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史实的再澄清

——斥评一篇胡言乱语的文章

沈宝祥

       今天（2023年9月23日），有人从微信发我一篇文章，并问我该文内容是否属实。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他协助胡耀邦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官至副省级》，并注明：2023-09-18发表于宁夏。但作者没有署名，是一篇佚名文章。

　　我阅看之后，感到这是一篇胡言乱语的文章。

　　本人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参加了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最后定稿，就是本人在耀邦家当面将文稿给耀邦同志，请他审阅的。耀邦同志阅后，口述修改意见，也是本人记录，回来整理后交孙长江同志的。

　　本人从1987年开始研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出版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先后四家出版社四次出版），又撰写了多篇文章，已经年逾九旬，不想再写这方面的文章了。但是，今天看了这篇文章，觉得有责任再写一篇。

　　这篇文章的标题：“他协助胡耀邦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他”，是谁？阅看文章后，知道是指胡福明。

　　该文说胡福明同志“协助胡耀邦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样的话，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至今，45年来，本人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不是本人不了解那段历史，而是该文作者的信口开河，胡言乱语。

　　胡耀邦同志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推进者。

　　1977年10月初，耀邦同志在给叶剑英撰写的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中就提出：理论要受实际检验。1977年12月2日，他在研究总结“文化大革命”（当时称之为“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三次路线斗争”）的党委会上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依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人讲话，要通过实践检验分析。吴江同志作为党委委员参加了这个会议。耀邦同志有针对性地、排他地提出实践标准。吴江提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指导撰写文章，体现了又深化了耀邦同志的思想。孙长江按照吴江的意见，将《光明日报》送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同他起草的文稿“捏在一起”，形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耀邦同志两次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拍板定稿。耀邦同志同意《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的请求，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后，在《光明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以上这些，与胡福明有何关系？从个人关系来说，那时，胡耀邦与胡福明没有任何交集，他也不认识胡福明。说胡福明协助胡耀邦开展历时三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此说也太荒诞了。

　　要说协助，吴江同志才是耀邦同志的得力助手。

　　该文说，“杨西光还在这篇文章的题目加上‘唯一’二字，也就是后来我们常听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又是作者的乱说。

　　本文前面已经说了，是吴江提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让孙长江撰写文章。

　　胡福明原稿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的编辑将胡福明文稿的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杨西光审阅后没有改文章的题目，1978年4月21日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后，吴江交待孙长江，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4月24日，《光明日报》又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一稿，题目已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为什么要加“唯一”二字，他们内部的说法就不是一个。但杨西光几次到中央党校与吴江交谈，吴江肯定会同他谈文章的题目，坚持“唯一标准”。

　　细读此稿，就会发现，他们加上“唯一”二字，是匆忙的修改。他们并没有弄清楚为什么要强调“唯一标准”。《光明日报》这一修改稿结尾仍然保留这样的话：“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们认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实，人们在任何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都找不到这样的阐述。

　　当时，比较普遍的一个糊涂观念，是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关键是要弄清，理论不可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此，要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著名学者于光远所说，如果还是一般地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老生常谈。提出“唯一标准”，就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排他性，有新鲜感，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思考。

　　“唯一标准”与“一切真理”，两篇文稿，看起来只是两个提法不同，实际上是文章主题的差别。

　　该文说：1977年初，“两个凡是”被提出，作为南京大学的教授，胡福明认为“两个凡是”是不正确的，他就思考着写一篇文章，批判“两个凡是”。

　　这就涉及胡福明为什么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对此，胡福明多次说明，但他前后的说法很不一致。《光明日报》编辑对此也有说法。　

　　胡福明最早讲他的文章，大约是在1978年7、8月间。那时，天气很热，又没有空调，当年中央党校同中央机关一样上班，没有寒暑假。我们办公室的门都敞开着。一天，孙长江在走廊里向我办公室这边走来，大声说话：这个胡福明，真不像话！我走出去问，怎么回事。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一边给我，一边说，你看。我看了一下，就一页纸，是大连会议的简报，刊登的是胡福明的发言。原来，孙长江刚参加在大连召开的一个毛泽东思想研讨会，带回了会议的简报。胡福明也参加了那个会，并发了言，会议专就他的发言登了一期简报。简报第一页除去刊头和题目，文字只有半页，三四百字，胡福明发言的内容就是，他的文章已被改得“面目全非”，已经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已不是他的文章。“面目全非”四个字，我留下了清晰的印象。后来我到江苏调研，江苏的同志告诉我，胡福明在江苏的一些会议上，也是这样讲的。在当时局面还“不明朗”（胡耀邦语）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胡福明这样讲，还是可以理解的。

　　胡福明第二次讲他的文章，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3月21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都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张行端采访胡福明的长篇报道，题目是《实践之树常青》。这篇报道记录了胡福明详述他撰写文章的情况。

　　胡福明讲，他在一些会上发言揭批“四人帮”，不断有人指责他违背中央文件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促使他思考，必须从人们认识路线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回答什么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终于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法令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他决定撰写那篇文章。

　　胡福明说：“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这个长篇报道没有涉及“两个凡是”。

　　2008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三十周年。这一年，有多家媒体采访胡福明，并发表了报道。

　　胡福明的语调完全不同了。

　　下面仅摘录三家报纸的报道。

　　我当时看了（“两报一刊”的社论）很奇怪，很不理解。我觉得“两个凡是”的实质说到底就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不准平反冤假错案，不准拨乱反正（引者按：事实上，当时还没有“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的用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我没有发现“两个凡是”的错误，那不怪我，可我已经发现其错，不做斗争，不批判，就是失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理论工作者，我有义务去批判“两个凡是”。同时我相信当时的人民是反对“两个凡是”，要求拨乱反正，要求搞现代化的。

