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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八月的一天，《诗建设》主编泉子先生发来消息，嘱我为杂志特别策划的一辑九零一代诗选写一则综述。一时间，我感到束手无策、十分惶恐。我显然不属于九零一代诗人群体（下文有时也称九零一代，或青年诗人），也对他们的生活和写作不算熟悉。如果让我来描述九零一代诗歌的整体状况和特征，必然要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和障碍。我出生在八十年代前期，与九零一代诗人存在着诸多客观距离，年龄的，代际的，环境的、地域的、禀赋的、认知的……总之，要讨论这个群体和他们的写作，就必须承认这个距离，并且把这种障碍当成描述和判断时的必要条件。我向主编大人坦言，该论题艰巨，实难完成。
让人意外的是，泉子先生却递来激赏和鼓励，坚决地说，你一定能完成，我相信你。这固然是眼下这篇文章最直接的起源和动力，让心里没底的我居然在他不断地鞭策下硬着头皮写了下去。可事实上，连我自己都不确定是否能写好这篇文章，主编大人是根据什么说我一定能完成的呢？于是在此后的三个月里，文章并没有写出来，我却多次收到泉子先生的关切和问候：“加油”、“感谢”、“期待”……这些鞭策之语一经从他口中挣脱，就变成一块块石头，在我的头顶垒起一座松散的塔。只要一想到这项任务还没有完成，就好像这个不安的念头触碰到了塔座，让那些石块轰然倒塌。
当这篇文章还不见踪影时，主编却已经肯定了它，并且付出足够的耐心，始终坚信我能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这里出现了一种幻觉，仿佛主编所肯定和坚信的，是我身上的“另一个我”。他拥有令人满意的、却超乎我想象的能力，莫非他就是我暗下决心、日日梦想实现的理想自我？很遗憾，我几乎无法在自己身上察觉到他的存在，但却有可能幸运地被那些对我抱有期望的人（比如泉子主编）所唤醒和捕捉，让它按照双方理想的愿望发挥作用。按照弗洛伊德的经典理论释之，“另一个我”正是我浑然不察的“无意识自我”，主编大人扮演了一位能够“翻译”无意识的他者。有的时候，他者甚至比我本人更加了解我自己，因为他者刚好突破了自我的局限，站在某个更根本、更全能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因为他者代表了象征界提前肯定（订购）了我。
这听起来像是一段佳话，但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被预订、预存和预支的时代里，每天被数不清的工作计划、选题项目、考核方案、晋升制度、理财算法、装修图纸、旅行攻略、育儿宝典所包围，这些好听的名目扮演了大他者不同形式的分身。在疫情时代，72/48/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健康宝绿码、集中隔离、居家健康检测、封控、管控、静默管理等波涛汹涌地规则和指令，荣升为大他者的前沿阵容，为我们编织天罗地网,让一个本来就脆弱不堪的自我愈发变得支离破碎、死去活来，被迫去面对未来的多重不确定性。或许可以用海子的一个诗题来形容我们此刻的生活:“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这头四处乱撞的时代巨兽，难道不正在用坚信的口吻、必胜的决心和一系列软硬兼施的要求，来对我们这群步伐沉重的精神难民许诺一个安全、健康、和谐的生存蓝图么？
据说一个现代人的责任是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如果这个时代能够凭一己之力被克服的话，我们就迎来了一个全面标榜肯定的时代。被这个倒错的时代所充分给予厚望的，不是眼下这个为讨生活而畏首畏尾又气喘吁吁的“我”，而是潜藏在“我”身上那个不被察觉却拥有十足抗压突围能力的理想自我。如果说前者听到的时代指令是“你应该……”，那么后者听到的则是“你能够……”。后者其实是一种隐藏在自主能动性表象背后更为笃定的无意识反应,它恰恰发生在一个物质丰富、技术发达、媒介便利的时代里。