一度进入该部，分别以旅长、副团长身份开展兵运工作。翌年春，刘志丹再度进入该部，担任该部补充团团长，因被当地豪绅指控有共产党嫌疑而遭旅长苏雨生拘捕，关押于彬县。后经南汉宸、杜斌丞等多方营救，苏雨生在叛冯逃跑前，释放了刘志丹。在刘志丹被关押后，习仲勋与仍在苏雨生部运输队做兵运工作，后担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秘密会见，商量在该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去留问题。王世泰提出：这支队伍中还有近二十名党员。大家对苏雨生缴我们的枪和关押刘志丹异常气愤，提出设法搞些武器，拉出去再干。习仲勋沉思后分析说：苏玉生被杨虎城收编，是被迫而为之，实际上同杨貌合而神离，甚为戒备，因而对部队武器装备控制很严，夺枪不易得手，且这里地处西安至兰州公路的交通要道，即使有了枪，部队也很难拉出去。这样保存我们的力量就困难了。王世泰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习仲勋会面。他讲的话很有说服力，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虽然只有十八九岁，但显得比较成熟。
另一件事是1931年4月，杨虎城得知苏雨生叛变后，即派其49旅杨子恒部，开至彬县境内，向苏旅发起进攻。苏雨生率部仓皇出逃，彬县城内只留该旅第一团协同王德修营守护城防。苏雨生逃跑时，王德修也有随苏逃跑之意。习仲勋、李特生、李秉荣急召党员骨干商议对策。党内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应放弃彬县防守，随苏逃跑；二是考虑到队伍地位的巩固和党组织进一步的活动，如果跑来跑去势必削弱部队实力和党在该部的力量，不利于兵运工作的开展，主张二营继续留在杨虎城部。习仲勋力主后一种意见。营委最后决定，通过党员向广大士兵宣传：坚决不跟苏外逃，并提出了“消灭第一团，投靠杨虎城”的口号。这一主张也得到了营长王德修的赞同。二营官兵在中共组织的发动下，乘一团毫无准备之机，迅速发起猛袭，将一团全部缴械。待杨子恒进入彬县城内，二营已结束战斗。战斗结束后的1931年4月，王德修营被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
再一件事是组织开展反对压迫杂牌军，要求待遇平等等活动。接受改编后，中共营委认为，队伍归属虽然发生了变化，应当根据当前现状变换策略，进一步加深新编部队和基本部队之间的矛盾，达到利用矛盾、发展组织、扩大宣传的目的，造成有利于兵暴的局面。他们适时提出了反对压迫杂牌军，要求待遇平等的口号。很快在队伍里出现了反对歧视受编部队，要求与基本部队物质条件一样对待的情绪，甚至要求官兵经济平等等。
以上三件事极大地稳定了部队，争取到了控制部队的主动权，为准备兵变进一步准备了条件。
三是陕西省凤翔县。1931年5 月，该部移防凤翔县，一营驻防北仓（今凤翔区军仓巷西北，因历史上有储存军粮的凤翔府广积仓而得名）。一营驻地距离旅、团部较远，附近又无友邻相扰，十分便利兵运工作。“全营党的工作有了加强，四个连党的士兵支部都有二十几名党员，日常斗争发动的很广泛，如反对官长打骂、体罚士兵，要求改善士兵生活等，都取得了胜利。士兵情绪很高涨。”（习仲勋谈话记录，1967年9月28日）
在凤翔，不满十八岁的习仲勋继李特生出任中共营党委书记。挑起了领导全营党的工作的重担。
凤翔县北仓（军仓巷）照（赵军利摄影）
这年冬天，习仲勋遇到一次政治风险，因习仲勋的家乡有一个叫刘玉琪的民团头子，与陕西警备第三旅旅长唐嗣桐关系甚密，时任旅部的高级参谋。一天，他突然来到一营二连，只是见了见习仲勋便转身离去。密告了习仲勋因闹学潮被关押之事。一天，习仲勋和中共陕西省委派来凤翔巡视工作，暂住王德修营任书记官的李艮被传到旅部谈话。唐嗣桐不露声色、故弄玄虚地讲起侦探学和着装法。其实，讲侦探学是暗示习仲勋要态度诚实，不说假话；讲着装法是文明搜查，边讲边把习仲勋的衣服拉来扯去。问道：“为什么要出来在军队里干事？”
习仲勋从容回答：“农村环境不好，容易染上坏习气，到正规军队干事，过有纪律的生活，使自己有所进取。”
唐听后说：“你的情形我知道。”当晚便下令，要求全旅严防“反动”分子在该部活动。给习仲勋的兵运工作造成了极大地不便，
这段时间，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来到一营，秘密召开了三天营委会议。李杰夫提出一营立即举行兵暴，拉出队伍，奔赴苏区。习仲勋等认为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兵暴后，兵力更为孤单，无外部配合接应，极有被消灭的可能。因而没有采纳李杰夫的意见。（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这个决定，在当时的条件和情况下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四是陕西省凤县。1931年冬，川军邓锡侯、黄隐师由甘南进占陇南一线，杨虎城命令陕西警备第一师马青远部攻打川军，警三旅二团也奉命向南行军至陕甘边界的陕西省凤县，在甘肃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王德修营就地驻扎。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县城，二连驻凤县双石铺，三连驻甘肃省两当县。
