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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读了彝族诗人依乌的诗《大裤脚》，才知道四川凉山的圣乍次方言叫“中裤脚话”，以民族服饰来命名方言土语确实容易记一些。原以为书面彝文像藏文一样被不同方言区使用，但目前所见的彝族母语写作使用的是彝族北部方言（诺苏方言）文字，即只有40多年历史的《四川凉山规范彝文方案》（以中裤脚话为基础方言），形态和功能与古彝文相去甚远，俗称819，即彝文拉丁化/拼音化失败之后的折中方案（向拼音化过度），只有819个代表音节的字符，表音，并且将字符90度倒转，这样的文字改革是否过头了？这是把古彝文推向名存实亡的节奏，彻底改变了彝族的认知体系，将50年代还具有生命力的彝文（古彝文）仅仅用几十年时间就推上了“濒危语言”名单。更大的疑惑是，为什么会有四川、云南、贵州三套文字方案？为什么后两种更接近老彝文的方案未普及？《中国彝族当代母语诗歌大系》（上下两册）中绝大多数为四川凉山彝族诗人，据主编之一阿索拉毅说，云南小凉山作者不超过5人，那么也就是说，全部是凉山规范彝文写作，如果这属于方言写作的话，在方言写作极为热门的今天为什么没有得到更大的国际关注？第一本现代维吾尔语个人诗集的英译本出版于2015年，220页，第一位现代自由体藏语诗人已有多种英文翻译，最新出版的意大利语版110页，两位都和彝族诗人阿库乌雾一样80年代开始写作，相比之下，著作等身的阿库乌雾的英译本《虎迹》41页（汉彝英加起来41页），问题出在翻译人才还是介绍方式抑或是凉山规范文字本身？如何更好地译介和传播少数民族诗歌尤其是少数民族母语诗歌？带着很多疑问做了这个访谈。感谢各方相助，感谢各位诗友老师畅所欲言、批评指教。
依乌认为“古彝文变成现代彝文留下了的缺憾是很明显的。这种缺憾跟古汉语变成现代汉语是一模一样的。” 阿库乌雾认为“中国的文言文诗歌和现代汉语诗歌失去了什么？获得了什么？就足以证明今天的规范彝文诗歌创作和过去的古彝文诗歌创作上的‘得失问题’”。而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到的是，现代汉语和古汉语区别不大，仍属于同一个符号体系，白话文与文言文是文体区别，汉字改革最终没有走上拼音化（拼音只是辅助），简体汉字使用者没有丧失繁体字（比如我学简体字，看繁体字没问题），汉字系统的属性三千年没有改变，诗经楚辞与当代诗相通。我不是说汉字有多么好，而是说汉字改革没有放弃自身独特性，“鸟”还保持了形，岛把山从下面搬到里面更妙，鸟没有眼睛是乌鸦（鸟乌两个起源不同的字最后殊途同归），鸦既有形又有声，鸟字旁的字基本都表意+表音，中学毕业学会3000字并不难，而凉山规范彝文放弃古彝文一万多个字符，让汉字成为唯一古今相通并富有诗意的现代书写文字，为什么？仅就文字而言，为什么不让彝汉双翼飞而砍断彝？适当的规范当然可以，但凉山规范彝文方案完全改变了古彝文的属性，离全音素拼音化只差一小步。普驰达岭说，“目前用凉山规范彝文创作，......就1000多万分布于云南、贵州和广西的不同方言的彝族群体而言，基本都处于一 种看不懂道不明的状态，更不用说有更大的传播或阅读范围”，这正是我的担忧。我的另一个担忧是，目前的凉山规范彝文已脱离古彝文的多种构字法、已没有传承关系（名存实亡）、是否能成为整个彝族的官方文字？当然我还有一个这次未提出但十分迫切的问题：中国当代诗歌史如何将少数民族母语写作（包括其它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纳入视野？（明迪，2023年9月8日）
1. 凉山彝族诗人的双语写作和母语写作已蔚然成风，我反倒担忧起来，首先，古彝文表意，四川凉山规范彝文表音，你是否认为这样的新彝文失去了传统的“象形-表意-表音-意音结合”自然形成的结构，脱离了自身的文学传统以及文字构造的美学内涵？
依乌：对于文字本身而言，古彝文变成现代彝文留下了的缺憾是很明显的。这种缺憾跟古汉语变成现代汉语是一模一样的。文字本身的美肯定是没有了的，只留下了意思，所以很没意思。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非要坚持说的话还会牵涉到政治。政治，搞不懂。
拉玛伊佐：我认为，只要我还在用彝文写作，那我就不会担心会脱离自身的文学传统，但前提是要承认所谓规范彝文也是彝文，而不是别的。因为规范彝文也只不过是彝文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节点上的一环而言，而且历史也没有规定它本身一成不变。
童七：我生活于哀牢山区，对凉山彝族的双语写作不是很了解，但我生活的地区基本是用汉字写作，彝文并没有得到普及，但受到本地彝语方言的影响，语言和诗歌思维均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阿库乌雾：这个问题不用举中国以外的个案来说明，中国的文言文诗歌和现代汉语诗歌失去了什么？获得了什么？就足以证明今天的规范彝文诗歌创作和去的古彝文诗歌创作上的“得失问题”…… 我一直觉得：世界各种语言文字的诗歌发展史告诉我们：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诗人的问题……彝语文文学创作也如此……
普驰达岭：就彝族诗人或彝族作家的母语写作或汉语写作而言，都是彝族作家写作的常态，都是彝族作家文学审美创作的活态呈现与表达。但就受众群体而言，就1000多万彝族人来说，母语写作的受众群体涉及面还是十分有限的。凉山彝族诗人的双语写作和母语写作在一定的区域内虽蔚然成风，但因为发表平台资源的有限性，它只能受限于大小凉山以彝语北部方言为主体的区域内，目前用凉山规范彝文创作，而且具有一定创作水平与写作高度的彝族作家或诗人最多不会超过 50人，那么就1000多万分布于云南、贵州和广西的不同方言的彝族群体而言，基本都处于一 种看不懂道不明的状态，更不用说有更大的传播或阅读范围。客观上，由于凉山新规范彝文在规范文字的过程中由于太多考虑文字的印刷或排版等便利，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彝文的书写习惯，同时又对古彝文字笔画进行了去繁从简的“手术”，由此给传统彝文固有的文字的文化属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很多凉山新规范彝文基本失去或丢失了传统文字所蕴藏的古老文字的固有的“象 形-表意-表音-意音结合”自然天成的结构与文字功能，脱离了自身的文学传统以及文字构造的美学内涵”。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文化意蕴上，新规范彝文文字本身就丢去了很多彝族传统文字审美与文化属性意义上内在的东西，由此，就文字的生命力而言，凉山新规范彝文的创作很难与彝文文献所具有的文本内涵相媲美。
马海吃吉：在互联网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外来网络碎片文化侵蚀传统文化的当下，对于凉山彝族诗人的双语写作和母语写作的现象，我可以理解你的担忧。的确，我也有过担忧，但我的担忧与你有所不同，我的担忧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对彝文教学不够重视，彝区将面临“汉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彝人失去母语、失去文化、失去传统的情况越来越多。而关于“古彝文与新彝文”的问题，前两年在网络也出现过很多比较激烈的讨论。但我仔细观察后发现参与讨论者中强调古彝文为“通用彝文”而反对规范彝文的大部分都是对规范彝文发展历史不知，对文字含义理解不深，对文化内涵剖析不到位的。所以，最后只能让他们浪费了口水。他们认为“古彝文是表意文字，规范彝文是表音文字”，其实，这句话是不太正确的。古彝文是表意文字，但是云贵川黔的古彝文的形状都不是统一的，有一些字写法就有几十上百种，毕摩经书上的很多读音相同的字的形状都不一样。“规范彝文”也并非全是表音文字，规范彝文是一套表音和表意相结合而成的文字，也有少量的象形文字，只要认真钻研并使用这套文字的都应该会很清楚地知道的。还有，“规范彝文”不是“新彝文”，“新彝文”与“规范彝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明迪回复：拼音化当初叫新彝文，没有推行成功而改为819规范彝文方案，由于不使用拼音方案了，819又俗称新彝文，“新”是针对古彝文/老彝文/传统彝文而言。】 所谓的“新彝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其实也只是拼音组成的一种彝族语言，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在彝文发展历程中，曾出现过，并使用过短暂的时间，后来因这种“拼音文字”不好就不用了。1980年国务院批准推广使用《规范彝文》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我也学习使用规范彝文近三十年了，我不认为四川规范彝文失去传统的“象形-表意-表音-意音结合”自然形成的结构，规范彝文来源是从古彝文中精挑细选规范而成的，大多是从“睡着”的古彝文旋转90度后成了“站立”的规范彝文，当然个别词汇在规范方案中表音方面与传统的古彝文有点不同，可能也失去了一部分原本的象形性和表意性。但是这种结构也没有脱离文学传统和文字构造的美学内涵。因为文学作品是一个整体的，不是单个字词去审视的。至于读者如何理解用规范彝文书写的文学作品就看他的彝文知识领域和文化水平有没有到达领悟诗歌的境界。
阿哲鲁仇直：我生长在一个彝族大寨子里，记得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几乎说不了汉语，老师们都是用不怎么契合课本的彝语来教我们。在母语环境和一些传统文化的渲染这一块，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比如经常听到寨子里婚嫁喜事时人们唱的酒礼歌《阿说》和敬酒歌《洛外》，尽管年少无知，但一直沉浸在那种氛围中，自然知道了《阿说》有两个内容，即嫁女家唱的是伤心版，娶媳唱的是喜庆版，而《洛外》唱的是待客和打擂式的问答酒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情趣盎然。所有这些，都用彝族古文字以五言诗歌化的形式记载在《阿说》和《洛外》这两部古籍里。而这两部古籍里的文字，都是“象形—表意”的传统文字，是传统的表意文字支撑着这些不朽的文化硕果。
