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对梁启超的影响 》

         陈立生（贵阳市历史学会）

论文摘要：戊戌变法期间李端棻为清大臣中卓著者之一。李端棻被康、梁誉为“二品以上言新政者一人而已”,李端棻支持康、梁, 是因为他们在思想认识上有比较坚实的共同基础,李端棻和康、梁显然都是忠君爱国者，李端棻对康、梁一派的保荐和支持是以光绪帝亟图振作为前提，但是在做法和主张还是有区别的。李端棻对梁启超的影响深远，梁启超最后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成为传统儒家文化继承者，远离空想改良主义。

关键词：李端棻；梁启超；康有为；

李端棻、梁启超、康有为三人都是参与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在他们之间，也许开始是李端棻影响了梁启超，接着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学习，接受了康有为的激进观点，后来梁启超渐渐影响李端棻，李端棻支持维新变法，结果康、梁二人都遵从李端棻的忠君爱国理念，终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良。在梁启超全身心投入维新变法时，李端棻一直是他最坚定的政治同盟和后盾之一。“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 （①李端棻成就了梁启超人生的重大转折，促成了他与李惠仙的婚姻。梁启超九岁中秀才，有神童之誉。）

光绪十五年（1889）赴广州参加乡考，以第八名中试，年17岁。

主考官是刑部侍郎李端棻，副考官（《清史稿》，李端棻传）是翰林院修撰王可庄（字仁堪、福建人），李、王二人皆看准梁启超日后必有远大前程。李端棻决定不顾梁启超的门第出身，要将堂妹李惠仙（1869-1924）许配给他。

李惠仙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父亲京兆公李朝仪（李端棻叔父），家世“累代清门，家学劭茂”，为黔中名门。

李惠仙自小跟随堂兄李端棻从贵阳到北京在父母身边，与堂兄一起长大，感情甚笃。

这次她鬼使神差地跟随堂兄出差到广州观光。李端棻请王可庄玉成这桩婚姻，出面作媒。对于偏居住南方的抱负远大的梁启超，这桩飞来的婚姻无疑为他打开了通往实现理想的大门。

光绪十六年（1890）梁启超进京会试。虽然未考中进士，李端棻仍然安排堂妹与梁启超正式订婚。

这时梁启超决定入“万木草堂”学习，师从康有为。老秀才康有为能收到举人梁启超做学生，这是不言而喻的荣誉。康有为联系时事教学心怀天下，每讲到列强侵入，丧权辱国，国家积弱积贫、民不聊生时候，竟然哭泣流涕，感人深切。康有为知识渊博，教学内容广采博收，梁启超意识到虽然对科举考试无益但是能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有益于救国救民，为了国富民强，民族复兴，梁启超接受了康有为的激进观点。教学互动日久康有为也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同意李端棻的忠君爱国理念，将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

光绪十七年（1891）10月小阳春，梁启超入京与李惠仙完婚，寓居住北京宣南永先寺西街的新会会馆。梁启超初至北京，语言不通，贤妻教之以京腔，帮助消除语言上的障碍。

在京期间，梁启超与李端棻朝夕相处，每相聚之时，娓娓而谈“西学”，侃侃而论“维新”，师友相待，无话不谈。李端棻与梁启超的关系可谓情同父子。梁启超曾说：

“启超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数十年。”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李端棻的敬爱之情。

1889年至1898年十年间，梁启超到京师多寓住在李端棻府第，李端棻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为梁启超援引，使梁得以结交各界名流。

梁启超由一个未经世事的年少书生成长为倡导变法维新的领军人物，与李端棻的一手栽培提拔息息相关。康有为亦因为梁启超接触李端棻建立密切的关系，李端棻为朝廷重臣，又长康有为25岁，故康有为对之一直是尊敬有加，以苾园老称之。也许李端棻开始影响了梁启超，后来梁启超渐渐影响李端棻，在梁启超全身心投入维新变法时，李端棻 一直都是梁启超的坚定支持者和帮助人。

