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兰毅)
新近获李守明老师赠书一本,书名为《贵阳故事——贵阳地名趣说》。书中涉及历史范畴的内容甚多。我认为历史本身凝重而严谨,适当地穿插一些不伤大雅的逸闻趣事,反到会使行文更加生动,但决不可背离基本的历史事实。
该书内容宠杂,涉及面广,有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有的属于排版所至,有的属于笔误,但有的则属于行文的硬伤,对内容影响甚大。在此仅作一家之言,提出来与老师们共同探讨与商榷。
一、P5倒数第四行“一0四师,第二十八师和预备第二师,”应是“…一四0师,新编二十八师和预备二师”。笔者的父亲当时任一四0师八三七团团长。(师长王文彦)二、6所描述的战事应是一O二师,柏辉章的部队,而不是何之重的一0三师。一笔之差,失之千里。
三、P7中段:“天律士人严修取得功名后外放贵州,官居贵州学政”,叙述不确:严修取得功名后在翰林院任编修多年,是李端棻举荐他到贵州任职的。“…其后贵州名士李端棻来堂讲学…。”李端棻来堂讲学已是1902年的事,当时已是林绍年任巡抚。
四、P8、P17、P19关于护国路、会文路、会文巷几度易名一事,叙述繁杂不清。在我的印象中,在相当历史阶段护国路与会文路(会文巷)是同时并存的。原来是护国路与会文巷呈卜形垂直状,原二十一中大门就在巷子中部。另外,王伯群的故居是法式建筑。王保志宁上世纪未曾从美国回筑省亲。当时有报导,说是…再没回过此楼不确。
五、P23略说南厂一文,图片下“抗日战争中它是黔南防线的指挥中心”用“黔南防线”太过狭窄,即是指挥为什么不提防校内迁贵阳时,其校本部就没在南厂呢?。
(其余两部分没在烂泥沟农校及花溪大寨)时间长达七年之久值得一提。
六、P77倒数第四行“抗战期间,张学良、杨虎城曾被囚禁在麒麟洞。”此提法不够严谨。有给他人造成二人同时被关在一起的错觉。而实际上杨虎城长期被关押在息烽县城边山上的玄天洞,即使被关在过麒麟洞时间也不久,而张学良大多时间关押在修文阳明洞,开阳刘育乡。张杨二人仅相距不足80公里,却不知对方的存在,更遑论相遇。
七、P94八鸽岩一文,关于题字一说,我所知却是另一种说法,因此对杨森亲自题写提出质疑。植物园的创建,的确与何应钦有密切关系。此事源于1942年,时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到重庆述职。何应钦在约见他,向吴鼎昌提议,贵州应大力植树造林之类的话。当时适逢贵阳人郑仲坚在场。此人素为何应钦亲信,以书法见长,当时以第121师参谋长职正在“陆大特六期进修”。他三人即兴之下,命名为“敬之植物园”,由郑仲坚挥毫而就。吴回筑后开始筹建植物园。直至1947年时任省主席的杨森得知何应钦要到贵州视察时,急忙下令时任省艺术馆馆长的周稷将其保管的已于1942年写好的题字取出,十万火急地组织匠人刻在八鸽岩石壁上,字体雄浑有力,十分醒目。据说当年在甲秀楼天气晴好时都可看清。可惜于1951年被架在六广门操场上的迫击炮轰没了。我认为此说成立,因“敬之植物园”筹建时,杨森正在湖南前线,担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那时杨森也没有想到他将来会主政贵州,因此不可能去抢这个风头。另外我的伯父万勉之,在贵大任教时同时兼任植物园技正,1947年他去世于植物园家中。
八、P136《东山轶事》,作一点补充;因我家与东山相邻之故,少时常到山上游玩。
记得快到山顶的小道左边石崖上刻有一块不大的石刻,上书“虫二”当时不解其意,后来才知是古人玩的文字游戏,而且并非东山一处有。其寓意“风月无”边。另一块石刻就大得多,它位于原大取前山读书”对面的小山下,记忆中高两米左右,宽即公分左右,上书抗戈待旦”四个大字,似平是隶书?好像是赵德昌所题。总之我现上东山重游时,它们都不见影踪。现在不惜工本耗巨资将后山装点得辉煌壮观,而我认为整个东山公园的摄划背离修建文物古迹“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给人一种本末倒置宣宾夺主的感觉。
九、P147倒数第八行:“文昌阁旁,还留有一段古城墙,见证了贵阳城六百多年的历史。”这种表述不够严谨,值得商榷,贵阳(贵州)形成省级区划,可追朔到六百年前,但具体到城墙的建立则是经历了一个从栅栏到土城再到石头城墙,再因历史的原因逐渐消失的过程。
这也就是老东门残存的老城墙的弥足珍贵之处,它仿佛是贵阳历史的一个“切片”,但它建立至今也不过400余年,它又何能见证以前的历史呢?将它说是这段历史的一个标识之类似乎更贴切一些。
十、P153《大十字原是大考场》一文中:倒数第十二行。清光绪二十四年(198年)康有为上书准奏,废除科举,兴办新学,贡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历史上从甲午战败之后,就有人直指科举考试之蔽是误国之举。而康有为在“公本上书”中也提出此事不假,但真正的废除科举则是七年后(1905年)由袁世凯、张之洞上折准奏后的事。这应是不该出现的错误。
精力有限,暂到此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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