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

李忠继

近日，我从卧室衣柜最下层翻出了一个逾四十年，几乎处于尘封状态的黑色手提包。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黑色手提包，即使是在都市里频繁乔迁、屡次挪窝的过程中，在“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鼓动下，不惜丢这弃那，也没有将这个黑色手提包扔掉。

黑色手提包内共收纳了九个档案袋。档案袋上分别标明了文件类、经济类、文化类、影像类、实物类、来往类、卫生类、家谱类、大事类等字样。一些在计划经济年代留下的票证和物件各归其位，本无多大收藏价值，只是留作本人平时欣赏和回味吧了。

当我小心翼翼地翻到那份“大事类”档案袋时，一张品相有些残缺，纸色有些发黄，面积宛如纸币一角钱大小的纸片突然映入眼帘。这张记录着外婆名字和生辰八字的物证，清晰地写着——继华出生年于己亥古九月廿八日巳。共十五个字。

看到这张小纸片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几个名字与外婆都有忌讳的字眼。特别是，自己的生辰与外婆是不是有巧合之处？

这张小纸片，诠释了我和外婆名字的缘分。小时候，就外婆的名字，我曾经问过母亲：“外婆叫啥名字？”母亲只是用摇头作答。这也难怪，过去的乡下没有户口本。早年，我只知道外婆姓陈，娘家是孝感毛陈渡。村上的大人和小孩称呼外婆，有的叫陈大婆，有的叫姥姥。外婆这一辈子，没有出过工，没有办过证，就连医院也没有去过，从出生到病逝，一直没有用上自己名字的机会。在过去，一般乡下婆婆的称谓多以姓氏代替，从不将名字示人。加上过去老人的名字也称名讳。“讳”字，顾忌也。因此，外婆的名讳，我的母亲那敢随便问起？

说来也怪，也巧，我的现用名字及曾用名共有三个：出生时一个，上学时一个，上班时再一个。在这三个名字中，礼华是父亲起的，蔡华是老师起的，忠继是养父起的，换来换去、叫这叫那，有的名字搭配一个“华”字，有的名字搭配一个“继”字，就是无法绕开外婆的名讳。按常理讲，做晚辈所用的名字要避长辈，否则极为不敬。而我的名字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冲撞外婆的名讳，怎么外婆就会甘心情愿地接受，而不持反对意见呢？

这张小纸片，寄托着我对外婆深深的思念。听母亲说，外婆在花甲之后，有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结——如何解决李家后继无人的问题？外婆不难想到，一边是两个姑娘膝下儿女成群，一边是两个儿子膝下无儿无女，在喜忧参半中，外婆紧急地开启了收养继孙子之旅。听说，外婆启先锁定的“继孙”是姨妈家的老三。我的这位表哥比我长三四岁，身体也比我结实，因水土不服，在外婆身边生活一个多月就重返武汉了。无奈之下，外婆不得不将目光转移到我蔡家，而蔡家的老大要立门户，老三刚刚出生，最终锁定了我这个老二。

三岁那一年，我在外婆的操持下，以一桌酒席的村中长者为证，以二份“继书”为凭转换了角色。从此，我承担着顶门立户、延续香火的重任。除了工作在武汉的二舅外，“新家”只有年迈的外婆，脚残的大舅和年幼的我，祖孙三代相依为命。岁月如歌，转眼间我在外婆身边度过了十八个春秋，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幼童，成长为一个能挑起一担谷子的青年。

在我的记忆中，外婆家有两件宝贝，是它们承担了我的衣食住行：一件是那辆有点摇晃的杉木纺线车，一件是那杆有些年代的十六两铜盘秤。十八年的寒来暑往，外婆要么用那双干枯的手，为我纺线抽丝，不认时辰，不定时日地纺好一个个纱锭，确保我在夏天有遮体之布，在冬天有御寒之衣；要么用那双干涩的眼睛盯着秤杆上的一个个秤星，为我做些小买卖，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寒地出摊守候，赚得一点养我的油盐钱和供我上学的开销，使我在无忧无虑中念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

