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人爱唱花鼓戏

文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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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花鼓戏，似乎国人都知道是我们湖南最著名的戏种，故通常称之为湖南花鼓戏。其实，我国多个省份都有名为“花鼓戏”的地方剧种，但因为湖南的花鼓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所以，便很自然地将花鼓戏特指为湖南花鼓戏。何况，湖南花鼓戏在2008年又作为花鼓戏的代表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就更名正言顺了。而湖南花鼓戏又分长沙花鼓戏、岳阳花鼓戏、衡州（衡阳）花鼓戏、邵阳花鼓戏、常德花鼓戏、永州（零陵）花鼓戏等六个流派，其中尤以长沙花鼓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因而人们一般所说的湖南花鼓戏实质上也就是长沙花鼓戏。笔者家乡由于曾经属邵阳地区范围，所流行的花鼓戏虽然无可置疑地深受邵阳花鼓戏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来说，是属于地地道道的长沙花鼓戏流派。

从历史角度考察，湖南花鼓戏源出于本省的汉族民歌，逐渐发展成为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初级形式，即俗称的地花鼓。地花鼓最迟在清嘉庆年间已经形成，如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行的《浏阳县志》谈及当地元宵节玩龙灯情况时，就说到：“又以童子装丑旦剧唱，金鼓喧阗，自初旬起至是夜止”。又据杨恩寿《坦园日记》清同治元年（1862）记载，杨恩寿在湖南永兴观看的“花鼓词”（即花鼓戏）中，已有书生、书童、柳莺、柳莺婢四个角色，而且情节与表演都较生动，说明这时的花鼓戏不但已由“二对子”（小旦、小丑）戏发展成“三小”（小旦、小丑、小生）戏，而且演出形式也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从声腔和剧目看，湖南花鼓戏初期是以汉族民间小调和牌子曲演唱并边歌边舞的生活小戏。后来才逐渐出现故事性强的民间传说题材剧目，最后便慢慢形成了艺术上比较完整的地方剧种了。

不过，即便是花鼓戏正式形成以后，而且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后花鼓戏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并成立了众多官办的专业花鼓戏剧团体，省戏曲学校还设立了花鼓戏专科之后，地花鼓在民间仍然很流行，并受到民众的喜爱。所以民间说的“打花鼓”，既有可能指的是表演花鼓戏，也有可能指的是表演地花鼓。

地花鼓俗称花鼓子，也有叫“竹马灯”、“花鼓灯”的，据说最初是流传在湖北湖南某些地区的一种古老的汉族舞蹈，是一种载歌载舞的演唱形式。据老艺人祖辈相传推断，至少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从“一周二岁打花鼓，打到九州十三府”的台词唱腔来看也说明了它源远流长。

地花鼓属灯舞类，最初仅限于春节等传统佳节时，与大闹花灯活动穿插进行，汇同“狮子”、“龙灯”、“彩莲船”一起进行表演，载歌载舞，情节生动，内容朴实，表演风趣，喜闻乐见。故而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了当代，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文革”前）还非常时兴。这种汉族文化习俗后来逐渐进入人们日常生活领域，连民间操办红白喜事也会打起花鼓子来。这就很自然地扩充进了乡人所说的“唱花鼓戏”的内容。

笔者的家乡一直有唱花鼓戏的悠久传统。关于这件事，比较久远以前的具体情况无法详细了解，不过也听老辈人传说过一些，还看到过某些相关资料。譬如，1924年在《湖南大公报》上曾有报道：“青树坪镇素不开通，镇人相率唱戏打花鼓，故不究心于教育文化。”应当指出，此报道并非全部正确。当时家乡小镇教育事业比较落后确是事实，说镇人爱唱花鼓戏亦并不错，但人们对教育文化事业也不是全不关心，教育的发展毕竟有赖于多方面的条件，更何况唱戏打花鼓怎么也说不上是文化教育落后的直接原因。不过这条本为评述教育的消息倒是确证了爱唱花鼓戏是我家乡的一种传统习俗。