康有为上奏《上清帝书》，受到守旧派官僚攻击，视为妖言惑众，奇端异说，梁启超岳父京兆公李朝仪顾虑康有为的旁门左道影响梁启超的前程，是李端棻向叔父李朝仪解释了康有为“身在江湖远，心忧楚怀王”的过人之处，知识渊博，忠君爱国，直到得到家人默认。

1895年4月17日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订，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激起了在京参加会试的各地举人的义愤。

在梁启超的带领下，广东190个举人率先上书都察院，请代奏光绪皇帝，力陈不能割让台湾。

在李端棻的默认和康有为的支持下梁启超联系活动，福建、四川、江西、台湾、贵州、山东、山西、云南、河南等15省的举人纷纷上书，反对签订和约。

康有为在一昼夜间拟就万余言的《上清帝第二书》稿，梁启超用36小时，誊写和修改充实了《上清帝第二书》奏折，主要内容是要求皇帝“下诏、迁都、拒和、练兵、变法”。

梁启超在达智桥松筠庵的谏草堂，18省的数千名举人聚会上宣读万言书《上清帝第二书》，使用经过贤妻李蕙仙调教的粤味官话，字正腔圆，明语达意，演讲效果激动人心，使众多举人泪流满面，振臂扼腕。

举人们纷纷在万言书上签名，当场签名者有1300人，最后不畏主和派恐吓，保留签名的有16省603人。

5月2日，举人和百姓三千余人聚集都察院门前，“公车上书”行动达到了高潮。

梁启超已经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作为朝廷大臣的李端棻不便公开支持，但其中李氏一门参加上书的就有李端棻的堂兄弟李端启、李端荣、李端慨、李端检，另其亲戚故旧若干人参与上书。

李端棻于1896年五月初二上奏的《请推广学校折》则引起了朝野相当的重视，奏折上奏后光绪帝谕令总理衙门议复。

李端棻的奏折恰逢其时，在当时类似的奏折中影响当属最广。当时“言新政”者盈廷，显然在言新政大员中李端棻当为卓著者之一。

李端棻的思想非激进一类，他是在“忧君父之不即安”的思想状态下鼎力支持康、梁。支持变法革新，是严谨遵从传统的忠君爱国者和希望在时代变革浪潮中有所作为。其忠君爱国，可谓敦厚纯儒。②李端棻是中国近代既有教育理念又有办学实践的改革先驱。他主张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经世致用人才，重视人格修养，继承文化传统，科学设置专业，学业与功名脱钩，加强师资力量，筹措办学经费，配套教育设施，建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工场，开办翻译书局，选派留学生等等。要求教育服务社会，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这些观点构成了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教育不仅需有经世致用的作用，更需加强提升人内在的涵养与人格的完善方面的作用，这是李端棻的教育理念精髓。

孔祥吉先生认为康有为、梁启超及其一派有“民权”的提法, （③ 但他们对西方的“民权”思想，未有充分的了解和准确的认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宣称“放弃”民权思想，曾在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 五月二十八日《国闻报》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以作公开的宣示。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又多次有相类似的说法。（④ 而黄彰健先生认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根本没有提出过君主立宪的建策，主张的是以君权来推行其改革举措）。（⑤ 事实上康、梁在出国后才开始形成民权、立宪等思想，其对民权的理解更多是附会传统学说以出之，与严复相比尚浅陋得多，急切“得君行道”才应当是其思想的核心“忠君爱国”）。 只有“得君行道”才能理解为何李端棻没有和康、梁在思想上产生了分岐反而鼎力支持康、梁。李端棻支持康、梁，而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断将李端棻推向前台。戊戌年间康党策划的保举共有六次，从对康党领袖康有为的举荐来看，起主要作用的为翁同龢、高燮曾、李端棻、徐致靖等四人。