当我们战战兢兢地听到居所楼下扩音器里不断播放着“（你应该）下楼做核酸”或“（你应该）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等动员口号时，我们的“理想自我”早就穿戴完毕，火速下楼排在了队伍的最前面，用实际行动向那个事必躬亲的大他者反复证明“我能够……”，并坚定地回应时代的肯定和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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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另一个我”率先被主编大人肯定了，那么我能够请“另一个我”来直接提笔写出这篇文章吗？这仍是个悬而未决的谜。即便如今我勉强把文章写了出来，按照拉康的说法，它也仅仅是一种半说。拉康童年时阅读的第一本书，名字叫《半只鸡的故事》，书中的二维平面永远只画着半只鸡（是啊，我们在自己的书里看的也总是半只鸡）。若干年后，他说真理就犹如这半只鸡，另一面永远是隐藏的，而我们对真理的说辞也永远只是一种半说。那么此刻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九零一代诗选同样一页页呈现在二维平面上，一份青年诗人名单，既熟悉又陌生，也只显示了一半，另一半永远隐藏着。所以无论我是否对那个优秀的“另一个我”委以重任，任何对九零一代诗歌写作的观察，充其量也只能是半说（因为我的观点仍是片面、孤立、静止的），只能对他们给予一半的肯定，让另一半保持沉默。
正是在这种肯定无意识的驱策下，我猜测着，《诗建设》编辑同仁是否也会用这种彬彬有礼地虔诚态度去向这部诗选的主人公——被刊物选中的九零一代诗人——约稿呢？美好的场景再次出现了，或许在长长的核酸队伍中，他们的手机收到一条令人惊喜的消息，于是，对话就这样展开了：“我的诗写得还不够成熟，能够入选真是我的荣幸”，“期待你的大作，继续努力，你将成为九零后诗人的代表。”从表面上看，这体现了作者和编者之间一种温文尔雅的交流，一边是（我应该）谦虚谨慎，一边是（我应该）高瞻远瞩，把肯定性都赠予对方，从而换来对方对自己的肯定，似乎已是司空见惯的社交模式。
在另一种真实场景里，今天的核酸任务已经完成，对话可能是这样的：“我的作品出类拔萃，发表出来将是刊物的幸运，不发表是刊物的损失”，“我们顶住压力、创造时机，将你的作品发表出来，为的是帮助你积累经验、锐意进取。”这显然是发生在作者和编辑之间无意识层面的交锋，跟前一种谦虚礼貌的对话相比，双方都使用了自恋式的语言，先前所有释放给对方的肯定性都趁此机会回流给了自己。其实不论是低姿态式的“我应该……”，还是自恋式的“我能够……”，肯定性的价值环境铸成铁桶般的世界，两者各自代表着不同方向的力比多投注，只是用一种半说间的对话代替了另一种而已。
青年诗人有着迫切而强烈的情感表达意愿，这种紧迫感像弦上的箭呼之欲出，他们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更渴望这种声音被另一群人听到。专业性、权威性的诗歌刊物满足了他们发表诗歌作品的愿望，反过来，这批精挑细选的作品也印证和强化了刊物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一边是青年诗人渴望表达、渴望被阅读和承认，另一边是刊物对佳作的吸纳和持续高水平运作，两者的合作建立在双方普遍的需求（need）之上。尤其对于青年诗人来说，这种表达的需求甚为强烈。不必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也不必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单考察诗歌表达之于青年的意义，仿若乳汁对于婴孩的必需性。为了得到及时的哺育，青年诗人的作品都天然带上了婴啼的意味。
婴啼是主体对需求原初的标记，它劲道十足、毫无方向，清脆嘹亮如一匹瀑布，那飞流直下的气势，那纯粹的能指，那饱满的情绪，甚至无法携带上任何固定的信息。在《罗马报告》中，拉康就提到婴啼，称它为言语的最初尝试，是最早的半说。因为力比多的狂飙体验,青年诗人表达之渴求犹如脱缰野马,又像梦境一样烂漫无极。本雅明在大学时代曾投身德意志青年运动,他极富诗意地将青年比作“睡美人”，因为长久地耽溺于梦境的欣悦之中，他们不愿醒来：
青年，无论如何，是沉睡着的睡美人，但还没有一位王子接近并释放她的任何迹象……它要向青年人表明在他们自己身上唤醒一种共通感受的方式，一种意识：把自己认作不无荣耀地，将曲折地走向世界历史并为之赋形的人。
