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诗坛，钱谦益（牧斋）、吴伟业（梅村）、龚鼎孳（芝麓）号称“江左三大家”。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但这三个人在民族大节上，却没有一人够格成为他人的老师。钱谦益不必多说了，他的诗作赫赫有名，其降清也臭名昭著；龚鼎孳先于北京降于李自成之大顺政权，授直指使，巡视北城，李自成败走，他立马复降于清廷，成为双料之贰臣，并且官运亨通，官至刑、兵、礼三部尚书，相当于今日中央正部级之高干。时穷节乃见，他自己不肯殉节倒还罢了，还要弱女子为他这个大丈夫作挡箭牌：“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许何？”他的“小妾”，就是原为“秦淮八艳”之一画兰时自题“横波”而人称“横波夫人”的顾媚。这，也就是郁达夫《题龚芝麓<三十二芙蓉斋诗集>后》的典源，其诗是：“尚书白发老江湖，卅二芙蓉句不磨。未必临危难授命，都因无奈顾横波。”

吴梅村呢？情况虽然比上述二位略好，但同属难兄难弟，同样以前明大臣的身份入仕清朝，乃九十步与百步之间而已。当年吴梅村奉清廷之诏从隐居九年的家乡北上，路经苏州，许多士人在虎丘为他这位大名士送行，虎丘的“千人石”上，据说坐满了人，几乎有一半是清廷官员。吴梅村系江苏太仓人，太仓境内有娄江，他家住娄江之东，本人是诗坛“娄东派”的领袖。送行会上除了一片祝祷之声，还有无名氏“致奉”的一首另类绝句：“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不过，吴梅村并非是死心塌地地投靠，他具有的是士人或者说知识分子所普遍具有的人格弱点，或云人格分裂：患得患失、首鼠两端、夸夸其谈、言行不一。这样，小至个人私密的两人世界的爱情，忠于爱情还是考虑个人的前途与声名？大至公诸于众的民族大义的操守，成仁就义还是贪生怕死，追求荣华富贵？诸多矛盾始终煎熬着他的灵魂。而他品尝的，当然始终只能是一杯人生的苦酒。

晚明时代，南京的秦淮河畔有艳帜高张的“秦淮八艳”，她们都是色艺双全而且为人行事不乏亮点的人物。在过去的岁月里，才子佳人从来就有演绎不完的故事，而在明末清初地裂山崩的凄惶乱世中，那些故事的背景自然是江山易色的铁血大幕，从而平添了一番艰难时世的悲欢离合，而主演者最终也成了令后世观众低回的流水落花。在“秦淮八艳”之中，四艳的罗曼史尤为著名，这就是柳如是与钱谦益、顾媚与龚鼎孳、李香君与侯方域、卞玉京与吴梅村。前两对还算是修成了正果，而后一双最终则以悲剧收场。侯、李的故事，经孔尚任《桃花扇》的敷演而流传甚广，吴、卞的情史，因吴梅村所作的近乎李商隐风格之诗而传说至今。吴梅村与卞玉京演出的是悲剧而非喜剧，主要原因是吴梅村有才子的风流，却没有男人的勇敢；有文人的多情，却没有勇士的果决；有逢场作戏的轻狂，却没有不顾他人非议的担当。在这一方面，钱谦益倒是还略胜一筹。正因为如此，他矛盾的灵魂谱就的，当然就只能是一曲悲歌与哀歌了。

“酒垆寻赛赛，花底出圆圆”，明末清初的这一俗谚口碑，有如现在的流行歌词，传唱甚广。“圆圆”，即是芳名远播的陈圆圆，“赛赛”，则是指别名赛或赛赛的卞玉京。可见在美女如云的脂粉队中，在后来的吴三桂等枭雄还没有出场之时，卞玉京与陈圆圆的知名度不仅高出群雌，而且她们俩可称并驾齐驱。卞玉京虽然沦落风尘，却并非一般人想象的所谓庸脂俗粉，更远非现在的所谓三陪小姐可比。据时人余怀的《板桥杂记》记载，她长于绘事，尤擅画兰，精于音律，善于鼓琴，眼界甚高，“见客，初不甚酬对；若遇佳宾，则谐谑间作，谈辞如云，一座倾倒”，可见，作为一位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女子，卞玉京有自己的底线，而世间有多少须眉，特别是有些权势与金钱在握者，在为人处世方面是要多恶俗就有多恶俗，要多堕落就有多堕落。