相比这些用古文字记载的彝族传统文化，它们在传统里有古籍记载，在生活中有事例传承，是819新文字所不能替代的。我们贵州这边的彝族对819不怎么待见，当然，我的态度是综合的，毕竟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的，彝文也一样。不过，舍弃传统老彝文而崇尚819，这也不是个事。当然，一味地顽固坚持老的，也会失去发展。汉字发展到今天，也是经历了几次大的文字变革的，其中上层建筑起了什么作用，这些就不说了。但在自觉传承这一块，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可以说从明代开始，彝族文字几乎就没有新创。很多新生事物便无以表达，比如玉米和洋芋（马铃薯），无论是凉山还是贵州，亦或是云南，当然也包括其他地方的彝族居住区域，这两种粮食作物都没有真正的彝族名词，几乎都用彝语化的腔调“依米，苞谷”和“洋芋”称之，这两种粮食作物就是明代传入的。而对应社会的发展，彝族文字的确需要创新，否则，难以跟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步伐。人类进入工业革命后的很多产物，比如蒸汽机，发电机，电灯，电话，电视等等，在彝族语言文字的层面上，它们需要被命名。
我不懂新彝文，对于老彝文，我也没有专门的去学过，可以说在文字构造的美学上，我没有发言权，但老文字在具形这一块，我认为就是一种美，比如兹摩的兹字，是两个山峰顶着一层天，寓意顶天立地，天下我最大，君王气概爆棚。如此这般的造字，象形霸气，内涵深远，我想，这就是美。而这一点，凉山新彝文是不具有的。
阿诺阿布：叙事是一个民族的本能。优秀的叙事品格某种程度上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深度。同世界上许多源远流长的民族一样，彝族丰富的各类著述记录和展示了彝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就普遍流行于广大彝区的《勒俄特依》、《宇宙人文论》而言，其叙事品格远远优于汉文化的《后羿射日》、《吴刚伐桂》；就《指路经》、《梅葛》而言，其内涵已经比肩于汉文化的《天问》、《招魂》。尽管我使用汉语写作，但是我的诗歌精神，或者说美学主张，大多来源于彝族文化。
2. 彝族语言存在大量的方言，大方言区又套小方言区，四川凉山规范彝文方案显然无法涵盖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彝族方言，你认为这种只能在局部地区使用的新彝文有利于推广彝族文化和彝族文学吗？你认为诺苏文学是否能够代表彝族文学？
依乌：文学就是文学，没有诺苏文学和彝族文学之分。因为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问题，导致文本流通和阅读障碍的现状肯定是有的，并且很实际。但就目前而言，重新实施第二个规范方案几乎不可能。现在幼儿园都在普及普通话了，以后的母语文学更是堪忧。
拉玛伊佐：我认为所有地区使用的彝文都是彝文，因为彝文只有一种，只是我们对彝文的实践、看法不一致而已。但毫无疑问，在今天谁还在使用任何一种历史上或者现在存在的彝文在写作，谁就有机会和可能代表彝文文学，否则就是空谈。但很显然，诺苏彝人的文学不代表全部的彝族文学。彝族文学，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彝族彝文文学和彝族汉语文学构成。因为彝族有其久远的彝汉双语文学传统。
童七：我认为真正的文化很难推广，据我生活的区域文化来看，文化是一种长时间浸淫其中的自发性生态，你生活在其间或许难以感知到它的存在，当出现对比时或许会感受到这种独特的存在。另外，新彝文学起来并不容易，无论是书写和推广，或许有利于文化传播和推广。任何一种文学类型都不能完全代表一个族群的文学类型，尤其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种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很多彝族人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书写其他民族的题材，也有很多其他民族看到了彝族的独特文学遗产而进行有意识的传播与发展，无论什么情况，民族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我们生活在交流十分便利的当下。
阿库乌雾：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国家通用语以外（国家通用语在规范前也有方言土语的差异），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都存在这个方言土语的差异。所以，全国人大和政协两次最高层次“国家会议”上使用的“蒙、藏、维、哈、朝、彝、壮”是经过了国家规范的通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受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国家文字”。目前彝语文诗歌创作，主要是以国务院于1980年颁布实施的“彝文规范方案”来延续和发展彝民族古老而卷帙浩繁、汗牛充栋的彝文诗学传统的……
普驰达岭：彝语分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和中部等6大方言，方言内还有许多次方言 和土语。总的来说，云南、贵州和广西的彝族，由于懂汉语的较多，不同地区的人相互交际时大 都以汉语作为交际用语。彝语方言内部土语与土语之间也存在差别，在彝语六大方言中，除南 部、北部和西部方言内部差异较小，方言内部基本可以通话外，其他方言内部差别较大，特别是 在东南部方言内部差别更大，如路南土语的“撒尼”、弥勒土语的“阿细”、华宁土语的“阿哲”和文西土语的“扑拉”彼此间都不能通话。甚至文西土语内部通话也有很大的困难。彝语各方言土语间的差别同支系繁多、自称不同有着一定的关系。除少数不同的自称可以互相通话外， 多数不同自称的人彼此不能通话，因此不同方言间交际时使用的是汉语，而不是彝语的某一方言，但也有个别精通两种方言的个体情况存在，这种情况下的不同方言或土语个体交际中可以用对方使用的方言或土语进行交际。彝语方言的这种繁杂的分布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很难形成超方言的语言或统一的文字。四川凉山规范彝文方案显然无法涵盖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彝族方言， 这种只能在局部地区使用的新彝文其传播范围或区域是十分有限的，那么在有限的作者群或读者群而言，其所能集结的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就要大打折扣，有限的作者加之有限的读者的客观事实，对于作品的传播和影响力，很难达到国家层面的影响，更难形成世家性的影响力。新规范彝文很难替代彝族传统文献文本所具有的更深层次上内涵和外延影响度。
马海吃吉：说起方言，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方言。彝族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拥有丰富多样的语言和方言。彝族人口分布广泛，彝族方言都有6种，有北部方言、东部方言、南部方言、西部方言、东南部方言和中部方言，各地方言有时差异较大。凉山方言作为一种北部方言区，是难以完全涵盖所有彝族方言，但如果规范彝文也像英语与汉语普通话一样在彝区大量推广普及，也可以涵盖彝区的。目前，规范彝文也并非只限于凉山地区，大小凉山周边的县市也在使用规范彝文，从地方到中央，与民语语言文字相关单位和学校也开设相应的彝文专业学科，用规范彝文出版的书籍已有上千部（册），全国发行的公开刊物和出版机构也有好几家。四川《民族》杂志彝文版，《凉山日报》彝文版，《凉山文学》彝文版，以及大小凉山各县市的县刊、校刊、民刊也应运而生，还有省、州、县市广播电台也是用规范彝文来传播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彝文输入法软件方面也发展的很不错。如：沙马拉彝文输入法，阿才彝文输入法、讯飞彝文输入法、彝家彝文输入法等等。用规范彝文书写的民族文化、音乐文化、自然文化、社会文化、民俗文化、毕摩文化以及文学作品已取得丰厚成绩，凉山彝族双语作家贾瓦盘加、阿蕾、阿牛木支、时长日黑、木帕古体、阿克鸠射、阿鲁夫基、贾巴甲哈、吉俄伍沙、沙马加甲等人的彝文作品已获得中国少数民族最高文学奖“骏马奖”和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奖。同时，这几年，用规范彝文翻译了《毕摩径书》、《梅葛》、《查姆》、《阿鲁举热》等彝文古籍，我也用规范彝文翻译了吉狄马加的长诗《裂开的星球》《迟到的挽歌》《应许之地》《献给吉勒布特黑绵羊的赞歌》等。从规范彝文创作成果和使用情况上完全可以证明，规范彝文是有利于推广彝族文学和彝族文化发展的。
至于“诺苏文学”是否能够代表彝族文学，这取决于定义和理解。诺苏文学是以“诺苏”（Nuosu）作为彝族的自称，这是围绕诺苏人的生活、故事、历史、文化、风俗、民间和传统创作的母语文学作品。可以说，在彝族文学中，诺苏文学的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展现了彝族人民的情感、历史和价值观。诺苏文学是彝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无法代表彝族文学的全部。彝族文学概念应该是指彝人用彝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和彝人用汉语创作的文学文学，以及其他民族用彝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彝族文化和彝族文学是丰富多样的，不同方言区和不同区域可能会有不同的文学形式和创作传统，我们应该尊重和保护这些多样性的民族文化。
阿哲鲁仇直：我们属于东部方言区域的威宁土语赫章次土语，而在整个黔西北地区，里面就存在着乌撒语和水西语以及芒部语等，不过小语系之间差别不是很大。东部方言的区间覆盖很广阔，云南昭通市、毕节市、六盘水市，这些地方的彝语都能交流。甚至凉山地区的阿都和史扎方言，有部分和东部方言是一样的，还有西昌市的部分彝语。