再如，我的家乡人，曾任湖北歌剧团编剧、作曲，著名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要作曲者、国家一级作曲家欧阳谦叔先生在其一篇回忆文字中谈到，他原来只是一个农村音乐爱好者，由于在母校（家乡的起陆中学，后名双峰二中）血火交织的年月—抗日时期的锻炼，才促成他走上音乐的道路。而这又正与唱花鼓戏相关。

他文章中说到两件事，一是当时青树坪镇大搞抗日宣传，还进行了好几次演出，令他很受教育。而在戏台上面贴出的一副长联头一句即是“这是救国演出莫当花鼓看”，可见那宣传演出的就是花鼓戏；二是被激起了爱国热情的他随后筹办了自己的“家庭抗日宣传游艺会”，因为他的父母都爱好音乐，父亲去世后留下一把二胡、一架月琴和一具古筝，及一本手抄本的工尺曲谱，他的几个兄弟姐妹都会演奏二胡月琴，打锣鼓吹唢呐则是家常便饭。他们当即自编自演了两个名叫《铁心》和《猛省》的宣传抗日的短剧，全家人都参加了演出。尽管欧阳老先生没有言明短剧是什么剧种，但最大可能就是花鼓戏，因为其时我的家乡还不时兴什么歌剧、话剧及其他剧种如京剧、湘剧之类，流行的只有花鼓戏，人们喜欢唱的就是花鼓戏；而且他特别提到的二胡月琴都是演花鼓戏的常用乐器，打锣鼓吹唢呐更是花鼓戏演出的特色，而花鼓戏的曲调当时又都是手抄的工尺曲谱。这样，欧阳老先生所讲的举办“家庭抗日宣传游艺会”，刚好又为我的家乡人爱唱花鼓戏一事做出了极有说服力的佐证。

同时，在欧阳老先生当年组织家庭演出的事例中，分明还反映出了我家乡人们唱花鼓戏的一大特点，即通常是由乡人自发组织演出班子进行表演。这既是花鼓戏产生以后的一种传统表现，也是我家乡人喜爱唱戏打花鼓的一种本色表现。花鼓戏在其早期阶段，只有半职业性班社在农村作季节性演出，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后来这种班社发展较快，慢慢也出现一些带专业性质的班社，例如宁乡、衡阳两县就曾有几十副“行箱”，艺人近200人。训练演员采取随班跟师方式，也有收徒传艺的，称“教场”或“教馆”，每场数十天，教三、四出戏。

在旧社会，花鼓戏一直遭受歧视并常被禁演，戏班通常只能遮遮掩掩地进行演出，常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表演，便被戏称为“草台班”；同时各地花鼓戏班为了生存，都曾兼演当地流行的大戏剧目以作掩护，这种戏班又被称为“半台班”或“半戏半调”、“阴阳班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花鼓戏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各地还分别成立专业剧团，这才名正言顺地进入城市剧场公演。但在民间，在基层，花鼓戏的演出始终没有摆脱旧时的一些传统因素，例如戏班的半职业性与演员的全业余性，演出时间的季节性，简单搭一个“草台”甚至只要腾出一块空地就可演出的简易性，尤其是戏班常常为临时性的、不固定的一种组合，或者就是“家族班”、“家庭班”。但不管怎样，参加演出的人都是花鼓戏的痴迷爱好者，他们的演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酬劳的，然而他们的唱戏并非图名图利，而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对花鼓戏的喜好，满足自己对花鼓戏演唱的追求。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家乡小镇每逢民俗的节庆日，或社会上的特别节日与大型纪念活动，都会有演出，节目除了偶尔有个把年轻人的歌舞外，基本上全是花鼓戏。《刘海砍樵》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其他一些传统小戏，如《三毛箭打鸟》、《三伢子捉泥鳅》、《张秀才讨学钱》、《毛国金打铁》、《蔡鸣凤辞店》等等，也经常是演出节目。

