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家乡话
十年前，看到家族里的老人们能说几句普通话，我感到高兴，如今见寨子里的一些孩子不爱说苗语，我深感忧虑。
侄子的一对儿女无论在幼儿园还是家里，跟同伴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只说普通话。家族里的小伙伴们跟他们一起玩时，也都不说苗语，只说普通话了。堂弟带着女儿在福建打了三年工回来后，女儿就再也不说苗语。她听得懂苗语，但用苗语问她，她绝对只用普通话回答。大人们劝了她很多次，说既然是苗族人，回到老家就要说苗语，她也不改，说多了，她索性阴着脸把你当作路人。
从小学退休的金奶奶曾严厉地警告孙辈，说去到学校再说普通话，回到家还不说苗语，就别回来了。孙子孙女们倒还听她的话，但她也只管得了自家的孙辈，管不了别人家。
询问了中学校长，校长说民族地区的中小学都是双语教学，要说普通话和苗语的，可能是幼儿园的老师都不会说苗语，所以，三年下来，孩子们就养成了只说普通话的习惯。
城里则越来越多的孩子忘掉了家乡话，以说普通话为时髦了。曾有记者去问一个地级市的小学生们干嘛不说家乡话了，孩子们振振有词地说家乡话没有普通话好听。
成为珠三角的新移民时，为了生存而迫切地入乡随俗，我们主动学会了广州话。近年来，本地的孩子们回到家都跟爷爷奶奶说普通话了，害得说了大半辈子广州话的爷爷奶奶们恼怒地警告，再不说广州话，以后就别回来了。
一种语言能升到老大的地位，往往缘于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族群已经具有强势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比如十八九世纪的法语地位缘于法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优势，二十世纪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霸主地位使英语成了世界通用语。
普通话在中国的推广是缘于“书同文车同轨”式的时代性要求，便于全国各族人民交流，也有利于增强中国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但是，即便定了梅花为国花，也应该留着兰花菊花牡丹甚至蒲公英的位置，百花齐放，才能争奇斗艳。一个林子里只有一种树木的话，无论这种树木的生命力多么顽强，不久就会退化，一旦染病，往往是大面积枯死。说方言的人都知道，有些方言性的表达就比普通话要生动有趣。语言的发展史告诉我们，普通话也要靠方言来丰富，如果关闭相长的大门，那普通话的活力肯定会缩水。到北京或国内其他大城市逛逛，不难看到历朝历代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文化痕迹。二十世纪后，还大量涌入了西洋文化。胡同一词就来自蒙古语，忽悠一词就来自东北，吉普和坦克等音译词就来自西洋，而欧美的民主自由等思想更是成了中国人推翻封建专制的动因。
日益淡忘母语的族中晚辈令我难以淡定，我决定跟孩子们谈谈，当然，我没法跟他们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道理，我跟到我家来玩的几个侄孙现身说法：
“我到广州那边三十多年了，每次回来，为了方便沟通，我一路上要说五种话：广州话、普通话、贵阳（省城）话、惠水（县城）话和我们的苗语。回到老家以后，除非碰到其他民族的人，否则我是坚决要说苗语的。为了不闹出笑话，快到贵阳时，我总会再复习一遍：一些不常用的物品，母语怎么说；每位亲友，该怎么称呼。语言只是方便交流而已，不存在谁高贵谁低贱。我在广州那边几十年，一直不卑不亢地说我是苗族人，还会说苗语，反而引起当地人和外国人的好奇，得到他们的尊敬，当地人并没有因此而看不起我，还好奇地向我了解我们苗族的风俗。”
为了增强说服力，我还举了朝宽师兄的例子，说朝宽师兄是在省城贵阳长大的，也去了广州三十多年，有一次回家来跟他的布依族亲友吃饭，席间有人想看他笑话，提议吃饭过程中谁要是说了半句汉语，就罚酒。结果朝宽师兄一次都没有被罚。
侄孙们微微点了点头，我请他们说几句苗语来看看，然后竖起大拇指表扬他们说得很好。我趁热打铁，问他们有没有信心把母语说得越来越好，做个自豪的苗族人，把我们苗族的文化传承下去，开创出我们老家的新天地。他们都握起小拳头说努力。
嘴上说得有理有据，心里却担心他们这样反问我：
“那你怎么不教你儿子说苗语？”
因为在外缺乏苗语环境，我只好跟儿子说普通话。我可以做到的，只能是自己不忘记母语，在外地跟老家的亲友通电话或回到老家时，一定说苗语。
后来，侄孙们见到我，都能主动说苗语，我脸上露出欣慰表情，心里却难以彻底地乐观。
时代的洪流后浪盖前浪，常常淹没了支流。几十年来，从地方上走出去工作的乡亲不少，他们的儿孙辈都成了异乡人，都不再说父母辈的老家话，自然就都降低了对老家或本民族的亲切感。正如出国多年的国人那样，儿孙们多半不再说汉语，坚守着汉语的同胞们看着也只能徒呼奈何。
如果大家都只融入同一种时尚，如何全面小康？如何提高免疫力？如果没有了乡愁，谁来振兴乡村？如果振兴后的乡村都说同一种语言，操同一个调子，那还有意思吗？
希望一线城市以外的地区和乡镇尽快个性化地发展起来，让地方上多一些人留在老家，自信地肩负起传承的责任。因为工作而离开了老家的同胞，也要自觉地充当起桥梁作用，让异地同胞间的交流空间里，依然生动着纯正的家乡话。
作者简介
吴晓锦，男，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南沙区珠江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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