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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探究1990年代诗歌的过程中，“回到历史现场”的资料发掘整理工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突破那种孤立地看待1990年代诗歌的思维和方式，以一种开阔的视野，将之同时放在中国当代乃至20世纪诗歌发展脉络和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尤其是二者的交错关系中。反观1990年代诗歌中的“历史意识”，不仅关于“历史”内涵的理解、对于诗歌与历史关系的认识以及诗歌书写历史的方式，在不同诗人和评论者那里出现了明显分歧，而且某些着意凸显“历史意识”的诗歌文本的效力几乎丧失殆尽；“个人意识”及“个人写作”也是如此，它们被赋予了取向不一的价值和独特的品质，其中“历史的个人化”主张犹如历史与个人间的平衡木，易于滑入惯性驱动的“空转”。就1990年代诗歌的文本构造而言，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应该是“戏剧化”，它也许能够重塑对于诗的认识，重新锻造被种种凌空虚蹈所消耗的活力。
一
在1980年代文学经过“历史化”研究之后，1990年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也方兴未艾。这种做法无疑有其合理性，毕竟物理时间意义的1990年代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无论何种方式和层面的“历史化”研究都值得展开。尽管关于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本身在学者们的认知中还存在分歧，但一个基本共识是：应该将文学史料及文献的搜集整理作为“历史化”研究的基础——大概没有人会否认，这也是进行1990年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必要的基础。
事实上，就1990年代诗歌而言，一定程度的“历史化”研究早就开始了，比如在1990年代尚未结束时，一些冠以“90年代诗歌”的具有资料性质的作品集、文论集，以及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和著作便已出现，引人瞩目的有：洪子诚主编的“90年代中国诗歌丛书”（收诗集6种、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程光炜编选的“90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岁月的遗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刘士杰综论1990年代诗歌的专著《走向边缘的诗神》（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吴思敬《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唐晓渡《90年代先锋诗的几个问题》（《山花》1998年第8期），王家新、孙文波编选的《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这些资料集和论著有着显明的即时性和现场感，在今天看来，其可用于“历史化”研究的“存档”功能是不言而喻的。
可以看到，已有的1990年代诗歌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诗人即1990年代诗歌的参与者和亲历者的“现身说法”或自我陈述，如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张曙光《90年代诗歌及我的诗学立场》（《诗探索》1999年第3辑），孙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诗探索》1999年第2辑），萧开愚《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学术思想评论》1997年第一辑）等，这些出于各种动机和缘由的个人申说散发出强烈的论辩气息，如今也将成为被重新检视的材料；其二，几乎与1990年代诗歌发展同步的总结和评述，除前面提到的论文和著作外，还有《天涯》《北京文学》《诗探索》等刊物分别推出的“90年代诗歌精选”“笔谈90年代中国诗歌”“90年代诗歌纵横谈”等专题展示与探讨，以及程光炜的系列文章，黄灿然《90年代：诗歌的新方向》（《倾向》1996年秋季卷），胡续冬《在“亡灵”与“出卖黑暗的人”之间：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个人诗歌写作》（《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7年第1期），老杰《反思与拯救：90年代新诗写作》（《诗探索》1997年第2