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思父亲

文/皋古勇

我父亲去世已经50多年了,在我的头脑中已渐行渐远,但每每想起，心中仍隐隐作痛,叫人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可见，犹如就在昨天。有时候，又好像看到天堂的父亲在向我们微笑，感觉他就在我的面前。我怀着许多美好的、悲哀的、含着微笑和泪水的回忆，用墨水也是用心血写下这篇祭文,愿它化作一股青烟，给在人间受尽折磨、痛苦，如今已在天堂的父亲,带去儿女的一片真情和祝福。

我的父亲皋学友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姐妹6人,兄弟3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二(邻里称他友二爷)，家住黄海之滨的滨海县正红镇陈铸村。在旧社会，家境贫困,生活十分艰难,除了给富户人家打工种田外，家里还有一条小船.农闲时到外面给人家装货，搞运输，主要在沿海的射阳、盐城，还到过宝应、兴化，甚至过长江，到上海。因为船小。过江最怕风浪大。那个年代，小船翻江的事常有发生,因此过江的时候，大人们总要买些猪头、水果、纸钱,香烛等祭品,拜一下“江神”,全家人都要跪拜磕头,保佑平安。农忙时辰,就回来种田，收点粮食。

我父亲人长得英俊,中等身材.皮肤白皙。浓眉大眼，留有分头,谈吐亲和,为人友善，邻里相处,谦让为上,不争高下。关系和睦,是个好人,平时抽点烟,喜酒且量大,有一次和老大兄弟俩,船从兴化到达射阳合德，一大坛白烧酒(65度烈性酒)还不够喝。还有一副好嗓子，平时喊喊大曲(实际是京腔,本地人叫喊大曲)。唱唱老淮调,还会拉二胡。在整个家庭成员中,都喜欢和他相处，也受到大家的尊重。

一九四七年,我们家乡还没有完全解放,我家的船被部队征用,编入运输队,在射阳地区做后勤运输工作。射阳小海地区有一条河叫“千秋港”,河的北岸是解放区，河的南岸是敌占区,常有敌军活动。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傍晚,根据上级指示,父亲的船送两名海防队员到河南岸敌占区执行任务(当时敌情侦察并不准确),当船快到南岸时被敌人发现了，不远处，敌人的一个伪军中队正在巡防,发现北岸有人过河，立即向船体开枪射击。我父亲看情况不妙,急忙掉转船头，想把船划回北岸。可那天刮的是东北风，风太大,船不但回不了北岸,反而被风吹得快速向南岸靠去，两名海防队员一边开枪还击。一边跳水造走，一名从后舱下水,被南岸敌军击中,另一名从前舱下水，陷进了淤滩,成了敌军的靶子,父亲站在船头撑篙,被敌军一枪击中肩胛，倒在船仓里不省人事。敌军撒走后，父亲被当地老百姓救起,后转送到我军医院救治，伤愈出院。直到一九六四年，才被民政部门定为贰等乙级残废,享受有关待遇。

我祖父辈的老房子原在皋滩庄上,父子几人同甘共苦,除了种田,还搞一些副业,加上一条小船农闲搞运输，手里也积聚点钱,父子们一合计，后来到皋滩庄西南边邻村建高买了10亩地，盖了三间茅草屋，又买了一些农具，定居、种田，过日子。

父亲对我的喜爱、严厉、教诲至今难忘。我是父亲老兄弟三人下面古字辈的第一个男孩,父亲对我特别喜欢也在情理之中,因此,我从小就受宠和娇惯,有好吃的我先吃,好的布料先给我做衣服,每天跟着父亲跑,有着优越感,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顽劣性,十分淘气和顽皮，经常和小朋友在一起打架,当起了孩子王。当然,如果闯了祸，也免不了一顿打和严厉的训斥。有一次惹得父亲大发脾气，给我烙上了终身难忘的印记。原因是有一天在邻居家玩，巧在他家一本书丢了,硬说是我拿了他家的书，状告到父亲这里，他十分生气,不容我说就狠狠地打了我，我虽没有哭,但我却委屈极了，虽然我小时候很爱书，但我绝不会去偷书,又过了许多日子，邻居家的书又找到了，原来是一只大老鼠把书叼到墙角里。但通过这事和父亲的教育,使我懂得别人的东西是不能随便拿的，更不能窃为已有,这是我一辈子做人的准则。

