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文化汇典》一书即将付梓出版,这部内容丰富博大的书,共有6编,包括黄帝与中华民族、黄帝开启中华文明、传承黄帝文化、仙都缙云传承黄帝文化、遥祭黄帝、黄帝文化图录,覆盖了有关黄帝的各个方面。书的主编是我在西北大学的老友韩养民、刘宝才两位教授。蒙他们要我写几句话,我想说的就是:《黄帝文化汇典》这部书,对黄帝历史传说及其文化的探索,以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都是一项重要贡献。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二十四史称为“正史”,二十四史的首部是司马迁《史记》,《史记》开卷是《五帝本纪》,而五帝始于黄帝。黄帝历代尊为“人文初祖”,意味着中国文明的起源。人们常讲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即是由黄帝时期计算而得。因此,我们要追湖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奠立,总是要推及黄帝时期的史迹,而考察中国文明的性质特点,也不能离开黄帝的记载传说。由于这样的缘故,在国家走向振兴的今天,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时候,像《黄帝文化汇典》这样的为研究黄帝及相当黄帝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条件的著作,当然会受到欢迎。

    研究黄帝及其文化,有着学术的与现实的两重意义。就后者而言,黄帝是中华民族,包括海外华人华裔,称为“炎黄子孙”者共同起源的象征,自古以来大家公认,在《黄帝文化汇典》所收文献中也有大量论述。自然,这种爱国爱民族的思想观点是好的,但是也不应该因为持这样的观,点,影响对黄帝及其文化的学术认识。对黄帝历史传说的研究,其结果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发展,而这种研究必须是实事求是的,坚持学术真理的独立性。对于黄帝以及“五帝时代”研究的一些质疑,每每即由此而生。

     记载中黄帝所处的历史年代,对于人类文明的萌生来说,正是关键的际会。五千年前,我们的先人从原始蒙味的社会状态中挣脱出来,跨进了文明的门槛,这我们看已经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了。经验告诉大家,历史上推越久,现在能获取的信息越少,而且越是模糊。我常主张,先泰的古史可以分成四个大段落。西周晚期共和以下,有准确年代可知。春秋时期因有《左传》《国语》等,已经可以列入能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时期了。西周厉王以上,直到商朝后期盘庚迁殷之后,有甲骨文、金文发现,还有若干文献传留,我们了解的较多。夏朝和商朝前期,有相当详细的王室世系,而事迹遗存更少,缺乏出土文字材料。至于“五帝时代”,神话色彩浓重,更不同于夏商,学者的研究必须以考古学、人类学等为主。远古历史荒昧的现象,如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已指出的,是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国家所共同的。远古传说固然不能不与神话结合,并且难免后人缘饰,然而不可视为杜撰捏造,其间实会有宝贵的“素地”“史影”,在王国维之后,徐炳昶、尹达等多位先生已有详细论述。事实上,以历史学与考古学、人类学等相结合,对远古历史的探究亦已取得可观的成绩。

      问题是,不能把对历史时期,以及有大量文宇记载的时期研究的要求,移用到远古未见古文记载的时期来。比如商朝后期和西周,虽然有甲骨金文研究的卓出成果,其系统性究竟不如春秋战国的载籍。商朝前期的王室世系虽有商朝后期甲骨文证明,仍然不是当时的直接记录。至于夏朝,世系仅见传世文献,更谈不到直接的证明了,必须说明,对夏朝做出像商朝后期那样的证明,或许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不过这只是说没有那样的证明,不等于说不能通过其他方式给以一定的论证证明,更不可以由此导出夏朝根本不存在的结论。对于黄帝及“五帝时代”很多学者通过相当时期考古文化的分析,进行比较和研究,已经获有不少有价值的推论,请看《黄帝文化汇典》中一些有关论文。

    最近,湖南科技学院张京华先生在《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上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方法论问题。他引述顾颉刚先生1946年读书笔记中的一段话:“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共为事实,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耶!”张文还列举王国维先生关于禹,徐中舒、丁山先生关于黄帝,王国维先生关于王亥,胡厚宣先生关于“四方风”,以及近年逐公组的发现等事例,说明:“上古实物特别是文字与文献的遗失,使得‘以全部之真证全部皆真’为不可能,使得古史重建,‘拿证据来’为不可能,使得疑古“永远有理”,此可称之为“顾颉刚难题”。”

      实际上,“以全部之真证全部皆真”的要求,不但对古代文献,即使对近现代文献,也是难以实现的。不过对于古代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来说,找出一个证据证明某点为真,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事。证明了一点为真,就使与那一点相关联的其他的点也真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例如胡厚宣先生证明了《尚书·尧典》的“四方风”见于商代甲骨文,真实有据,便提高了《尧典》具有很古的渊源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尧典》里还可找到其他的点,如对出入日的祭祀,感叹词“俞”等,也见于甲骨文。如果断定已得到证明的某点只是孤立的、偶然的,这种概率其实是微乎其微。王国维从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世系推论《夏本纪》世系也有根据,钱移先生也论及这一点,正是依照这种常识的逻辑。

    我们对古代的认识,和一切科学同样,是逐步深入的,对于黄帝时代及其文化也是如此。《黄帝文化汇典》展现了当前大家所能达到的水准,足以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更希望读者能从这部书中看到黄帝历史传说及其文化所体现的精神,这种精神贯彻于中国五千年文明传统之中,与盈盈沮水,苍苍桥山,共历永存!

      李学勤(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

【作者简介】

     李学勤（1933年3月28日—2019年2月24日），出生于北京，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教育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生前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李学勤于1951年入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1953年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4年—2003年7月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年—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02年获得“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2003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历任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2008年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11]；2011年9月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2018年当选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2019年2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李学勤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及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均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