卞玉京十八岁时侨居吴县（今江苏苏州）西南十里之横塘。崇祯十六年（1643）春天，在杏花春雨江南的苏州，吴梅村和她有缘相识。当其时也，吴梅村在南京任国子监司业，他的同窗好友吴志衍赴任四川成都令，朋友们在苏州虎丘设宴送行。俊士飞觞，美人压酒，吴梅村有《送志衍入蜀》七言古诗，开篇便是“去年秋山好，君走燕云道。今年春山青，君去锦官城。秋山春山何处可为别，把酒欲问横塘月。人影将分花影稀，钟声初动箫声咽”的好辞隽句。能诗的卞玉京冰雪聪明，也当场作题于扇面的赠行绝句，题为《题扇送志衍入蜀》：

此作可谓有捷思，有学识，有才情，远非一般风尘女子可及。吴梅村年少时即是继东林之余响的“复社”中坚，二十二岁时高中殿试第二，即名动天下之榜眼，此时也才刚刚而立之年，青年俊彦，春风得意，对寻觅如意归宿的卞玉京，当然有极大的吸引力。而卞玉京于吴梅村呢？多年后他还说“玉京明慧绝伦，书法逼真黄庭，琴亦妙得指法”，其聪敏机智“虽文士莫及也”。在一次文酒之会中，微醺薄醉的卞玉京娇波欲流，附几而问对坐的吴梅村：“君其有意乎？”在兵戈扰攘大厦将倾的乱世，弱女子已然认定他是她避风的良港，栖身的嘉树，但并非不解风情的吴梅村，此时却不像钱谦益、龚鼎孳遇到相似情况一样当机立断，而是犹犹豫豫，装聋作哑，其现场表现是“固为弗若解者”，而自尊心极强的卞玉京因此也不复再问。当然，他们之间不仅有故事，而且也有事故，见之于吴梅村《西江月》《临江仙》《醉春风》等词作：

娇眼斜回帐底，酥胸紧贴灯前。匆匆归去五更天，小胆怯谁瞧见？　　臂枕余香犹腻，口脂微印方鲜。云踪雨迹故依然，掉下一床花片。

——《西江月·春思》

乌鹊桥头夜话，樱桃花下春愁。廉纤细雨绿杨舟，画阁玉人垂手。　　红袖盈盈粉泪，青山剪剪明眸。今宵好梦倩谁收？一枕别时残酒。

——《西江月·咏别》

温柔乡中之语，风光旖旎之辞，端的是锦心绣口，文采风流，可见身为国子监（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构与学府）副长官号为“吴祭酒”的吴梅村，并未能超然忘情于“卞”外。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卞玉京并非是以一夜情而是拟以终身相托的，而吴梅村的妻子郁夫人并不像钱谦益或陈子龙的夫人那样泼辣善妒，他并没有河东狮吼、后院起火之忧，而且他后来也曾借口有女无子而多置妾妇，属于生活上的多妻主义者。然而，他当时却不敢迎娶一位才貌双全而且倾心于他的秦淮名妓，像他的敢作敢为的前辈钱谦益一样。临歧而分手，恐怕是因为国子监司业相当于今日之教育部副部长兼国立大学副校长，他有忌于所谓有伤名教而受人攻讦吧？这，虽然有爱惜羽毛之意，但主要是他缺乏担当患得患失的自私心理与懦弱性格所致。

