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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工杂记
作者：许京生
最近,北京电视台在播由原故宫院长单霁翔为“北京时间”作的一则公益广告，单老慷慨陈词，称自己为“故宫守门人”。余在图书馆工作，没职没权，只能称自己为“馆工”了。
几十年来，在图书馆工作，所办的事项和遇到的人数不胜数，但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只有整理毛主席的借书档案和为其亲人借书等为数不多的几件事情。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历史档案也要走数字化的道路。我把国家图书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旧档，小心翼翼地打开，然后再一页一页地扫描，看到毛主席的手迹和借书记录尤为震撼，引起了我的诸多思绪。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新中国成立后，他经常从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借阅善本古籍。1958年建党37周年纪念日前夕，国家图书馆专门为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办理了借书证，将毛主席的借书证列为1号。为此，主席办公室向国家图书馆复函，并送去了毛、张经武、田家英三人办证的工本费4角5分钱。以后，毛主席的借书记录频频出现在一号借书卡里，一直到逝世前两三年，他还委托徐中远同志和中央办公厅借阅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的各种碑帖，其中有唐怀素的《自叙帖》、宋米芾的《妙算帖》等。1972年12月，毛泽东主席生日后的第3天即29日这天，他委托办公厅向国家图书馆借阅《雁门集》。
《雁门集》是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的诗词集，因萨氏世居山西雁门，故名。萨都剌字天赐，号直斋，其祖思兰不花、父阿鲁赤于元世祖、元英宗时累有功勋，而留镇云、代，世称雁门萨都剌。《雁门集》元本早已亡佚，国家图书馆藏有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张习刻本，全书共8卷，内有清宋宾王校，黄丕烈、朱文懋、丁丙的题跋。毛泽东借阅《雁门集》后，仔细阅读，并在第7册封面用红铅笔写下“附词”二字，并为最后一首词《彭城怀古》圈点断句。
1957年3月19日，毛主席到徐州考察事，曾和他的英文老师林克谈及这首词。考察空隙，主席见林克在读书，就问他是否读过《彭城怀古》，林克说没读过，主席取出铅笔在书的扉页上完整地写下了这首词，并赞扬这首词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15年后的1972年，毛主席健康情况已经不比当年，视力严重下降，但依然从国家图书馆借《雁门集》阅读圈点，说明他对萨都剌诗词的喜爱。
毛主席去世以后，他的亲人们依然保持着热爱读书的家风。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白石桥新馆建成开馆不久，在一个金色的秋天里，我在图书馆四层出纳台值班。下午三点左右，一位身穿灰布衣服的中年女同志缓步来到出纳台前，我抬头看去，这位留着短发的女同志似乎有些眼熟，但又一时又想不起是谁。这时间，她递上工作证，只见上面写着李敏二字，我恍然大悟，这不是毛泽东主席的大女儿吗？她还需要自己亲自来图书馆借书吗？我懵懂地为她换取了综合阅览室的阅览卡。她微笑着将写好的两张索书单递给了我，然后就退到后面的座椅上等候。
那时候，网络系统还没有如今这样发达，读者的借书单需要通过气动传送系统发送到书库，再由工作人员进行查找。找到的书刊再通过机械送书车传送到出纳台。一般情况下，读者借一本书，需要等候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拿到。
那天，到图书馆看书的读者特别多，书出来的时间有些晚，一些心急的人，围拢到出纳台前不停的询问。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焦急地看了看表，已经过去三十多分钟了，李敏要借的书还是没有送出来。我抬眼向读者等候区望去，她依然端坐在那里，耐心地等候着，没有丝毫烦躁情绪。我替她感到心急。当我正在拨电话，向存放中文书的库房询问时，送书车慢悠悠，吱吱呀呀、摇摇晃晃地从传送通道走了出来，我连忙把书取出，并将索书单上的号码与书标号码进行了认真核对，这是两本书是写毛岸英烈士的人物传记。
我按照读者阅览座位号进行叫号，李敏走上前来，将书接了过去，她没有像其他读者那样，埋怨出书的时间晚，还说了感谢的话，才转身去阅览室阅读。