令我最难忘的是农业合作化高潮那会，为表示庆祝，小镇一方面举办着规模盛大的物资交易大会，一方面组织了时间长达七天七晚的文艺演出，参加演出的有小镇居委会及各个单位自组的戏班，更有来自小镇周围数十里范围内乡社的众多戏班。那可真是难得一见的一场花鼓戏演出盛会，演出了很多非常流行的小剧目，还演出了某些传统大戏或其中的折子戏。虽然都不是专业剧团，但演技不俗，多有可圈可点之处，让我辈看得如醉如痴，本人甚至在那几天连饭都没有安心地吃过一餐。这件事足可以使人感到花鼓戏在笔者家乡的根基何其深厚，并且人才荟萃，不可小觑。

当时就听人说，有一些乡社戏班原本是半职业性的，难怪他们的表演确实不同凡响；还有的是从业历史较长的“家族戏班”、“家庭戏班”。使我记忆最深的是，距小镇约五六里的麻拐塘（属华国乡，离欧阳谦叔老先生家很近）便有一个唐氏戏班，就是由一个家庭的人员所组成，其时的主要演员是亲兄妹俩，哥哥唱小生，妹妹唱小旦，均演技不凡，在当地甚有声名。在后来的数十年中，我还时常听到该戏班及该兄妹的有关信息，据说在近些年，两人虽然年纪已大，但在演唱上依然颇为活跃。

当然，时间毕竟已进入我国新的历史时代，家乡人们亦顺理成章地树立了与时俱进的新观念，在文艺演出上已不是只唱花鼓戏的传统剧目，也演唱一些其他剧种的现代戏剧目，如歌剧之类，但毫无例外地都是改编成花鼓戏、谱上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花鼓调进行演出的。仅以小镇的这种演出为例，小型剧目因为太多难以胜数，只说较大的剧目，我记得就很有几个。譬如五十年代早期双峰二中的师生演出了与电影《钢铁战士》同名的歌剧（又叫《钢筋铁骨》），就改编成了花鼓戏。几十年过去，我还依稀记得剧中解放军排长张志坚与叛徒齐得贵的几段唱腔。后来镇政府又以社会青年为主要力量排演了歌剧《菊花》与《三月三》，也都是以花鼓戏形式演唱的。至于“文革”期间将所谓的“革命样板戏”改编成花鼓戏演出更是常事。

此外，地花鼓的表演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已不太时兴，但也并非没有，仍然可以时常见到。主要表现在两种场合之中，一是见之于各种红白喜事，特别在喜庆的红喜事中更常用地花鼓的演唱形式来助兴凑热闹；二是见之于春节、元宵节期间的欢庆场合，地花鼓的欢快幽默表演总是带给人们更多的快乐愉悦。记得当时小镇有两个擅长地花鼓表演的知名人物，一位是姓金的镇干部，专门饰演“三花子”（小丑），一位土生土长的姓朱的年轻男士，专门饰演小旦，两人搭档的表演珠联璧合，妙趣横生，堪称一绝，给人们带来过许多的乐趣。

家乡爱唱花鼓戏的习俗还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氛围。令人们经常受到花鼓戏的熏陶，不仅普遍都喜欢观看花鼓戏，而且在内心里对花鼓戏都很认同和赞许。即使是那些不会唱花鼓戏的人，也有可能会哼上几句乃至几小段花鼓戏唱腔的，于是，只要你徜徉在我家乡的这处空间里，就会时不时听到一声数声的、或有板有眼、字正腔圆或基本不成腔调的花鼓戏。就连人们拉出的二胡声、吹出的竹笛声，也基本上都是婉转悠扬的花鼓调；至于拉二胡、吹笛子的初学者，更有很多人都是拿花鼓调作为入门曲谱的。笔者的一个表兄，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不苟言笑，书也读得不多。忽一日心血来潮，说是要学拉二胡，便找来一把二胡，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拨弄起来，只听见一片“吱呀吱呀”，像木匠用锯子锯木头似的。不久，竟断断续续地发出了有点像花鼓调旋律样的声音。一段时间后，他居然将一些花鼓调有模有样地拉了出来，什么“比古调”、“采莲船调”、“十字调”、“西湖调”、“采茶调”、“洗菜心”，都一一清晰悠扬地传入周围人们的耳际，令人刮目相看，一时传为美谈。一直到现在，表兄在闲空时仍然喜欢拉上一把二胡，而且随着弓子的一推一送，他的嘴角往左右扭的动作也越来越明显了。但这么多年，人们发现他似乎从来没有拉出过一首其他类的歌曲，问他的原因，他回答说是自己只喜爱看花鼓戏，也只会唱花鼓调，一直不会唱别的歌。又问他嘴角为什么老是动，他笑着说，我边拉边在心里哼唱着哩，这是小时候看花鼓戏养成的习惯，实在改不过来。