辑），西渡《历史意识与90年代诗歌》（《诗探索》1998年第2辑），周瓒《“知识实践”中的诗歌“写作”》（北京大学博士论文之一章，1999年），敬文东《诗歌中的90年代》（《读书》1999年第6期）等，这些切近的观察和论析仍是今天的研究可予对话的对象；其三，隔开一定时间距离后的“知识化”和“问题化”阐述，如王光明《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论90年代的中国诗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钱文亮《1990年代诗歌中的叙事性问题》（《文艺争鸣》2002年第6期），王昌忠《90年代诗歌的“非个人化”特质》（《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杨献锋《炫技与饶舌的背后——论20世纪90年代诗歌“技艺”的价值取向》（《当代文坛》2010年第4期），余旸《历史意识的可能性及其限度——“90年代诗歌”现象再检讨》（《文艺研究》2016年第11期），魏天无《新诗现代性追求的矛盾与演进——九十年代诗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曾方荣《反思与重构——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批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以及不少以1990年代诗歌为选题的硕博论文——这些探讨已经论及了1990年代诗歌的诸多面向。
笔者较早以《论新诗在40年代和90年代的对应性特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一文参与了关于1990年代诗歌的讨论，通过对1990年代诗歌和1940年代诗歌的某些共有命题（如“中年写作”“戏剧化”“反讽”等）的阐述，展现了前者对后者的呼应和深化；后来又在《1990年代诗歌“遗产”》（《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4期）中简要梳理和剖析了1990年代诗歌“遗产”的几个方面，这篇6千余字的短文随后扩展为一篇近4万字的综论文章，从对“90年代诗歌”这一概念的辨析谈起，较为全面地论述了1990年代诗歌生成的语境、资源、形态和特征，勾画了其纷繁的诗人格局和驳杂的诗学线索，并特别对“叙事”“口语”等议题进行了辨析。笔者将1990年代诗歌视为一种“杂语共生”（即数代诗人共同参与）的创作，强调其理论和创作的“未完成性”和过渡性，认为它在很多问题和向度上并未得到充分展开。
虽然研究者已经提炼并探讨了1990年代诗歌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和议题，如“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个人写作”“中年写作”“中国话语场”“历史意识”“反讽意识”“戏剧化”“跨文体写作”“互文性”“叙事”“口语”等，但这些并非处于同一层面的概念和议题，有些由于时过境迁已彻底失效，有些成为不回到具体语境就没有意义的“历史”词汇，有些则在得到反复阐释后仍有重新剖解的必要。迄今为止，“90年代诗歌”这一概念本身经历了从年代指称到具有特定诗学含义的“专词”，再到带着时期标记的范畴的演变过程。这样的转变为对之进行“历史化”研究提供了某种前提。不过，很多人将“历史化”理解为一种静态化对待1990年代诗歌的方式，把“90年代诗歌”看作一个封闭自足、过去式的对象，对之进行条分缕析和价值评判；或者在谈论其中的某些议题时忽略了它们得以生成的语境，将之作为自明的普遍性话题进行阐述。这难免会造成对于1990年代诗歌的理解和判定上的错位，同时也无法准确把握上述议题的诗学内涵与效力。
在笔者看来，在重新探究1990年代诗歌的过程中，那种“回到历史现场”的资料发掘整理工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突破那种孤立地看待1990年代诗歌的思维和方式，而以一种开阔的视野，将之同时放在中国当代乃至20世纪诗歌发展脉络和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尤其是二者的交错关系中。林庚先生在谈到古代诗歌体式迁变时往往着眼于数百年的跨度，比如他认为从楚辞到七言诗“只要去掉‘兮’字，似乎就可以一越而过。可是这一‘越过’在历史上又竟是好几百年漫长的时间”，其所显示的纵览“全局”的宏阔眼光是值得借鉴的。这种视角有点类似于匈牙利文论家卢卡奇所说的“总体性”。依照卢卡奇的表述，“总体性”是对单个的、局部的、碎片化的事实和因素的克服，“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任何事实要是没有获得明确身份、不被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就终归是抽象的，不会成为可以把握的现实，也正是“总体性”赋予了事物与事物之间“多方面”的变动不居的联系。
