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的荒诞

                        张兴源

        上世纪70年代末，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一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变形记》经有名的《世界文学》译介后，着实把闭关锁国十几年的中国人给“震了一遛跟斗”：人怎么可能变成大甲虫？即使变成甲虫也毕竟曾是自己的同类，是父母的儿子，是妹妹的兄长，是公司的职员，是一条活的生命，人们又怎能和怎忍如些绝情地骇怪他，逃避他，歧视他直至“雪藏”他呢？太荒谬了！哪会有这样的事，这样的人，这样丑陋不堪的人性！可以说，那一时期译介的几乎每一部外国现代派作品，都曾使我们觉着陌生，觉着隔膜，觉着荒唐与怪涎得不着边际。这感觉原是不错的，因为那个时期，尽管经历了十年浩劫，但我们的社会与人似乎还都基本“正常”。

        曾几何时，几乎没容得谁去多想，我们自己也就立马“现代”起来了；不是文学作品，而是生活与人自身。“变形”的事不再是想像，而是客观报道：说是某科学家随队深入非洲原始森林考察猎豹，饮了“豹泉”之水，返城后不久，便由行反常而外貌变异，直至有一天竟变成一只猎豹，一声长啸，弃家而逃，在其曾经考察过的大森林里成为群豹之首。另一种“变形”也许更有趣，也更能切入生活之本质：说是某全省学习的劳模居然是个十恶不赦的村霸，假相揭穿后，仍有马屁记者赶去采写其“为人民谋利益”的先进事迹，并予以发表；说是某流氓恶棍居然以其“私家侦探”为绝技“搞掂市府”，使得当地不少贪官污吏人心惶惶，人人自卫，结果是“老王打狗，一起上手”，终于把这“祸害”给合力推上被告席；说是某“打拐”小组人员居然倒卖妇女，并由此牵出一连串罪恶勾当；说是有这么一支“部队”，有“番号”、有“军衔”，晚上按时吹号熄灯，早上天天作操训练，平日与当地百姓“鱼水情深”，“八·一”节还与地方政府亲热联欢，没想到这样一支活动两年有余，任谁都深信不疑的“正规部队”，竟是一个贩卖假烟的犯罪团伙；说是“大言不惭”的某经理一个电话，十五分钟竟将某市长“呼”到跟前；说是“慧眼识才”的某书记居然因人才的不合口味而将其打入另册，“封”“而“杀”之（以上素材均采自《作家文摘》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

        如果说当初引介的外国现代派作品曾把我们中国人给“震”了，那么，假使“现代派”发祥地的西方社会能够读到、看到、听到我们这么多真实客观的报道，一定会把他们给震得“找不着北”的。这是我们的“光荣与梦想”，那些把“现代派”的招术玩儿绝了的洋大人，哪凉哪歇去吧您呢！

        “为了获得安静／我们必须大吵大闹／为了获得自由／我们把自己送进／谣言的监牢”。这是我们的耻辱与悲哀，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走出这片辽远而惨不忍睹的荒漠？

        “我忧伤地注视着我们这一代人”……还是俄罗斯天才而早逝的诗人，光荣的莱蒙托夫的声音吗？

2001年7月19日早写于志丹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