我曾对凉山不少地方做过粗略了解，比如十二生肖，比如传统的粮食作物，比如身体部位等等，这些的彝语称谓几乎是一致的。再结合凉山地区新彝文使用之前老彝文的存在，以及大毕摩阿苏拉则的历史存在，给人的感受就是，时间越往前推，语言的契合度越高。而我们的很多文化传承，无论是贵州黔西北地区的《阿说》《洛外》，还是云南滇南地区的《爱佐与爱莎》，楚雄地区的《梅葛》，都是历史传承的成就，就是凉山地区的《勒俄特依》，也是历史的结晶，而不是推行新彝族文字后的产物。
彝族有近千万人口，就凉山州，彝族人口就近三百万，和其他地区的彝族人口相比，占有集聚的、利于传播的区位优势，而这个优势，恰恰是文化发展的沃土。新文字推行的四十年来，在凉山地区是卓有成效的，比如新文字的普及，这无可厚非。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彝族文化，但要把这种新彝族文化传播到整个彝族群体中去，这是不可能的，最起码现在到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可能做到。
文学是有根的，是从一粒种子成长起来的。有作家说文学即人学，是的，人生之初，懵懂无知，只有通过慢慢的传承和沉淀，不断的学习和进步，才能站立于人之林，文学也是如此，没有传统继承的文学是无根的。
所谓“诺苏”，是可以代表彝族的，诺苏是具有代表性的彝族自称，这个不接受怀疑。我也曾看过一些彝学专家或彝学爱好者的管见，他们把彝族称为“诺苏”“尼苏”“那苏”等等若干，有的甚至以此展开大论特论，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其实，“诺苏”“尼苏”“那苏”等等现象的存在，不是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没必要荒废大把时间去研究，这些称谓只是因为方言不同导致的结果，仅此而已。在整个彝族群体里，自称诺苏的占大多数，所以，诺苏文学代表彝族文学是不应该被质疑的。
阿诺阿布：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彝族拥有的文献典籍是最为丰富的。这些详细记载和注解彝族文化知识的著述，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主要掌握在毕摩手里。这让彝族文化失去广大的群众基础，使得彝族文化的发展受到先天性的制约。当然，作为彝族知识阶层的代表，奠定彝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毕摩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的彝族专家学者为彝族文化作了大量的工作。《西南彝志》的横空出世及刘尧汉先生主编的多卷本《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大面积地加强了彝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汗牛充栋的彝文经典，对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等学者的学术架构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代专家学者，对彝族文化的研究也极大丰富了彝族文化。
然而近年来，我们虽然出版发行了大量彝文化著作，但是在学术界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拿刘尧汉先生的《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来说，尽管他翔实地考查推论出亚美裔人的前世今生，为人们作了精美的描述并为学者留下了大量想像的空间。但是由于缺乏DNA碳14之类的科技文化的辅助，其学说一直受到同行及拥有话语权者的怀疑和否定。尽管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条件和环境已经远远悠于刘尧汉时代，但是他在那个时代所碰到的问题，仍然横亘在我们面前。说白了，我们同样不具备解决的能力。缺少全球化的视野及对其它门类的科学知识的融会贯通，这是大部分彝族知识分子的软肋。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并至少必须从我们这一代解决。要保护彝族文化和实现彝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培养一大批能够打通彝文化与汉文化的专家学者，一大批能打通彝族文明与其它文明的专家学者。不足二十万字的《出非洲记》为什么让东西学者面面相觑而奉为圭皋？原因就是在于斯宾塞·韦尔斯大量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来证明其观点。
新彝文最大的痛点在于它割裂了传统彝文，它对彝族文化、彝族文学的推广是极其有限的，甚而是致命的。
3. 四川凉山规范彝文摈弃了一字多音、一音多字，看似规范了，但你是否觉得失去了诗歌内在的歧义、一词多义、谐音等诗人惯用的修辞途径？你在母语写作或双语写作中感到的最大乐趣是什么？这个新彝文方案是否能表达出你所有想表达的深层含义、隐喻、情感、情绪、语气、语调等一切你想通过文字表达的诗意？819个新彝文字是否足够用来写出当代诗的复杂性？
依乌：新的彝文规范方案并不影响叙事和表达，这819个彝文字，于我而言是够用的，再复杂的情绪都能应付。那些说不够用的人，诗也有可能写得并不咋的。
拉玛伊佐：如果您有阅读过彝文诗歌优秀实践者的作品，您也许会打消这个念头。
根据我的写作经验，彝文一定可以表达我想要的诗意。
英文不就也只有26个字母吗？既然彝文是向表音化发展中的文字了，那么加上次高调符号，规范彝文共有1165个，已经足够表达任何我想要表达的诗意和非诗意之物。
能否表达当代社会的复杂性本质上不由彝文决定，由当代操持彝文创造和观察的人决定。
童七：我对凉山彝族不了解。
阿库乌雾：我的彝文现代诗集《冬天的河流》和彝文散文诗集《虎迹》可以非常具体的回答明迪上面提出的系列问题……（其中有部分诗歌已经翻译成英文……）
普驰达岭：凉山规范彝文有它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如便于书写，笔画少，利于排版、印刷。看似 规范便捷，但由此也丢弃了彝族先祖传承千年的历史文脉与文化信息。无论在修辞表达上，还是 文字表达的审美意蓄上，很难跟彝族传统文字的功能相媲美。819 个新彝文字，再加上越来越多 的汉语借词（包括网络新词术语等），很难想象新规范彝文是否能够承载彝族作家文学厚重的历 史文脉与时代发展的生命力。
马海吃吉：在文学创作中，语言和词汇只是表达的工具，真正的诗意在于诗人对生活、情感和人生的独立思考和感悟。无论是哪种语言，都可以成为诗人表达诗意的媒介。彝文诗人如何用丰富的词语来表达诗意，最关键的还是看诗人的彝文文化水平，以及读者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和欣赏。诗人的彝文基础扎实、文字功底深厚，认知度高、领悟性强、用词丰富、表达准确的，他们的彝文作品也有广度、深度和高度的。四川凉山规范彝文是摈弃了一字多音、一音多字的特点，但它有一部分词汇是保留着一字多义的，也有外来语言的谐音词，所以我没有觉得它失去了诗歌内在的歧义、一词多义、谐音等诗人惯用的修辞途径。
在我的双语写作当中，最大的乐趣是能够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语言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想。我从小学就学习规范彝文，已近有三十年了，我是可以用规范彝文来表达我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的。我相信，如果你也像我一样从小就接受规范彝文教学的话，也可以用它来表达更深层含义、隐喻、情感、情绪、语气、语调等一切你想通过文字来表达的诗意，并会表现地淋漓尽致。
由于彝语方言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在使用规范彝文来创作时，你只用了“819”个字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要用这一整套的规范彝文1165个字是可以的。准确地说，“规范彝文”不是只有819个字，规范彝文这一套文字共有1165个字，其中包含了一个替音符号“ꀕ”和带有次高调的345个字，这部分字运用在文章中是有具体意义的，如果被忽略了345个次高调字和1个替音字符就不是一套完整的，文字不完整，文章必有缺陷。语言的规范化可以提供一种共同的语言框架，但不应该成为创作和表达的限制。对于规范彝文，我也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利弊和不足之处，但是你只要掌握了完整的规范彝文1165个字是足以写出当代诗的复杂性的。
阿哲鲁仇直：对于新彝文我是不懂的，也无从知道它能不能表达出作者的深层含义，不过对于已经习惯了用新彝文创作的彝族诗人们来说，假若叫他们舍弃掉新彝文而从新拜入老彝文门下，或许，那才是对他们的伤害。
阿诺阿布：我们知道，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稳固性和民族性。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家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语言成为创造国家一统的工具。政府通过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形成一统的国家文化……英语的发展，是以牺牲凯尔特语为前提。”社会分工日趋精细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作为劳动成果的语言，一步步走上被同化和变异之路。可以这么说，语言成于交流，也败于交流。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语言的民族性就越低。当山坡上的彝人赶着牛羊下到城镇交易的时候，其母语的厚墙无可回避地受到了剥离。但是，或者可以这么说，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汉语进入彝族语言系统仅仅是个别现象。当大大小小的彝族知识分子开始吟唱“关关雎鸠，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始琢磨“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彝族文化的磐石就无可避免地开始松动。一方面，我们为远赴日本的余达父⒄能用汉语熟练地写出“求师过海参新理，愍国回帆想大同”这样的诗句感到兴奋，另一方面，我们为一唱三叹的彝族三段诗不再产生“有月亮的晚上，走路不要打火把，打火把月亮会伤心的”这样直逼心灵的作品感到羞惭和焦虑。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彝族语言文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发展到了最后的临界点。当人们陶醉于距今六千至五千年的半坡刻画符号，距今四千六百年至四千三百年的巴蜀图文，距今三千五百年至三千二百年的殷周甲骨文的时候，远在八千多年前，彝族先祖已经掌握了成熟的古彝文字。
