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为了大地的丰收
——记志丹县杏河镇包村干部刘世武
张兴源
1996年3月中旬，我省主管农业的王寿森副省长在志丹县视察工作，听取了县上有关领导关于杏河镇阳渠高效农业示范点的工作汇报并亲自视察之后，按捺不住惊喜和激动之情，在全省玉米高产开发工程座谈会上，一连三次提起阳渠村包村干部刘世武的名字，并表彰了这位开创了山区高效农业之路的好干部。此后不久，随着王副省长一线考察的足迹，刘世武，这个也许过于平凡的名字，也便由延安传到了关中，又由关中传到了陕南。两个月后，延安地委书记高宜新前往志丹视察工作，在参观了阳渠高效农业示范点之后，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宣传刘世武同志的先进事迹。因为刘世武的高效农业示范基地，不仅致富了一方人（阳渠）、开出了一条路（山区高效农业），激励了一批干部，带动了一个工程（双千工程），而且也为各级决策者提供了科学决策的理论依据。
为此，笔者受命踏上了这条并不平坦的采访之路。
1994，“刘世武风波”初起
如今早已事过境迁，风平浪静。
但志丹县的人们仍然不会忘记3年前那场不大不小的“刘世武风波”。假使刘世武许多美好的设想都能付诸实施，又假使山区高效农业的经验能够在较大范围内全面推广，那么，当年那场风波的意义，必将会有一种新的诠释。
1994年农历正月，志丹县“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出台了鼓励党政机关干部上山下乡、包乡包村政策。尽管县委和政府在制订这一政策之前，进行过周密调查和科学论证，但县干部究竟能否有人真愿意踏踏实实、义无反顾下到乡村第一线，不少领导仍然心存疑虑。岂料政策刚一出台，刘世武便迫不及待地敲开了县委书记、县长和几位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的门，主动请战，不容置疑。
谁都知道，刘世武自打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1993的3月，组织上为刘世武身体着想，刚刚把他由打张渠乡乡长的位置上调回县审计局任党支部书记。这是一个许多人艳羡不已、求之难得的好岗位，好工作。不承想在县直部门只待了不到1年的他便重又要求下乡包村。消息传出，不论是家人还是同事朋友，全都大惑不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也以已度人，做出种种匪夷所思的猜测，什么“刘世武是为名为利”啦，什么“刘世武其实是变相要官”啦，以及“刘世武的神经出毛病”啦……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但刘世武已是吃了称砣，铁了心了。他找到县长马瑞卿，述说了自己埋藏已久的心事。他说，我县是一个农业县，农业县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要向小康的目标稳步迈进，最根本的还在农业、在土地。我县农业有两大优势：一是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大，二是人均占有荒山荒坡面积大。但这种潜力和优势还没有很好地挖掘和倚重。只有发展高效农业，搞集约化规模经营，才能为未来的生态农业奠定基础，也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所以，我愿意到乡上去，到村上去，亲自抓好一个高效农业示范点，为全县推行高效农业科学技术提供决策上的可靠依据。
马瑞卿县长对会议之后第一个主动请缨的县直部门干部表示了全力支持，但考虑到刘世武多年在农村第一线工作，已过不惑之年的他身体渐不如前，还是劝他慎重掂量。刘世武却充满自信地说：“请马县长放心，三年包村，高效农业示范点出不了成果，小康村建设完不成任务，我刘世武甘愿受重罚！”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阳渠，为你开颜为你哭
其实，刘世武下乡包村可说是“蓄谋已久”了。早在担任乡上主要领导职务的时候，他就在捉摸山区农业如何才能实现高产高效的问题。回到县城工作以后，时间相对充裕了，他便进行了更系统更深入地思考和论证。他曾先后找过3个乡镇的主要领导，说出自己打算下乡包村的设想，最后终于被与刘世武颇有共识的杏河镇党委书记李建
民所认同和接纳。刘世武在与李建民商讨之后，便决定把示范点设在杏河镇阳渠村。