因此，一方面，须将1990年代诗歌纳入中国诗歌进入“当代”之后的种种努力趋向和诗学冲动中，并在与“现代”诗歌的比照中彰显其成就与不足；另一方面，有必要把1990年代诗歌与这时期逐渐“祛魅”的历史氛围和进程勾联起来，寻索其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后者在诗人内心和诗歌文本中留下的印迹。显然，如果脱离了某个时刻的历史情境，对一些诗人及文本的理解就有可能出现偏差或流于表面，比如，倘若对于时代剧烈变动带给诗人戈麦的心理冲击缺乏了解，就难以体察他诗歌中隐秘的痛感。这应当是“历史化”研究的更内在或更进一步的含义。同时，还要从当下的诗学视野和问题意识出发，考量1990年代诗歌之于近二十年诗歌发展的意义。
二
正如姜涛多年前指出：“当代诗歌写作的历史进程是一直伴随着对其自身的叙述和命名展开的……诗歌批评者与诗歌实践者们不断彼此抛掷着花样繁多的诗学词汇，以期廓清自身、指明方向、获取写作的合法性身份。”这种通过自我命名和理论申辩而占据诗歌场域的位置，自然是新诗的一个“传统”。不过，相较于其他时期的诗歌，1990年代诗歌似乎表现出了更明显和峻急的“身份”“焦虑”。人们常常将1990年代诗歌与1980年代诗歌对举，探讨两个年代诗歌之间的承续与变化（大多认为二者的差异甚于相通），在谈论中一般会指出：1980年代诗歌与同时期的社会文化保持着紧密而充满张力的联系，并“深度”参与了当时社会文化的构建，其诗学场景虽然未免喧嚣、芜杂甚至夸饰，却不乏活力；相比之下，受到年代转型的震荡之后的1990年代诗歌，则游离于社会文化之外，无力与后者形成“共振”或对话。这使得1990年代的诗人们挺身而出，发出了急切的自我诠释和辩护之声——与1980年代那些花样翻新、极具煽动性的宣言（见“现代主义诗群大展”）多少带有戏谑色彩不同，1990年代诗人们的发声在整体上趋于庄重、严肃，显出经受“切肤之痛”后的沉凝与迫切，尽管很多“风行90年代的若干诗学词汇，只是诗人在处理自身写作困境时的‘应手之物’、权宜之策”。
1990年代诗人们的自诠和自辩面临的困境在于：一方面，某些针对即时的实践而作出的“权宜”表述，遭了固化与简化或“刻舟求剑”式的指认与误解；另一方面，某些貌似论述详备、自成一体的言说，其“名”与“实”、预期与结果之间存在着不小的罅隙，譬如当诗人们“信誓旦旦”，试图通过加强对历史的关注、以“介入性”修复诗歌与历史、现实的关联，借助“个人化”重申个体的独异和诗歌的特殊时，易于将诗学主张立场化，忽略了历史、现实的内在参差和个体自身的差异，从而削弱其理论和实践的有效性。
就拿1990年代和之后被提及较多的“历史意识”来说，进入1990年代之际，不管是“历史强行进入”还是“向历史的幸运跌落”，亦即无论被动抑或主动，诗歌中“历史意识”的提出和“历史”作为话题被反复申明，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动因：一是在写作上出于对198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非历史”、“不及物”趋向予以纠偏的考虑，因为后者被普遍认为已经陷入了远离历史、凌空虚蹈的“纯诗”死胡同；二是诗人们在面对时代氛围倏然转变和诗歌地位急遽跌落时作出的反应，他们不甘于做处在“边缘”的历史“旁观者”，希望通过书写历史重返社会文化场域的核心；三是借此提升诗歌的能力，按照西渡的说法，“诗歌对历史的处理能力被当作检验诗歌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成为评价诗人创造力的一个尺度”。这三个方面其实并不是截然分开、互不相关的，而是在诗人们的设想和实践中相互指涉，慢慢构成某种叙述中的因果链条。
不过，反观1990年代诗歌中的“历史意识”，不仅关于“历史”内涵的理解、对诗歌与历史关系的认识以及诗歌书写历史的方式，在不同诗人和评论者那里出现了明显分歧，而且某些着意书写历史、凸显“历史意识”的诗歌文本的效力几乎丧失殆尽，以至于“历史意识”“这一从具体的历史有效性中构建出来的诗学概念，逐渐抽象为一种取消内在张力的自明性表述，不仅诗人间的内在差异被抹煞，且历史意识中可能促进历史与诗歌领域相互深入的建设性内涵也没有得到深入探讨”。必须指明，一些诗人和评论者言说或预期的“历史意识”带有很强的自我构造或塑造的成分，要么与具体的历史处境脱节，要么在热烈空泛的吁请（让诗歌“承受”、“担当”历史）中滋生了1980年代“文化英雄”般的幻觉。而在另一些诗人和评论者看来，“诗歌包括诗人不再是历史的全部，而只是历史活动的一个话语场；诗歌包括诗人的工作可以隐喻历史的活动，比如悲伤、欢乐，存在的复杂和集体的愚不可及，然而它与历史是一种摩擦的、互文的关系，它希望表达的是难以想象、且又在想象之中的诗意；诗歌既不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也不应当站在历史的背面”，这种基于诗歌本体而构想的诗歌与历史的“自在”关系，也许会导致诗歌中历史的神秘化和文本化。