就语言而言，摈弃了一字多音、一音多字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诗歌的复杂性，并不是由文字的多少界定。汉语常用字，也就两千来个。
4. 云南规范彝文（表意表音结合）也没有推广起来，云南、贵州、广西在使用古彝文，练习古彝文书法，为什么彝族母语写作成为凉山独角戏？你觉得是否可以在古彝文基础上“规范”出一种现代彝文，使不同方言地区的彝族都可以书写？比如参照汉字六书、偏旁部首、合体字等等，我觉得彝文没有偏旁部首，就像一只鸟没有双翼一样，你觉得呢？
依乌：对于类似的问题，我持悲观的态度。所以希望各地区的文字工作者尽量把各地区的彝文现状保持好就行了，先不要考虑以后那些有的没的。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我觉得可以不用文字，我们可以继续回到口头传统，像古时候那样，所有的文本都藏在我们的脑袋里，通过口头传承，代代相传。只要不落在纸上，就不会示人以柄。我们现在太依赖与纸张和电脑了，万一失去这些，我们又该保留这些文化遗存呢，所以我觉得还是口头传统最保险。
拉玛伊佐：我认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凉山抓住了机会。这是当时的学者和精英，勇于面向变革的结果，这是一代人有远见的结果，也是彝族人民整体选择的结果。【明迪回复：819是汉族学者制定的拉丁化方案无法推行之后又抛出的一个换汤不换药的表音方案，什么时候成了“彝族人民整体选择的结果”？】
我认为超方言的彝文是可能的，因为彝文在历史有可能就是超方言的。
对于彝文有没有偏旁部首，语言学者之间仍存在争议，作为学术命题可以讨论，但它不影响我的诗歌创作。
童七：或许是因为凉山彝族族群庞大吧……具体情况不晓得。我受到的汉文化影响更多，我不认为规范出一种新的文字有利于地方文化的发展，语言和文字的隔绝本质上也是文化的隔绝不是吗？语言的本质是思维，如果参照汉字的造字法，那不就是自欺欺人？那样产生的彝文字和汉语思维产生本质的区别吗？
阿库乌雾：（1）新中国建立之初，以“整合”和“切分”的主要方式，完成了民族识别和民族划分的历史使命。新中国实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特殊政策”，经过几十年的人口发展，彝族实际人口超过千万，而且地域分布广，支系庞杂，方言土语众多（目前分为六大方言）。（2）1980年国务院颁发的“彝文规范方案”是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喜德县（什扎）语音为标准音的，目前在四川从小学到博士都是打通的，对四川彝区当代双语教育和人才培养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3）云南、贵州、广西彝族聚集地区的彝语更多属于“自然保护”状态，国家或当地政府的“双语教育”有局限，但是云贵的古彝文典籍保存非常丰富，云贵两省对彝文古籍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就巨大。（4）“表意文字表音化”的“规范彝文”实行了40多年，不可能再“修改”的，“彝文”作为人类文明的符号体系只有一种，不可能有两种彝文（所谓新旧），“规范彝文”不是“新彝文”。（5）当然，语言文字的规范方案不可能“十全十美”，中国彝语文界既要高度重视彝文古籍的搜集、整理、翻译和传承，又要高度重视国家“规范彝文”的教育传承，实现彝语文叙事和抒情方式的“现代化”，目前的做法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做法……顺便说一句，在我看来，“鸟的双翼”不是“鸟”的“偏旁部首”，而是“鸟”完整生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类文明表述方式中的文字符号系统不是都需要“偏旁部首”或“双翼”的……
普驰达岭：文字有文字的属性。任何文字的规范都必须遵循文字的固有属性。云南、贵州有关部 门对各省的彝族传统文字都曾进行过规范，只不过规范的程度和规模没有形成共识，没有达成统 一规范，各走各的路子而已。如此就形成了很多难统一的问题。关于彝文的规范问题，不少学者 也曾作过不少努力，如沙马拉毅统领的四省《彝文通用字典》，但出版后使用的效果不佳。作为 很专业的我去读这本《彝文通用字典》都处于一种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的状态，那更难说没有 经过系统训练的其他更多的读者了，表面上看起来是可以“通用”，实际上是很难“通用”起来。我想对一种古老文字的统一规范，必须遵循文字的属性，人为去操作文字的取舍，不作全盘考量，很难达成规范文字“通用”的夙愿。彝族传统彝文还是有偏旁的，架构上也分上下，前 后，左右，内外（里外）等。古老文字之所以古老，是因为每一个文字的偏旁部首都承载着厚重的民族审美与历史文化信息与内涵，有些字的偏旁可以减，有些文字的偏旁是不能减化的。若人为地减化它，原生文字固有的文脉根脉自然就丢失了，其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就流失了，人为减化字体结构，其所形成的后果，付出的代价是很难恢复的。
马海吃吉：一种文字能否被推广使用，主要取决于它的价值与作用，以及彝族社群的需求应用、教育和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同时，也应充分尊重少数民族自主选择的权利，并维护和发扬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多样性。而关于彝族地区对彝文的使用和推广情况，目前，我了解到的是“四川规范彝文”的推广使用是最好的，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用。
据了解，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仍然使用古彝文，的确也有人在练习古彝文书法，但是规模不大，用者不多，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前辈，好像也没有系统地学习与传承，这样下去可能会面临断层。那么为什么现代母语写作在凉山成为独角戏？可能是凉山使用的彝文是规范彝文，当然也可能涉及到政策推动、文化传承、社会发展和教育意识等方面的多种因素。凉山母语写作态势很好，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之中，我相信，以后也会继续发展下去的。
而关于是否可以在古彝文基础上规范出一种新彝文，以便不同方言地区的彝族都可以书写，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讨和思考，通过老一辈的实践经验和成就告诉我们，这个想法是可行的，现在四川使用的规范彝文就是根据古彝文基础上规范出来的，我想前辈们在彝文规范时，也是参照其他文字的发展历程，如汉字的形成过程，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汉字的演变也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规范，在这个过程中，偏旁部首的引入可以说是让汉字形成一种系统而丰富的构造和表达方式，规范彝文也如此，规范之后就有拼音和偏旁部首了，这样的彝文也可以丰富彝文的表达能力和书写系统，而古彝文是没有偏旁的。
如果再从没有偏旁部首的古彝文基础上规范出一种“新彝文”，这可能需要相关专家和彝族语言学者的研究和努力，结合当代的语言需求和创作实践，推动彝文的发展和规范，才能让不同方言地区的彝族都能够使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平衡保留传统彝文的独特性和文化内涵，并确保“新彝文”的规范化和推广能够得到当地彝族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这需要广泛的讨论和协商，以确保新彝文的规范方案能够兼顾传统和现代的需求，同时满足不同地区的彝族的实际情况和文化差异。推动彝文的规范化和发展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共同的合作。目的是为了继承和传承彝族文化的同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并使彝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应用和传播。
但以目前社会发展状况和人类接受语言方向上看，再规范一套“新彝文”来统一使用是不大可能了。现代彝区人接受外来文化的居多，对自己母语文化重视程度越来越薄弱。如果非要再规范一套，那也从现有的四川规范彝文基础上加以规范，填补规范彝文的不足，加上云贵川能规范统一部分字符，不然，如果丢弃现有的规范彝文而重新规范一套“新彝文”是行不通的，也很不现实的，更难以推广使用的。
阿哲鲁仇直：凉山州在上世纪初向国务院报批方案，直至批复使用，以历时四十余年，似乎正方兴未艾，毕竟有着进三百万的受体，这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当然，从整个彝的地域态势来看，还有三百万和一千万之比，的确是有些“独角戏”的孤单，细致追溯，也有其存在的历史使命。
倘若，在古彝文的基础上“规范”出一种现代彝文，我想是值得期待的。虽然目前已经出来了《通用彝文字典》，这部书也倾注了三省两区彝学专家的大量心血，但反应平平，应该说并没有达到学者们的先期目标，因而，“规范”一种新的，能够被大多数彝族人接受的现代彝文，是大有空间的。至于是不是继续秉承形意造字，还是适当是吸收一些表声造字？亦或是吸取汉字的“六书、偏旁、合体”等方式，也未必不可，想有所发展，就要有所变革，这是铁律。但也不可能一味的追求某一方面，从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合，才具动力，也才有活力。