钱谦益年长吴梅村近三十岁，前辈而兼忘年交，极为欣赏吴梅村的才华，有《致梅村书》与《梅村诗集序》为证，其中不乏“以锦绣为肝肠，以珠玉为咳唾”的赞美之语。顺治七年（1650）十月，吴梅村去常熟看望钱谦益，后者在其拂水山庄置酒高会。此时恰逢卞玉京从南京来常熟，借居于友人之家，时逢鼎革，她与吴梅村已睽别多年矣。钱谦益善解人意，并有成人之美，便派人持柬驱车去请卞玉京赴会，卞玉京虽然应邀前来，届时却躲进柳如是的内室，忽儿说上楼化妆，忽儿又说身体不适，虽千呼万唤，却始终不肯出来与吴梅村相见。这，大约是旧情新怨交集，沧桑之感与自尊之心兼而有之吧？原来人分两地，现在虽近在咫尺却如隔天涯，吴梅村惶惶然、凄凄然、茫茫然，此时早已改朝换代，吴梅村已非南京的国子监司业而只是隐居乡里的遗民，不知他为何仍然没有坐守穷追而图破镜重圆的勇气？幸而他因此而留下了《琴河感旧》组诗四首，那是可以与李商隐的《无题》诗媲美而较李诗明朗的篇章。诗前的小序是：“枫林霜信，放棹琴河。忽闻秦淮卞生赛赛，到自白下，适逢红叶，余因客座，偶话旧游，主人命犊车以迎来，持羽觞而待至。停骖初报，传语更衣，已托病痁，迁延不出。知其憔悴自伤，亦将委身于人矣。予本恨人，伤心往事。江头燕子，旧垒都非；山上蘼芜，故人安在？久绝铅华之梦，况当摇落之辰。相遇则惟看杨柳，我亦何堪？为别已屡见樱桃，君还未嫁。听琵琶而不响，隔团扇以犹怜，能无杜秋之感、江州之泣也！漫赋四章，以志其事。”序言已经写得悱恻动人而才华秀逸了，诗作更是渺渺予怀，美人天际，抚今追昔，黯然神伤，奏响的是一阙百感交并的悲怆奏鸣曲：

琴河又名琴川，流经江苏常熟，此处代指常熟。卞玉京后来应该读到了这一组诗，她的感受如何？是否也赋诗以答？我们今日均已不得而知了。倒是钱谦益曾和诗四首，并在序言中激赏其“声律妍秀，风怀恻怆，于歌禾赋麦之时，为题柳看花之句。彷徨吟赏，窃有义山（李商隐）、致光（韩偓）之遗憾焉”。

诗之不足，继之以词。吴梅村的《临江仙·逢旧》，同是咏叹与卞玉京这一段姻缘与孽缘之作，旧爱新愁，缠绵哀艳，甚至连“薄幸”“萧郎”“憔悴”“卿”之用词都与前诗相同：

落拓江湖常载酒，十年重见云英。依然绰约掌中轻。灯前才一笑，偷解砑罗裙。  薄幸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姑苏城外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

当年初逢于姑苏，恍如昨日，江山易稿之后，乱世飘萍之余，近十载音尘隔绝，重逢时已然物不是而人已非。吴梅村以情人之代称“萧郎”自喻，以杜牧诗“赢得青楼薄幸名”之“薄幸”自责，以楚辞中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之“憔悴”自怜自恨，一派哀怨之音，一腔悔恨之情，一怀身世之感，虽然不能人为地拔高，说此词是以美人香草抒家仇国恨，但如果论世知人，从中也隐隐然可以听到些许那个动乱的大时代的消息。

在钱谦益的拂水山庄，卞玉京虽然避而不见，却答应次年去太仓拜访吴梅村。次年即顺治八年（1651）初春的一天，卞玉京果然携婢女柔柔来访，一袭青衣，已是道人装束。自称“玉京道人”的她，讲述了乱离中的悲惨见闻和自己的漂泊经历，并为吴梅村和几位旧友鼓琴，吴梅村感而赋七古长篇《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鴐鹅逢天风，北向惊飞鸣。飞鸣入夜急，侧听弹琴声。借问弹者谁？云是当年卞玉京。”全诗以卞玉京的诉说与弹琴一线贯穿，通过描写天崩地坼的时代名门望族的女子之悲惨遭遇，反映了南明弘光朝的荒淫腐败和清朝的残暴血腥，急管繁弦，惊风骤雨，既凄清入耳又荡人心魄。清人魏宪说它“细细叙来，悲泣莫诉”（《诗持》），清人邓汉仪说它“有此等恨事，却有此等好诗。千载伤心，一时掩泪”（《诗观》）。我则以为，诗人此时已超越了个人的小儿女的情感，或者说，没有过多地去抒写作者与弹者之间的男女之情，因为旧人新遇毕竟是大时代的小插曲，诗人正是以中山王徐达的后代和卞玉京等人凄凉苦涩的小遭逢，抒写了许多人共有的身世之悲亡国之痛沧桑之感，表现了那一地覆天翻的大时代。

