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诗学”：夏汉｜未来诗学运动与世纪诗歌的崛起

“未来诗学”：夏汉｜未来诗学运动与世纪诗歌的崛起精华热点

2023-08-26 10:15:32 407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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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中旬，在郑州举办的拾壹月论坛上，面对几位青年批评家关于“九十年代诗歌”的发言，我作为论坛发起与策划者之一，并不觉得意外，因为几年来，在与同道诗人朋友的交谈中就对当下诗坛情状有所涉及，而尤其在与诸位年轻学者的交流中，已窥得其诗学抱负与理论动向——自然，他们是在对于九十年代的诗歌现状的观察中，获得感悟与洞见，而后进入理论分析、判断与概括，绝非一时激愤偶然而为之。同时，作为同道中人，我们自身就在这种诗学环境中——或者说，我们既是九十年代诗歌的获益者，对于其诗学建树深信不疑，当然对于其中的弊病也未必清醒，或者像张光昕所言：“安于平滑的幻觉而对危机不自知”；亦如王子瓜所说的：“九十年代诗学将一个时代的宝贵财富和缺陷同时留给了我们”。那么，藉此进入近距离的观察与自省，或能促成诗学与写作的自我革新与继续前行的可能与动力。

艾略特在谈论诗与流派形成的时候，有一个颇为有趣的说法：每一代诗的寿命大约为20年；进而他又说，需要这么长时间才会形成一个新的诗派。而我们回头看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汉语诗歌，就会发现这样一种十分悖谬的现象：继朦胧诗之后，汉语诗坛似乎更热衷于流派的拥立：1986年10月的深圳“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一夜之间，数百个诗歌流派宣告诞生而又迅疾消逝，显示出那个时期诗坛可笑的轻佻；莽汉、非非、撒娇等倒是给人们留下印痕，但也已在惟名的偏狭中式微。其中在诸多流派纷争中脱颖而出的，惟有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民间写作”的口语诗歌和具有“学院派”标示的“九十年代诗歌”的书面语诗歌。但无论其发起者出于哪种目的，或机缘巧合，就其当时的历史对位，也会显示出其内在的诗学有效与合理性。

进入21世纪20年代的这三十年，按照艾略特的观点，就应该有新的有影响力的诗潮或流派涌现出来，然而却没有——即便世纪之交出现了“下半身”写作，也只是90年代诗歌的一个赘续。这个时期，当然有新的诗学元素在萌动，但在已有的流派遮蔽与掩盖之下，也难以破土而出，更难以形成气候。究其原委，固然十分复杂与微妙，这里既有各派诗学力量的自我壁垒化，也有后学者由此所产生的诗学盲视所构成的局限，也不能排除新媒体时代所赐予便利的同时诱导了诗人们的疏懒与不思进取；但更重要的还是诗学理论层面上的缺乏厘清与创新的不济。因而，一批青年批评家对九十年代以来的诗坛现状给予审视、质疑与指诟也就理所当然，他们各自提出的世纪诗学的构想，也让我们看到新的理论的曙光。

但凡流派与思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要在社会与历史中接受检验，中外诗歌史业已证明，对于旧有诗潮或流派、理论的质疑、解构与重构，矫枉过正都是正常的举动，但在扬弃中的有效继承则不失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此看来，新的诗学理论的出现纵使旧有的写作与理论受到冲击或解体，也是历史的必然，故而不必惊慌失措，更不必一不小心就滑入当年鲁迅《无常》里所标识的人物。最有尊严的做法似可泰然处之，顺其自然，以迎接新诗学理论的铸成——要知道，这里其实也有着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理论或写作实践的可贵奠基。退一步讲，作为写作个体，尽管每一位诗人，都在尽力于自我塑成，但文本问世后，依然被受众品评，或褒扬，或诟病——在如此无情的淘洗之后，尽显一个相对客观的文本评价和真实的自我，所有这些都容不得诗人的虚无幻觉与夸饰，那么，何不安然听命于历史的公平安置？

平心而论，在当下所谈论的“九十年代诗歌”的概念似乎也有确权不清之嫌，王东东在青岛会议的主持中有所论及。确切地说，九十年代以降的汉语诗歌现状之功过得失，并不为“九十年代诗歌”一家独揽，而应当是几股诗歌流派合力所为——故而应将狭义的“九十年代诗歌”拓展为广义的概括。缘于对日常生活的偏爱，乃至纳入其诗学中心观念这一维度上，民间写作与学院派有了不期然而然的汇合，并由此派生出“在场性”与“叙述”的技法，凡此种种，都不应该算到“九十年代诗歌”的头上，否则，就颇为冤枉。一行为此作出基本的概括：九十年代诗歌的主要范式，偏学院的叙事诗、元诗，还是偏江湖的口语诗、偏官方的乡土抒情诗。在诸多青年批评家的论域里，大多是从九十年代诗歌的未曾实现或不可能中引申出世纪诗学的可能——这里自然有否定，但更多的是寻找新的实现的蹊径。