阳渠，地处杏河镇政府驻地南约1.5公里处。全村有3个村民小组，88户，416人。如今的阳渠村家家钱粮充裕，人人精神抖擞，“阳渠”这个名字也差不多成了富裕和小康的代名词。但在3年前刘世武下乡包村之时，阳渠却并不具备如此丰富的内涵。那时候，阳渠村不通路、不通电、不通邮。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广播不通了，报纸不订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国内外各种各样的大事也不再有人关心了。村支部软弱涣散，村民们精神萎糜。即使三夏大忙季节，仍有不少村民赌得不亦乐乎。村上一千多株已然挂果的苹果树被牲畜野兔啃光树皮，死伤殆尽。下队干部谁也不愿意下阳渠，即使勉强派去，也大都被呛了回来。因为阳渠村民自以为他们地处平川道，傍近镇政府，是一些“见过世面”的人。而况，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贫与富，好与赖，都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愿别人来指手划脚。在此之前的1993年秋冬季节，镇党委书记李建民亲自督战，平整了阳渠260亩宽幅农田。但由于村民们对科学种田缺乏足够认识，由于村民长期形成的暮气和惰性未得根除，所以，等待刘世武的便只是一片片未曾翻耕而严重板结的土地，即使个别地块曾经机耕，但那一块块翻耕起的大土圪塔仍然象一个个对垒的兵卒，讥嘲地注视着心情复杂、步履沉重的刘世武。
阳渠，在你的凛然难犯的阵地上，刘世武真要退兵吗？短暂的凝思之后，刘世武斩钉截铁地甩出一个字：不！
不爱开会的“开会迷”
面对眼前的现实，刘世武，这位从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年干部想起了毛主席的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阳渠村之所以发展缓慢，经济滞后，首先是因为村民们思想保守，观念陈旧，自我封闭，穷不思变。找到症结之所在，刘世武便同时找到了根除这顽症的办法：开会。
刘世武并不喜欢开会。尤其是那种内容空洞、缺乏新意的会，连他自己也常常打瞌睡。但他明白，面对这些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电视，多少年来很少了解党的大政方针和政策的村民，只有通过开会，才能使他们以最便捷的方式了解党的农村政策，理解科学种田、精耕细作的好处，也才能使他们看到高投入带来高效益的美好蓝图。就这样，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刘世武在组织村民积极备耕的同时，先后集中召开了支部委员会、村组干部会、党员会、务实农民会、硬汉子对话会、全体村民会等各种会议达20多次。
在村支部委员会和党员会上，刘世武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的党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伟大的党。在新的经济建设时期，生产致富就是我们最大的党性。我们只有坚持科学种田，精耕细作，才能在最小的田地上得到最大的收获，创造最高的效益，也才可能使大片山地退耕还林，实现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也才可望由高效农业顺利过渡到更合理、更科学、更有持久生命力的生态农业。这是一幅闪光而诱人的蓝图，但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外仙界。只要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党员不忘我们重任在肩，我们就有希望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的现实。”
刘世武深知，干部工作做通之后，农村中最先应当联系的就是处于村中两极的农民。他们中的一拔是那些勤恳节俭、吃苦耐劳、光景殷实、日子过得圆满的务实派。这些村民相对来说比较地愿意接受先进科学技术的引导，致富的信心大，后劲足，在村民中有一定的典型引路作用。而另一拔人则是那些个性强、有“脸面”、弄好了言听计从、配合默契，弄不好牛心左性、立擂设卡的强人派。对于前一拔村民，刘世武着重与他们谈生产，拉家常，畅言生活苦乐，交流致富设想，于村民不经意中灌输给他们科学种田、科学致富的信息和经验，使他们成为实施自己3年建成小康村的骨干力量。对于后一拔人，刘世武则以退为进、变抑为扬、循循善诱、勉励有加，力图从心理上消除这拔人对来自“上边”干部的对立情绪。