卞玉京来探望吴梅村并为之鼓琴，颇有前缘已了尘缘已尽即此辞别之意。世事茫茫，前途渺渺，她在吴梅村这里找不到自己生命的归宿，加之历经丧乱，心绪成灰，她便自称“玉京道人”而遁入空门，以之作为聊避时代之烈风暴雨的港湾，也作为自己伤痕累累的灵魂的栖息地。她修持极严，已勘破红尘俗世，钱谦益与邓汉仪专诚往求一面而不可再得。如此情境，有她的《题自画小幅》七绝为证，那是她为自己所作的一幅水墨山水画而题：

有风华秀逸的才情，有人生的深沉感喟，这样的绝句上品竟然出自卞玉京的纤纤素手，即使置诸同时代众多须眉的绝句佳作之林，也绝无多让。

一别音容两渺茫。此后吴梅村和卞玉京就未曾见面，待到再次相对就已经是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天上人间了。我们只知道卞玉京几经辗转，重返苏州，虽皈依空寂，但她善良而重情，为了感激佛门俗家弟子郑钦谕名医的悉心照料，让她有个焚香诵经的安宁晚年，她曾刺舌醮血历时三年为其手抄了一部《法华经》。如果这部经书能流传到今天，任何铁石心肠的观者恐怕都会恻然伤怀吧？十余年后的康熙七年（1668），年届六十的吴梅村再次见到卞玉京时，被他辜负的蕙质兰心的美人，已经隔了一抔黄土。顺治十八年（1661），卞玉京去世，葬于无锡惠山祗陀庵的锦树林之原。青天易补，恨海难填，虽说是人天两隔，但享年仅六十三岁的吴梅村离他一六七一年的人生终点也不远了，抚今追昔，愧痛交并，他写下了《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序》，序长而哀，诗则是他垂暮之年的爱情的绝唱：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们就会看到秋风里，夕照中，卞玉京荒草离离的墓前，一位白发老人那踯躅的步履、孤单的身影、悔恨的眼泪，听到他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出自肺腑的悲吟。我曾因事路经无锡，匆匆两日，向人打听卞玉京和吴梅村的旧事，锦树林的故地，被询者均茫无所知，他们有的只知道二胡名家瞎子阿炳的传说。一代红颜卞玉京，早已走进了吴梅村的诗篇，而吴梅村呢，则早已走进了历史深深深几许的烟云深处。

吴梅村本来有锦绣前程，可惜他又偏逢末世，生活在明末清初那样一个江山易色的时代，人生的履历完全被另行改写；吴梅村本来可以成为杀身成仁的志士，或是退隐林泉优游岁月的隐者，但由于时代的原因特别是性格的弱点，他却成了一个不光彩的“贰臣”，后来乾隆授意所修的《清史列传》，也将其和钱谦益等人一起列入“贰臣传”之中。然而，有的“贰臣”是死心塌地地为新朝效命，如同犬马，吴梅村心中道德的律令和良善的本性却并没有完全泯灭，如同他面对小写的儿女之情痛悔不已一样，面对大写的家国之情，痛悔也始终煎熬着他的余生。

