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夫妇在四合院里

    在北京东四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小四合院。进去大门，左手是两间临街，大门对着的是三间上房，厨房和卫生间与最东边的一间打通，挨着卫生间与大门相连的，还有一个带烧暖气热水的炉子。上房正中一间的客厅外面，加了一进镶着厚玻璃的铝合金护厅，以阻止冬天的寒风在开门时长驱直入。在四合院不到三百平米的空地上，栽着一棵紫玉兰和一棵龙爪槐，还有几盆扶桑和兰花，为的是让绿色和馨香和主人常年相伴。这个整洁而朴素的四合小院，看上去虽然和其它民宅并无多大差别，却是诗人艾青生命中最后六年的心灵归宿。

    1910年3月27日，艾青就因难产被算命先生诬为父母的“克星”，从诞生伊始就开始了“居无定所”的动荡生活。在父亲的授意下，他甚至连一个夜晚都没在家里度过，就成了金华县畈田蒋村大叶荷（即艾青的奶妈大堰河）的乳儿，直到年满5岁“散了毒气”才被领回家中。进入学龄之后，读书地点更是改换频繁：15岁到县城，18岁居杭州，19岁去法国，22岁回国不久，又因工作辗转上海、武汉。抗战爆发后，再赴临汾、西安、桂林、重庆，1941年31岁时，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最终投奔延安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期，艾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常常随部队行军、采访，撰写诗文鼓舞革命士气，为了建立新中国四海为家。

    1949年2月，艾青随部队进入北京，担任了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军代表，此后他一直住在单位的公房里，整天忙于国内外的文化活动和诗歌创作，直到1956年和高瑛结婚前夕，才用稿费购置了丰收胡同21号小宅院。可是仅过了不到两年，他就被开除党籍并划为“右派分子”，于1958年4月在王震的帮助下离开了北京。从此，48岁的艾青带着妻儿，又开始了人生的第二轮颠沛，他的夫人高瑛在同他朝夕相处的整整40年里，有33年是在“流离失所”中度过的。

    到北大荒852农场劳动了一年零七个月之后，艾青一家又于1959年11月在王震的安排下，从东北迁移到西北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并且在那里一呆就是将近20年！他们在这段患难与共的漫长岁月里，既住过工棚和“地窝子”，也住过领导指定的招待所，还住过临时安置的北纬饭店，可这些地方都不是实际意义的家！直到1990年6月6日，艾青从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出来，直接被高瑛带到东四十三条的新家，他的心灵才算有了真正的归宿。而在踏入新居之前，艾青还念念不忘丰收胡同21号，那里虽因建造国际金融大厦被政府征用了土地，可毕竟是他33年前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亲自购置的新房啊！当艾青面对已经夷为平地的丰收胡同老房遗址的时候，在他内心翻腾涌动的，绝不仅仅是一所四合院，更有四合院主人一家的半生颠簸和艰辛……

    艾青33年后又一次住进新居，是来自历史的真心忏悔和高瑛的虔诚操劳，刚刚度过80华诞的诗人，内心感到十分满足。他完全想见得到，在新疆当过记工员和摘棉花能手的妻子，如何一面在医院照顾自己，一面分身筹划设计、购置建材和督促施工。他也非常清楚，为了让自己一家人早日安身，写给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上访信，为什么只用了四天就传来了佳音。这一晚，艾青还想到了1976年唐山地震，那是他请假在北京治疗眼疾期间的经历：为防止余震伤及百姓，他和首都的人民一道在露天躲避了两夜，后来又在路边的窝棚里住了40天。对此老诗人不仅毫无怨言而且心甘情愿，因为那是与人民同越险境，和群众共度难关。

    第二天清早，艾青坐在写字台前把夫人高瑛叫过去说：“我是看着天一点一点亮起来的，窗前走廊上的落地玻璃设计得很好。我坐在窗前，小院都在我的眼睛里。空中鸽群飞来飞去，鸽哨声忽近忽远真好听……”高瑛说：“你坐在这里就像船长坐在驾驶舱里，你可以把蓝天当成大海，把白云当成浪花，把鸽群当成海鸥。”艾青又说：“大海航行靠舵手，你就是我的舵手了。”高瑛马上以战士的口吻回答：“船长，一切就绪，准备起航。”艾青笑了——“这里是港湾，船已经抛下锚了，我哪里也不想去了……”

    是的，小小四合院，融汇了艾青夫妇的半世沧桑，珍藏着老少三代的离合悲欢。如今，高瑛也已年过古稀，这位面容慈祥、与世无争的夫人，就居住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四合院里，她说，这里才是我们老百姓灵魂的栖身之地。

    艾青是不幸的，因为天灾人祸没有长眼；艾青又是幸运的，历史终究还是从噩梦中醒过来了。和杜甫晚年居住的茅屋相比，艾青生前就已经拥有了砖木结构的四合院，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否也要归功于历史与科技的进步。

     （2006年5月3日写于艾青逝世十周年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