对于那些生活困难、底子薄弱、致富信心不足、得过且过的村民，刘世武则以自己老家承包的责任田高投入大获高效益来现身说法，促使这些村民增强自信，实现自足与自立。
尽管刘世武在短时间内集中召开了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各种会议，但实话实说，这些会议却并未圆满实现他的初衷。阳渠的村民看到刘世武整天都在开会，始则厌倦，继则抵触。一次当刘世武在田间讲解玉米密植栽培时，一位老农技员气呼呼地顶撞他：
“你种过几年地？懂不懂种庄稼？”
“你掌多大权力？在这里瞎咋唬什么？”
“你来包村，给我们带来多少钱？”
“你把玉米种得那么稠，不要说3年奔小康，一年下来我们吃糠都没处找，吃草还差不多！”
笔者在阳渠村采访时，村支书尚银满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依然心情沉重，感慨万千：“当时村民们都以为刘世武是个吹牛大王，连我本人也产生了怀疑。现在想起来，真把这个好人、把这个讲科学的实干家给亏了。”
显然，曾经被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无情嘲讽过的“开会迷”，在阳渠高效农业示范点的历史上，被这些朴素的村民们赋予了新的、充满善良戏谑的涵义。
106担茅粪桶的故事
阳渠村在1993年的秋冬平整过的宽幅农田，表土悉被破坏，土层板结严重。于是，刘世武在开会——务虚的同时，打响了阳渠包村的务实第一仗——挖茅粪。
刘世武明白，要使这大面积的生地熟化，最科学、最快捷同时也是代价最低廉实惠的方式，便是施用农家肥。但在阳渠村，自打实行责任制以来，家畜递减，肥源不足。为此，刘世武除动员村民清圈清路、广开肥源外，亲率村民到镇政府挖厕所。起初有些村民拉不下面子，但当他们看到刘世武一个国家干部，不仅第一个跳下茅坑赤膊上阵，苦累脏臭在所不顾，而且又自掏腰包请大家吃了午饭，他们便再也闲不住了。
个人的能耐是有限的，但榜样的力量则是无穷的。刘世武以他能说、更能做的工作作风，初步赢得了阳渠村民的好感和信任。于是便有更多的村民投入到挖厕所的大军中来了。村民们的热情又反过来激励了刘世武。为了挖厕所能有更切实的物质保障，刘世武联系贷款5000元，购买了106担茅粪桶发给全村各户。一个起初多方刁难刘世武的村民在认识到以大粪改造土壤土质既科学又长效的道理后，便想为自己的拖拉机焊上粪桶，只是苦于手头拮据，一时不能实施。刘世武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无偿资助200元。这位村民也不负刘世武厚望，此后不久，便成了小有名气的“拉粪状元”。
刘世武和他的拉粪大军由杏河镇政府，拉到杏河中学、杏河小学，由杏河乡拉到候市村、拉到张渠乡，又由乡下拉到县城。一时间，刘世武和他的106担茅粪桶的故事在志丹城乡传为佳话，刘世武也为他的高效农业示范基地，奠定了第一块坚实而稳固的基石。
“舍”与“得”，一个使村民疑虑重重的话题
农业的高产出和高效益，必须有相应的高投入作为保障，这不仅是刘世武曾经参观过的许多外地高效农业示范点的基本经验，也是刘世武在自家承包地上一再证实的基本事实。刘世武把这一道理形象地比做“舍”与“得”的辩证关系。本来，“舍得”一词是陕北方中的一个偏义复词，其重心在“舍”，本意当为“愿意割舍、不吝惜”。但刘世武却把这个偏义复词拆开来讲，道是有“舍”方有“得”，“舍”之愈厚，“得”之愈夥。以此来鼓励村民加大投入，舍得下本。显然，这是一个使村民疑虑重重、心疼不已的话题。多少年来，陕北农民靠的是广种薄收，粗放经营。收获愈薄，投入愈吝。长期的恶性循环，早已形成他们一种宁肯少收获也不愿多下本的心理定势。但刘世武硬是要给他们更新观念，换换脑筋，交付他们一个“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惊险与惊喜。
按说，刘世武和村民们四处所拉大粪以及从外村买回的100多拖拉机羊粪，亩施农家肥达到1500公斤，这对村民们来说已然是前所未闻的丰赡了。但刘世武仍然坚持10亩吨斤田加施100斤磷肥对100斤碳铵，120亩套种田加施100斤磷肥对50斤碳铵。具有多年农村工作经验的刘世武深知农民内心的“小九九”。他害怕村民们在化肥投入上打埋伏，便手执杆称，把自己钉在田头。谁家套犁下种，他都要亲自过称，足斤足两方才通过。村民高景旺播种时，刘世武发现少备50公斤碳铵，他便拦住牛具，拒绝放行。高景旺拗不过他，只好到家里拿出准备节省的化肥。刘世武帮着高景旺套犁、点种，样样活儿都做得头头是到、有条不紊，高景旺纵是有火也不便再发，只好长叹一声，“唉！我看秋后连化肥钱也收不回来！”
为了解除村民的后顾之忧，刘世武在全体村民大会上响亮地提出“五统一，三不准”的口号，并庄严地立下军令状：“只要大家完满按照我刘世武的要求去做了，秋后产量效益如若不能实现我刘世武的既定目标，那么，不仅你们的化肥、农膜、农药投入由我全权负责，连同你们低于往年的产量也由我全部补上！”