出生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吴梅村，江苏太仓（今江苏太仓市）人，名伟业，号梅村，出身于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他少年时即师从晚明文社“复社”的创始人张溥，成为其得意弟子。青年时就颇具诗名，前辈钱谦益引为忘年交，重才爱才的他在《致梅村书》中，说他“别后捧持大集，坐卧吟啸，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辞丽句清，层见叠出，鸿章缛绣，富有日新。有事采剟者，或能望洋而叹”，这固然可见诗坛领袖的钱谦益之识人爱才，而非梁山上嫉贤妒能唯我独尊的白衣秀士王伦可比，同时，也可见年轻的吴梅村之迥出时辈，秀出群伦。崇祯四年（1631），时仅二十三岁的他高中会试第一，廷试又以一甲第二名即榜眼报捷。他曾制词云：“陆机辞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字里行间，足见其春风得意马蹄疾之状。有人出于嫉妒之情与门户之见，借其试卷参劾主考官周延儒，欲以“舞弊”之名定罪，崇祯帝调审吴梅村的试卷，在原卷上作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的“最高批示”，而且御旨赐假回乡完婚。《四喜》诗有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后二者吴梅村兼而有之，可谓“四美具”而“二难并”了。郑方坤《国朝名家诗抄小传》说他“时犹未娶，特撒金莲宝炬，花币冠带，赐归里第完婚，于明伦堂上行合卺礼。盖自洪武开科，花状元给假，此为再见，士论荣之。嗣后回翔馆阁，不十年荐升至宫詹学士；金鼎沙堤，旦暮间物耳”。十余年间，吴梅村虽然未能如火箭般飙升而出将入相，但由初授翰林院编修而迁南京国子监司业晋左中允，官阶级别也仍在步步高升。应该说，抛开中国人固有的民族感情和读书人引以立身的道德气节不论，吴梅村对于明王朝是感恩戴德的。然而，除了时势，决定命运的是性格，他的灵魂是矛盾的灵魂，他于个人的爱情固然是首鼠两端，于家国的大义也不免出尔反尔，用现代的语言形容，堪称是另一种类型的“两面人”，惩罚他后半生的，是名心与利禄、惭愧与悔恨锻铸而成的双刃剑。

初出道的吴梅村在崇祯朝也曾经一试锋芒，他虽不敢直接弹劾奸佞的当朝首辅温体仁，却也曾上疏指斥他的党羽。温体仁罢相，继任者张至发衣钵相承，他也曾上疏警告当权者不得“尽袭前任所为”。在南明弘光朝，弘光帝荒唐腐败，权臣马士英、阮大铖夺利争权，倒行逆施。被召为少詹事的他深感这部朽烂的官僚机器已无从修理拯救，国事已无可为，便毅然挂冠归里。在明亡之前，他的诗歌创作继承了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并非全是风流才子的风花雪月，并非如有人所说的“梅村甲申之前，无一忧危之辞见于毫牍”，而是有许多忧时伤世系念边防痛切时局的反映时代变乱的诗篇，如《洛阳行》《襄阳乐》《高丽行》《临江参军》《读杨参军悲巨鹿诗》等即是。而在易代之后，吴梅村隐居乡里，对那些前明的高官大将投降清朝而为虎作伥者，他也曾口诛笔伐，鄙视如同秋风，愤怒如同火焰。在《松山哀》中，他就严辞挞伐曾任兵部尚书蓟辽总督的洪承畴兵败投降：“十三万兵同日死，浑河流血增奔湍。岂无遭际异，变化须臾间。出身忧劳致将相，征蛮建节重登坛。还忆往时旧部曲，喟然叹息摧心肝！”而在名作《圆圆曲》里，他把吴三桂永远钉在了诗所铸成的耻辱柱上：“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崇祯于煤山上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一家三十余口被李自成所杀，国恨家仇他都不为所动，但一听说爱妾圆圆为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所掳，便勒马回缰开山海关以迎降。吴梅村作上述二诗之时，洪承畴位高权重，任清朝之五省经略、内院大学士，他为向新主表忠心，屠戮明宗室殆尽；而吴三桂封“平西王”，军权在手，气焰煊赫。据说他曾托人送金三百两要求改动或去除此诗，吴梅村不但拒绝他的贿赂，还在以后所作的《杂感》二十一首之十八与《即事》十首之十中，继以诛心之语：“武安席上见双鬟，血泪青娥陷贼还。只为君亲来故国，不为女子下雄关。取兵辽海哥舒翰，得妇江南谢阿蛮。快马健儿无限恨，天教红粉定燕山。”“巴山千丈擘云根，节使征西入剑门。蜀相军营犹石壁，汉高原庙自江村。全家故国空从难，异姓真王独拜恩。回首十年成败事，笛声哀怨起黄昏。”总之，吴梅村在朝时曾弹劾权贵，虽是意欲扬眉剑出鞘，却仍然不免畏首畏尾，在家国巨变时也同情百姓鞭笞汉奸，却不能像夏完淳、陈子龙等人一样奔走呼号、挺身赴难。但不论为人还是为诗，他的现实表现尤其是前期的作为还是不错的了。处世待人，不可过于严苛甚至尖酸刻薄，同样，我们也不可求全责备，苛求古人，如果易地移时，我们今日许多或大言炎炎或冠冕堂皇者还不知表现如何？令人遗憾的是，吴梅村所谱写的这支人生的乐曲，毕竟在后半阙出了问题，而且不是小节。