为了进一步了解两当兵变策源地·凤县的历史事实，近距离的感知这一伟大壮举，我和几位老同学约好，利用国庆节假日再次前往凤县、两当采风。
2023年10月1日国庆节，西安绵延不断的小雨，动摇了大家的决心。我说：“革命先烈连牺牲都不怕，这点小雨岂能挡住我们的步伐？”接着我鼓励大家说：“我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是会感天动地乞鬼神的；加之我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多少次咱们到了目的地，老天都会云开日出太阳红的。”
10月2日一大早，天空乌云密布，小雨淅沥淅沥的下个不停。老同学们虽然都已年过七旬，但还是精神抖擞的乘车、打伞按时来到了集合地点，上车出发了。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有的目望秦岭，朗诵起了“秦岭颂”；有的拿起相机，不断咔嚓，要把秦岭的美景传给朋友、传回家；有的引颈高歌革命歌曲------。小车里好像在开音乐会。就这样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天气正如我所愿，乌云散去、开始放晴，到了凤县竟然出了太阳。大家都说：“你是那路神仙？预计的这么准确。”我说：“不是我预计的准，是革命先烈们显灵了。”大家高兴的不亦乐乎。
沐浴着久违的阳光，我们来到了凤县两当兵变策源地和革命纪念馆。
两当兵变策源地旧址照
“两当兵变”策源地旧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县凤州镇凤州村，此处原为凤州模范国民小学教师刘尚志的家（刘家老宅），是一座清代的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建筑。习仲勋所在的部队驻防凤县期间，为了掌握当地情况、推动兵运工作，习仲勋设法与地方有关单位接触结识进步人士。那时，时任该部队一营司务长的阎鸿章与刘尚志交好，在阎鸿章的推荐下，习仲勋结识了刘尚志。通过一段时间和多次的接触交往，习仲勋发现颇有文化底蕴的刘尚志思想进步，对革命抱有同情心，便设法将其培养成革命积极分子。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1932年，习仲勋与刘尚志、阎鸿章、刘书林、张秋臣结拜为“金兰”兄弟，并在刘尚志家堂屋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纪念照，刘尚志将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到了解放后。
因刘尚志家是独门独院，距离国民党县政府和县监狱很近，位置虽然险要却又十分隐秘。因此习仲勋等人便将刘尚志家大院作为秘密集会场所，经常以聊天、游戏为掩护，在此开会议事、研究问题。
1931年10月至1932年3月，年仅19岁的青年习仲勋在凤县开展革命工作，发展党员，开展兵运工作，刘家老宅自然成了策划组织“两当兵变”时的秘密集会地、策源地。
参观完两当兵变策源地，我们来到了凤县革命纪念馆。
凤县革命纪念馆建在两当兵变策源地旁边，馆前广场上矗立着一组红色雕塑，雕塑前刘林圃、习仲勋两位两当兵变的领导人，一人挥手直指前方，一人双手插腰，把握在胸。表现了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纪念馆设计的雄伟壮观，落落大方。纪念馆正面大门顶部屋檐下的正中位置悬挂着锤子和镰刀组成的鲜艳的红色党徽。步入展馆大门，序厅正中，刘林圃、习仲勋等革命先辈群像雕塑庄严而肃穆。其身后衬托的是凤县的山川与河流，壮观厚重的浮雕展现了这片红色热土上昔日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凤县革命纪念馆照