当笔者追溯这段往事，征询刘世武做出如上承诺的心境时，刘世武红着眼圈儿说，我是在用我的身家性命做这番担保的。幸好老天爷救助了我，阳渠的干部群众成全了我。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样为我的话彻底负责哩。
“亲人们，原谅我吧！”
上文所说的“五统一，三不准”，是刘世武在阳渠高效农业示范点上提出的耕作措施。其内容是统一规划、统一耕作方式、统一播种时间、统一投入标准、统一配方施肥；投入不足不准下种、不采用先进耕作方式不准播种、不是良种不准进田。
记得现代大诗人、大学者闻一多先生曾经为新体格律诗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叫做“戴着镣铐跳舞”。刘世武的“五统一，三不准”，是科学，却也是刘世武心甘情愿自制自戴的“镣铐”，他就是要成为这样一个“戴着镣铐跳舞”的种田艺术家。为着这门艰幸的艺术，刘世武从翻耕耙耱到施肥点种，从铺膜划线到锄草间苗，任何一个最细小的环节，他都亲口过问，亲自把关，亲手操作。仅仅划线一项，三季春播他便磨破3双皮鞋、3双布鞋。为着间苗和浇水，他的双手浮肿，数月难以握合。右臂落下严重的类风湿病，不能伸直而终身残疾。右脚踵长年疼痛难忍，如高空坠地然。
1994年春播开始不几天，刘世武便接到家人告知他妹妹病重的电话。由病重而病危，由病危而溘然长逝，刘世武硬是把悲痛埋在心底，坚持到春播结束直至春苗出齐、间苗结束。赶他终于回到金丁老家时，他妹妹已然“上山”一月有余了。
谈起这段往事，刘世武忍悲含泪地说道：“不是我刘世武为人无情，也不是我想要以此来博取空名。想当初我是给县委、县政府，也是给阳渠人民立下军令状的。老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放过了春种这一环节，又何谈秋收与冬藏。春播不力，春苗不齐，我别说在阳渠苦干三年建设小康村，就是一年下来，我自己纵然有脸再蹲下去，阳渠村民也要把我给轰走的。怕的是到那时我将何以为计、何以为人？所以我只能说一声：“亲人们，原谅我吧！”
第一杯喜酒
1994年，尽管有春旱、冰雹、早霜等多种自然灾害，但刘世武的“阳渠高效农业示范点”仍然获得前所未有的好收成。10亩吨斤田平均亩产1800斤以上，最高的达到1966斤。120亩间作套种田，平均亩产830斤，其中高俊峰2.5亩玉米套黄豆，亩产1420斤，玉米单产1172斤，黄豆单产248斤，打破志丹县有史以来间套的最高纪录。100亩烤烟平均亩产量350斤，亩产值780元。26亩瓜菜，平均亩产值1500元，最高达1850元。村民尚福成因故未按刘世武统一要求进行投入和管理，结果3.5亩水地玉米，总产370斤，亩产仅有106斤，而与尚福成地块毗邻的村民高如才1.4亩水田，总产2750斤，平均亩产1966斤，差不多是尚福成地块亩产的20倍！在这之前，刘世武曾多次苦口婆心地给阳渠村民讲述“高效农业种好了一亩等于三五亩，一年等于三五年”的道理，但大多数村民总是疑信掺半。如今，铁的事实和天悬地殊的对比，终于使村民认识到了科技的能量和土地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这一年，阳渠村新修农田平均亩产875斤，亩产值833元，圆满实现了当年修、当年种、当年创高产的既定目标；这一年，阳渠村家家户户通了电，一下子买回63台电视机；这一年，村民在侍弄土地之余，新修窑洞27孔，维修改造90孔，恢复了村部、党团活动室，新建了农民技校；这一年……这一年，阳渠这地方有许许多多可以用统计数字表示的成绩与进步，又有许许多多发生在村民心上的、比那些枯燥数字更具魅力、也更值得挖掘的故事和梦境。想想开春那铁一样坚硬的生土层和兵卒似矗立的大土圪塔，想想那时村民的精神萎顿，暮气沉沉，想想“刘世武风波”所引起的骚动和种种不明不白的冷言冷语，想想这一切的一切，真该为阳渠、为1994、为所有出力流汗的善良的人们——举杯痛饮！
使教科书尴尬的数字
1994年冬，刘世武拿出300多元人民币，购买了几十瓶烧酒和其他礼物分送给阳渠村干部和群众，给他们拜了个早年。直到腊月二十六，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阳渠，踏上回家过大年的路。
春节是我们中国人最隆重、最漫长、最能放得开的节日，但刘世武的心却不曾有半刻闲着，就是在家过年的那些日子，他也在捉摸着来年春播的事。捉摸的结果便是在阳渠高效农业示范点进行农作物的超密度试验。
