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英雄传(小说连载之一七O)
杨浩然 偶然著
一七O、一月风暴
毛主席号召“炮打司令部”后,全国闻风而动,各地学生纷纷游行、示威、串联、张贴大字报、向毛主席表忠心、向各级当权派发起了冲击。
毛一看火点起来了,便一次又一次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频频招手,鼓励他们再接再厉。
对于文革,刘少奇是极力反对的。所以才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派工作组稳定局面的。
然而围绕工作组的问题上,毛刘再次发生激烈冲突,眼看火越烧越旺,刘少奇无奈的与毛主席见了最后一面,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恳请提前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广大干部;二、如果不能提前结束文革,就请辞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
面对老战友的请求,毛早有预料,他并没生气,而是叮嘱刘少奇要好好学习、注意身体。
刘回家后对妻子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了。”
林彪、江青一看刘少奇不打自倒了,立即鼓动五大造反派头目闪亮登场,将刘当作党内最大的当权派、走资派进行了猛烈攻击。
上行下效,上海的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去年筹划成立“工总司”时,便宣称“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一看国家主席都可打,上海市委就更应该打了。于是向宣传机构打响了第一枪,迅速“接管”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
很快,张春桥、姚文元便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赶往上海,明确提出要“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权。
“工总司”等上海造反派们一看有撑腰的了,就放心大胆的联合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向全市各单位、各部门几百名领导干部发起了攻击。
大会发出的通令公开宣布:“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于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各级机构被迫停止办公,上海市的党政大权随即落入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操纵的造反派手中。
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贺电,肯定上海“一月夺权”行动。
此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宣传和介绍上海“一月夺权”的“经验”,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上海“一月夺权”的先例,拉开了全国范围“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序幕。随着“全面夺权”的开展,无政府主义开始急剧膨胀,全国动乱迅速升级。
山东的夺权运动与上海如出一辙,而且时间节点十分吻合。
一月十日 ,造反派接管了《大众日报》社,并以“ 全体革命职工”的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发了致敬电。十一日,便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告读者书》。
紧接着,青岛市原副市长王效禹发威了。而且一出手就纠集了二十三个群众造反组织,成立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并组织召开了数万人的“夺权大会”。迅速将青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夺了过去。
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群众大联合》,肯定和支持了 王效禹的夺权。
同日 ,王效禹为首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印发了《最紧急呼吁》,煽动向省委、省人委夺权。
为了尽快夺取政权,王效禹在省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 “夺权大会”,宣称夺了省委、省人委的领导大权,成立“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作为全省最高政权机关。
从此,山东“ 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高潮。各级党政机关、单位陷于瘫痪和混乱。
不久,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栗再温被造反派迫害致死 。省委书记谭启龙成了造反派的活靶子,一会儿被揪斗、一会儿做捡讨、今天去青岛向造反派道歉、明天去北京表态。直至把省委书记的桂冠改为“省革委会主任”,扣到了王效禹头上后,造反派才松了一口气。
看了这些爆炸性新闻,马三大惑不解,毛主席这是怎么了?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怎么可以拱手相让呢,王洪文能治理上海、王效禹能治理山东吗?
说起王效禹来,马三熟。当年打日寇、讨伐吴化文、打国民党军队时,他和王建安司令员没少在鲁沂山区转战。
那会儿,王效禹是地方官,经常为部队送给养,两人曾建立了深厚友谊,虽后来天各一方,很少见面了,但书信往来还是有的。
王效禹,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但却长了一脸麻子。由于在家行二,故称王二麻子。
他是益都人,早在三八年就加入了共产党,论起来是个标准的三八式干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王效禹活跃于山东地区,曾担任益都县委组织部部长、渤海区党委组织科长等职务。
在担任渤海区党委组织科长期间,王效禹结识了两个人,一个叫王力,时任渤海区土改工作团团长,另一个叫关锋,时任渤海区教育科长。
马三就是那会儿通过王效禹认识王力和关锋的,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现在的王禹成了山东乃至全国响当当的大人物,更没想到王力和关锋成为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夜之间变成了有名的笔杆子。
他们的一夜成名,并不是偶然的。解放战争时期,康生受毛主席委托,到渤海地区搞土改,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化名为“杨永福”随康生领导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一并来到了山东。
康生这个人城府很深,不仅学问高,字写得也好,做事雷厉风行,很受毛主席器重。来山东搞土改后,实行了一些“极左”政策,甚至把黎玉都拉下了马。可王效禹、王力和关锋等人却对此表示坚决支持,王效禹因此受到康生的表扬,此事与后来王效禹的“大红大紫”有很大关系。
与康生一样,王虽然也是个“极左”人物,可在此之前,却有“右倾”经历。
上世纪五十年代,王效禹担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当时王效禹手下几个干部被打成了“右派”,王出面维护下属,结果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而且连降三级,成了德州国棉一厂的副厂长。直至六四年才平反,被调到青岛担任了人民政府副市长。
动乱开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数不清的“造反”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他们向本地政府和党委发动夺权运动。
令人没想到的是,身为老干部与政府工作人员的王效禹竟然公开支持红卫兵“造反”,还亲自上了阵。为此,青岛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八二五”事件,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关注,一跃成为了毛主席钦点的“革命干部”。
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的儿子叫张子石,担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王效禹就是通过张子石建立起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系,获得他们支持的。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王效禹先后在青岛和济南夺权成功,并很快当上了省革委会主任。于是,手握大权的王效禹开始变得肆无忌惮起来,甚至将触手伸向了济南军区。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对王的行为很不满意,双方产生了矛盾。
可小腿拧不过大腿,中央军委的一纸任命,王效禹就成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了。就这样,王效禹成为了山东省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哎,什么世道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了。马三长叹一声,把报纸卷起来,嗖地扔进了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