不过翁氏后来对康有为的态度变化颇大，在大力保举康、梁一派的朝廷大员中，唯有李端棻一人始终如一，但是他对康、梁一派的保荐和支持是以光绪帝亟图振作为前提的。

康有为、梁启超利用李端棻的政治关系，成为他们结交官僚阶层的一条重要途径。

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24日，李端棻向光绪帝上奏，密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

光绪阅后，认为李端棻所言属实，但因公车上书的事，慈禧不满康有为、梁启超，光绪不敢公开授官职，只任命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人充当军机处章京，由他们与康有为、梁启超联系变法事宜。

康有为如果没有李端棻竭力保荐，使其与光绪帝相见，恐怕百日维新的昙花一现也只能是一厢情愿。因为引荐是秘密进行的，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保举之功鲜有人知。

“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梁启超的手笔。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梁启超， “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作为光绪皇帝的股肱之臣，李端棻能够直接就国家大事与光绪皇帝对话，对于清廷的重要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倘若没有李端棻的牵线搭桥，呕心沥血地努力争取，变法无疑是镜中花水中月，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贡献，相对于康梁有过之而无不及，乃戊戌变法中的不是领导的领导人物。戊戌变法并不代表维新运动，也不等于是维新派的活动，康、梁的行为并不能代表维新派，政治主流生戊戌变法是帝后两派权力之争。

目前李端棻卷入帝后两派权力之争的情况尚未有史料佐证。康有为却介入了帝后两派权力之争，篡改光绪帝的密诏，策划‘围园’杀慈禧。

维新派孤注一掷派谭嗣同去劝说袁世凯，谭嗣同到法华寺袁世凯宅，告诉他康有为等人的‘出兵围园弑后’的策划，袁世凯慷慨激昂，斩钉截铁的假意承诺；第二天返回天津立即将‘出兵围园弑后’计划向荣禄和盘托出，⑥逐促成政变，酿成戊戌惨案，致维新派失败。实际上这些活动李端棻是既不赞成也都没有参与。

 戊戌年七月十九日，光绪罢免礼部六堂官后第二日，光绪帝决定的署理礼部六堂官的名单为：

“礼部尚书著裕禄、李端棻署理，礼部左侍郎著寿耆、王锡蕃署理，礼部右侍郎著萨廉、徐致靖署理。”此名单于二十一日光绪帝赴园请示慈禧后在二十二日正式授命：“裕禄、李端棻补授礼部尚书，阔普通武补授礼部左侍郎, 萨廉补授礼部右侍郎。”原署理名单中礼部左侍郎寿耆、王锡蕃、右侍郎徐致靖，未得到实授。⑦可见，慈禧认为康党中的徐致靖显然比李端棻更活跃，至少李端棻卷入康、梁维新集团的深度，以及慈禧和顽固大臣们对康、梁一案要采取何种惩罚措施的力度，这样，陈夔龙才不至于因通风报信、为李出策而遭牵连”，“在陈夔龙看来，李端棻虽在变法中多次上奏言变法，却非慈禧等重点打击对象，慈禧等要打击的首先是翁同龢、康有为，还有在朝政中对光绪产生影响的军机四卿、甚至张荫桓这批人”，“有一点可以肯定，若没有后来康有为等‘围园’策划与败露，镇压的规模与程度不会像后来那么大”。 

⑧从政变后对康党的清算来看，李端棻似乎并非打击的关键对象。在八月九日发布的上谕名单中七人为：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八月十二日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奏中称：“在内则以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林旭为渠魁，而杨深秀、宋伯鲁等扶助之；在外则以黄遵宪、熊希龄为心腹，而陈宝箴、徐仁铸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启超、麦孟华等数十百人，蔓延固结，党羽遍布”，“至陈宝箴、徐仁铸身居高位，皆有风化之责，乃不能维持名教，反为奸人蛊惑，应请严旨立予罢斥”。 