家乡人们爱唱花鼓戏的氛围，对小孩子的影响与熏陶则更加大。那时候，我和我的许多小伙伴也都很喜欢看戏，看戏台上演出的花鼓戏，看街头空坪上及人家房屋当中表演的地花鼓。老跟着别人哼唱各种花鼓调或相关小调，还常常聚在一起比赛谁的花鼓调唱得像，唱得好。后来竟发展到仿照大人们的样子，自己在一起学唱花鼓戏。

当时我家的铺面曾有一个时期闲置，便成了我们唱戏的好场所。货房即是舞台，货房一端被隔开的账房就成了后台，从账房走进货房，就算是进了前台，即可表演，不表演者则坐在对面的另一端权当观众。开始我们的表演也没有什么章法，全凭自己依稀的记忆，唱上一句所看过的花鼓戏中的唱词或说上一句其中的台词，配合做一些动作就成。譬如，唱一句：“小刘海在茅蓬别了娘亲，肩千担往山林去走一程。”演唱者同时扛一个小木棒走圆场作赶路状，再放下木棒作砍柴状、作扯着藤条登山状，再作捆柴状、挑柴赶路状，这就算是很不错的一出戏；又如，唱一段：“风和日暖好春光，桃红柳绿百草香，大傩神仙我不爱，要学织女配牛郎。山前山后去游玩，……”其余的不记得没关系，但那些有味的衬词“一嘛哪吱哟嗬”、“一嘛哟嗬”是绝对不能少的，演唱者同时做些胡秀英手摇扇子的飘舞状、左顾右盼状，跨过小溪的跳跃状，这又是非常成功的一出戏。或者，两个人配合动作说几句台词：“打！打！打！”“打什么？”“打妖怪！”“谁是妖怪？”“你是妖怪！”“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是妖怪呢？”“你不是妖来便是怪，为何走得这样快。”“你从大路走，我从小路追。”，“追来干什么？”“追来与你成婚。”则更是特别美妙的一出戏。有时大家一起回忆，记出来戏中的某句唱词、台词，便推选出人来表演，被推选者就会特别高兴，表演得更加卖力。有时实在没人记得出那些感到有意思的戏词，大家就轮番上去哼唱一段不知内容的花鼓调也算数。

后来竟吸引来了一位居住在上街的王大哥，也是铁杆的花鼓戏迷。他年龄大我们好几岁，又记得很多传统花鼓戏的内容，自然就成了我们这伙人的演戏师傅与领导者。王大哥教我们演唱了传统花鼓小戏的很多片段，还编出一些谣歌子配上花鼓调演出，说是演新曲目。在王大哥的带领下，我们的表演大有风生水起的况味，大家的兴趣更大，热情更高。可惜不久后王大哥辍学外出务工，使我们很有失落感，表演也逐渐冷落。

当我们的“戏班”处于基本解散的状况时，我和几个伙伴便投奔到了距我家很近的邻居张大哥门下。张大哥也是个超级花鼓戏迷，年纪比我们更大一些，平时又喜爱看课外书。他领着一帮年龄大小不一的小花鼓戏迷，在自家后面的空房子里开辟了一间唱戏屋，几乎天天都在演花鼓戏，因他家大人都在外，没人干预，可以任凭我们天天疯闹。

