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24日,江宁县铜山乡桑园村,参军离家的蔡祈有家,一名男婴出生。婴儿在母亲的怀里哭声嘹亮,仿佛告诉远方的父亲他的到来。 父亲蔡祈有在村里是个有文化和志向的青年,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初离开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 ,转战抗日战场,杀敌报国。
男孩满月了、一岁了、二岁了,始终没有见到父亲……1941年1月8日,男孩三岁,前方突然传来噩耗 ,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二营教导员蔡祈有同志,在“皖南事变”中,为增援军部战斗英勇牺牲,年仅22岁…
这个男孩,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了!这个男孩,就是我的父亲蔡天祥。
奶奶因伤心过度撒手人寰,可怜的父亲从此成了烈士遗孤,靠政府抚恤金艰难生活……后来,父亲常和我们说的一句话是“共产党养了我。”
在江宁观音庙小学和秣陵杨柳中学以及后来考进的溧水中学,父亲完成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部学习,他的聪颖、勤奋和刻苦是出了名的。从家里到溧水中学十几里路,全靠步行,一天都不缺席,遇到天下暴雨,父亲满身泥巴一步一滑艰难地走在泥泞路上的情景,至今深深地烙在家乡人的脑海中。
1958年,父亲考取了淮阴师范专科学校生化专业。短短三年学习,他如鸟儿归林,尽情沐浴雨露阳光——以知识为营养,以学校为家园,听党话,跟党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团支书。据我的母亲回忆,在淮阴师专期间,父亲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寒冬腊月没有棉衣,只靠夹袄和腰里扎根草绳来御寒。有一次,学校搭配的粗粮实在难以下咽,与他同班并担任文艺部长的母亲,偷偷地将饭食倒掉,父亲发现后很是心疼,他将粮食捡起来,对母亲说:“我来吃,不能浪费粮食。以后我把我的细粮给你,你把你的粗粮给我吧。”
1960年,品学兼优的父亲毕业后被留校任教,母亲则被分配在当时淮阴农机干校工作。两年后,淮阴师专因故停办,在职人员重新分配单位,父亲放弃了继续留在市内院校的优越条件,向上级提出,到位于偏僻山区,经济、交通和教育十分落后的盱眙县龙山乡中学工作。“你爸爸就是一位热血青年,他说那里更需要我们”。母亲这样告诉我。
一个在大学任教的优秀青年,选择来到偏远山区支教,这是父亲对国家最纯正、最真挚的爱,是他不忘恩情、报效祖国最真实的写照。
龙山中学三年的艰难岁月自不必说,那段时间里母亲先后生下了姐姐和我,年轻的父母为了更好地投身教育工作,将我们托付给远在苏州的外婆。我们出生在苏州,长在苏州,姐姐到了小学三年级才来到父母处,而我直到上中学时方才回到父母身边。七十年代出生的弟弟,也被放在外婆家,上小学时才来到他们身边。父亲优秀的品质和过人的精力、能力,使他在1965年即被调往盱眙县中学,在那个山顶上的中学,父亲一干就是18年,为党的教育事业倾情奉献他的光和热。
当时的盱眙中学条件十分简陋,教职员工住的是草房,家里经常有蜈蚣、青蛇光顾,更别说蚊子、苍蝇和臭虫了。在那段时间里,父亲建立规范有序的教学新秩序,组织开展教研活动,购置大量图书,主持修编学校
教研计划,开启了学校新一轮学习教学热潮。他还顶住“文革”的压力,尽己所能,保护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和教师。 粉碎“四人帮”后学校百废待兴,随着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父亲担起了重任,以副校长、副书记的身份全面主持工作——1978年,盱眙县中学被确定为全省95所重点中学之一,省政府要求选拔优生入学,为高等学校选拔合格人才。当时,父亲的第一个动作是实行初中、高中四轨制,学制由两年向三年制过渡。第二个动作是针对学生成绩差距巨大的情况,大胆创新,开启块、慢班以保证重点生源。
由于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了教学质量。父亲非常着急,为了搜寻人才,经常去周边乡下中学听课,以了解和掌握全县教师队伍情况。 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下午,父亲踏着泥泞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东阳乡中学,他发现一位年轻的苏州籍语文教师博学多才、教学新颖、思维敏捷,便如获至宝,当晚就赶回县文教局,要求为那位年轻教师办理调动手续。一次次的下乡听课,父亲为盱中物色了多位优秀的农村年轻教师,学校教学质量开始呈现崭新气象。