本来，按照农业科技教科书的说法，玉米每亩种植一般在3800—4500株。但刘世武根据自己1994年在阳渠加大密度大获丰收的经验，觉得超常密度与群体优势，并不是不能探索的道路。而况老话说得好：“三年学个卖买人，一辈子学不好务庄农”。教科书固然是对科学经验的理论总结，但科学也不是一成不变，不再发展的。基于这样的想法，刘世武果断决定在100亩纯种玉米田上进行三个档次的超密度试验。即亩留苗4756株的40亩；亩留苗5000—5500株的30亩；亩留苗6000株的30亩。刘世武原拟引种矮化紧凑型“液单”，后因未能搞到这个品种，便青一色地种植了高杆平展型的“中单2号”。显然，这为他的超密度试验又增添了新的风险。
以上这一组使教科书尴尬的数字，对于刘世武、对于阳渠村、对于教科书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将拭目以待。
热汗浇透“天外田”
如果说1994年的老天爷对刘世武还是基本合作的态度，那么到1995年春夏，老天爷却骤然焦燥了起来。那年春夏，中国北方遇到了前所罕见的大旱，志丹县连续243天没有过一次有效降雨。草木枯萎，禾稼焦黄，赤日如火，人心浮动。据一些上年纪的老人说，即使是民国十七年的大旱，也没有这么暴烈，这么持久，这样地对于芸芸众生表现得视如草芥而无动于衷。天时如此不利，又恰逢刘世武搞了他的超密度试验，一些村民开始不安了起来。刘世武一边耐心地做这些村民的思想工作，一边发动群众开足马力，放水浇田。没日没夜的苦干，刘世武有时站立着就进入了睡眠状态。但一经醒过来，他又以农村那些最有体魄的壮劳力所不曾有的“苦水”，顽强地干下去。
苦干创造着机遇，苦干创造着未来，苦干也创造出了令世人惊讶不迭的奇迹。尽管全镇、全县乃至整个陕北高原和北中国旱象极端严重，种早的苗稀株弱，种晚的难以下种。但在陕北、在志丹、在杏河镇的阳渠村，却是一片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为推广经验，带动后进，志丹县委和县政府组织副科级以干部在阳渠村轮流参观，杏河镇上也组织各村干部群众观摩学习。一时间，省、地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来了，延安地委、行署、政协以及地区水利局的领导们来了，外省一些农业科技专家也风尘仆仆地来了。他们被刘世武和他的高效农业示范基地所创造的几乎是“违反了自然规律”的奇迹所感召和折服，同时也为这奇迹的创造者欣喜和祝祷。延安地区农业专家、“四法”种田的创始人、延安地区政协工委主任姚代明在视察了“阳渠高效农业示范点”后，兴奋地竖起了大拇指，称这个示范点是延安地区1995年的“天外田”。
那么，就让我们以老农的谨慎和精心，来清点一下这块宝贵的“天外田”的家当吧：上文所提到的百亩纯种玉米，平均亩产1830斤，其中23.56亩均在2000斤以上。村民高俊峰种了1.4亩，亩留苗5600株，总产3072斤，亩产全村最高，达到了2188斤。就连1994年不按要求耕作，水田亩产只有106斤的尚福成，1995年接受高效农业耕作方式后，亩留苗5200株，亩产也达到了2114斤，是他自己1994年同一地块收成的20倍！1995年百亩间作套种田，平均亩产1490斤。村民杜奋勇3亩套种田，平均亩产1769斤，其中玉米单产1614斤，豆子单产155斤，又创造了志丹县间作套种新的最高纪录。60亩瓜菜，平均亩产值2500元。村民尚开门所种瓜菜，亩产值达到4100元的最好效益。
百年不遇的大旱之后，阳渠人均产粮不仅没有下跌，反而比上年增长了15.5%，达到1386斤，人均纯收入也比上年增长了32%，达到1860元，阳渠村集体资金由原先欠帐1万多发展到积累5万多。刘世武还为阳渠多方争取各类建设款项21.9万元。连同阳渠大坝中6万9千尾鱼苗和2316亩的林木，阳渠村潜在的经济实力，将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
在杏河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镇党委书记李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刘世武这个讲科学的实干家的带动下，阳渠村两年跨越两大步，基本建成小康村。村民们人人感激，个个夸赞，全都说刘世武是——
“我们自己的孔繁森”