（⑨此中并未言及李端棻，李端棻的思想应非激进一类，他是在“忧君父之一一一一一一⑧冯祖贻.李端棻是否在戊戌政变前“托病”请假--兼论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的可靠性及其他[J].贵州社会科学, 2008 (3) :122.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M].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 编.北京:中华书局, 1958：468.不即安”的情况下支持康、梁）。

八月朔日，陈夔龙谒之于李端棻邸第时言及“今日为公贺，恐明日将为公吊耳”时李“愕然”。

 （⑩也就是说李端棻他是以康、梁等忠君救国为前提支持其变法的，在思想上未有其时的康、梁激进。可见陈夔龙相信李端棻并非激进一类的康、梁分子）。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认为，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士大夫阶层不知真相的空发议论，以自己的善良愿望代替对国际、国内环境的真切观察。

（⑪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但是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并兼顾该国国情的思路，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但是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

认为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

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曾策划监视海外“同盟会”活动，计划谋杀孙文等，最终堕落为保皇党，参加张勋辫子军复辟闹剧，成了历史的绊脚石。

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

当梁启超准备与孙中山等革命党合作时，康有为强烈反对，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滥交乱党，有违纲常。至此，梁启超思想理念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属于自我“革政”，并未上升到革命层面。

（⑩戊戌变法:第一册[M].中国史学会, 主编.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 1957：338、531.⑪《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1907年，李端棻在去世前给梁启超的信中，写道：“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

1915年8月，梁启超患赤痢病，居家卧床，对夫人李惠仙说：“李大人待我的恩情，没齿难忘！他升任礼部尚书不到一个月，就因为受我‘连坐’被革职贬到新疆。他自己实践了‘有所尽于国家’，虽然他去世八年，我也要学习他‘有所尽于国家’！”。（⑫由此可见李端棻与梁启超在忠君爱国理念上是高度一致的。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付出毕生精力。

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革命）。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践行忠君爱国理念，主张“斥后保皇”。（ ⑫黄团元.《梁启超之路》[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28.）

（⑬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

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

以后，梁启超只好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还是要忠君爱国，仍希望明君在位。

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民国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

经过一年多的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发现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

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要忠君爱国，已经无君可忠，只有爱国。

（⑬梁启超一生的八种身份. 凤凰网 . [2014-5-24]）

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在近代中国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义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和对社会现实的迷惘中，只能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向往再为传统的忠君爱国者，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从戊戌变法前后的历程来看, 李端棻和康有为、梁启超显然都是忠君爱国者，很难将李端棻说成是一个在思想和政治上彻底的康党派。

李端棻是传统儒家文化继承者，倡导中学为主，西学中用，流放被赦回黔后兴学办校，直至临终前数月，他仍竭力捐资助学 。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空想改良主义教育理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是推行者，康有为是倡导者，梁启超是活动者，谋划策略的则是李端棻，是他们之间联系的桥梁，忠君爱国的理念对变法起着关键枢纽的作用。

也许李端棻开始影响了梁启超，梁启超同时接受了康有为的激进观点，后来梁启超渐渐影响李端棻，可是李端棻不同意康有为的“斥后保皇”，但是康、梁二人都遵从李端棻的忠君爱国理念。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准备与孙中山等革命党合作时，康有为强烈反对，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参加张勋辫子军复辟闹剧，被历史潮流所淘汰。

梁启超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后，终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良，提倡实行“开明专制”， 又提出“虚君共和”，最后还是秉承李端棻的忠君爱国的理念，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复归，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梁启超被公认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杰出人物。

1900年发表脍炙人口的杰作《少年中国说》，是忠君爱国的理念的延伸发展，给灾难中的中国人民鼓舞起光明在前的信念。（⑭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

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他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这些学术成就历史是不会忘记的。（⑭黄团元.《梁启超之路》[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28）

作者简介：陈立生，男，77岁，福建福州人，贵阳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贵阳学院退休教师。从事藏书文化和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