按现在的话说，张大哥真是大手笔，他带领我们，也演一些传统花鼓戏的片段，但更多的是从话本小说中选择一些内容，自编自演。依稀记得，演过的就有《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赵子龙勇战长板坡》、《诸葛亮智退司马懿》、《林冲夜奔梁山》、《武松打虎》、《醉打蒋门神》、《拳打镇关西》、《三打祝家庄》、《岳飞枪挑小梁王》、《挑滑车》、《朱仙镇》，等等。还有《杨家将》、《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书中的一些内容，好像还演过包公审案。

张大哥很厉害，预先构思出剧目的内容梗概，编出一些唱词，并配上花鼓调，然后一一指导大家表演，戏中各个角色的台词则由自己去想，说得好的表扬，不好的立即修改，或大家一起出主意集体修改，确实太差的或许会给予暂停一次角色扮演的“处罚”，而这种“罚”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然的。

我们演唱时，用木棒竹竿当刀枪，还制作了竹弓箭与插在背上的小旗子。拿墨画胡子，红墨水当胭脂，头上顶个书包就是官员，头上插两根短野鸡毛便是将军，戴一个单帽子是书生，戴一个厚帽子是员外，罩块花布是富贵人家小姐，罩条毛巾是民妇，反正大家明白就行，倒也挺像那么回事。而在我们心中，更觉得像真的演戏一样，都非常积极地争取担任角色，表演起来特别认真，还生怕自己演不好，自感不满意便主动要求重来一遍，要是能够得到张大哥的一句赞许，那比在学校里受到老师表扬还要高兴。后来也是张大哥外出谋生才不得不中止我们的表演。

我们当年的这番举动，的确是一种少年人的幼稚可笑，但也确实体现出我们对花鼓戏的极端热爱与真诚的喜欢，而且还有几许朦朦胧胧的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况且我们这样做，也不失为一种积极心态的自娱自乐，曾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快乐与愉悦，还增添了不少我们在学校课堂上难以学到的知识。

而回过头去看，就我个人而言，正是通过这些游戏式的表演，使我在文艺方面也打下了一些基础，以后在我的学生时代，除了学习成绩优异以外，在唱歌和文艺演出上也有不俗的表现，被赞为这方面的所谓“人才”，还差一点被选进了艺术学校。中学毕业后成了上山下乡知青，我为首在当地组成文艺宣传队，并集编、导、演于一身，有时还要兼搞乐器。我们演唱了不少堪称精彩的节目，还以一个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力量演出了《沙家浜》和《红色娘子军》两个大型剧目，反映均相当不错，在当地一带小有名气。我总认为，这都与我家乡爱唱花鼓戏的传统，及我小时候学唱花鼓戏的那段有趣经历有着直接关系的。

家乡人爱唱花鼓戏的传统，在当年的“文革”年代还出现了一个达到高峰的时期。“史无前例”的革命需要传播革命理论，大造革命声势，更需要大力宣传最高领袖的战无不胜的思想，从最初的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风起云涌之际时起，各式各样的文艺宣传队就应运而生，到后来统称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各级各单位各部门都争相成立，果真如雨后春笋，蓬勃兴旺。这股风潮自然也汹涌澎湃到了基层乡镇社队，各地纷纷仿效，我家乡一带各公社的下属大队就基本上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那淳朴善良的乡人们并不太喜欢革命与造反，很少有人积极参与那种疯狂，他们深信靠革命造反田地里长不出粮食、棉花与菜蔬，但却赞同歌颂党的领导及宣传伟大领袖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们喜爱唱戏看戏，还曾有过浓厚的爱唱戏、爱看戏的传统习俗，而当时广大农村处于文化的荒漠，能够看上一场戏是何等的不容易啊。于是，一时间，处处锣鼓唢呐声不断，笙歌悦耳，夜晚的演出此起彼伏，热闹异常。尤其在大年春节期间，各地文艺宣传队更是好戏连台，少有间歇，就像春天里的鲜花盛放，到处一片灿烂。其时，文艺宣传队的节目种类与形式相当多样，相当丰富，而以对口词、群口词、快板、三句半、表演唱、小演唱、歌伴舞等最盛行、最为常见。但若是戏剧类，还是花鼓戏当道，清一色的花鼓戏表演形式。还常有用花鼓调进行表演唱与歌伴舞的，至于小演唱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在自编自演的节目中尤其多见，笔者就曾很多次编演过这样的曲目（大多是小演唱）。而这种节目还很受观众的欢迎，因为他们的目的是看戏，是冲着演出而来的，而且他们喜爱看的就是花鼓戏，能够感受到花鼓戏的那番热闹欢快的气氛，就会产生出满足感。当所谓的“革命样板戏”风靡全国的时候，家乡的许多文艺宣传队还纷纷将“样板戏”改编成花鼓戏演出，或演出其中的片段。当然，所谓“改编”，不过是简单地将京剧唱腔改成花鼓戏唱腔而已，即配上现成的传统花鼓调子进行演唱就可，只有省花鼓剧院出演的《沙家浜》才是真正的改编（移植）。笔者所主持的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也用花鼓戏的形式演唱过两个大型剧目，一是《沙家浜》，依据的是当时的流行“样板戏”剧本；一是《红色娘子军》，依据的是“文革”前的歌剧（？）剧本。演出效果均相当的好，受到人们广泛的赞许，还有好几个远在二三十里以外的社队邀请我们前去演出过。