阿诺阿布：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有文字的，另一种是没有文字的。彝族属于前一种。而在彝族内部，我们就有两种不同的书写系统。其一为老彝文，也就是传统彝文。浩若烟海的彝文典籍均由老彝文书写。其二为新彝文，一九五七年专家学者遵从领导意思，从成千上万个文字中挑出八百一十九个彝文字符来训化大众。当年专家学者举世罕见的慷慨大方，以及他们举世无双的归纳能力，不由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今世上，具有两种文字书写系统的民族，我想彝族是理所当然的老大。夹杂着某种国家主义及功利主义宰割传统彝文的行径，今天再去追究，意义已不大。然而，这不等于我们不进行反思，或者说不可以推倒从来。我们国家也曾经举国之力推行第三套简化字，期望点横竖撇捺的汉字走上拼音化字母化的国际道路，短短几年，也就成为历史的垃圾，甚至作为民族的愚昧留在历史的深渊。
有好事者统计，互联网上的信息流，英文占百分之九十七，法文占百分之二，中文还好，占了千分之几，算是保了气节。由此看出，彝族语言文字的问题，迫在眉睫。彝族文字的衰落，不在于新文化运动，不在于文化大革命，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它天生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在于新老彝文的人为分裂。用外地的多样性掩盖内部的支离破碎，以牺牲彝族文化的人性和神性为代价，这不仅是耻辱而是犯罪。如果文字统一不了，仍然是各自为阵，各种版本的彝汉字典，彝英字典、编码系统出现得越多，我们越是容易迷失，容易自我崩溃。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相当于在黑暗中远征。我们越是努力，对彝族文化的毁坏就越大。
彝族文字，有着它内在的逻辑，不可能用汉字的偏旁部首造字法来作为彝族文字的尺度和标准，英文同样没有偏旁部首。
5. 文字改革势必会继续下去，要么全音素话，要么保留已经留存下来的象形、表意、假借部分。如果有一天又回到意音并用，你认为这40年的凉山彝文创作是否会成为废纸一堆？
依乌：不会，只有在失去母语和文字的时候，过去的文本才会成为文物 。或者说，只有一种文字被允许存在，而其他文字都不准使用的时候，我才会感到恐怖和愤怒。但同时也会充满希冀，因为物极必反。
拉玛伊佐：我认为现在所使用的规范彝文也不全然是表音的，只是说它的发展方向是向表音化发展的。另外，我想说的是规范彝文还是彝文，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是用彝文写作，只要彝文还足够表达彝人的命运和情感，这些创作就不会成为废纸。
童七：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英语是世界上使用国家最多的语言，那么汉语古诗就是废纸一堆了？【明迪回复：我的问题涉及新老彝文和彝文改革。汉字和英文是不同的符号体系，英文普及或衰败都不会直接影响汉语古诗，更何况汉字古今打通，汉语古诗仍有生命力。】
阿库乌雾：彝文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多得的“自源文字”符号系统，彝文的创制和存在应该成为“人的存在”的某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理由，拥有彝文的国家、地区和人群，是在人类文明史上有重要贡献或特殊贡献的国家、地区和人群……彝文可以被“终止”，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探索与实践及其成果永远不会成为“废纸”，如果“地球爆炸”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普驰达岭：彝族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的，但怎么改才能符合彝族文字的历史与演变，这就需要四 省区的彝族学者坐下来认真讨论和商讨，最终达成折中的共识方案。整体上，彝族传统文字承传 了象形及音意结合的主要特点。对于彝族文字走全音素的路子是十分不现实的，因为拉丁化的路 子上个世纪 70 年代就尝试过，早已流产，宣告失败，此路不通，要另寻新径。我想让彝族传统文字改革的步伐向前迈进，无法脱离音意结合的路子。彝族传统文字固有承载的厚重文化的文字特性，若文字改革离开这个固有的厚重的特点，又会回到徘徊不前的老路上，也就很难看到彝族文字早日统一的曙光了。
马海吃吉：关于文字改革和彝文发展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文字改革是一个持续演变的过程。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对文字的需求和认知也在不断变化。文字的形式和用途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因此，文字改革是正常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文字改革的过程中，一些传统文字可能会被改革或淘汰，而新的文字形式则会应运而生。但是不管怎么改革，彝文改革成全音素语应该是不大可能了，我们目前使用的彝文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科学性和规范性。
其次，如果将彝文回到意音并用，使得彝文字形发生重大变化，那么过去的创作可能需要进行一定的改动或重新理解。 但是，对于凉山来说，这个“假设”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并不意味着过去40多年的创作会成为废纸一堆，因为历史和文化的积累都是有价值的，它们代表着一个时代和一种文化的独特魅力。即便文字形式改变了，过去的创作仍然可以作为历史和文化遗产得到保留和传承。如同现在的古彝文，虽然使用者寥寥无几，但是祖先们用古彝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现在依旧有学习价值、研究价值与收藏价值。
阿哲鲁仇直：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这个角色不可或缺，采用全音素化也好，半音素化也罢，只要立足点坚实，定位准确，便于运用，直达认知心核，即为合理。就目前来说，凉山地区立足于新彝文的母语诗歌创作，这个也有他的地域性支撑，毕竟新彝文在凉山地区推广使用了几十年，不能否认已经有了一定的沉淀。文字更大的功效在于思想表达，不论是表意还是表音，只要沉淀了一定的时间，就会有存在的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凉山的很多母语诗人，他们从认识新文字到运用新文字创作，一定是和本身口口相传的母语做了一番契合度的打磨的。当然，在凉山地区，也有相当部分人在支持着老文字，如艾潸阿苏写的《坚决抵制一字一音的完全表音的彝文方案》一文，就是个例子。
不过，假如纯粹的把老文字舍弃掉，而全盘推用新文字，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我们一边说我们的文化多么久远，多么古老，一边又用新的文字进行社会交往和思想表达，用实际行动来否定了老文字的存在，到将来100年以后200年以后，那时候人们会怎么看呢？假如老文字的相关信息，一丝一毫没有传承下去，那对彝族历史文字的断代不是出大问题了？也许人们会说，彝族的文字是1981年才创造推广使用的，如若真的有那么一天，一定会让所有彝人伤心的。
凉山新彝文四十年，是不平凡的四十年，哪怕将来被全盘否定，那也是曾经实实在在的存在。在这里，我想借改诗人王夫刚评判好诗的四要素准则“适度的幽默，掘进的智慧，传统的继承，娴熟的文字。”为“适度的宽松，掘进的智慧，传统的继承，娴熟的手法。”并以此为将来彝族文字改革发展的寄望。
阿诺阿布：今天，我们回顾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都是从其最外在的表现——仪式、歌谣、文献典籍入手。通过具体的一个词一个物的复原或复活，得以窥探出诸多游离在所谓常识以外的历史文化。这也就是为什么灿若星辰的古埃及文明凸现于一件干巴巴的木乃伊，波澜壮阔的黄河文明出彩于半坡一块小小陶片。摩尔根曾经语重心长地表白：“既然我们已经有把握地说人类在地球上已生存了长久的年代，那么想对人类几十万年或更长一些年代中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解，那种好奇心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通过一种特别的交换制度——库拉，认识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文化；J·G·弗雷泽通过意大利一种祭司职位的奇特规定从而对巫术的由来与发展给出了最为准确的答案；刘尧汉通过太阳历演译文明中国的彝族文化——这类例子枚不胜举。也正是人类对其自身文化的不断探索和创造，文明才得以在一代又一代的反思、判断、展望中存在和发展。
书同文，这是一个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根本。凉山的今天，表面上新彝文大有用武之地，但用长远的历史眼光，它是十分危险的。据我个人了解，云南、贵州、四川的一些领导和毕摩，以及部分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70后80后，他们对1989年，1998年所制定和通过的规范彝文并不完全接受。有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是，规范彝文活生生地切割了语言历史。原本是日常生活的传统彝文，成为只有少数专家掌握的一种技能。历史的经验表明，其最终结果往往是：专家掌握→束之高阁→消失。可以这么说，小语种的消亡，将会导致通用语言的苍白并使之最终枯萎。【明迪回复，对比此文 https://zhuanlan.zhihu.com/p/185065567 ：“四省彝文专家齐聚昆明历时五年共同整理规范了彝文，其成果是1996年出版的《滇川黔桂彝文字典》。这本字典共收录彝文2600余字，这本字典的出版标志着彝文在历史上实现了初步统一。而2016年滇川黔桂彝文协助组委托陈英老先生在《滇川黔桂彝文字典》基础上补充义项和彝文字，增订成《通用彝文字典》。此字典共收录彝文4118字，已经完全能够满足彝文的使用需求。此字典的出版标志着彝文在理论上实现了统一，但是在现实层面由于表音文字819干扰及各地推广使用不到位，彝文依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还需要核实一下。】