有一次傍晚放学回家,看到一个约40岁左右的男子，上身穿着白衬衣，下身穿着黑裤子、脚穿黑皮鞋、肩上搭着包、手上戴着表、嘴里还吹着口哨，一付吊儿郎当的样子，一摇二摆地朝我们学校走去,这个人激起我们很大兴趣，于是我和韩乃龙同学心知肚明,准备耍他一下子,于是我们立刻躲进麦田里,等他走近,我拿着木头刻的小手枪,两同学一前一后,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他被吓了一跳,待到反应过来,气得暴跳如雷,一边训斥，一边追着我们打，此时我们已跑得无影无踪。这一次闯了大祸,原来此人是县教育局督导组的,任务是到学校查校风校纪的。撞到了枪口上,当然要受到惩罚，学校准备要开除我们。多亏校长皋熔和我是本家兄弟，父亲又出面调解,才免去了这场灾难,这一次父亲倒没有打我，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儿子一定要记住，在学校一定要尊敬老师,遵守校纪,好好读书,学到知识,长大成人啊”!我听了父亲的话,默默地点了点头。从那以后,我牢记父亲的教诲,尊敬老师,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发了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一九六八年,我在獐沟中学高中部毕业,正值文革岁月,完全击碎了我上大学的美梦。父亲说:“那你就到部队这所大学校里去锻练自己”。在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下，一九六九年二月份报名参军,应征入伍，从此,我在部队这所大熔炉里锻练成长，入党提干，后来成为一名正营职军队干部,为我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七0年底，我父亲患食道癌,县民政局专派一名医生陪我父亲到上海中山医院进一步诊断治疗,做了肿瘤切除手术。我接到家中发来的电报，急忙从部队赶到上海,到医院的时候,父亲手术已做完,而且很成功。我看到病床上的父亲已经苏醒,大伯陪坐在床边,头发花白,面容憔悴,也操碎了心。此情此景,我悲痛万分,泪水夺眶而出,真想大哭一场。我家中小弟皋古汉才10多岁，正在初中读书。两个妹妹还小,母亲在家忙里忙外,根本来不了上海医院。我在医院陪父亲一星期后,父病情基本稳定，我假期已到,按时赶回部队,父亲一个月后出院，回到家中疗养，当时很好,吃饭正常,全家都很喜欢。

一九七一年五月份,我又回去看望父亲,当时癌症已复发，说话声音沙哑,吃饭很困难,我只能整天陪护他，说说话,拉拉家常,鼓励他与病魔作斗争。另外还搞了一些民间药方相助治疗，父亲想吃什么。尽一切力量满足他，尽自己的孝心，一个月的假期结束了，我还要提前几天出发,主要是途经中山医院,请当时的主治医生探讨父亲的病情,进一步征求专家意见,寻求下一步治疗方案。同时又拜访了几位专家，他们认为希望不大，可以再吃点中药好好侍候,余下就是拖延时间了，现在看来,就当时的医疗水平,是无法挽回我父亲生命的。

人生无常，没想到这次离开父来，竟是和他的永诀。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六点半钟，父亲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时我请不了假，因为部队在搞军事演习，全军进入一级战备，人在阵地,枪不离身,枕戈达旦。事后才知道林彪避开主席，指挥全军进入战备，检测自已在军队中的权威,指挥军队灵不灵。主席发现情况不对,采取相应的对策,乘坐火车南巡,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及时识破了林彪的野心，打乱了林彪妄图提前接班的政变计划。最后林彪等人仓惶出逃，飞机摔入蒙古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因为我不能回去,父亲的后事全靠生产队料理。当时的队长韩立坚,是一位诚实、忠厚、大公无私、德才兼备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为我父亲后事的处理动了不少脑筋,想了不少办法。当时的农村还没有实行火葬,人死了就棺木入土为安。当时木材十分紧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做好全家人的思想工作,把他家为老太大准备的寿材让出来，为我父亲赶制棺材。下葬的时候天气特别炎热，为了赶时间,他自己亲自动手挖墓坑,后脚趾负伤，血洒墓地。他还组织开了追悼会，坚持到葬礼结束,才到村卫生所进行包扎。

我和韩立坚是同时代人,比我年长4岁,和他二弟立勤又是同班同学,两家又是近邻，从小一起长大,相互了解,我很敬重他的人品和学识,在他著的《射水弯弯》一书中,当中有一节《血染葬礼》,就记叙了我父亲当时后事处理以及下葬时的情况。我想,父亲皋学友的后人如果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就一定会记住这位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恩人。

父亲去了,离世时还不足50岁,太年轻,他一生坎河、曲折、战争、动乱、贫困、饥饿、伤残和疾病伴随他一生,多灾多难,但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也有辉煌,也有英雄的壮举,也有闪光点和幸福时光。他在我们的记忆中,既是一位英雄和革命的老前辈，也是一位慈样、仁爱、英俊、多才多艺,敢于挑战生活的好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