凤县素有“秦蜀咽喉、汉北锁钥”之称。这里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且有着光荣的红色印记。纪念馆一楼主要展示了习仲勋同志1931年10月至1932年4月期间，在凤县开展兵运、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等革命事迹以及两当兵变主要领导人生平展；二楼以革命历史时序为主线，分六个板块展示了“星火凤州”、“红军长征在凤县”、“工合岁月”、“三五九旅突围到凤县”、“凤县解放”、“走进凤县”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活动。各战区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历史脉略清晰，展览形式生动，展示内容翔实，综合运用图文展板，文物展示、实景复原、音像宣教等多种手段，带领参展群众重回峥嵘岁月，接受精神洗礼。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按照中共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共产党员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开展兵运工作，策动国民党军队兵变，掌握武装力量，组建革命军队，创建革命根据地------。”
纪念馆讲解员为我们详细讲解了纪念馆展览的主要革命史实：
1929年至1931年，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委派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吕剑人、刘树林等共产党员到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第二团一营做兵运工作。
1931年冬，川军进占陇南，杨虎城命令警备第三旅第二团开赴凤县，在两当、成县与川军作战，战后，一营营部、第一连、机枪连驻凤州，第二连驻双石铺，第三连驻甘肃两当县城。
纪念馆内的习仲勋塑像即毛泽东主席为习仲勋的题词照。
移防凤县后，习仲勋与李秉荣、李特生、吕剑人等以特务长和其它公开身份做掩护，利用刘尚志家为据点，通过秘密会议、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方式，揭露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对人民群众的掠夺和剥削，以及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的反动罪行，对青年及农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并积极物色先进对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1931年10月至1932年3月，习仲勋随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驻防凤县期间，习仲勋等领导组织采取秘密集会、散发传单、整顿军纪、和士兵交流等形式，发动群众，揭露地主、恶霸对农民的剥削;鼓动士兵进行斗争，反对长官打骂士兵、反对迷信。经过宣传教育，使士兵接受了平等、民主思想，激发了革命意识，吸收了一批党员，使中共组织的力量不断壮大，并起到掌握部队中枢的作用。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营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活动经常，形成有力的核心。班排长职务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一连吕剑人、张子敬任排长，李特生任特务长，吴彦俊、魏明山、萧颂才、张明修等中共党员担任班长、副班长；二连高祥生、吴进才任排长，习仲勋任特务长；三连许天洁、左文辉任排长，王清栋任特务长。营部刘树林任军需文书，郭立三任营部副官。李秉荣、张克勤分别任二团团部军械官和上士。可以说是我党几乎完全控制了该部队。
习仲勋（左一）在凤县做兵运工作时拍摄的“金兰照”（李晓信翻拍）
该营进驻凤县后，又以收编的部分土匪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机枪连。怎么样及时掌握和控制这个成分复杂的连队，营委书记习仲勋颇费心机。
刘书林回忆说：“习仲勋告诉我，母亲（这里指党组织）说了，我们一定要在机枪连发展党员，开始可以先同他们交朋友，工作逐步深入。于是，习仲勋和我，对机枪连的两个排长和一个特务长有意接近，表示亲热。后来为联络感情，方便工作，习仲勋、我和凤县文官模范小学的教员刘希贤与他们结拜兄弟，并拍了‘金兰照’。这张照片，刘希贤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
在凤县驻防两年间，还有一批中共党员，如：田光烈、李艮、陈策、郭凤鸣、刘铭世、郭明效等分别在该营开展过工作，又因不同原因先后离开。这些都为兵暴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举行兵变的时机日渐成熟。
就在这时，一营和二营换防的消息引起了士兵强烈的抵触情绪，一营的士兵大多都是乾县、礼泉一带人，不愿意向离家更远的甘南开拔。时任中共一营党委书记的习仲勋立即凤县西门外主持召开营党委会，讨论研究利用士兵不愿远离故土的情绪，利用换防之机举行兵变，并决定派刘树林、张克勤速去西安，将意见上报陕西省委。中共陕西省委同意后，派遣省军委秘书长刘林圃为特派员，随张克勤同到凤县，与习仲勋一起指挥兵变。