在某种程度上，诗歌刊物扮演了王子的角色，唤醒了沉醉的青年诗人，终结了蔓延无序的梦境，驯服了他们身上澎湃的力比多，满足了他们亮相于文学舞台的需求，并指引出为世界赋形的可能。或许可以这样认为，青年诗人那种婴啼式的瀑布体验，正在借重诗歌刊物的编码操作和空间秩序，习得了他们踏进世界剧场的身姿和步伐。睡美人从梦乡移往现实世界的视野，开始于远方王子馈赠的一吻，满载着清澈的爱。睡美人从王子的一吻中睁开了眼睛，她变成了婴儿，啼唤不已。她学会开口说话，用她的美与梦重新编织现实中残缺的世界。
如果诗歌刊物能够扮演王子的角色，这王子的一吻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这部即将面世的九零一代诗选，也即将成为跻身若干九零后诗歌选本中的一本，它何尝不是一件珍贵的礼物？众多理想声音的花束？它理应具备成熟的价值立场、完整的编选视野、专业的评判机制和健康的艺术旨趣，这是一支很快就要迈入诗歌史前台的方阵，携带着重塑写作观念、修订审美范式甚至改写诗歌史的勃勃雄心。毋宁说，九零一代诗人的“另一个我”率先被刊物所捕捉和认定，并对他们的文学潜能进行投资和管理，并创设出一种未来价值的物质载体和运行环境。
与其说是刊物承担起九零一代诗人经纪人的职责，不如说是九零一代的“另一个我”借由刊物的中介对他们的现实自我提出了一套至高的要求（demand）。要求是大他者的语言，也是自我的无意识诉求，它要借重和依赖制度、规则、标准、律法、习俗所汇成的语言系统。“另一个我”正是通过这套语言系统，借刊物之口向现实自我提出要求的，它的目标正是试图将力比多源源不断地投注到那个处处听到“我能够……”的象征界，倾洒在那个严丝合缝的理想自我身上。这部即将问世的诗选成为九零一代诗人的“镜像”，这批出没在诗选中的九零一代诗人，从本能地表达需求到自觉地服膺要求，要努力尝试从平庸残缺的现实自我移情到理想自我身上。这段精神成长历程，亦可看作是一代诗歌写作者的“镜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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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阶段”的始作俑者拉康认为，主体的需求只能以要求的形式得以表达。婴啼意在唤来父母，去满足襁褓中的小主体吃喝冷暖的需求，但却不得不力图把这一串串具有穿透力的嚎哭预设为自己的语言。只有语言能触及和覆盖到他们的需求。这些最初的萌芽状态的语言，首先引来的是父母听到哭声后嘘寒问暖的语言：“宝贝，你饿了么？”“你尿了么？”“你热/冷了么？”“你开心咩？”……这些聪明的小主体几乎第一时间就掌握了这套成人世界的语言，只是他们说得还不够“理想”，不够“约定俗成”，但他们已谙熟了哭声的额外收获：除了能依靠它满足生物学上的需求之外，更能让他们独占父母的爱，甚至是每时每刻、无微不至、无穷匮也。如此一来，婴啼的现实目标（吃饱穿暖）很容易实现，而远景目标（父母无条件的爱）则远在天际，却深深诱惑着他们。
我们此刻捧读的这些初出茅庐或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不也正分享着与元气婴儿相似的无意识结构吗？仅仅满足青年诗人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需要，还远远不够。他们表达的需求带有原始的刚性、蛮性和不可驯服性，刊物不可能成为青年诗人尽情挥洒力比多的乐园，也不可能每时每刻为他们提供肆意挥霍创造激情的机会和空间。刊物更像一张网，从力比多的海洋中打捞起那些驯顺的时刻和偶然的完美，留下一幅永不成熟的小照和一段过于老道的简介。青年诗人渴望得到诗歌刊物（往小了说）或诗歌史（往大了说）的持久呵护和永恒加持，也就是要求获得诗歌之神的眷顾和垂爱。青年诗人要求自己永远扮演词语的炼金士，盼望诗神附体，永远得到语言的庇护。
这个要求是可能的吗？从公开发表第一首作品到接受诗神的爱，一个青年诗人将实现从需求到要求的心灵跃迁，在“我应该……”和“我能够……”之间做出迂回蹀躞的跋涉，他们依靠表达天赋去追求崇高和美感的过程中，会在真实的创伤和无力的匮乏中历尽生活的粗粝界面，会切肤地体会到身心的痛痒和局限，若干种个性化的语言会成为这一代青年诗人劫波和至乐的最终补偿。当生活的现实持续不断地让他们意识到需求的存在时，他们必须要依赖要求的形式去表达。正是在这个可爱可憎的世界上，在这种寻求补偿的艰难过程中，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体验到自己是一个不可置换的存在。《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辞典》的作者迪伦·埃文斯简洁地揭示了这个过程以及主体最终迎来的精神境况：