6. 一种新的语言文字诞生，往往会带来一场诗学革命，出现大诗人，大文学家，彝族文学和彝族文字正走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你认为理想的现代彝文是什么样子？你认为伟大的彝族诗歌是什么样子？
依乌：我认为理想的现代彝文就是回到古彝文，云贵川桂都一样。我认为伟大的彝族诗歌就是多写人，少写神；多说人话，少神神叨叨。不摇旗呐喊，不煽风点火，不拍马溜须。
拉玛伊佐：我认为理想的现代彝文是开放和面向未来的，同时也是背靠彝文自身历史传统的。我认为属于祖先的彝族伟大的诗歌在历史上产生过那是《勒俄》《玛牧》《梅葛》《查姆》《彝族诗文论》……但属于子孙的彝族伟大诗歌尚未诞生。但我想伟大的彝族诗歌纵使有众多特征，那有一点一定是确定的，那就是它与那个创造它的彝族诗人所具有的人格的同构性，与彝文命运的同构性，与彝族人民的历史和命运的同构性。
童七：再次强调，我坚持汉语写作，我坚持民族融合，我坚持认为不可固守任何一种文化而不做任何创新，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过彝文化的影响，我在写作过程中也在坚持挖掘彝族素材。彝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去实现现代性的书写，一个族群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会直接影响它们的文学创作，历史给出过伟大诗歌的答案，比如杜甫，比如李白。
阿库乌雾：彝文是世界公认的“六大古文字”之一，不是新的文字。【明迪回复：古彝文和凉山规范彝文是两码事，古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凉山规范彝文诞生于1974年，1980年推行，只有40多年历史。】 彝文拥有《勒俄》《玛牧》《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天地祖先歌》《红白杜鹃》《支格阿鲁》《彝族诗文论》等等……传世经典。当代彝文文学能否出现大诗人、大文学家不完全是来自彝族语言文字和彝族文学家的个人“天赋”，而是受新的时代、历史、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毫无疑问，保护、传承、发展好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字的文明史，是对世界、对人类的未来历史的担当，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格萨尔》《江格尔》《玛拉斯》不应该是中国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字中国文学史的终结，而是中国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字文明史为人类创造的特殊贡献……
普驰达岭：动物靠进化，人类靠文化。人区别于动物的一显著标志是语言。有了语言，才有文字，有了文字才有文献。语言作为人类文明文化多样性的载体，人类智慧才得以传承和发展。可以说语言让人类拥有挽留过往历史狼烟的时光，文字让人类拥有了捕捞文明，书写记忆的思想武 器。统一的文字才能释放强大文学创作与审美力量。我们知道彝族是诗的民族，在彝族历史上， 若没有出现过一定区域内基本通用或统一的古彝文，那么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古代诗学 很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得了那么高的诗学成就，如诗学先贤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和女诗人 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等。彝族是有着深厚的诗歌传统的古老民族，世界上像彝族有这么多史 诗的民族是不多见的。彝族现存的史诗中，仅创世史诗就有十几部，比如《勒俄特伊》《梅葛》 《阿细的先基》。彝族还有很多抒情长诗，这在世界民族诗歌发展史上都很少见。在彝族漫长的 历史中，不论是书写其哲学，或是书写其人文科学的著作，都是用诗的方式来表达，像有名的 《西南彝志》，就是彝族很重要的历史典籍。在漫漫岁月长河流转中，这些厚实的彝文文献以古 老文化滋养与熏陶了一代代彝人，诗性的因子得以代代衍承，走出无数的彝族墨人骚客。如此来 说，文字的统一，是产生伟大文学作品的重要前提，试想，若没有当年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及“度量”的统一壮举，中华千年的文脉得以生生不息地繁荣和发展，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同理，若没有统一文字环境下彝族作家文学的文本创作与呈现，就很难看到彝族文学群星璀璨的未来时空。
马海吃吉：对于理想的现代彝文，它可能是一个能够充分表达彝族文化、思想和情感的文字系统。要具备清晰的书写规则和丰富的表达方式，以便更好地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扩充词汇量、规范语法结构、建立统一的拼音、偏旁部首或音标系统，字义深刻，意思明了，易学、易记、易写、易用的文字。
至于什么样的诗歌才是伟大的彝族诗歌？我认为，它能体现了彝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思想深度，以及富有感染力的情感表达，与民族文化相融合，同时又具有普遍的人类性和地域性，能够触动和启迪读者。诗歌可以是对自然、对生活、对历史、对传统、对民俗等的表达和诠释，拥有优美的韵律和押韵，生动的意象与比喻。当然，伟大的彝族诗歌也是多样的，它可以有不同的风格和主题，既有抒情的，也有叙事的，还有抽象的或象征的。每一首诗歌都可能反映着不同的创作者的个性和生命体验，同时也与彝族文化和历史紧密相连，创造出更加丰富多样的彝族文学和表达方式;彝族诗歌厚重的意蕴与独特的风格,既彰显了彝族诗人别具特色的表达方式,也丰富了彝族诗歌的多元内涵,诠释了彝族诗歌普遍意义与价值。伟大的彝族诗歌要影响一代或几代人，让后人铭记与永久传诵。譬如，彝族古代文学中，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彝族宗教史诗《毕摩特依》，彝族教育史诗《玛牧特依》，彝族爱情叙事长诗《阿诗玛》与《阿莫尼惹》，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以及当代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自画像》《迟到的挽歌》《应许之地》《献给吉勒布特黑绵羊的赞歌》，阿库乌雾的《招魂》，莫色日吉的《黑皮肤》等等，这些也是伟大的彝族诗歌。
阿哲鲁仇直：在新老文字的争斗战中，我认为遵从老的发展新的，要有所兼顾。代表四省一区的《通用彝文字典》，就目前来说，应该算是初步的一个最好回答。
一种新的语言文字诞生，往往会经历一种阵痛。在当今新老彝文并存的时代，争论一直不断，有保老的，有挺新的，有老新和同的，这便是文字新生命诞生的前兆。就我个人而言，现代彝文应该有谦谦君子的形态，有姣好女子的美好，兼具传统和智慧，传统以立骨，智慧以容量，谦谦以塑形，姣好以显貌，这就是我心底的理想彝文。而于伟大的彝族诗歌，首先，作品要富有民族性，最重要的是要有时代的痛感和批判精神，还要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这样的作品，才能称之为伟大。
阿诺阿布：在各种伪文化泛滥成灾的今天，克服语言、文化障碍，从整个人类的文明着眼，正视并积极掌握和运用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有意识地梳理彝族文化同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高屋建瓴地从全球视野下解读彝族文化，努力将彝族的习惯、信仰、价值观上升为民族意志，铸造民族性格，从而完成彝族文化新的战略部署，是我们每一个彝族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同时也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作为一个彝族知识分子所必须恪守的文化立场。
当务之急是创造和掌握新的认同机会，利用全球化浪潮，先在彝族内部实现文化共识。具体言之，通过我们还没有泯灭的文化自觉，首先在彝族内部实现文字统一，然后才有可能谈彝族文化的统一，才有可能与全球化分庭抗礼，才有可能在这场文化危机之中完成我们优美而艰难的转身。
古老的彝族文化并没有完全将我们抛弃，它仍然躲藏在各个地方的图书馆，它仍然游荡在哀劳山、乌蒙山、大小凉山之间，它仍然守候在老毕摩干裂的嘴唇背后。上个世纪，我们错过了彝族文化高度统一的黄金时代，今天，是时候了，是我们重新找回那段一度失落的文明，是我们实现光荣与梦想的时候了。
所以，在我看来，理想的现代彝文，她应该是对传统彝文的继承和修正。曾经一度灭绝的希伯来文，在埃利泽·本·耶胡达几个知识分子不懈努力之下得以恢复。我们，为什么不呢？
至于您所说的彝族诗歌，我个人认为，如果仅仅理解为用彝文写出的诗歌，就是彝族诗歌，那是肤浅的。
意大利诗人维尔码·克斯坦蒂尼说，个体意识可以逐步改变思想，我认为，群体的意识集中、升华到一定程度，才会创造出伟大的诗歌。而真正意义上的彝族诗歌，应该是去掉彝族两个字之后，它仍然以诗歌的方式存在的诗歌。今天我们读桑戈尔，读保罗·策兰，他们的黑人身份，犹太人身份并不重要。
7. 你自己的诗歌创作是使用的什么文字？用汉语构思还是彝语构思？哪一种语言和文字使用起来更有助于实现你的诗歌美学理想？
依乌：我目前使用的是汉语和汉字，用双语构思，用汉字书写。还谈不上诗歌美学，也不谈。一谈美学就必死无疑，因为那很功利和自命不凡。如果有一天不准我使用母语写作和表达了，我反而想开始写我的第一部母语诗集。不指望它出版，就想每天念给那些行将老去的族人，像一首一首的挽歌。