“九十年代诗歌”在写作形态上本应属于或偏于学院派的，故而才有来自“民间写作”早年盘峰论战中的棒杀。而经由韩东、于坚诸多诗人的口语倡导，尤其在伊沙诸君的大力助推下，口语诗蜕化变质为口水写作。还有其后出现的“下半身写作”，虽然言之凿凿，但流于文化与伦理层面上的沦丧，其文本陷入低俗乃至于恶俗——尽管并非其本意，但也不能推脱干系。同时，缘于新媒体的助力，导致写作的门槛溃失，任何人都可以将其文字纳入诗的序列，让诗的颜面尽失于情绪分泌物及文字的垃圾。可以说，当下的诗歌写作既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赫尔德），亦愧对于“人类的母语”，由此跌下文明的“神坛”，则是咎由自取。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荒诞的事实：缘起于盘峰论战表面的无稽争吵与对骂所隐含着的权利争夺，多年来，民间口语诗人与学院派诗人一直处于文本与理论的敌视、诟病与相互遮蔽的状态。而进入21世纪后，竟悄然间发生了变化：对垒的代表性诗人开始相互欣赏对方的诗歌，以至于撰文颂扬，到轮番居于官刊的头条或重要栏目，乃至近年的携手进入官方的颁奖殿堂——可以说，三方的相处已经在相互取悦中趋于共赢的态势。对于如此的情势，一定会有人大加褒扬：这不正是和睦共处的好局面？其实不然，这正是一行描述的“三方媾和、利益均沾，大家心照不宣地遵守着共同的默认规则，已经完全达成了某种妥协和利益平衡，形成一个很难撬动的体制。”

事实上，对于九十年代诗歌的深度审视与质疑的声音，由来已久。譬如，西渡早在1997年11月就写出《重提“修远”》这篇文章，窥视出“九十年代诗歌”与八十年代诗歌的历史关联，而不是断裂。就“历史诗学的转向”这个话题，张伟栋在姜涛、敬文东的文章里寻找到转向的源头，他如此说：如果说姜涛的《巴枯宁的手》是一个朝向历史的思考，那么2018年敬文东的《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之词》是真正的当代诗的批评的开始，即当代诗中历史诗学的批评转向的开始。王东东则在2009年就写出了《下沉与飞翔：新世纪十年的诗歌写作》，对九十年代诗歌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近年，张桃洲的《重审1990年代诗歌的意识与观念》则全面检视90年代诗歌，他最早提出“局限与危机”的论断，窥见“当代诗歌实则走上了一条逐渐“窄化”的道路，那些娴熟的语言、繁复的技巧慢慢从与历史、现实的张力关系中抽离出来，在变得更加光滑、自如的同时也失去了可以附着之物，陷入了“美学上的空转”。”而从伟栋近期的谈论里，我们可以体会出诗对真理与生命生成的依存，以及与历史的关联，从而判断当代诗的困境来自何处——可以说，这些文章是一种新的诗学诞生的理论基础。

近日，与一位国内实力诗人交流，他的担忧颇有些道理。他说，有一个声音似乎需要予以重视，年轻批评家的谈论易被某些诗人误解。思忖之下，个人觉得需要从两个方面进入这个话题：首先，作为诗的写作者，自然可以不顾及理论的一面，而任由写作推进。而反过来说，但凡有抱负的诗人，一定会寻求理论的润泽，从而达到写作的清醒。纵观中外诗歌史，几乎所有的大师级诗人，譬如艾略特、布罗茨基、闻一多，等等，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理论家；更多优秀的诗人，尽管他们并没有连篇累牍的理论文本，至少也有理论思考与观点，对于当时的理论体系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从当前的论争中，可以看得出，有些诗人并未谙熟理论家的论述要旨，或理解有偏差，以至于产生无效的争吵。