刘林圃照
刘林圃(1909-1932)，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湖南分校学习，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军委书记、组织部长，1932年领导了两当兵变，后任兵变后改变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政委。起义失败后，1932年秋在西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杀害，时年23岁。刘林圃英勇就义后，少有墨迹的刘志丹为其题词“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
（二）“两当兵变”的发动地。
1932 年4 月1 日拂晓，一营正式接到换防命令，下属的一连、二连和机枪连随营部从凤县出发，向甘肃徽县移防，黄昏时分，部队抵达甘肃两当县城宿营。晚九时左右，营党委在县城北街一个骡马店内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会上习仲勋传达省委决定，分析兵变的有利条件，提出立即发动兵变的计划。刘林圃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向党员干部宣讲了革命形势和兵变的意义。会议对兵变做出具体部署:一是决定当晚发动兵变；二是推荐三连一排长许天洁为兵变总指挥，协助习仲勋、刘林圃领导兵变部队行动:三是一、二、三连连长由各连就地处决，不是党员的排长下枪带走，待后处理；四是机枪连没有党员，由一连吕剑人负责收缴其枪械:五是二连一排高瑞岳负责解决营长王德修和警卫班:六是左文辉、张子敬带领本排分别把守东、西两城门;七是决定午夜十二点以鸣枪为号发动兵变，各连、排完成任务后，迅速将队伍带到北门外集合。
两当兵变总指挥许天洁照。
“两当兵变”旧址、群雕及习仲勋在“两当兵变”时的旧居（李晓信摄影）
“两当兵变”旧址两当县南大街照（李晓信摄影）
经过习仲勋等人艰苦卓绝的准备工作，1932年4月2日零时，两当县老南街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两当县城的黑黢黢的夜空，震撼陕甘的剧烈兵变暴发了。在刘林圃、习仲勋、许天洁等人的指挥下，兵变官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毙了负隅顽抗的一、二、三连连长。总指挥“许天洁在击毙该连连长张遇时时，将同屋内一位营部副官一并处死。”（习仲勋传上卷83页）。总指挥带了个好头，指挥各部迅速占领各个要点。破晓时分，集合号吹响，各连按照预先安排的计划迅速行至一个叫“窑沟渠”（即今两当兵变纪念馆处）的地方集合，该营除营长王德修越墙逃跑、机枪连大部因故未带走外，300多人成功起义。
部队在两当县窑沟渠集合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秘书长、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主要内容是：同志们、士兵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大家都是穷人的孩子，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老财的欺负和压迫，没耐火（陕西耀县方言，没办法的意思。），当了兵哥哥，到部队又受到军阀和长官的欺负和虐待。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们大家一起投奔红军去。红军是咱们自己的队伍，在哪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虐待士兵的军阀和长官，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打仗，共同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人民自己当家做主人。大家说好不好？三百多人齐声呐喊：“好！好！好！”。
老南街外的遗址碑（李晓信摄影）
这撼山岳、惊天地的吼声，在两当的山谷里久久的回荡着，回荡着！
迎着士兵们高昂的士气，总指挥许天洁一声令下：“出发！”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在漆黑的夜幕里，宛如一条巨龙，迈着坚定地步伐，大步流星地沿着广香河（两当河），向着陕北的方向，坚定不移的前进，前进！