要求很快便具有了某种双重功能，既充当着需要的表达，又充当着对爱的要求。然而，虽然大他者能够提供主体所要求的那些满足其需求的对象，但是大他者无法提供主体所渴望的那种无条件的爱。因此，即使在那些用要求来表达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要求的另一面向，即对爱的渴望，却始终得不到满足，而这个剩余物便是欲望。
欲望（desire）既非对需求的满足，亦非对爱的要求，而是从后者中减去前者所得的差值。毋宁说，欲望从一种不可能的角度主宰了主体的无意识领域，一个人关于安全、吃穿、冷热等基本需求的表达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基本生存愿望，而一个人在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在无差别的一般状态里，正是靠欲望来支撑起他的生存维度。一个人借助欲望的力量向他的终极满足和终点救赎靠近，这些目标价值反过来又确保着欲望像需求一样源源不断地产生。
诗歌何尝不是在相似的情境下诞生的呢？诗歌锤炼出语言的剩余物，从日常事务性语言出走，朝向未知的外界和别处。这种剩余物安放了混沌的情感和清晰的思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状态，诗歌在市井俚语和道/逻各斯的声音之间，往复摆荡、持久循环。如果这种运动接近光速，那么欲望（或诗歌）在力图追寻理想过程中的每时每刻都已经抵达了理想之地。诗歌亦然。在每一次都作为第一次的创生语境和差异性结构中，每一行诗句的生成和阅读，每一个词语都在寻找它的声音和意义，一首诗的每一处细节、每一个局部、每一丝空隙都携带着整首诗走向理想结构的伟大意志。诗歌源于“关不住了”的情感表达，眺望着永恒沉默的神性话语，借后者之酒杯浇前者之块垒，用人类悬留在中途的半说——这随身的语言——去探问欲望的真相。
从想象界的角度看，需求借由要求来表达自身的过程中必产生欲望；从象征界的角度看，欲望启程于需求和要求通力合作的一刻，但却同时背叛了两者，成为一种朝向缺失和空无的神圣诉求；从实在界的角度看，欲望化身为遗落在语言系统中但却无法被完全表征的小赘体（拉康称之为客体小a），它刺破了语言之网，长久逃逸。斯宾诺莎盛赞人类的欲望，将它理解为对生存的坚持。但在拉康那里，欲望却不是什么内在的属性和品质，而是被外在的、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所定义。拉普朗虚等人在《精神分析辞汇》中描述了欲望的生成过程：
某个知觉的记忆影像仍与造成的刺激之记忆痕迹有所联系。一旦该需求再度出现，一股精神动势会藉由已建立的连结关系而产生；它会寻求重新投资此知觉的记忆影像，甚至唤起此一知觉——也就是再建立首次满足的情境。这样一股动势我们称之为欲望。知觉的重新出现便是欲望实现。
诗歌正是这种跟随文明的不满、存在的匮乏、情感的创伤和语言的失灵所联步组建的精神动势、力比多机制和乌托邦影像。诗歌与欲望正是一条莫比乌斯公路的正反两面，形成各自的半说，朝着自己的形象迅猛冲决，积聚成创造的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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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九九归一式的代际签名，还是历史终结式的结构运气，在九零一代诗人身上，似乎都构成了某些微型的暗示。线性成长、优生观念、启蒙话语、革命激情和接班人意识，曾经风靡一时，可在他们那里，如此多的通关护照居然开始纷纷失效了，过去惯用的理解诗歌运动的范式和规律都有些不合时宜了。对诗歌代群既往的观察视野和思考方式，大都善于强调那种符合历史逻辑的“新”，诸如“新人”、“新锐”、“新一代”、“新气象”、“新面貌”、“新格局”、“新势力”等概念，都折射出单一进化的世界观，看重和称赞这群年轻主人翁精神肖像中的新鲜感、可塑性和童言无忌式的纯真。当然，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肯定性预判，已经率先注入了我们对“新”式人格的命名之中：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新制的完善必然修订旧制的粗陋，新人的改造力必然更新旧人的历史局限性,新诗人要肩负起“后浪”理应肩负的文学责任……培育新人的手段是呼唤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到中国的五四运动，从俄国的十月革命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每种革命的历史机缘、性质作用和奋斗目标都不尽相同，但都输出了共同的产品：激情和混乱。
