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来了个新社员

文/皋润

    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因为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直到1968年8月才拿到毕业证书，走出校门，和全国千万“老三届”毕业生一样，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战天斗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两种形式。一是统一组织知青到农场和农村集体参加劳动。二是让家在农村的知青回乡插队。我的老家在滨海县陈铸公社皋滩大队，所以我就选择在老家插队了。那段时间，全大队社员之间传着一条新闻“我们队里来了个新社员”。

我在农村出生，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后搬到县城读书。到1968年时，老家已没有一间房屋。生产队长是我的一个家庭叔叔，他帮我从一个亲戚那里借了3间闲置的旧屋。因长期无人居住，三间房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台锅灶。好在一个庄子上居住的都是皋氏亲戚，见我只身一人回乡劳动，都伸出援手。这家送来床和板凳，那家拿来桌子水缸和各种生产工具。回乡的第一天，中饭是在二叔家吃的。他们烧了满满一桌子菜，待我很客气。饭后，我去尹桥街上买来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和生活必需品。几个亲戚帮我把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又帮我把水缸里的水挑满，还拿来了咸菜和各种蔬菜。第二天早上，我便生火做饭开始了独立生活。

吃过早饭，生产队上工的哨声响了。我拿起生产工具到生产队打谷场上集中，听生产队长分配当天的任务。记得第一天是叫我和其他几个人去豆地里锄草，我还能适应。以后一些农活就明显不如其他社员了。因为在校读书时间长，又没有参加过多少生产劳动，对农活是一窍不通。出力气的活还可以，干技术活就赶不上趟了。第一次割稻，我和几个社员站在一排，每人分几行，同时开始。割了不长时间，我就被拉下一大节。后来旁边的两个人都帮我带2行，还是跟不上。第二天，生产队长就不要我割稻了，安排我挑稻把。把田里的稻把挑到田埂上，再挑到打谷场上，这个活还能凑活。有时候，生产队长干脆把我分到妇女组，和她们一起劳动。女同志力气小，活相对轻松一点。有人笑话我是“红色娘子军”里的“洪长青”。一次到河边割芦柴，因河面上结了薄薄的一层冰，在割离岸边稍远的几根芦柴时，我掉到河里，裤子和鞋子都湿了，冻得直发抖。我跑回家，换了裤子和鞋子，又和大家干了起来。一个平常的举动使社员对我刮目相看，交口称赞。

有时候，我是煮一锅粥吃一天。中午收工回来，夏天的粥也不需要加热，喝两碗后躺在床上稍微休息一下，下午又要上工去了。生产队给我分了一小块自留地，离家不远，靠近河边。晚上回来，先到自留地里浇水种菜，再吃晚饭。晚饭后，跳到河里洗把澡，回来把衣服洗了洗，天已经黑了。一天下来，累得是腰酸背痛，倒到床上便呼呼大睡。我住的房子门关不紧，缝隙比较大。风大的时候，会把窗户刮得咯叽咯叽的响。有人曾对我说，这个房子里有狐大仙，会着怪。睡着了，我就忘了这个仙那个怪了。

生产队有两个队长，一个队长抓生产，一个队长抓政治管学习。我是名符其实的高中毕业生，每次组织学习，政治队长就叫我读报纸。为了提高学习效果，我把报纸上登载的重要内容抄下来，贴在生产队的宣传栏上。还以漫画的形式形象的宣讲一些方针政策，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些做法，深受社员喜爱，拉近了我和他们的距离。

1968年，正是全国大演“革命样板戏”的时候。我们大队也搭起一个班子，排演淮剧《红灯记》，几个没有演出基础的年青人，边学边排，把一台戏排得像模像样。排演大多安排在下午或晚上，我被抽去帮忙，主要是印剧本、提台词和准备道具，有时候也会提一点小建议。那时候在生产队劳动要记工分的，叫“大寨式记工”。年底凭挣工分多少分口粮。我在剧组帮忙，生产队也记工分，是件很好的事情。到了春节，剧组就到各个生产队轮流演出。邻近的大队也邀请我们去演出，很受群众的欢迎，他们说是在家门口看大戏。

一天晚上，邻居一个大婶突发疾病，疼痛难忍。大队赤脚医生准确判断出病情，说急需要一种药，这种药公社卫生院没有，只有到县医院才能买到。这时天已经黑了，大家急成一团。我知道后，就主动说，我有熟人可以到县人民医院买到药。于是就借了一辆自行车，乘着月光，一个人向东坎骑去。陈铸离东坎有几十里路，为了赶时间，只能抄近路走顾大港堆。过了尹桥小街北面的鲁庄闸，上了大堆，才发现堆的一侧是河，另一侧是个坎，路面不平，坑坑洼洼的，只能凭着感觉往前骑，稍有不慎，就可能掉到河里或摔到路坎下面。有几次，在危险的地方，只好下车推着前进。呼啸的西北风使我每骑一步都要花费很大力气。上了灌溉总渠大堆，路就好骑多了。骑到东坎，我的内衣全部湿透了。简单换洗一下，就到医院请人买药。买好药后，又原路返回。回来的时候是顺风，就好骑多了。天刚亮时，我终于把药送到，使大婶的病情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