两当兵变初步成功了。习仲勋等人提着脑袋艰苦工作了两年多的目的实现了！官兵心里的高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多年后，习仲勋回忆到：“1932年春，我们在两当县举行过一个营的兵变。这次兵变是在营委领导下进行的。原来建立了营委，建立了四个连的支部，每个支部都有二三十个党员，我当时担任党的营委书记。我这个营原驻凤县双石铺、杨家店子（今两当县杨店乡一带），1932年春，奉命移防甘肃徽县（团部在徽县）原计划到徽县后起义。行至两当，因为士兵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遂于当晚十二点举行兵变，打死三个反动连长，营长王德修越墙逃跑，除机枪连一部分士兵和武器未及带走外，其余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兵变后，我任队委书记兼第二大队副，陕西省委派刘林圃同志任政治委员，推举原第二连一排长许天洁为指挥。”（摘自省档案馆《革命资料》59卷）。
（三）“两当兵变”的改编地。
“两当兵变”的队伍，在漆黑的深夜里，顺着两当山谷里的两当河谷急行军了一个晚上。1932年4月2日凌晨，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亮了群山和原野，照亮了河水和村庄，照亮了起义官兵被雨露打湿了的衣衫和行囊，战士们肩上的长枪，在阳光的照耀下，启明发亮、金光闪闪。
老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向导说：“太阳寺”到了。
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急行军，部队官兵已经人困马乏、饥渴难耐，基于此情，经领导协商后，总指挥许天洁命令部队进入太阳寺村就地休息、埋灶做饭。刘林圃、习仲勋特别传令：“不准打扰老百姓，要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在老百姓心中建立红军的高大形象。”就这样，早晨八九点钟，迎着一轮喷薄而出的红太阳，部队迈着矫健的步伐，列队进入了太阳寺村。
饭后，习仲勋召集营委开会，讨论部队改编、干部配备和行军方向问题。会议决定：一是将暴动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二是任命吴锦才任支队长，刘林圃任支队政治委员，习仲勋任中共支队队委书记；三是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下编三个连：一连连长吕剑人，二连连长高祥生，三连连长许天洁、副连长左文辉。“由于许天洁参加过渭华起义，懂军事、会打仗，不日即接替吴锦才任支队长一职”（《习仲勋传》上卷84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在队伍改编后向哪里去的问题上，仍有分歧。习仲勋回忆说：“兵暴后，在队伍向哪里去的问题上发生了两种意见，一是主张解决驻在甘肃省徽县的二团团部后再去打游击；二是认为这是冒险计划，主张到陕西省麟游一带打游击。后来又有同志产生动摇，提出依存于军阀刘文伯休息整顿。但多数同志却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脱离杨虎城，再去投刘文伯，那又何必兵变呢？主张向长武亭口方向移动，最后与陕甘游击队会合。如果联系不上，就开到三原县武字区，配合农民运动。”（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统一意见后，兵变部队在太阳寺大槐树下举行了改变大会。在大会上，一是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正式成立和干部任命。二是政委刘林圃站在一个石头磨盘上讲了话，他说：“两当兵暴后，我们已成为革命的军队，我们要开往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合，编为红军。大家要遵守红军纪律，不准抢劫，不准侮辱妇女，打仗要勇敢，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消灭沿途阻击我们的敌人。”他的讲话，得到了支队官兵的一致响应。官兵们雷鸣般的掌声在太阳寺山谷里经久不息的回荡着。
刘林圃讲话图。
兵变部队改编大会旧址（李晓信摄影）
早晨八九点钟，正是西北农村准备吃早饭的时候，家家冒烟、风箱声不断。就在这时，有人发现一支队伍开进了太阳寺村，老百姓以为国军又来了，马上关门闭户，以防不测。，
老百姓看到这支队伍不同于国军，他们纪律严明，一不打扰百姓；二不惹是生非，还帮助百姓打扫街道，修理水车，架桥铺路。老百姓解除了戒备之心，靠拢而来，拉起了家常，谈起了知心话。
据他们介绍，太阳寺村因太阳古寺而得名。据《两当县志》等史料记载：因其地形地貌开阔，地理位置和山脉水系特殊，在北宋时期（约1015年），开封府派人经过追寻、考研、踏勘、定位、策划，选定在这块宝地建造奉敬人类心灵的圣地。