农民是最朴素、最讲究实际的。当初刘世武刚到阳渠村的时候，村民们之所以不信任他，有些村民还变着法子跟他较劲，显然不是因为他们对刘世武这个具体的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成见，而是因为这些年来，村民们早已习惯了许多干部的蜻蜓点水、只说不做。如今村民们看到刘世武这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扑下身子真干哩，他们也绝对不掩藏发自内心的对于这类好干部的由衷赞叹。姚代明同志在阳渠村视察时，当地一位老人激动地对姚主任说：“刘世武这样的好干部，就是六、七十年代也不多见啊！”几个回乡务农的青年对刘世武说：“把你的基本情况给我们提供一个最简单材料吧，我们要向报社全面地介绍你的先进事迹，你就是我们自己的孔繁森！”延安日报社记者顾秀榆在她的《志丹县精神文明建设纪实》的文章中写道：“原审计局党支部书记刘世武，在杏河镇阳渠村包点，一蹲两年，使一个后进支部村变成了小康村和地区级文明村。村民们联名上书省委，要求表彰他的先进事迹”。志丹县县长马瑞卿、县委副书记樊国才、张西林，主管农业的副县长高合元、组织部长李天才、农工部长姬乃清、政府办主任米玉金等领导同志，曾多次会上会下称赞刘世武是党员干部的楷模，号召全县干部向刘世武同志学习。1995年志丹县的年终工作总结会上，刘世武又一次被授予“农业特殊贡献奖”，并奖给他现金1000元。
面对荣誉和赞扬，刘世武实实在在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我不是什么英雄楷模，我只是一个闲不住的苦命人，天生就享不了清福”。
刘世武，1952年农历2月25日出生在志丹县金丁公社刘湾村，是11个兄弟姊妹中的老二。人口多、家境寒，他只念了不到5年书就回家务农了。好在刘世武从小就是个“好劳力”，16岁回乡第二年即挣上了成人全劳力工分。1968年冬，刘世武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军，在西藏一干就是7年。这7年当中，他先后入团、入党，担任副班长、班长直副排长；这7年当中，他受到连级嘉奖11次，营级嘉奖6次、团级嘉奖4次；这7年当中，他由一个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个精明干练、无私无畏的军人。而一个真正的军人的品格和全部素养，曾使他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益无穷。
1975年夏，刘世武退伍回乡。在老家金丁，他先后参加过路线教育工作队，担任过工作队队长、民政助理员、司法助理员、公社团委书记、武装部长和乡党委副书记。
如果不是有刘世武那扎扎实实的履历档案，如果不是有众多刘世武的同事们不假修饰的口碑，如果不是有刘世武用汗水和泪水写在大地上的诗行，那么，当我们写下“刘世武自打参军直至今天，几乎是一路荣誉、一路受奖”的句子，读者一定会以为这不过是笔者的夸饰而已。也难怪，即使在志丹，也不乏对刘世武的种种偏见和误解。
讲科学的实干家
采访中，不少人对刘世武的实干精神心悦诚服，但对他的“文化水平”则不以为然。当笔者与刘世武有了较多的接触之后，便不由地对“文化水平”本身产生了怀疑。不错，假使所谓的“文化”仅指识文断字而言，那么，刘世武的确够不到太高的“水平”。但刘世武对农村脱贫致富许多精明的打算，对于高效农业许多技术性操做，尤其是后文将述及的对于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并全面实现高效农业向生态农业的稳步过渡的科学思考，绝不是常人所能虑其万一的。
对此，刘世武回忆说，家境的贫寒，使我学会了精打细算过日子；7年的部队生活，形成了我万事争先的犟脾性；基层工作时遇到的几位好领导又使我懂得了做事须讲“科学性”。刘世武说：“特别是在金丁公社参加路线教育工时，直接领导我的是现在的副县长、那时的革委会副主任沈占江。沈占江同志为人宽厚，处事稳重，性格开朗，语言风趣。任是什么样棘手的事，在他那里都变得举重若轻；任是什么样难缠的人，他都会引导他们走上正路。这就是科学，是跟人打交道的科学。”刘世武说：“我所掌握的点滴知识，主要是向群众学，向领导学，向实践学。我相信任何科学的真理都来自最平凡的实践活动。”
基于这样的思考，刘世武每到一地，都以科学的精神、求实的作风、昂扬的斗志、充沛的热情，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1987年12月，组织上调刘世武任双河乡党委副书记。上任伊始，他就主动要求主抓南洼的工作。南洼村自打实行责任制以来，个人侵占集体窑洞、侵占果园、拖欠农业税、统筹款，钱过5千，粮逾万斤，积弊日久，毒疣难除。所以，双河的乡干部们都戏称南洼为“难抓”。刘世武进村后，找干部谈话，找党员交心，与那些钉子户同吃同住同劳动。两个月下来，十多年的遗留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那些被拔掉的“钉子”也都心服口服，毫无怨尤。1988年，刘世武担任了张渠乡乡长。他在这里任职的几年中，张渠乡的工作曾连续两年获全县综合考评第一名，造林绿化一项，还得到陕西省政府的铜牌奖。
