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英雄传（小说连载之一六九）
杨浩然 偶然著
一六九、文化要革命
马三是个工作狂，只要有仗打、有活干、有兵练，他便全身心投入，且身先士卒、一马当先。
他一生的最大爱好是听戏、读书和看报。而听戏和读书占时间太多，后来他就与报为伍了。
他看报有个习惯，先浏览一下标题，除了头版头条必读外，其余的哪个标题醒目读哪个。当然，杂文专栏必读。
自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为了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各大报纸纷纷开辟了杂文专栏。
如：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开辟的《三家村札记》、《北京晚报》开辟的《燕山夜话》、《人民日报》开辟的《长短录》等。这些专栏篇幅不长，但谈古说今、知识渊博、妙趣横生。且题材广泛、旁征博引、议论风生。
有些文章寓意深刻，切中时弊，给人以有益的启迪。有的则涉及读书治学、做事做人、从政打仗，说古论今，针砭时弊，深受读者欢迎。
《人民日报》编委会甚至将《长短录》这个专栏定性为：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的专栏。
这没错，可时局突变，毛主席不得不重新审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
问题得从苏联变修说起。中苏关系闹掰之后，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以英美为首的西方阵营及退至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亡我之心不死、共产国际也分裂为两大阵营、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新仇旧恨一起清算，逼得毛主席不得不见招拆招，发动了一系列群众运动，其目的是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所以，即使勒紧裤腰带也要还账、要炼钢铁、要造原子弹。
因此，当彭总献上万言书后，毛主席立马将“反左”改成了“反右”。
当刘少奇将三年自然灾害定性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大跃进”有关，中央应负主要责任，为了快速走出困局，应实行“包产到户”时，毛主席就有点不爽了。
当刘少奇说，“四清”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时，毛主席则将其定性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实际上，两位伟人都是为了国家好。最终，刘少奇还是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并由陈伯达起草了会议《纪要》，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为了斗私批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央迅速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五人小组成立后，虽做了大量工作，可没把《长短录》《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压下去，毛主席就生气了，立马找康生等人谈了话，表达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不满。
康生这家伙本来就是整人高手，一看邓、吴、廖都是彭真手下的京城大员，便发动各大报刋对其进行了大批判。
上海的姚文元更牛，一口气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了《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两篇文章，楞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立马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浪潮，成为了“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
这一闹不要紧，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成反党集团了。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便被新设立的文化革命小组取而代之了。
相比旧的“文革五人小组”，新“文革组”权力更大，直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其阵容更庞大，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为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
不久，又增补陶铸兼任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并规定：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林彪同志一看这股势力大，便紧紧地靠了上去，不仅号召部队官兵张贴大字报，还鼓动北大等名校加入到了讨伐行列。
为了平息乱象，刘、邓等采取了强硬措施，逮捕了千余名闹事者。于是，毛翻脸了。不仅同意刋发了北大学生的大字报，自己也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下热闹了，被关押的学生一出笼，便纷纷举着大字报走上了街头，从而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
难怪这些日子看不到那些杂文专栏了呢，原来办专栏的人都被打倒了呀。
马三不理解，但也无可奈何。千篇一律的大字报确实没新意，他懒得看了，便听起了收音机。可收音机里也都是批判声。偶尔听一下台湾的央广电台吧，又都是骂声，唯一递耳朵的是京戏，唱得倒有板有眼，可刚听几句呢，又开播“三家村夜话”了。
这个央广电台呀，真会捡漏，被毛主席扫进垃圾桶了的东西，它却当香饽饽捡起来，吹吹灰吃上了。
五味杂陈下，马三叭地关上了收音机。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