从批评家的角度，要避免出现被误会的情形，就需要对既往的诗歌流派或诗潮的利弊给予深入辨析，其新的理论阐述需要更加细致与完善，进入系统的学术梳理，以破除某些误读与外行的猜忌，也为世新的诗学提供有效的依傍。譬如伟栋提出的改变诗人的生命和普遍诗学的宏大构想非常有见地，但还要有更多具体的理论阐释，方能付诸实践意义上的写作行动，以实现“召唤引导诗人去连接历史”和“生长出我们当代人所需要的生命价值”。同时，根据王东东认同的“将个体的批评与总体性的批评结合起来的方式”，将九十年代诗人个体置于整体诗歌史的背景之中，以求得“从微小处开始转向”（张光昕）的诗学期待，都不失为有效的批评途径。从而也可以避免孙基林教授所担忧的：不能做成一个乌托邦的诗学，不能是纯粹的思辨的诗学。当然，我们在更年轻的批评者的文字里，窥出了理论触角敏捷的同时，也存在缺乏针对性与大而无当的阐述，这样并不利于对以往诗学现状的辨认，对于新的诗学的建设成效也未免有所减弱。

李章斌对于九十年代诗歌诸多的主义与标签化的概念提出质疑与深刻的批评，但我们也不妨从这些标签化的写作中窥其流变与蜕化，给新的诗学的建立提供警示与借鉴。譬如作为民间写作的主将，于坚惯于修辞——即便其《〇档案》的题旨就构成一个显明的隐喻，而其所标示的“拒绝隐喻”，则蒙蔽了不少诗学后进，以至于他们认为写作真的不需要以隐喻为标识的修辞，这就为其后的口语泛滥而堕落为口水写作做出诱导。我们在“九十年代诗歌”代表性诗人那里，总会发现一个叙述的练达与丰富性，但在后来的写作者的文本里，看到的却是难度的失却与叙述的无节制。这或许不能归过于发始者，也并非他们的初衷——但终归显现出来，就很值得深思——即便这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

事实上，一家独大的诗学现实之后，一定有冲破这种现实的新的力量，正像朦胧诗年代的诗潮下，依然有王小妮等一批诗人拥有一种贴近生活的写作。九十年代诗歌日常叙述的主潮之下，也会有发自青春激情的咏唱；郑敏作为一位跨世纪诗人，缘于其早年深厚的西方诗学与哲学基础，开辟了智性抒情的诗路；对九十年代诗学更是不屑一顾，游离于当时的潮流之外，发出“从几千年的母语中寻求现代汉语的生长素，促使我们早日有一种当代汉语诗歌语言，它必须能够承受高度浓缩和高强度的诗歌内容”的呼吁，为当代诗树立了一个典范。同时，还有昌耀的粗犷阔达、气度超拔的力作，多多的拥有历史与精神强度的来自生命本真的呈现与抽象。可以说，立足未来而审视现实，写出了形而上运思的文本，诸如此类的诗人并不少见。

概言之，迎接新的诗学的到来，我们理应具备开阔、兼容的胸怀。批评家尽可以面对当下诗歌现场，发挥其理论洞察力，提出自己的理论方案。诗人们自然也可以遵循认同的诗学理念，在与自我、他者与历史的交互关照中，“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刻的关联的”（冯至），只要获得诗性感受，就可以写出独属于自己的诗歌文本。而理论家与诗歌践行者消除“古老的敌意”后的有效沟通与融合更是我们所期待的。如此，未来的理想形态一定是多种写作维度共存、驳杂而至复合的诗歌态势：依据“观察事物的那一刹那间所获得的那种愉快，是对象向我们呈现出来的美”（C.W.瓦伦丁）和艺术思维的对象往往是一种从实存的生活中升华的“虚幻的”“假定性”存在（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便可以实现经验转换的诗歌追求；“与现实的符合”，而“通过一种特殊类别的结构而间接实现的”（布鲁克斯）诗歌文本也未尝不可；诗的戏剧化强调则是把“历史，记忆，智慧，宗教，对于现实的感觉思维，众生苦乐，个人爱憎”“综合”起来的有益方式（张桃洲）。同时，青春情怀的抒发与知性沉思的并举，一种于经验根基上的超验想象似乎也能拓宽诗的疆域，正如惠特曼领悟了爱默生的真谛创造了美国诗歌的新气象。乃至肇始于瓦莱里、马拉美的“纯诗”背景下的汉语写作呼应——譬如张枣等人的实践似乎也该有融入生命感受与历史关联之后的开拓。当然，理论建树的同时，自然还需文本践行者的发现与培植，相信会有新的诗人已经融入新元素的写作，而渐次形成新的气象，这则意味着与理论的同步。在年轻诗人那里应该不乏其人，而在这一方面批评显然是滞后的。同时，要建立新的诗学构想，目前只是一个肇始，已经提出的概念，并非是确切的，有些也只是权宜之计，有待精确与规范；还需要更多批评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一场名为未来诗学的运动中，从60后到90后不同代际的诗人都在参与，那么，这无疑是一场超越代际的真正的诗学建设。在更多的批评家与新生代诗人的共同参与中，世纪诗歌必定会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