拉玛伊佐：我使用彝文也使用汉语。我写作经验就是，在我意识的天空出现彝语的声音，我就记录下彝文，出现汉语我就记录下汉字。诗歌的美学目标可能存在分歧和差异，因此彝汉两种语言在内在的，在细部的美学理想和目标也是有差异的。
童七：汉语。我用汉语呈现彝文化因素。
阿库乌雾：彝文诗歌和汉文诗歌我都在写，都写得不好，我写诗歌就是想通过写诗把我与生俱来的这“两种母语”学好、悟透，用这两种语言文字把“生命”理解得深刻一些而已，诗歌美学上的有意识无意识的追求大概与我对这两种母语的理解、融通和超越能力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吧！
普驰达岭：我自己的诗歌创作基本都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创作构思上是随性的，有时用 汉语思维，有时用彝语思维，二者文化因子（元素）在我创作过程中得以相辅相成，共生共长， 得以两种文化的滋养使我的创作审美和构思切换自如。用母语文字创作我几乎没有，但是在创作 中彝文文献所承载的丰厚的文化，悠久的历史文脉时刻滋养着我的文字内涵和所呈现的诗歌文 本。让我得以穿行在古老母语文本和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文化的熏陶中受益而笔耕不辍。
马海吃吉：我也是规范彝文的使用者和践行者，我的文学创作、文学翻译，以及我的本职工作新闻报道（采写、翻译、编辑）用的是彝汉双语，也是用彝汉双语来一起构思的，用哪种文字创作就用哪种语言构思，用彝文创作就用彝语构思，用汉文创作就有汉语构思，也有两种语言文字一起进行互相交换着构思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是用的是彝语来构思，彝语是我第一母语，使用第一母语进行构思可能会让我更接近文化根源和思维方式，并且能够更好地表达彝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情感体验。对我来说，当然是彝文字使用起来更有助于实现我诗歌美学理想。
阿哲鲁仇直：我生长在一个彝族大寨子里，记得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都说不了汉语，老师是用不怎么契合课本的彝语来教我们的。不过，从喜欢上诗歌创作开始，我便用通用汉字创作。至于作品的构思，脑袋里肯定是满满的母语环境，只是付诸笔端的时候，那些思想都变成了汉字而已。
在文学创作上，无论是用汉字还是少数民族文字，文字只是一个形式，关键在于思维。而于诗歌美学，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在于一词一句的惊艳，而在于诗歌工程完成后的整体效果，我一直是这些想的。的确，文字就那么多个，大家都在用，几乎不可能为了创作而创字。重点在于，用普通的文字，创作优秀的篇章。所谓陈字见新，平字见奇。
阿诺阿布：文学创作我使用的是汉语。
8. 彝汉同源，现代人因迁徙和隔离而分化成不同的民族和语言，经过长期发展和变迁，而互相陌异，形成独特的文化和符号体系，你从古文明古文字古文学中获得过什么创作灵感？请举例；如何转化为更接地气的当下诗歌？
依乌：我特别喜欢粤语歌词。如果当初普通话选择的不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而是岭南方言的话，不知道有多好，至少我们都会变得更为儒雅一些。举例我就不举了，就当我是个不举之人。
拉玛伊佐：彝汉同源论只是有关彝族族源数种学说中的一种，至今尚无定论。我想，从原型意义上来说，那些在彝族史诗中的透露出来的对有关人类重要命题的解答方式、语言艺术的呈现方式、意向的密码等都是我获取的重要灵感。譬如我采撷彝文典籍《指路经》的意向和意思，结合我在美国留学时候的感受写的诗句“我向着与《指路经》相反的方向，进行一次辽阔的迁徙”。
童七：我从史诗和民族文学中获得过很多写作灵感，并且尝试将之进行转化成现代诗歌。
阿库乌雾：客观而论，彝语和汉语的口头文明的“大传统”，这两股精神脉络都应该说对我的审美观、价值观有不可替代的影响，而彝语和汉语都是有文字书写文明的“小传统”，这个双语双文的书写文明传统对我形成了潜移默化的人文塑造的精神资源和文化力量。尽自己所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之后是否“同源异流”已经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我在这样的文化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创新思想、创新精神和创新成果，不论用彝语文或用汉语文，我的使命与责任就是：以诗歌的方式探索个体生命所能担当的人文创新的有效路径与方法……彝族古代诗学理论家举奢者、阿迈妮们的《彝族诗文论》《彝语诗律论》等与《文心雕龙》《文赋》《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有很多诗歌美学理论与主张是共通的，但是其表述方式、路径和结果都是有差异的……
普驰达岭：从本质上说，人类也是不断迁徙和融合的动物。就中华文明历史而言，汉彝同源是个 不争的事实。彝族汉族都是根脉相连的。就像人类的语言谱系树，都是根脉相通，枝叶相连。文 化的魅力就在于多元共生，美美与共。独立于空气之外的物种是不存在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文化的相辅相荣相生，这是人类不断进步于繁荣的真谛。文明的传承性，文化的共生性是人类进步的前提。文明的连续性，文化的共荣共生性，是任何一个作家汲取创作灵感和创作文脉的源泉。正是这种认知，才使我的创作能够在古文字文献中得到丰厚的滋养，使我的诗歌和创作文本更具有生命力和厚重感。故此，国际诗歌交流最重视诗歌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背景，看重诗人的文化身份。每个诗人都有一个个体身份。没有诗人是生活在真空中的。诗人必然有一个随降生而来的生存和文化背景。诗人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变成诗歌，成为语言的晶体。诗人有独立的写作立场，诗歌应该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符号或精神符号。一个诗人的作品要具有人类的共同性，才能能唤起读者的某种情绪、想象或感情，引起共鸣。
马海吃吉：我对古文字和古文学不知，只是粗略地了解了一些古彝文和古彝文学。古彝文字历史悠久，在彝族社会中使用了很长时间了，也记录了彝族的语言、文化、历史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古彝文学包罗万象。我只是简单地从“毕摩经文”方面说一点感受吧，我一直认为，彝族毕摩经文就是古彝文学，彝族毕摩语言也是文学语言，老版本的彝族毕摩经书都是古彝文写得，从右到左读，从里向外翻。彝族毕摩在祭祀活动中所念唱的经文有很多都属于各种天文地理、指路经、家谱族源、民间歌谣、史诗及神话传说故事，整理出来就是一篇篇好的文学作品。这些经文的语言简炼，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富于感染力，读起来琅琅上口。这些文学作品以朴实的语言风格和丰富的想象力展示了彝族人民的智慧、情感和价值观念，也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对我个人而言，好像也没有从古文字和古文学中获得过什么很明显的创作灵感。但是你这个问题对我触动比较大，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在古文学之一的彝族毕摩文化中寻找一种不一样的文化符号，当我想到这个题材时时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过一些充满诗意的语句，不知道这算不算创作灵感？我是想以现代诗歌形式把这博大精深的彝族毕摩文化给展现出来，但我蠢蠢欲动，却一直未动，只已有腹稿，尚未成文。
然而如何把古彝文学转化为更接地气的当下诗歌？我认为，目前最好的方式是先把古彝文翻译成规范彝文，再从规范彝文翻译成汉文，或者先把古彝文翻译成汉文再翻译成规范彝文。只有先把文字翻译出来，让学者读懂古彝文学原文本意，再以现代诗歌形式以古彝文学为创作背景素材进行创作，比如阿库乌雾的《招魂》是从古彝诗学中的毕摩语言转化为当下诗歌的，把毕摩文化表现淋漓尽致，诗歌生动活泼、自然流畅、贴近生活，具有鲜明的民族情怀和浓郁的彝族毕摩神性色彩，可能这样的作品才能进一步挖掘更有价值的古彝诗学文化。但愿趁现在还有部分专家学者读懂古彝文时赶紧把古彝文翻译成规范彝文与汉文。不然，再过几十上百年，如果认识古彝文的没有了，这项工作也也许只能成考古了，希望有能力的人早点开始行动吧！
阿哲鲁仇直：在我的家乡，每当逢年过节，人们就会去山上砍来老山藤搭秋千，荡秋千的时候人们就会吟诵“由咪”，也就是诗歌，为五言句式，节奏感强，很具带动性，如：“正月立秋千，秋千荡起来。秋千荡啊荡，荡上九重天。彝人的先祖，就住在天上。天上有福绿，还有寿和喜。今天我们去，一起求回来！正月立秋千，秋千荡起来。立秋千之家，多子又多女。他家的姑娘，个个貌如花。他家的儿子，个个壮如牛。福禄和寿喜，他家样样全！正月立秋千，秋千荡起来。立秋千之家，秋千荡起来。妖魔和鬼怪，全部荡出去。彝人的秋千，是这样荡的。彝人的礼节，是这样行的……”这些少年时的记忆，一直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还有彝族古代女性大诗人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这是一部以诗论诗的典范，她在《彝语诗律论》中云：“写诗写书者，若要根底深。学识是主骨，学浅知闻陋，偏又要动笔，那么你所写，写诗诗不通，押韵韵不准，扣字声调乖，内容割裂开，骨肉相支离，事象多模糊……所以写诗者，学识是根本。知识是书根，书体即知识。写者若渊博，行文必畅顺……精妙在于笔，文味笔上生。写诗重文采，文以学为主；渊博出好诗，才高学必富。”
母语环境对诗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当凝成以后，是根深蒂固的，哪怕在漫漫的经历过程中，尽管会受到外来环境的影响，那也只是石沉水底，转明为暗，会一直以血脉般的存在，并作用于你的思维。而所谓接地气，作品应言而有物，有思想，有嚼劲，不似空中楼阁之虚无，能给读者以思考，并能被社会较长时间地认同，这便是接地气的好作品了。我列出的《秋千谣》和《彝语诗律论》，尽管指向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指向明确，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毫无晦涩，便于记忆。我想，这便是接地气。