这张小纸片，承载了外婆对我成长的期待。我上初中时，外婆快八十岁了。也许，外婆在想着自己渐渐老去，我在慢慢长大的同时，也在想着有些事情要向我交代。一天，外婆叫上我，拉着我的手，将我牵到家中那个被岁月磨光了边角，被烟火熏黑了外板，上方是两扇活页门，下方是一个暗仓室的大立柜前。外婆伸手拉开大立柜的左门，指着背面上端贴着的一张小纸片，笑着对我说：“只说你听啊，这纸上记着我的名字和生辰八字，是十多年前请人写的。”我借着亮瓦投下的光亮，注视了一下纸片上的内容，明白了外婆的用意。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生日，就无从琢磨自己和外婆的生日有何巧合之处。外婆接着说：“我死后，在清明节给我坟头撮上几锹土，不让坟头塌了就行了。”外婆的话使我暗暗地流下的眼泪。从此，我默默记下了这张小纸片。

外婆知道，立门户，续香火，结婚是大事。一天傍晚，外婆用接近二十年的时间，将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三百五十多元钱交到我手上，并嘱咐我，所有这些钱，是准备你长大后结婚用的。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这些钱是一笔不少的数目，要是娶媳妇，可以置办一套当时最为时尚的“三转一响”。除此之外，外婆还吩咐工作在武汉的二舅（我的养父）置买了三间房屋的红瓦，决定在适当的时候，拆掉两间老房，建造三间新屋。

公元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外婆病逝。在安葬她老人家之后，我小心撕下了这张小纸片，然后将小纸片夹在一个小本子中，随身带往我工作不久的武汉。

这张小纸片，再现了我和外婆一生的情结。我先拍好小纸片的图像，再找来一个可以封口的小塑料袋将小纸片装入其中，重新放回原处，然后打开电脑，通过万年历了解到外婆出生于一八九九年。无疑，外婆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生于清朝，嫁于民国，逝于新中国。  

我和外婆同一个属相，这是不容置疑的。最有说服力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湾子里出生的几个孩子中其中有我，因此，我对自己的出生年份不表示怀疑。那么，我的出生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呢？一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明。上班的时候，同事们一提到我的生日，我除了惭愧，也有苦恼，心想，不呆不傻的我，怎么成了一个无具体生日之人？为了自圆其说，我往往以“三说”加以搪塞——农村无户口本说，贫穷无生日宴说，“继书”无年龄记载说。

听母亲讲，家人的生日，父亲是有记载的。父亲不仅有点文化，且当了二十年的村支书，有遇事留痕、行事留迹的作风。家中每一个孩子出生，父亲都会将其生辰八字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这个小本子，父亲非常看重，不是轻易地放在一般的抽屉，而是连同其他重要物件放入一个网兜，再将网兜挂在他和母亲卧室的房梁上。

参加工作前，我只有一次动过那个网兜，是为了寻找那份存放在父母手上的“继书”。“继书”是找到了，可那时没有顺便弄清自己生日的想法。就这样，错过了难得翻翻那个小本子的机会。一九九一年夏季，杨店河发大水，母亲守护的几间土坯房屋因年久失修，在几场大雨中全部倒塌，从此，那个挂在房梁上的网兜永远失去了下落，我的生日似乎成了永久之谜。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一天，有关我生日的铁证突然浮出水面。因同学聚会，我回了一趟老家的杨店镇，并应我弟弟老三之邀，在他家小住了一夜。当同老三聊到我的生日时，他搬出一只箱子，从箱底找出一个笔记本，其中两页上清楚地记录着我们父母、九个兄弟姐妹，还有婆婆的生辰八字。见到自己寻觅多年的生日，我喜出望外，迅速拿出手机拍下。据老三说，这些亲人的生日，是他于一九八六年三月，抄录那个网兜内的小本子。这个时候，即便找到到自己生日的铁证，也没有联想到自己和外婆的生日有何巧合之处。

这张小纸片的重现，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心理驱动。我又急不可耐地点开电脑上的影像文件夹，找到了从老三家拍摄的那张记录生日的图片：礼华己亥九月廿八日巳时。原来，我和外婆的生日不仅是同一天，就连时辰也是惊人的一致。不同的是，外婆大我整整一个花甲。

我和外婆“零差异”的生辰，如果只用“巧合”二字去解释，是否说得通呢 ？

作者简介：李忠继，男，曾用名：蔡礼华、李蔡华。湖北孝感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曾在《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武汉晨报》等报刊，《首都文学》、《孝南文学》、《作家美文》、《人民作家》、《作家》、《西散南国文学》、《湖北文学》等公众微平台上发表文章。坚信借用文字去记录生活的感动，书写身边的崇高乃人生乐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