到了九零一代诗人这里，我们的大历史全然驶进了一片肯定性国度，任何依靠对抗他者而建立起来的革命逻辑都自行瓦解了，任何革命的理由和期待都显得激情有余而理由不足，这径直导致了另一种混乱：一次伟大的出征，刚开头就煞了尾，伊卡洛斯的远翔之梦在拉奥孔式的挣扎姿态中痛苦地醒来。韩炳哲注意到这种整体性的精神症结：
这些能量出现了回流，因为它们没有流向他者或世界，而是流回了自我。这种心理反流，即闲置心理能量的拥堵，使我们感到焦虑和沮丧……自我随之被抛回自身，不与任何对象绑定。它绕着自己转，丧失了世界。这使我们感到孤独、焦虑和抑郁。因此，尽管有无限的网络，我们却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孤独。
正因为这种回流式的自恋结构和通体孤独，我们几乎不能直接在九零一代诗人身上提取到他们深入骨髓的精神特征，即使能够提取，像各类知名刊物上策划过的九零后诗歌论述云云，也只具表象意义。那些听起来还不算差的概括和指认，那些貌似有理有据的观察和评价，也不过是戴在九零一代脸上的若干副面具罢了。时代反映、成长环境、情感教育和知识进化等诸种谈资已经过分庸俗和老旧，传承更迭的代际视野也显得粗疏偷懒，徒手拿来的那些正确而空心的煌煌大词、时髦语和本真性黑话更加大而无当。
究竟如何能够直取九零一代诗歌写作的核心奥秘呢？可行的办法或许是应该远离这个问题。反其道而行之，把他们的诗歌写作放在自身主体性的晕圈中，从他们的历史意象和精神境遇中提取和调用自身。九零一代诗人并不是诗歌史历时性延伸的幻象，他们的写作价值更适合放在一套共时的矩阵里去辨识。九零一代的心灵现实是:鉴于需求必须要仰赖要求的形式来表达，就势必会生成难以化解的欲望。又鉴于九零一代的需求很容易被满足，不断激增的精神动势便对要求提出更高的期许，以致于使他们的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更深地依赖其欲望的表达。
既然欲望和诗歌已经互相结成幻影朋友，成为在不革命时代的革命同路人，那么在同质化空间里深感孤独和抑郁的九零一代诗人迫切要做的，或许并不是努力去压抑欲望、消解欲望，把欲望引向其他地方，让它升华，或让它不知所踪。而是要反复告诉自己，任何时候都要保护好自己光洁鲜嫩的欲望，让它不被任何强权和功名绑架，不被任何道德超我成功驯化，不被全息的肯定性世界轻易解除思想武装。欲望必须始终保持欲望自身的逻辑，它无法被永久满足而只能被反复激活，它所拥抱的始终是同质化空间里的空白和未知，并发明异质化的语言形式，抵御体制的惯性、惰性和戾性，而对一切赞许、包装和嘉奖保持警觉。一言以蔽之曰，九零一代诗人的任务，绝不是利用文明的伪装去挡欲望的路，恰是相反，他们要凝神谛听从压抑生命里涌出的精神动势，依循其天赋言权，从善如流，因势利导，为欲望让路。
为欲望让路的九零一代诗人的价值坐标，不再依赖外部的识别和承认，因为同质化空间牢不可破，而更多地需要仰仗自身的内在体验，以求在力比多回流后的诗歌写作中开辟新的活路，发明新的半说，真诚地为欲望让路。上述主体欲望的三元组（需求、要求、欲望）正揭示了内在体验的基本要素和运行机制，为欲望所让之“路”正是由内在体验所开辟和铺就。空间的异质化或世界的他性，是内在体验的生成条件。同质化空间无法唤醒内在体验，在平滑、安全、洁净的生存环境和认知环境里，一个人很难对世界提出问题，也绝少培养出反思精神，自然对他所寄身的社会没有什么可说的，他跟身边的人也没有什么好交谈的。一个诗人也几乎无法与异质性遭遇，无法寻找到他欲望的词汇表，更谈不上生成自身的精神动势。