1996，“刘世武风波”又起
与省、市、级、乡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势情鼓励和中肯评价相左，少数“站的、看的、捣乱的”同志，居然对刘世武这样劳心劳力、没明没黑苦干的同志，冷言冷语，冷嘲热讽，横挑鼻子竖挑眼。前文已述，刘世武为改善阳渠高效农业示范田的土壤土质，曾联系贷款5000元，为村民户户提供一担茅粪桶。他自己截止今年春天已用坏了7担。为在县城挖粪，他不仅动员了家人亲戚，连串门的朋友也不放过。为使在县城联系的茅粪沤运方便，他个人花钱买来锯沫，自掏腰包装车运送。不少人看到他两脚大粪、一身臭汗，都以为他是为自己挖粪种田的地道的老农。而事实上刘世武挖运的20多万斤茅粪除极少部分上在他1996年春方才承包的田块外，绝大多数都无偿奉献给了阳渠的村民。尽管这样，仍有不少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的人居然说，刘世武光卖茅粪就卖成了万元户。
乡下的采访结束后，笔者回到志丹县城，前往刘世武住所。令人惊讶的是，曾经多年担任乡上主要领导职务的他，家里除一台14英寸的电视机而外，居然再没有一件电器和一件像样的家俱。倒是有一对旧木箱子，被郑重其事而又极不和谐地横排在卧室里。后来因采访的需要，笔者想要跟刘世武电话联系，才又得知他连电话也不曾安装。刘世武说：“去年房改，因拿不出现金，又没有存折抵押，只好跟个人高息贷款1万3千多元，到现在光利息也够我熬几年了。我家里除米面而外，疏菜几乎不买。几年来为阳渠村联系项目和争取援助，我曾几十次往返于志丹和延安，单位领导问我要不要公车，可我想个人用一次车，各种费用少说也在上百元，倒不如买一张班车票，既省钱，又便当，所以一直不曾动用公车。”
1994年，刘世武在阳渠蹲点168天。1995年，他在这里硬是苦熬了246天。要说当地村民在自己土地上的时间，大约也不过如此！
当询及刘世武的爱人是否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业时，这位名叫刘桂芳的农村妇女爽快地说：“有时也吵哩，但老刘是为了工作，为了群众的事业。我已是两届县人大代表了，这点觉悟咱还是有的。”
刘世武说，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家人和亲人，而是来自那些对人民群众缺乏起码爱心和同情的极少数干部。1995年秋，刘世武费时费力沤制的几百担茅粪，竟被某单位原任领导无理地强占施用。刘世武在西河沿沤制待用的茅粪，一夜之间又被塌方带下河湾。——“这都是命啊！”说到这些往事，这个堂堂五尺男儿，禁不住泪流满面、硬咽难言。
无情未必真豪杰，有泪如何不丈夫！望着刘世武抽搐不止的侧影，笔者心里也不住地泛潮。人们啊，可千万不要亏了这位好人、好干部、好党员啊！
“绿色油田”——刘世武的理想国
若要诠解这个小标题，笔者注定是力不从心的。因为刘世武的思考是那么缜密、细致和系统。笔者所做的大约只能是一种粗线条的勾勒而已。
刘世武说，在我的记忆中，陕北有过几次大的洪水和水土流失。第一次是1958年，水淹吴旗以及洛河沿岸和渭河流域。第二次是1966年农历6月18日，水漫吴旗和金丁，小小的金丁街道全被淹没，并淹死14人。第三次是1991年，水淹吴旗，损失惨重。第四次的大洪水是1993年从吴旗到金丁直到富县。光交口河石油损失，就达几个亿，志丹县农田和粮食损失更是不计其数。之所以有这四次大的洪水灾害，恰恰是此前多次自然的以及人为的植被破坏的间接或直接的后果。
刘世武说，长此以往大规模的植被破坏，将使陕北的山越来越小、沟越来越深、坡越来越陡、地越来越少。而人口却难以逆转地越来越多，各种消耗也必将越来越大。所以，紧迫的任务是全民动员，治理荒山、荒坡、荒沟。使得水土不下山、泥沙不出沟，山变成绿的、水变成清的。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建成大面积的高效农田。只有实现了小农生产向高效农业的过渡，农民才能在最少的土地上获得最大的效益，也才可能大面积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使大片的荒山、荒坡、荒沟变成经济林、用材林和防护林基地。从而过渡到更加高效、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生态农业。而生态农业的实施，必将从根本上扼制水患，避免水土流失。这不仅对陕北黄土高原的治理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缓解黄河中下游泥沙沉积，河床不断上升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刘世武说，以我个人的力量，要想干出更大的事业，各种条件限制太多。我只想在阳渠高效农业示范点圆满成功、小康村完全建成之后，在我自己的家乡，在洛河上游，找一座荒山、一条荒沟或仅仅是一个自然村，在一个小范围内，进行有限的由高效农业向生态农业过渡的试验。相信假使这一试验获得成功，那么，必将永久地造福于子孙后代。