就这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那十年很特殊的乱糟糟日子里，我的家乡竟鬼使神差地出现了一场大演花鼓戏的盛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是家乡的花鼓戏演出继五十年代和六十年初期的繁荣局面之后的又一次高潮，而且声势更加浩大，涉及范围更加宽广，参与者更加多，更加广泛。虽然由于受到“文革”破四旧及所谓反对“封资修”的影响，不能够演出花鼓戏的传统剧目，演的都是现代题材，反映的都是现当代的实际生活或对未来的憧憬理想和追求，难免给人们带来一定的遗憾，但不妨看作是对花鼓戏的一种新的开拓，让花鼓戏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其魅力，并使其充满更强的生命力。如果做进一步的理解，这个高潮的出现，正是我家乡人们爱唱花鼓戏之习俗的逻辑发展，是一种有上百年历史之优秀传统顽强持续、方兴未艾的必然表现。

然而，确实应该感到遗憾的倒是，“文革”结束后的这几十年，花鼓戏竟慢慢出现了式微的局面，连许多专业剧团的演出也很不景气了。不过这似乎是一种大势所趋，因为就连国剧—京剧的命运亦是如此，作为地方剧种就更加难以避免了。大概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条件改变的原因所致吧？例如电视机的高度普及与电视节目的丰富多彩，便对传统戏曲的演唱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再加上当今的年轻人观念也有了极大的变化，基本上对传统戏曲不感兴趣。但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如此的。

因为像传统戏曲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必须得到保护，还应当好好继承并不断促使其发展的。

现在家乡已经看不到花鼓戏当年的那种繁华局面及具体的热闹欢乐的演出场面了，只有偶尔从某些人的悠闲哼唱或演奏乐器中，从电视机节目或音响的播放中，还能听到熟悉的花鼓戏旋律，从而引起人们对它往日辉煌的一番思忆。不过在乡人举办的各种红白喜事中，倒是能经常听到花鼓戏的演唱，虽然让人觉得仿佛退回到了“打花鼓”的地花鼓流行的年月，但毕竟是花鼓戏的声音，还毕竟使人看到了希望的所在。但愿家乡人爱唱花鼓戏的传统习俗能够延续下去，但愿当年那种演唱花鼓戏的繁荣热闹局面能够复苏、发展。因为，花鼓戏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单是属于我家乡的，更是属于我们湖南省的，而且还是属于全国人民的，属于全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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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文士明，网名文明之士。1965年湖南邵阳市一中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务农。1978年考上大学，毕业后分至长沙某高校执教，后来调任学校一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同时兼做教学工作，退休前为该大学管理学院主官。作者从小爱好诗词阅读与创作，退休后常有佳作在朋友圈里流传，受到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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