吴梅村未能像同时代的许多忠义之士奋起抗敌倒还罢了，他先是东躲西藏如丧家之犬，这也无可厚非，因为避死趋生是任何人都具有的本能，问题是他蛰居乡梓十年之后，竟然未能保持旧时代真正的读书人最看重的名节，应清廷之召北上，先被授予秘书院侍读，后转国子监祭酒，官职比在明朝时升了半级，由国立大学副校长而正校长。不过，实际上那也只是从四品的闲曹，而且己之不正焉能正人，对于为人师表而言，这一职位还颇有今日之文学术语所谓之“反讽”意味。

吴梅村之所以大节有亏，有外部环境和内部个人的原因。清军入关之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外是两手都要抓，即“残酷镇压”与“拉拢收买”。吴梅村出身于枝繁叶茂的江南望族，本人又是复社名士，前明榜眼，旧朝高官，清廷当然认为他还有利用的价值，他本人呢，则仍是性格使然。他贪生怕死，不应召深恐祸及自己及家门。顺治十年（1653）秋赴京，临行时他对人哭诉的说辞是：“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斗以供菽水也。”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不甘寂寞，名心太重。人，尤其是文人包括今日之作家艺术家，不会无名心，不能无名心，不可无名心，但名心太重太炽，甚至以种种旁门左道邀名博名，则往往不仅自污，而且徒留笑柄，不但没有嘉名美名，而且甚焉者不免身败名裂，留下千夫所指的骂名。清廷本来严禁群众之集会结社，吴梅村也早已名登另册，他应该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但他却以复社名宿的身份，在苏州虎丘主持东南文社的大会，调解各立山头的同声、慎交两社的矛盾。“九郡人士至者数千人”，会上“奉梅村先生为宗主”，也就是既当执行主席又当名誉主席。如此不识时务地张扬，岂能不引起清廷的警觉？如此自暴在聚光灯下，清廷有召时焉能不赴，焉敢不赴？加之吴梅村的儿女亲家陈之遴是由明入清的大学士，他也极力举荐吴梅村，希望后者也能入阁，他们在朝中可以互为奥援，吴梅村也难免不有自己的小算盘。然而，入京后他只得到一个从四品的闲官，丧品失德的变节者充当教诲莘莘学子的国立大学校长，实在也不免理不直气不壮而自惭形秽。不久之后，参与引荐的旧友陈名夏因故被斩，陈之遴以结党营私的罪名贬戍辽阳，树既倒而猢狲焉可不散？顺治十三年（1656）底，吴梅村用与钱谦益同样的理由“丁忧南归”，时年四十七岁。虽然爬了上来而没有第二次投入那足可灭顶而万劫不复的深渊，但最后的十余年，吴梅村却是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对新朝的惶恐中度过的，尤其是在自怨自艾、痛悔交加的自责中熬过的。正因为他深自忏悔，而不像古今许多犯有大错甚至屡作恶行的人一样文过饰非，冥顽不灵，从不下罪己之诏，我们今日才不忍对他深责，甚至还不免略有同情。