在一个政治意识形态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常识性和普适知识让位于政治信仰和对领袖的忠诚，二分法和等级制统摄着民众的头脑，人人栖息于全景敞视监狱，很容易树立起同质化的世界观和价值标准。在一个享受发达工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中呢？泛滥无度的表达自由和行动自由，造成过度膨胀的信息、不堪其重的交流环境和充斥着虚伪和虚假的人文生态。资本增殖、广告哲学和消费意志成为语言的硬通货，同样为所有社会成员布置了一座万能的天鹅绒笼子，它正用肯定的、关爱的目光凝视着一群因过度交流而无力起飞的鸟儿。他者的缺失让真正的欲望偃旗息鼓，几乎制造了一种寰宇性的抑郁症，青年诗人几乎在第一时间通过内在体验意识到了这种倦怠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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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稍加检视一下1949年以后中国诗人内在体验的变异历程，九零一代诗人的欲望真相就能一眼可辨。在新的历史界标处，颂歌一代（第一代）诗人是从改造和塑造的双重压力下滤出的审时度势者和纯洁无瑕者，他们创造了现代新诗史上空前的无菌语境，并酝酿出同质化的暴力，一边是党和领袖的至高无上，一边是检讨和殉诗的自戕可能，唯一的办法，便是顺势绕着那个耀眼的崇高点不断空转，犹如一圈圈拧紧时代的发条。相比之下，朦胧诗一代（第二代）虽然也是顺势的产物，但在诗歌的权力中心（北京）大胆发动了美学革命，做出纵向的区分，将他们的前辈指认为他者并予以对抗——不做“英雄”要做“人”（北岛），不要“黑暗”要“光明”（顾城）——这种鲜明的口号姿态也正是从他们年迈的对手那里继承而来。第三代诗人被社会开放的空气吹拂，表面上延续和深化了前代诗人标榜的对抗性（比如喊出“打倒北岛”），但实际上从他者那里获得写作上更激进的解放,将中国诗歌与真正的现代意识接轨，在诗歌阶层意识消解后实现社团间的网络化串联。
此后的诗歌史话语均沿用了每十年一代的方式命名，阶层、代际之间的对抗性逐渐式微，彼此的包容性和网络化在逐渐增强。六零一代、七零一代、八零一代就在这种视野下渐次涌现出来，既往的当代诗研究中不乏若干对各代际诗人主要特征的研究，但在他们各自身上发现的他性是很弱的，也并未准确辨识出各自原生的精神动势。比如部分六零一代和七零一代诗人在诗歌史上是否成为被压抑、被遮蔽或无法命名的形象？八零一代诗人是否扮演了“垮掉一代”、“堕落一代”的角色？尽管这些现象和问题与那些实质性的他者形象有很大的差距，但它们大都可以放在朦胧诗一代与第三代诗人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场域中得到细致考察。
还有另一个维度不可忽视，也是颂歌一代与此后各代际的重要区别，那便是西方现代诗人以及它们所建立的价值标准成为了后者共同的他者，它们对中国同行产生积极的压力和刺激，文革后的中国诗人再次对西方他者产生了文化上的渴望和追慕，并在这种双向的合力中走向开放原则和普适性要求。在这个意义上，颂歌一代似乎也存在一个这样的他者，那就是苏俄诗人。通过一边倒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在一种封闭的政治文化洞穴里，颂歌一代最终企盼的是同质化幕布的降落，在上面有限地获得一幅理想自我的肖像。较之于颂歌一代的有限他者，西方现代诗人无疑扮演了无限他者，在持续不断地追求客体小a的过程中，他们促成这些灰阑中的历史主体瞥见了自己欲望的秘密。
九零一代诗人呢？跟颂歌一代相比，他们缺乏战争、救亡、革命和斗争等经验；跟朦胧诗一代相比，他们缺乏大鸣大放、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上山下乡以及海外流亡的经验；跟第三代诗人相比，他们又缺乏野蛮生长、狂飙突进、激进实验、放浪情爱等经验。九零一代诗人，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陆续出生，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接受大学教育或走向社会，他们的成长历程与中国高速和平发展的时期相合拍，是标准的物质一代和数字一代。动荡颠簸的乱世体验、一呼百应的集体狂热、体力劳动的历练、贫困和饥饿的煎熬，在九零一代身上几乎是缺席的。