李敏是一位普通读者，但又不普通，作为毛泽东主席的女儿，她没有享受任何特权，依然按照国家图书馆制定的阅览规则阅览图书，这件事不能不让人敬佩，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转眼到了2000千年，我这时已经从业务部门调到馆长办公室工作。深秋的一个周六的上午，接到馆里的电话，让我去单位接待两位来参观的领导。
我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到单位，在图书馆东大门口等候着。不一会儿，见馆领导也来了，于是就问：“今天是哪位领导来参观？”馆领导神秘地说：“来了你就知道啦。”十点整，只见身穿便装的邵华将军来到大门口。
我引领着邵华，在馆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国家图书馆红厅接待室。落座后，邵华将军说：“此次来访要完成两件事情，一是要看看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二是要借几本书。”馆领导操着家乡口音说：“参观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一会儿就可以去看，不知道您想借什么书？”
“借一本《毛岸英》”邵华将军用标准的普通话说。
“好，马上叫人去取，先去看善本，看完回来就可以拿到要借阅的书了。”馆领导热情地说。
我把邵华将军要借书的事情，通知了典藏阅览部的有关同志，然后，就和馆领导一起陪同邵华将军，穿过宽敞明亮的走廊，来到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在那里邵华将军看了我馆的镇馆之宝：《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和《赵城金藏》，善本部的一位姓赵的先生凭借自己的业务专长，熟练地向来宾介绍了《四库全书》的编辑、篆刻和收藏情况。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共抄七部，因战火动乱，目前只留存三部半。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是现今唯一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的，不像台湾所存紫禁城文渊阁《四库全书》，只有原书，但是没有原架。
我曾去过故宫文渊阁，昏暗的库房，空空的书架，让人产生了无尽的遗憾。1948年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将文渊阁《四库全书》带到台湾。我想，总有一天《四库》会回归文渊阁。
当听到其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时，邵华将军不时露出满意的笑容。
看完展览后，邵华将军又在乾隆皇帝“题旧五代史八韵”楠木影壁前合影。
邵华将军看着乾隆的题韵，还念出了声：
上承唐室下开宋，五代兴衰纪欲详。
旧史原监薛居正，新书重撰吉欧阳。
泰和独用滋侵佚，永乐分收究未彰。
四库搜罗今制创，群儒排纂故编偿。
残缣断简研磨细，合璧连珠体裁良。
遂使已湮得再显，果然绍远藉搜旁。
两存例可援刘昫，专注事曾传马光。
序以行之诗代序，惕怀殷鉴念尤长。
在这之前，我曾多次在善本库房看展览，但从未仔细观看和阅读过。影壁上的乾隆题韵是没有标点和断句的，邵华将军看得如此仔细，还能读出，内心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当我们一行人回到红厅接待室门口时，典藏阅览部的一位女同志，已经拿着《毛岸英》一书在门口等候了。当馆领导把书交给邵华将军的时，她找我要来纸和笔，工整地写下一张借条，并说：“先写一张借条，周一再让人按你们的规定办理正式借阅手续。”
金色的阳光照在古老的银杏树上，一切都显得无比安静、祥和。
周一上班的时候，一位男士找到我，正式办理了邵华将军的借书手续。
我热爱甘为人梯的图书馆工作，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仍然留在记忆里。
作者：许京生，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出版长篇传记文学《瞿秋白与鲁迅》，主编《中国古代发明图话》《名人早逝之谜》，发表《鲁迅编辑的最后一部书》《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历史档案中的张申府其人》《从〈雷雨〉到〈王昭君〉——记忆戏剧大师曹禺》《开“心锁”——台湾女作家郭良蕙印象》等多篇作品，其中《一位作家在抗战中的经历》获全国爱国主义主题征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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