吴梅村是可以而且也应该原谅的。他只是灵魂矛盾，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并非大恶大奸；他也曾深自反省，在余年真心忏悔；何况他还留下了《圆圆曲》《琵琶行》《鸳湖曲》《悲歌赠吴季子》《萧史青门曲》等许多名篇，人誉之为明清易代之际的“诗史”和自成一格的“梅村体”，何况他还有许多自省自讼自悔的篇章。古罗马的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早就说过：“没有忏悔的人生，就不是真实的人生。”“有勇气忏悔的灵魂才能高高飞翔。”中国春秋时代的《左传》也曾经说过：“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而孔子在《论语》中也曾反复斯言：“观过，斯知仁矣。”“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方之古人，今人特别是那些有重大过错与污点的所谓文化名人，今人特别是那些曾左右历史而误国误民的政坛人物，有多少人能深自忏悔而且形诸文字呢？

清顺治九年（1652），清廷严令再三，命吴梅村出仕。吴梅村毕竟不是甘为鹰犬为王前驱的洪承畴、吴三桂之流，他虽然胆小怕事，名心未泯，但他仍借故拖延，直至次年九月才不得不勉强成行，内心仍不免犹豫和痛苦。北上途中经过淮阴、淮南地区，当地有关的历史与故事，如得道成仙鸡犬也随之升天的种种传说，一一重到心头。他联想到自己未杀身以殉社稷而现在却出仕清廷，不禁感愧交并，作《过淮阴有感二首》：

北上途中，早来的风雪已经漫天了，他心中也是风雪交加，并没有古今地方官员升迁京官的喜悦，而多的是彷徨、忐忑和愧疚，如同《旅泊抒怀》所写：“已遇江南雪，须防济北冰。扁舟寒对酒，独客夜挑灯。流落书千卷，清羸米半升。征车何用急？惭愧是无能。”船到山东临清，在《临清大雪》中，他也透露了内心的人不如梅之坚贞的自责：“白头风雪上长安，短褐疲驴帽带宽。辜负故园梅树好，南枝开放北枝寒。”将至北京，他又写了一组四首呈当权者的诗，题为《将至京师致当事诸老》，第四首是：

“铁崖”，即元末明初字廉夫的文学家杨维桢。他为元朝进士，官至建德路总管推官。朱元璋征召其纂修礼、乐书志，他作《老客妇谣》以示不事两朝，待修纂叙例初定即请回乡。明大臣宋濂作《送杨廉夫还吴浙》诗，中有“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之句，吴梅村引用此诗，正是以明自己的心迹。

侯朝宗是“明末四公子”之一，明清之际著名散文家，他和具有民族节操的“秦淮八艳”之一的李香君的罗曼史，后来被孔尚任写进《桃花扇》之中。明亡之后，吴梅村曾与交好的他相约归隐，当吴梅村被朝廷征召之时，侯朝宗曾写信劝阻，信中有“学士之出处将自此分，天下后世之观望学士者亦自此分矣”之语。吴梅村到京后，满汉宾客纷至沓来，有满族高官见到他的姬妾，因关外粗野之习俗未改，加之以主子自居，竟有颇不文明的出格言行，吴梅村只得忍气吞声，强陪笑脸，以致郁郁成病。世传“绝命词”的《贺新郎·病中有感》，实作于顺治十一年（1654）：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追往恨”的自惭自愧，“竟一钱不值何须说”的自怨自艾，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在写下此词的同年十一月，侯方域病卒于河南家中，次年吴梅村曾有《怀古兼吊侯朝宗》一诗：