北宋时期，宋真宗赵恒（大众祥符1016年）动工，天禧（1018年）完成了大殿的修建；到宋仁宗赵祯（天圣1027）年间，先后建起中殿和上殿三部分，依山而上，建有山门一座，名曰“太阳寺”。 太阳寺历史悠久，从明清至民国，是通天水、入宝鸡、进两当的必经之路、咽喉要道。民间流传着“石锣石鼓伴观音，银头古墓七座坟，遮云挡月茶壶顶，半个月亮照四平，西岔瀑布小南海，岷山喷云报雨讯，对子石鼓字相迎，果老棋盘崇高峰”的太阳村八景，赋予了太阳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
太阳寺红军当年修建的红军桥（李晓信摄影）
红军战士帮助修复的水车（李晓摄影）
用红石铺就的红军街（李晓信摄影）
原兰州军区正师职创作员李本深老先生撰写了《太阳赋》，以文人奇妙的文笔，歌颂了太阳寺地区的神妙之处和两当兵变的伟大壮举。其内容和大意如下：
矗立在太阳寺红军街旁的太阳赋刻石照（李晓信摄影）
“鸿蒙开辟，太阳初日，紫气氤氲 於东海，神驾肇启於昆仑；太阳之福地，因寺而得名，居秦岭南北之要冲，闻近日得月之两当，佈仙露於县图，佛山北迤，增秀色於麦积，山峦聚翠、沟壑流金，商贾旅聚，轮辇相凑，右军旅谱秘藏于内庭，东晋古风蔚然於千古，德高声名鹊起，将军银头高昂，英豪接踵，人才济济，即无量之功德，书不朽之华章。祝融秉烛，耀文光於昏夜；女娲补天，拯天下于将倾。”
这段文字一是说明太阳村初日开辟时，紫气东来、神仙驾临，以及太阳名称的来历 ，地理位置、优美景色；二是该地活跃的商业气氛，尤其是“山峦聚翠、沟壑流金，商贾旅聚，轮辇相凑”以优美的语言，高度的概括，写出了太阳地区的美景，好像沟壑流出的都是金子，因而吸引的商贾旅聚，热闹的轮辇相凑；三是1991年发现了东晋书法家王右军（王羲子）的宗谱，记载着从周朝到明清王家的家族史。为太阳村积淀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底蕴。四是银头将军的故事：银头将军墓位于两当县金洞乡太阳寺村。据《两当县志》记载：”银头将军墓，北五十里，亦不知何代、何人，相传一武将战死于此，而无其首，元人怜其忠，以银为首而葬之。”
传说约在三国时期（224—236年间） ，为镇守蜀都，防守西域。镇守副将安营寨于留城（今汉中市留坝县） 西北马道口，一天，部分贼兵南下入侵，不料被他识破，率兵追击。一路北上紧追，行至太阳寺任湾村，两军交战数次，互相厮杀，敌兵宁死不屈，一刀削去了将军首级，而战马急速南回。从此，这个战场就叫“杀人坪” 。
又一说是将军首级虽然落地，但马背上的身躯仍未倒下，将军一手持战马，一手抓缰绳，奋勇急驰，路经“神龙套”之地，有一村妇在河边洗衣，听见马叫蹄响，见马上将军有身无头，躯体献血尽染，还坐在马鞍之上，大惊失色，叫声连连。村妇一声叫唤，惊散了将军的阴魂，将军躯体随声落马倒地。因有了银头将军的故事。
赋文写到这里 ，诗人笔头一转，写到：“八十一年前，龙虎风云际会，中华命运多舛（chuan）。.英雄运筹于惟幄，兵变义举于柳营。子夜一枪红旗展，壮士星夜奔太阳。四山红霞披战袍，古槐浓荫慰英豪。勇士播火羞夸父，铁壁山呼动九霄；铁流北向于陕北，凯歌同奏於会师。蕴惊雷於暗夜，开胜图於九州。警世长虹之气，必长留灵山之斧，将永勒圭壁汗青之宝。幸甚至哉，两当太阳！”
两当兵变纪念馆广场上的浮雕（李晓信摄影）
这篇大作家、诗人、词人李本深撰文，君霞书丹，秦强斌题写赋名的《太阳赋》文中“英雄运筹于惟幄，兵变义举于柳营。子夜一枪红旗展，壮士星夜奔太阳。四山红霞披战袍，古槐浓荫慰英豪。勇士播火羞夸父，铁壁山呼动九霄；” 将“两当兵变”的壮举描写的出神入画，栩栩如生。“铁流北向于陕北，凯歌同奏於会师。”这句写出了兵变的目的是到达陕北，和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师，扩大红军队伍，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次兵变虽然最后遭敌重兵围困，终于导致失败，但虽败犹荣。“蕴惊雷於暗夜，开胜图於九州。”它像黑夜里的一声惊雷，炸醒了沉睡的人们，从此，九州大地起风雷，胜图在望，胜利可期。“警世长虹之气，必长留灵山之斧，将永勒圭壁汗青之宝。幸甚至哉，两当太阳！”
学习这篇赋文，使我想起了李白到了黄鹤楼，看到了崔浩的题诗后的留言“此处有景道不得，崔浩有诗在上头。”的名言。此赋文将两当兵变总结的如此之好，我怎么能再发议论呢？
应该记住的是，第五支队太阳改编后的行军和作战异常艰苦，行进在终南山、北山的荒野梢林之中，方向难以分辨，仅凭政委刘林圃用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地图指挥行动，不知敌情，冒然行动，为最后的失利买下了阴影。
他们在冰冷的河水里渡过渭河，先后在宝鸡、千阳、麟游县境内与国军和地方民团多次发生激战。在赤沙、香泉遭匪袭击，绕道30余里，宿密林中的通洞峪，又遭埋伏，顽强抵抗，冲出重围；在甘肃灵台蔡家河遭敌一个连阻击，敌利用制高点地形，双方相持不下。
习仲勋立即在蔡家河堡子召集队委开会，决定：一、停止攻击蔡家河东梁，绕道麟游北部的页岭东进。二、由习仲勋左文辉先去长武县亭口镇找关系，准备渡泾河的船只。三、由刘林圃、吕剑人拉社会关系同刘文伯谈判，洋装接受改编，争取时间做好渡河准备。四、支队由许天洁、李特生带领，经页岭、崔木，抵达岳御寺待命。