刘世武还有许多美好的设想。他想着，假使洛河流域的治理也像杏子河流域治理一样能够得到联合国的支持，假使高效农业能在中国所有自然条件较差的山区全面推行，假使全国大范围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共识，假使生态农业能够成为决策者们长远的战略思路……显然，他的许多美好的设想并不像他的阳渠高效农业示范点一样，仅有精明的打算、科学的操作和毫不吝惜的汗水就能完全变成现实的。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假使能给刘世武这个平凡的共产党人一种为人民做贡献的机遇，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文末的几句话
说实话，从采访刘世武到撰写本文的全过程中，笔者的心情始终是沉甸甸的。在目前这样一个党风和社会风气还不能尽如人意的背景下，“刘世武现象”以及孔繁森和许许多多英雄楷模的出现，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意义绝不是单一和平凡的。延安地区搞了“双千工程”，陕西省又在全省范围内搞了巨大的、受到党中央首肯的“双万工程”。如何使这一系列“工程”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仅仅流于形式，走走过场，“刘世武现象”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实实在在而又意义深远的回答。
愿我们的党员、干部和领导同志，能有更多的人实实在在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同他们一起创建一番实实在在的功业。
愿我们的党员、干部中，能有更多的刘世武，无怨无悔无畏又无愧地站在历史的前台，接受最平凡、最朴素而又最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审察和检阅！
注：本文1996年6月19日至21日写于志丹县城小石山杏
雨村。刊载于1996年7月16日《延安日报》一版头条，《延安
日报》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1997年2月14日大上海
的《文汇报》节选刊发了本文部分内容，用的是本文原稿的题目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附：《延安日报》“本报评论员”文章：
志丹县审计局党支部书记刘世武同志将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
倾注到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中，真正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可贵精神。
刘世武同志作为一名党培养多年的基层党员干部，在加快农
村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中，认准了发展优质高效农业这条路子，
凭着一股实干精神和科学态度，将别人的嘲讽置于一旁，将亲人
离世的悲伤强压在心底，以他对党的事业的满腔热情和扎扎实实
的工作作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同大家一起将阳渠村的建设事
业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党之所以这样强大，我们的社会主
义事业之所以这样欣欣向荣，就是因为我们党拥有一批像刘世武
同志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他们是党的财富，是人
民的财富，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栋梁，全区干部应该以他们为
榜样，为延安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