侯方域与战国侠士侯嬴均为河南人，且侯方域曾自比侯嬴，故吴梅村将二者合而写之，明写侯嬴，暗写朝宗和自己。全诗的主旨正在结句，如同一道数学题目几经计算后答案自出：“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樽！”作者在结句之下的原注是：“朝宗，归德人。贻书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隐居不仕的侯方域顺治八年曾被迫应乡试，他后来劝诫吴梅村，当然也包括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而吴梅村当时复信也表示“决不负良友”。仅仅一两年后，即已人事均非，吴梅村此诗吊古伤今，怀人及己，当然是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万事愁何益？浮名悔已迟”（《病中别孚令弟》），“蹉跎甘皓首，此别予所愧”（《送何省斋》），吴梅村在以丁忧之名辞官归里后，直至逝世之前的十余年中，他始终生活在清廷制造的种种狱案的阴影之下，也一直煎熬在内心的追悔与痛苦之中。他忆念坚持抗清以身殉国的友人陈子龙、杨廷麟等人，他在组诗《遣闷六首》之三中写道：“愁吟独向南楼凭。风尘咫尺何时定。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他深感无面见昔日的诤友，也无面见江东父老，更无法向无情的历史交代——有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者神明不信历史不敬，自然就只能另当别论。出仕朝廷，吴梅村是绝不作第二次想的了，然而家道中落，如欲终老林泉，他已没有当年的买山置舍之资，于是只得往来江浙，浪迹江湖，朝叩地方官吏之门，暮随高车肥马之尘，以“打抽丰”或云“打秋风”的方式，接济颓唐贫困的晚年。不过，吴梅村的生命到了尾声仍然有一个可观的亮点，甚至堪称高光时刻，那就是他的绝笔诗和临危遗书。其《临终诗》共四首，下引其一与其三：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吴梅村之绝命诗自陈罪孽，自诉“痛苦”，自讼“鸿毛”，有如鉴定书，有如陈情表，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许多绝命诗中别具一格，也颇为罕见。比起那些劣迹斑斑罪错累累而涂脂傅粉而死不改悔者，其真实与诚实，毕竟令人感动。历史事实虽然不可修正，但世人的看法却可以修正。早在二十世纪之初的一九一八年，郁达夫在以绝句咏叹多位古典名诗人时，就有题为《吴梅村》之作：“斑管题诗泪带痕，阿蒙吴下数梅村。冬郎忍创香奁格，红粉青衫总断魂！”郁达夫对其诗才的肯定和对其遭逢的同情，跃然纸上。而在二十世纪的一九五七年八月，著名学者吴宓在其日记中，就曾说自己“夙爱顾亭林（炎武——引者注）与吴梅村之诗”，他将两位诗人的作品特色作了要言不烦的比较，并且说“而能言梅村诗之美者陈寅恪与宓也”（见《吴宓诗话》，2005年1月版）。至于我，当然也理解和谅解了他。红尘俗世，责备指斥他人是最容易的，因为只是口舌之劳而已，反求诸己则十分困难，因为要触及甚至戳痛自己的灵魂。如果时间倒流，我早生于三百年前，恰巧我又和吴梅村的遭际相似，在严酷的考验面前，我能大言不惭我的表现会强于前人吗？

同时代同乡里的顾湄在《吴梅村先生行状》中，曾经记载吴梅村生病时自叙事略，其遗言是：“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陈廷敬的《吴梅村先生墓表》，也记载吴梅村之子吴暻所述其父之遗语：“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用心良苦，后世读吾诗而能知吾心，则吾不死矣。”金元之交的诗人元好问，在金亡之后隐居不出，以遗民而终，据说他的遗言是：“某身死之后，不愿有碑志也；墓头树三尺石，书曰‘诗人元遗山之墓’，足矣。”不知吴梅村的愿想，是不是受到过前贤的启示？吴梅村之诗，今日已为许多人所熟知，中国诗史上其叙事名篇《圆圆曲》更是广被传诵。吴梅村之墓呢？其墓地在苏州郊区的灵岩山以西，邓尉山之南，临近太湖。吴梅村生前虽曾忏悔再三，但其墓在二十世纪的“文革”中却被夷为平地，仅存墓碑杂砌在乡间小路的石基之中，后来又沦落到村民的猪圈里装放泔水。经当代红学家、文化学者冯其庸教授多次寻访与呼吁，二十一世纪之初吴梅村之墓才大体修复，并于墓侧竖立碑文两通，即冯其庸所撰之《吴梅村墓重建记》，其弟子《吴伟业评传》的作者叶昌远所撰之《吴伟业传》。吴梅村九泉有知，该会感叹历史的“道是无晴却有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