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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博垂青史 德高昭万世
文/史钧生
提起司马光和王安石，鼎鼎大名，如雷贯耳，双双堪称史学巅峰，文学泰斗，政治巨星，谓为一代天骄。司马光与“史记”著立者司马迁同为中国史学界“双子星座”，誉为史坛两“司马”。他以十九年长时，书写三百多万字，追叙一千三百余年，完成历史巨著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竭力尽智，呕心沥血，如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被历代尊为鉴往事之明镜，资治道之宏论，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实为中国史学丰碑，功德感天地、泣鬼神。司马光政治上亦极有作为，官拜一品大员，政治建树独道，从不跟风随潮，唯上是从。官风清廉，妻张氏去逝，无银安葬，只好典地葬妻，传为历史佳话，尊为廉吏楷模。
同时期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共列朝班，为国之重臣，朝庭梁柱，历史公认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以“五行说”解释自然社会，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他的散文、诗词简约、犀利、文词优美，富有哲理，一言明千理，一语动万人，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答司马谏议书》等锦章名句千古传诵，国人可脱口而吟。政治上他革故鼎新，力倡改革以除积弊。不畏艰难横道，不惧危厄加身，以过人的气魄胆略、非凡的远见卓识，提倡推广青苗法、市易法、三舍法等新法，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以后历代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贡献卓异，光耀典籍。
司马光、王安石两位史学泰斗、文学巨匠，因政治见解各异，彼此唇枪舌箭，争斗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甚之不愿相见、同列朝班。但他们彼此从不恶意攻击，诬陷抹黑对方，更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反道能公正评价，充分肯定对方，显得十分难得。司马光常说的一句话是“介甫（王安石的字）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太犟了！”司马光大权在握时，皇帝听信谗言，要治王安石的罪，征求司马光的意见，他恳切地告诉皇帝，王安石嫉恶如仇，胸怀坦荡，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风，请圣上不要听信谗言，皇帝听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说：“卿等皆君子也！”对司马光的高风亮节给予至高无尚的肯定。
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抱病给当权者写信，言王安石过人之处甚多，现在他死了，那些如墙头草的小人肯定会百般诋毁他，所以朝庭要厚待。这样王安石死后，被追赠为太傅（正一品荣衔）。
王安石高居相位，权倾天下时，皇帝问他对司马光的看法，王安石大加赞赏，称司马光为“国之栋梁。”对他人品，才能、文史学造诣评价极高。王安石与司马光虽政见不同，争论不休，互不相让，但二人道德操守十分高尚，牢牢坚守道德底线，不失气节，互相仰慕赞赏，公正全面评价对方，不妄言虚说，诋毁贬损，有古君子之风，鸿儒胸怀。大德高山仰止，美行大海叹服，引无数文人学仕竞折腰，令多少心胸狭隘者汗颜失色，望尘莫及。使少数品不正、行不端、中伤诬陷、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宵小之人无地自容。
胡适、鲁迅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两面大旗，是一个时代文学洪流的领潮者，中国文坛上的伟大人物，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与鲁迅相识原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鲁迅从中读到小已十岁，受过良好中西教育的胡适的文章，引起他的高度关注和欣赏，对其文学革命的气魄和胆识十分敬佩。随后胡适、鲁迅、周作人都成了《新青年》撰稿人，友谊日深。鲁迅对胡适十分尊重，每次去信，必称“适之先生”，文学、政治、学术甚至生活琐事无所不谈，彼此引为可倾肺腑的知己。尤其在学术研究上更是相扶相携，相互借鉴，交流探讨。
胡适作《西游记》序，对原作者不能确定，为帮其考证作者，鲁迅多方搜集查证资料，对各种版本说法一一进行详细说明和注释后抄寄胡适，日后随即发现，立即抄录寄之。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鲁迅一再指出胡适的考证“最有力”“过去人们多不知道曹雪芹是何等样人，现今胡适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鲁迅曾谦虚地说：“有《红楼梦》《水浒》（此书的序由胡适所作）等新序在前，自己就不敢再写序言了。”
胡适对鲁迅也极为尊重并十分信任。胡适治学严谨，所收书籍大都为孤本秘籍，轻不示人，更不借他人。1922年6月，他得到一部光绪年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的《京尘杂录》，其中有《品花宝鉴》，鲁迅讲小说史正需这方面材料，致信胡适说：“同文书局印之有关于《品花宝鉴》考证之宝书，便中希见借一观。”不借书于人的胡适概然允诺，把这“宝书”及其他有关许多书都借给了鲁迅。
胡适和鲁迅的友谊表现在日常的琐事当中。胡适在考证《水浒传》时，尚未见到百二十回《忠义水浒全书》，鲁迅在朋友处找到了这部书，并为其以四十五元的低价代购送于胡适。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关系闹僵，胡适写信给周作人，劝说兄弟和好。鲁迅说：“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我佩服陈胡”。胡适也认为，“五四”时期成绩最大的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后来因政治观点不同，屡有辨争，多见之报刊。鲁迅批评胡适有二十次，言词尖刻的仅四次，胡适从未反驳鲁迅。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指出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讲，“国民党是反动的”用实际行动接受了鲁迅批评。
他们彼此美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学术之争，主义之辨，完全是为之真理和彼此追求，而竭力说服对方，言词激烈难免（特别是鲁迅）。但他们互相敬慕，充分肯定，磊落光明，坦诚无私，毫无名之相争，更无利之相夺，不为小我，概而言之，是为国家之前途，民族之命运，文化之希望，争之辨之。他们彼此之争，高端大气，未结个人恩怨,从不以笔墨报复，互相诬陷，毁誉污名。周先生过世太早，也很突然，胡适先生欣然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为出版《鲁迅全集》而奔忙。当鲁迅遭无端攻击时，胡适站出来为鲁迅辨诬和主持公道。1936年11月，胡适学生苏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适，对鲁迅大肆攻击。胡适在12月14日的复信中，告诫“苏雪林”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并在信中对鲁迅文学功绩大加赞扬。鲁迅逝世后，许广平遇到困难，多由胡适帮助解决。
胡适、鲁迅一生的复杂交往，滴水映出了太阳的光辉。文学大家博学多才，著述等身，不仅来自他们的天才勤奋、家庭教育、学校培养，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博大的胸怀，能容难容之事，故而必囊括常人难以涉猎的学识，成就非凡的格局，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著起人品学术双高峰，这是君子之风，鸿儒之道，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灵魂。
我们品读司马光、王安石、鲁迅、胡适的文学、历史、哲学巨著，在获取知识、启迪智慧、丰富思想的同时，更要学习他们的高尚品行，广阔胸怀，树为自己处世做人的标杆。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需保持难得的清明、清醒和清白，坦坦荡荡，磊磊落落，言公正，行端方，这既是君子鸿儒风范，更是伟大的民族精神，把中华伟大文脉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使每个国人的义务和责任，责无旁贷，不可推卸。
作者简介：史均生，陕西宝鸡扶风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文学学士，在职研究生。曾担任宝鸡市文广局局长，退休后担任宝鸡市老年科协常务副会长、宝鸡市国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宝鸡市戏剧协会名誉会长。曾在省、市一级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百十余篇。曾参与新创作剧目《人间真情》代表陕西省参加中国戏剧协会调演。曾参与创作的大型秦腔历史剧《苏若兰》进京汇演，在长安大剧院连演数十场，得到了戏剧界专家的好评，此剧获得“陕西省艺术节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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