（《北京青年报》2008年4月24日C2版）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同志就不能恢复领导职务，“四五”运动就不能平反。“两个凡是”的本质是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坚持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目的是维护“文革”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并制造新的个人崇拜。我国到了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继续坚持“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中国人民将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就要亡党亡国；否定“两个凡是”，恢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推动全面拨乱反正，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就能复兴中华。经过反复考虑，即使有风险，也要批判“两个凡是”，扫除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共产党员，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于是我决心批判“两个凡是”。

（2008年5月12日《广州日报》第12版）

　　“我当时这样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最欣赏的人物是谭嗣同，他说过，中国要变革，要流血，从我第一个开始。我觉得知识分子活着能干什么，要有自己的脑子，不要人云亦云。”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二七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

　　这“两个凡是”，就是说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冤假错案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这就不可能了啊。难道文革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受得了吗？

　　“当时担心再被整，弄不好就要坐牢。很害怕，也很苦恼。大约1个多月里，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但最后还是决定写。第一，我是理论工作者；第二，我是共产党员；第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上海《解放日报》2008年5月11日专1版）

　　胡福明的讲述表明了以下几点。

　　（一）他看了“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后，就抓住了并概括出了“两个凡是”。

　　（二）他看清了“两个凡是”的实质，是要维护“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

　　（三）他意识到这是中国向何处的大问题。当时的党、国家和民族，已处在一个十分危险的路口。

　　（四）他冒着风险，不怕坐牢，决定写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以推进拨乱反正。

　　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最早与胡福明打交道、具体负责《实》文编辑工作的王强华，认为胡福明当时不可能有这样明确、这样高度的认识，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质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一本《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的书，书中有王强华撰写的一篇文章。王强华在这篇文章中有如下一大段：

　　关于“两个凡是”问题

　　胡的原稿和历次改稿中没有出现批“两个凡是”的字样，不仅没有两个“凡是”，连一个“凡是”也找不到。在我向他约稿时，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多次当面交谈和信函往来中，我没有向他提出过此文的重点要放在批判“两个凡是”上，他也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有不少论著，介绍他写作此文时的思想和内心活动，说他如何如何酝酿批判“两个凡是”，如何如何力求文章中选择什么角度体现批判“两个凡是”，等等，对此我不好妄加评论，也许它们是真的；但我作为此文的约稿者、发排者和责任编辑，我得坦言，当时感觉不出来，我不知道也从未与他说过。我当了40多年编辑、记者，现在仍在做编辑工作，我知道，当年约稿或最初修改稿件时，如果我能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极端重要性，我会把它列为文章写作的重点，明确告诉作者，否则就是失职了。同样，我也认为，如果当年作者能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极端重要性，一般情况下他也会把它列为文章的重点，并明确告诉我，以引起我和报社对它的重视。可是上述这两个情况都没有发生，这只能说明，当时我们并没有这种意识、这个观念。这一点从上引的我当年给他的两封信中，我当年写的那条新闻（这些都是历史记载），以及以后本文介绍的情况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我们必须从当年的实际出发来认识和剖析这种现象。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证明，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两个凡是”的严重错误和当年批判“两个凡是”的重要性。可是在22年前即1977年，那时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原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是1977年3月（按：实为2月），以他当年的威望，以及人们当年思想解放的程度，那时能有多少人，特别是普通的人们有那么高的觉悟、那么大的胆量，能一眼洞穿并批判“两个凡是”的危害和提出“两个凡是”的原中央领导人的问题？

　　以上是王强华作为当事人所介绍的情况。

　　上面摘录了胡福明1979年与2008年的讲话。

　　胡福明在1979年初讲，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是为了揭批“四人帮”。以后（2008年），则强调是为了反对“两个凡是”，因此，有坐牢的准备。他的话给人英勇悲壮的感觉。

　　这两个时段的讲话，同一主题，两个基调。人们应当怎样理解与评说呢！

　　那篇文章还提到，在2018年，胡福明被评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关于此事，我已在一篇文章中讲了自己的看法。这里不详述了。一句话，这是历史的误会，也是对历史的嘲弄。

　　最后，要强调一下，胡福明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

　　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篇文稿，他本人也没有公布有关的资料原件，有关情况都是胡福明口述，或别人的转述。只有《光明日报》编者，是看到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原稿的。

　　《光明日报》编者的评价是：这篇文稿尽管理论色彩浓厚，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较多，但毕竟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比较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 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只要把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删去，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不失为适合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用的一篇好文章。

　　对胡福明撰写的那篇文稿，仍然要肯定。将胡福明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之一，就是给予充分的肯定。这样的肯定，也足够了。

　　《光明日报》在1984年评奖时，避开了当年主持此事的总编辑杨西光（此时杨为《光明日报》顾问），武断地将胡福明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文章的唯一作者，排除了中央党校的吴江和孙长江，制造了混乱。前面已提到，正是吴江，提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文章，吴江又是这篇文章的指导者、主要修改者。孙长江是这篇文章的主要撰写者。

　　2013年11月26日的《光明日报》，在第5版的一篇报道中，用了这样的副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胡福明”，应视为是对上述错误的纠正，但有点羞羞答答。如果他们郑重其事地讲一下此事，岂不更好！

        2023年9月23日撰写

　　2023年9月24日完稿

　　2023年9月25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