他们没来得及尝尽家庭负担、职场风云、贷款辎重、中年危机、健康隐忧等叠加起来的苦楚（这也是大多数青年诗人中止诗歌生涯的原因，留下真正的半说）；他们可以倾注无数的白昼和夜晚去钻研生存功利之外的无用之学，也可以拿出大把的时间去浪费、游戏、沮丧、发呆、躺尸……又在极短的时间内恢复天真和活力；他们在日趋委顿的直观经验之上堆积和装饰了海量的、以假乱真的二手经验，但彼此之间却很少能发生有效的交换和通畅的对话（他们受困于发达膨胀的半说）；他们热爱哲学、科学、艺术和喵星人，向往体面、自由、有尊严的生活；他们陶醉于阅读和游历，不论经典还是先锋，他们对中外诗人、电影和球星如数家珍，对社会上不平等现象痛心疾首、积极发声。他们不但写作，而且通晓翻译和批评，更谙熟互联网和多媒体对力比多的增殖、分配和内爆。他们既封控又狂欢于各自的界面式生存，依靠内在体验写作，整体而抽象地过完了自己的“25岁”——据T·S·艾略特说，诗人将在这个年龄上获得历史意识，它难道是欲望的一个曾用名？
从颂歌一代到九零一代，这半个世纪的诗歌轮盘，或可看成是一次倍速的永劫回归。到了九零一代这里，历史的主体再一次遭遇到他者的消失。尽管历史条件和生成逻辑迥然有别、差异巨大，颂歌一代的同质化现象似乎在九零一代身上再度降临。齐泽克在《无器官的身体》一书中曾阐释过德勒兹的“重复”概念：
这个悖论不但不反对新事物的出现，而且是只能够通过重复出现的、真正的新。重复所重复的不是过去“实际形成”的方式，而是内在于过去的潜存，它通过其在过去的实现而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严格意义上，新的出现改变了过去本身，它回溯性改变的并不是真实的过去——我们并不是在科幻小说中——而是在过去的实存和潜存中的平衡。让我们回想一下瓦尔特·本雅明所提出的熟悉的例子：十月革命重复了法国大革命，却挽回了它的失败，挖掘并重复了同样的革命冲动。对克尔凯郭尔而言，重复是一种“颠倒的记忆”，是一种向前的运动，它是新的生产，而不是旧的再生产。
正是这种重复的观念让读者看到，九零一代登场之时，已然随身携带了一部反身的、写满源代码的诗歌史，他们最彻底地经历着他者的消失。如果说颂歌一代围绕着一个乌托邦的神圣点位——大他者的欲望——不眠不休地旋转，那么到了九零一代这里，则是各自环绕着每个主体的真实欲望翩翩旋舞。随着速度加大到无限，每一位九零一代的写作主体都在这种自转运动中生成复数的内在体验，为自己旋风般的精神动势寻觅道路，从语言中借来尘埃和灯盏，把自己旋转为一颗自卫（自慰）星。
在接受毕希纳奖时，保罗·策兰发表了著名的《子午线》演讲。他说道：
诗想去找一个他者，它需要这个他者，一个对应物。它寻找它，对它说话。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对诗来说都是这个他者的形象，它向另一个人伸出手来。
相信眼前这部满载潜能的诗选，在这个普遍肯定的时代里，能够成为青年诗人们一个明亮友爱的他者，帮助他们洞穿时代的白色幻象，直面各自欲望的真相。在历史的重复和自体的重复中，如果九零一代必将递归为一种潜存意义上的“新”，那么他们写作的突破口一定不是在自身欲望的迷宫里孤绝地旋转和迷醉，也不是在同质化的知识占用和技术胜利上遗忘了生存的荒凉和世界的苦难，而是在没有他者的世界上用欲望的半说去探照那些还没来得及清理的过去，用内在体验的动力——犹如婴啼，一种所向披靡的精神动势——划开自己忧郁而自恋的面具，像一个远方和未来的蒙面人，在需求的迫切性和要求的法则性之间建立平衡，朝向空白一页冲积出自爱、自强、前所未有的记忆和“25岁”的肯定。
【该文刊于《诗建设·90后诗选》（2023年第1卷，总第33卷），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原文底稿。】
张光昕，1983年生于吉林蛟河，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新诗评论》编委。有学术专著《昌耀论》、《〈野草〉别裁》（自印），诗论集《刺青简史——中国当代新诗的阅读与想象》、随笔集《补饮之书》、读本《新诗十二名家》（合著），主编《横断面》《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等当代诗选，以及《我们不能活反了——王小妮研究集》等新诗研究文献。获2018年“诗东西”青年批评奖、第六届西部文学奖·评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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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诗歌》2023年8月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