诗歌需要纯粹，崇尚权利和金钱的人，哪怕他们已跻身于诗人行列，他们也是不纯粹的。和真正的诗人相比，他们是卑微的。当然，这些和欣赏诗歌的人无关。我指的是，一些披着羊皮的狼。当今的诗歌界，的确不纯粹了，假大空诗人比比皆是，他们以各种噱头唬人，把脸面凌驾于作品之上。有的诗人，他的作品不是写思想，写社会，而是去研究刊物编辑的口味，有的甚至热衷于“让人读不懂”的创作，放佛让人读不懂就是作品内涵深厚，和生活脱离开来，这样的作品怎么能接地气呢？诗歌是很自我的，这个“自我”一直贯穿始终，怎么转化过来为当下的诗歌创作服务，这个命题是难以有准确的标准答案的。而于我，就做那个一直走在路上的彝人吧！
阿诺阿布：不同的思想文化造就不同的民族性格。时人常说的美国人幽默，法国人浪漫，荷兰人粗犷，英国人阴沉，中国人和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的文化气质。新文化运动之前，彝族的士大夫阶层凭其包罗万象的经书就可以治理彝家天下。数千年留传下来的祭祀、婚葬、赔偿等制度，严格地规矩着彝人的社会家庭生活。语言文字的失守，古老的彝族文化不得不开始在多元文化中流浪。任何一个民族，一旦语言文字的纯粹性丢掉，由其支撑的文化天空自然危机四伏。文化特性的丧失，对一个民族而言，表面上的兼容与吸收掩盖着灭顶之灾。“假如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他陷于语言、劳动和生命的确实内容中，而毫无解放之可能性。并且相反地，假如生命重任、劳动和语言在其确实性中被给出，这是因为认识具有有限的形式。”法国人福柯对此有过精辟见解。语言文字，尤其是语言，一旦它被产生，本身就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而且它能够通过任何形式的变化转化为自身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以民族文化特性的支离体现出来。近一千多万的彝族人，今天能熟练使用母语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一。最令人担忧的是，能够认同母语的不到四分之一，能够以母语为骄傲的不到五分之一。随着时间的流逝，彝族语言文字的空间将越来越小。一个文化特征消解之后的民族，它往往沦为一件摆设、沦为某些人混饭吃的一种形而上的符号。
彝族的三段诗，就诗学而言，与汉语的赋、比、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南北朝时期，伟大的彝族诗人阿买妮对此有过精辟论述，阿买妮、举奢则他们朴素的民主思想，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研究，一直是我创作的源泉和准则。
（注：黑体为访谈者添加）
作者简介：
依乌：彝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人，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员副教授；编剧、导演、作家。著有诗集《鱼》《一个土著的下午》《我的》《拖乌街》《麻雀 闹麻了》；散文集《啊啵》；纪录片《彝族口弦大师》；大凉山原生歌集《赶集》。
拉玛伊佐，汉名张海彬，彝族，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讲师，1987年生于凉山州会理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彝汉双语诗人，译者，文学批评写作者。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与小说批评，彝族文学研究，在期刊和网络平台上发表诗歌、小说评论、译作若干，出版诗集《复活一个太阳》《拉玛伊佐作品选》。
童七，彝族，1993年生于云南玉溪，扬州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在读，云南省作协会员。有诗歌、散文、评论发表于《滇池》《边疆文学》《诗刊》《扬子江诗刊》《诗潮》《诗歌月刊》《江南诗》《星星散文诗》等杂志。曾获第二届、第三届野草文学奖，参加2018年《中国诗歌》新发现诗歌营。
阿库乌雾（罗庆春，1964-），彝族，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院长，现任西南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彝族文化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在国内外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70余篇。业余从事彝汉双语文学创作，作品收入四川省中小学和大学彝文教材，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法文、俄文等在国外传播。先后应邀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访问讲学。2019年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演讲。
普驰达岭，彝族，1970年生于云南禄劝罗婺部地，现居北京。文学博士，藏缅语语言学家，中国 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著名语言学术 期刊《民族语文》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 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家、诗评人，第十二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奖“骏马奖”诗歌组评委。著有诗集《临水的翅膀》《石头的翅膀》《神灵的翅膀》、散文诗集 《途经之水》、诗歌评论集《神语向天歌》，大型彝族历史文化长诗《捎给灵魂的碎片》及《普 驰达岭作品选》等。2019 年被评为“‘中国诗歌春晚’中国十佳少数民族诗人”。多次获国家级文学大赛一等奖。学术论著主要有《纳苏彝语语法研究》《彝族自称与彝语氏族地名》《彝族毕摩祭祀词研究》《中国彝族》《西南村落双语研究》《纳苏彝语空间认知系统》《藏羌彝文化域中羌文化刍议》《从彝语动植物地名看掌鸠河流域的自然生态与变迁》《从彝语“勾”看彝族鹤 雁鹰系鸟崇拜文化》等文论 80 多篇（部），参与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及冷门绝学专项研 究课题《彝族毕摩经典译著<彝文账薄文书>语言学研究》等 20 多项。
马海吃吉，彝族，1986年生于四川昭觉县，现居西昌，就职于凉山日报社，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凉山州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2016年母语长篇小说《生命曲》列为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优秀作品扶持项目，2017年与阿索拉毅联合主编《中国彝族当代母语诗歌大系》，用规范彝文翻译了吉狄马加长诗《裂开的星球》、《迟到的挽歌》、《应许之地》、《献给吉勒布特黑绵羊的赞歌》（单行本）等。
阿哲鲁仇直，彝族，贵州省赫章县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诗集《乌蒙山的月亮》及未出版诗集《荞麦花的忧伤》。
阿诺阿布，1971年出生于中国贵州省百里杜鹃一个叫阿邦底的彝族村寨。彝族默部镇南侯后裔。著有诗集《水一直在岸上》《被背叛的昨夜》《祖国，或屋檐下的自白》《我将瞒着众神，漂泊在众神之中》、小说《秋天的最后一个处女》《弯腰到情人高度》《阿西里西的诱惑》、剧本《画家村》《征程之星火》《春晖使者》《最后的岜沙》多部。受邀在以色列、秘鲁、俄罗斯、德国、捷克、瑞典、挪威、西班牙、葡萄牙、印度、马来西亚、台湾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曾获伊比利亚半岛国际诗歌奖、印度世界诗人大赛二等奖、第十八届黎巴嫩国际文学奖。世界诗人大会荣誉文学博士。
明迪，80年代留学美国，现居南加州。在国内出版有《明迪诗选》《和弦分解》《几乎所有的天使都有翅膀以及一些奇怪的嗜好》等诗集。英译汉《在他乡写作》《错过的时光》《舞在敖德萨》《家》《观察》。汉译英合译若干诗集，入围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短名单），获得过美国诗刊2015年度翻译奖，手推车奖。曾任美国“大声朗读”终审评委，佛蒙特国际驻写计划评委，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网站中国区编辑，柏林《诗歌在线》合作伙伴，美国《蓝果树文学季刊》创刊编委。编选过《新·华夏集：中国当代诗》（美国版），《中国当代诗》（阿根廷版），《中国现代诗100首》（印度版），《中国新诗1917-2017》（美国版），《长江诗选》（阿根廷版），《21世纪汉语诗歌地理》（西班牙版）。合编《中国新诗百年孤独》（墨西哥版），《中国当代女诗人》（西班牙版），《中美生态诗选》。策划并参与制作《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朗诵》1-4集，正在编选合译少数民族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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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诗歌》2023年9月目录
“香樟木诗学”：梁小曼｜“我想做一只虚空缓慢的龟”——答敬文东
“未来诗学”：霍俊明｜公开的知识与隐秘的缺憾：1990年代诗歌再认识
“香樟木诗学”：钱文亮｜关乎当下与未来的语言风景 ——关于梁小曼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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