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蒙先生的故事

                           ——王海

我和王蒙先生认识是在2007年。

当时，我在北戴河“中国作家之家”疗养，午饭时，一个中等个儿、敦实健康的身影从餐厅经过，有人低声说，这是王蒙先生。我不相信，我对王蒙太熟悉了，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从他的作品中我能想象到，他该是一身正装，说话干梆硬正。这走过的人像个下岗工人，身着旧衫，随意地和身边人打着招呼，没一点儿身架么。

吃饭的时候，有人感叹，这人好，有文人风骨。王蒙先生的作品我大都读过，并深受其影响，若能和他交流，得到他的指点，我的创作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突破。

晚饭后，我和爱人出去散步，看见王蒙先生坐在小院里看报纸， 我冒昧地问道：“王蒙老师，方便进去吗？”“可以，进来吧”。

我走进院子坐在他对面。我谈到我的小说《天堂》，被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改编为话剧《钟声远去》，进京参加“中国百年话剧会演暨优秀剧目展演”之事，他说没有看过这个话剧，我随即回房间给他取来话剧光盘和小说《天堂》。我想他只是礼节性接受，不会浪费时间看我作品改编的话剧，更不会看我的小说。

一周后，一起疗养的安徽文联领导找我，他说王蒙先生找你，我瞬间想起送给王蒙先生的话剧光盘和小说《天堂》。

吃罢午饭，王蒙先生从小餐厅走出来，我上前打招呼，他和我谈起了小说《天堂》，谈起《天堂》中的接生婆和关武干两个人物。他说你没必要让关武干去死，他的死没有意义。餐厅离小院只在几分钟的路程，就在七月的烈日下，我们走了20多分钟。我提醒他，在前面的核桃树荫下谈，他没有理我，继续谈他对小说人物的看法，小说的架构，他竟设计出另外一种小说的结局，令我十分感叹。

200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他力推《天堂》为“中文必读书”。他说：“这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我愿意为之作出个人的真诚推荐。”

2013年，我的小说《城市门》出版，他亲自到咸阳参加研讨会，  晚上陈忠实先生来看望他，咸阳市委、市政府领导请他吃饭，他说：“咸阳有两个宝贝，地下的宝贝是周秦汉唐的文物，地上的活宝是王海。几十年来，王海坚守在咸阳，大部分作品都在写咸阳，不容易呀！”餐后回房间休息，在电梯中，他对秘书彭世团说，“王海固守着他的咸阳，就像美国作家福克纳固守着他的杰弗逊镇一样”。

有人问我，你和王蒙先生是不是有亲戚关系，不然，他怎么会对你这样关注？我说我回去得问问我的父亲。

在王蒙先生的推介下，我被聘为中国海洋大学“驻校作家”。那天学校安排我和莫言、王蒙先生共同讲课，晚上我去找他，我说我就不讲了，你俩是大家……他说，你讲，你一定要讲，你《天堂》中的大秦文化讲得多好。在王蒙先生的鼓励下，我们这堂课收到良好效果。

以后，我与哲学家赵一凡、贾平凹主席先后在海大讲课，他鼓励我说，“你的陕西话很特别，听起来很得劲。”

不断地有人问我，你和王蒙先生是啥关系？我说我问了我父亲，我父亲说：王蒙先生虽和我们是同姓，但人家在河北，当过国家文化部部长，咱八辈子也攀不上这样的亲戚关系。咱家在陕西咸阳五陵原上，在康熙手里，先祖曾任都督，镇守过两广，解放过台湾。民国时期，印度诗人泰戈尔到中国，你三爷给他当过翻译，咱家族大都在南方闹事，没到过河北。我不相信，或许我们家族有人去过河北，和王蒙先生家族有交集。

今年，我的小说《回家》出版，我照例给王蒙先生寄了一本。听朋友讲，近段时间，王蒙先生几次问到我，我想我得去拜访他了。

我去了北戴河，他的茶几上放着《回家》，他早已看过关于小说《回家》的新闻报道，他说：“陕西评论家对《回家》很看好，给你讲了那么多鼓励的话。我眼睛不好使了，我得慢慢看，最起码草草看一遍，写一点东西，要对得起读者，也要对得起王海”。

我说今年八月，西咸新区举办小说《回家》首发座谈会，我邀请阎纲老师参加。他说，“你的会，我一定要去，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一天”？王蒙先生说：“你应告诉他，那不行，你要活，你一定要活到那一天，开完座谈会咱再说”！

阎纲老师在会上说：“王海把我整美了！把我整的把稿子改了4次。”王蒙先生说：“就是要整他，开完这个会，你再写一部，再整他，还叫他来，他不来就不够朋友，就不是朋友！让他好好活着，不能耍赖，不能食言。你要好好写，他就得好好活着，就不能挂，挂了就给他寻事！去年，我住了几个月医院，差点不行了，你单老师说，你敢死？谁给你的权力，你要死，我一个耳光把你打回来”！

我说，阎纲老师说他整天忙得很，忙得没时间去死么。王蒙先生说：“我晚上9点多休息，早晨4点起床跑步，然后写东西。最近小说《活动变人形》改编话剧要上演，外地还有几个会要参加，忙得很，哪有时间去死呀”！他说：“阎纲身体不好，活到90多岁不容易。他128岁时，你再开个研讨会，再好好整整他，到那时我也去，他必须来，他不来就不是好朋友，真的来不了，把他照片也要抱到会场”！

20分钟的聊天，王蒙先生让我笑得喘不过气来。

回到房间，我忽然想到，聊了半天，光顾了说笑，咋少了关于《回家》的交流呢。

一日，王蒙先生给我留言：有空下午5点过来，就小说《回家》谈谈。我知道这是一次很好的对话机会。我有备而去，他也有准备，我们谈得很好，就有了10月11日《中华读书报》刊登的《王蒙与王海关于小说<回家>的对话》。《回家》的命题， 其实不仅是一个地域一个时期的农民问题，而是人类性的永久性的问题。

他说：“平凹老弟说得好：小说《天堂》《城市门》《回家》‘农村三部曲’，展现新世纪前后中国的城乡巨变。你是在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树碑立传，作品必将久远”。

他说：“你这个《回家》和过去老作家写的乡土小说不一样，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了农民遇到的新困难与新机遇，不仅述写了农民的新的生活变化，新的人物性格，而且也反映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给人们留下了不同的印象。

他说：对于《回家》的话题，我希望有更开阔的视野，更积极的感受的，对于留恋土葬，我是批评的。与《回家》相比，小说《天堂》要更开展开放一些。”

王蒙先生说：“这么多年，我对你很关注，是你的《天堂》，你《天堂》中秦人的那种野性吸引了我，打动了我。”

我忽然明白，也非常遗憾，我和王蒙先生同姓，先祖家族却没有交集。交集的是文化，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作品中呈现出的那种赳赳老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