后来,父亲及时纠正“文革”期间以实践课程设置为主的状况,坚持以课堂教学为中心,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新生入学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1980年,盱中扩大招生范围,面向全县招生高中四个班共200人,进一步保证了生源素质,第一年恢复高考即实现“零突破”,高考升学率一路攀升——1977年高考录取本科2人,专科6人,中专2人,到1983年增加到本科44人,专科 46人,中专47人,一批优秀的学生还考上了北大、复旦等名牌大学。八一届高中毕业生项开华,刻苦学习,考取了复旦大学原子核物理系;庞中和考入高校后,勤学不辍,九十年代就获得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
父亲是一位亲切而随和的人,他和那群年轻教师私交甚好。那位东阳乡调来的语文老师名叫谷公胜,他的爱人不在身边,平日里就经常来我家“蹭饭”,父亲总是热情招呼。到了星期天,父亲还会将几个年轻教师全部带到家里,亲自下厨犒劳他们。
父亲在1997-1998年生病期间,时任苏州市教委副主任的谷公胜一次次来探望,他对父亲的评价是“两袖清风,一心为公,你父亲是我遇到的最敬业、最正派、最亲切的领导”。
是呵,父亲一生为党工作,他常说:“共产党培养我长大,我不能做丝毫对不起党的事”。父亲后来调任盱眙县党校担任党校校长。他坚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围绕县委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党校阵地和熔炉作用,轮训和培训全县副科级党员干部、基层党支部书记、青年后备干部和理论骨干,协同组织人事部门考核考察学员,并围绕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那时,许多人为了混文凭、谋官位,经常登门送礼,每遇此,父亲总是严词拒绝,退回所有物品。
1997年7月,父亲常感头疼身体不适,便申请退居二线。从检查发现罹患脑瘤,到1998年底去世仅一年多时间。期间,父亲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令我终生难忘——那时,父亲的脑瘤开了第二次刀,他的思维不再敏捷,说话也不再流畅,尤其是不再会写字了!父亲非常着急,“我怎么连名字都
不会写了?”他微微颤抖的手紧握着钢笔,痛苦不堪。从父亲焦急的神态中,我看到了他的恐惧,对自己病情的恐惧。“爸爸,你写‘中国共产党’吧,一定能写出来”我鼓励他,那年父亲60岁,党龄40年。作为烈士的后代,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蔡天祥”。为此,我们都会善意地称他为“党的儿子”。父亲萎靡的眼神亮起来了,只见他定了定神,颤微微拿起笔,没有犹豫,一笔一划写起来——“中、国、共、产、党”。写出来了!字虽然歪歪扭扭,但写出来了!我兴奋地叫来妈妈,妈妈也感到十分惊异。父亲笑了,那骄傲的神态似乎在说,我很好,我能写中国共产党,我的病没什么可怕。 父亲的脑瘤在苏州开刀,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总是非常努力地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努力吃饭。可是原本非常壮实的身体仍然兀自衰落下去。 有一天,我在他病床前看书,突然发现父亲的眼眶里盈着眼泪,我吓了一跳,从没有见过父亲流泪啊。他轻轻地说“反正我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反正我的学生都发展不错,我心安了”。 我非常心痛,我知道父亲其实对自己的身体已经有所察觉了。第二天我们送父亲回到盱眙党校的家,当天深夜,客厅里悬挂的父亲属相图“老虎下山”,竟然突兀的从墙上“咣当”掉下,我的心为之一沉,我的父亲真的要撑不过去了吗?
1998年12月10日14:33分,父亲离我们而去……六十年风雨历程,父亲若是在天有灵,他会感到欣慰,因为他一心为党,两袖清风,踏踏实实做事,坦坦荡荡做人的品德和风格,教育和影响着他的孩子、学生及同事。正如我在南京的堂叔叔蔡天山所言“你父亲是一个高尚的人,他毕生做的都是有利于人民的事,他是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党的人”。
党的好儿子,父亲蔡天祥,我们为你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