习仲勋、左文辉换上学生装，途径礼泉县时，遭敌盘查，习仲勋冷静回答：“我们是小学教员，回家中去。”得以化险为夷。
会后，支队又行百余里，第二天清晨到达陕西省永寿县岳御寺在体力不支，弹药消耗严重的情况下，行至岳御寺村休息、吃饭、待命，谁知又误入土匪王结子民团的老巢，王结子本人就住在附近卧牛山北边的底角沟，各村都安有坐探。上午十时左右，许天洁发现支队已被二三百步骑兵包围，即紧急指挥各连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进攻，并迅速占领了北面的土岭阵地。接火后，敌人凭借兵力武器优势，步步迫近，激战数小时后，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失去战斗能力。最后除少数人突围跑出外，其余均被缴械。
刘林圃、许天洁、吕剑人等几经碾转返回西安，准备找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情况。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旋被逮捕关押。刘林圃英勇就义。至此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北进苏区，未能到达目的地，归于失败。
习仲勋、左文辉到了长武县亭口镇，利用当初结拜兄弟的关系，“弄清了当地敌情，选定了渡泾河的地点，并准备在部队到达后，再打一批土豪，补充一批物资，以解决部队的困难，保证把部队拉到淳化、旬邑一带后，立即与刘、谢部靠近。”（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9月28日）三天后，习仲勋、左文辉得知队伍北进失利的消息。习仲勋心情非常沉重，深为历经数年，呕心沥血，艰苦工作，而最终没有把这支队伍带到苏区而抱憾不已。他总结到：“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兵暴失败的教训也是沉痛的。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必要的联合，有时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及时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习老这一段总结文字，即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好几条沉痛的教训。这是他一生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具体表现和光辉范例。他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愧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
但我还是要说，两当兵变，虽败犹荣！还是《太阳赋》最后的那段话：““警世长虹之气，必长留灵山之斧，将永勒圭壁汗青之宝。幸甚至哉，两当太阳！”
两当兵变改编地太阳村展馆油画（李晓信翻拍）
两当县图书馆退休干部写了一首“赞两点病变”的诗歌：
红旗高举扬烈焰，赤胆英雄气如天。
兵变游击驱千里，陕甘惊看秦岭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革命前辈的后代，今天我们纪念两当兵变，就是要学习和弘扬革命前辈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学习和弘扬他们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从而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回望行程万里，不忘来时初心。“晨雾之微，补益山海；莹烛末光，增辉日月。”昔日革命先辈将热血与信仰融合抛洒，今日吾辈及儿孙当接过革命的火炬，化精神为力量，为实现复兴中华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附：作者简介
李晓信、男、陕西省铜川市人，大学文化、在职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主管药师、陕西省作协会员，先后任多家省、市医药（集团）公司企业领导、顾问，政协铜川市印台区参政议政人才库成员，铜川神州书画研究会文学顾问。出版有文集《感悟-古都情缘》《感悟-沧桑岁月》；编有《药品GMP认证培训教材》等书；近几年又在国家、省市报刊、网络，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管理论文。曾获得省、市级多项荣誉称号。被誉为“是我省医药行业资深的专家和模范”其事迹被收入《路在脚下延伸》《岁月如歌》和《天南地北王益人》等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