诚如冷霜敏锐地觉察到的：“写作的‘历史意识’并不必然指向写作与历史之间的文本关联，它首先应被理解为由写作的推进所带来的对写作自身的‘历史感’，而当这种‘历史感’开始与对历史语境的强烈关注结合起来，它最有价值之处或许并不在于它常常被诉诸的‘合法性’，而在于它体现出文学实验意识的某种纵深开拓。”也就是说，所谓“历史意识”并非诗歌从书写历史中自动获得意义，毋宁说是某种“历史感”促使诗歌主动探求其与历史互动的可能。另一方面，任何历史并非简单地作为素材或主题进入诗歌文本中，而是伴随着诗人相对成熟的历史观去拓展诗歌的视域、激活诗歌向“纵深”掘进的潜质，因为“历史中的问题与张力，显然向诗人的历史知识储备、进入历史的角度乃至认知与洞察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显然，诗歌对历史的处理与书写应该包含了诗人对历史本身的透彻理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洞见。遗憾的是，1990年代不少书写历史的诗作（主要是长诗），由于“仅仅理解到长诗的量的扩张，而没有理解到长诗的质的探索”，故未能彰显真正的“历史意识”。其间充斥的关于历史的“常识化的认识痂壳”（姜涛语）和思维惯性，制约了21世纪之后的一批“写史”长诗。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诗人西川的写作，他分别完成于1990年代和21世纪的两部长诗《致敬》《万寿》，在显示其意识和诗艺双双寻求突破的努力的同时，也体现了1990年代及当下诗歌某些方面（尤其是“历史意识”）的症候。两部长诗的共同显著特点是“混杂”，符合1990年代诗歌对综合性意识和文本的期待，其中《致敬》融汇现实与梦幻、对时代氛围的感知和驳杂的阅读经验，《万寿》容纳了晚清以降的种种人物、事件和风俗，均显出了极具包容性的气势。不过如今看来，这两部长诗各有值得重新检讨之处。正如余旸在评述姜涛对《致敬》的分析时认为：《致敬》中“在‘历史’得到呈现、包容的同时，承担、包容这一复杂‘历史’的，仍然只是‘那个博学的、牢骚满腹的、又对神秘事物保持敬畏’的伪哲学家，一个被抽空了道德立场的‘知识人格’化身”，“历史意识”（假如有的话）被吸附到“箴言体”句式中而变得风格化了。而《万寿》将大量历史文献直接植入诗行间，那些未经消化和转换的历史材料的无序堆砌，不仅造成了全诗体格的庞大和外形的臃肿，而且挤压了本应渗入诗里的历史观。
在1990年代诗歌中与“历史意识”密切相关的是“个人意识”——连着“个人写作”这个概念。应该说，新诗中的“个人”及“个人写作”并不是一个新鲜议题，其含义与问题指向随着近代以后“个人”观念的复杂嬗变而不断变化。从鲁迅《摩罗诗力说》呼唤的“己”直至朦胧诗的“自我表现”，“个人”在新诗中的倡导与表达起起伏伏。1990年代诗歌再次把“个人写作”作为一个话题郑重提出，无疑有其特定的针对性。比如，一些诗人和评论者将“个人写作”看作抵制汹涌的商业主义和大众化浪潮的“利器”，认为“个人写作”必须是一种朝向历史和现实、有所承担的“历史诗学”。谢冕如此断言：“90年代最大的完成是诗的个人化。这在中国诗史的总体上看，可以说是对近代以来诗超负荷的社会承诺的大的匡正，也可以说是在日益严重的非诗的意识形态化进程的一个最为彻底的纠正。”他的观点代表了1990年代相当部分诗人和评论者对“个人写作”的认知，即“个人写作”是把诗歌从各种外部的“非诗”的“重负”中解脱出来的良策，它针对的是某种宏大的、集体的写作律令，强调诗写的“个人性”。这一点其实可被视为1980年代“第三代诗”凸显纯然“个人”的延续，与前述的“历史诗学”存在一定差别。
无论如何，“个人写作”在1990年代诗歌中被赋予了取向不一的价值和某种独特的品质。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诗人臧棣提出的，“90年代的诗歌主题实际只有两个：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这似乎能够缓解历史与个人、伦理与审美之间的龃龉；在他看来，“历史对一个人来说可以是一件乐器，而语言就像紧绷绷的丝弦那样。而假如我斗胆去拨弄那丝弦的话，我将听到历史发出的犹如躯体般的回声……我也许会发明一种方法，把历史变成一个绝对的客体，从而不再对一个人的存在构成巨大而无形的压抑”。“历史的个人化”大概不失为一个积极的方案，它令人想到德国学者阿多尔诺的一个论断：“抒情诗深陷于个性之中，但正是由此而获得普遍性……抒情诗本身也热望从彻底的个性化赢得普遍性，但它特有的弱点在于，义务和真实的产物没有成为它的个性化原则。”不过，在1990年代诗歌的语境中，有必要进一步思虑：“在‘历史’与‘语言’交汇的暧昧处，需要追问的是，‘历史的个人化’是否意味着不去追问历史维度的可辩识程度，只让‘历史’自在地、神秘地隐没于风格之中？”“历史的个人化”铸就的历史与个人间的平衡木，也许会滑入惯性驱动的“空转”。
实际上，包括1990年代诗歌在内的整个新诗历史上，“个人写作”难以摆脱诗人骆一禾批评过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倾向。骆一禾认为，“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狭隘的审美主义、文人趣味，以及一般线性的文学史观念……都导致了当代精神生活的封闭和僵化，这构成了种种有形或无形的‘围栏’”，且那“不是一种局部的现象”，而是“与文化现代性相伴生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诗歌的局促只是整体文化困境的显现”。而要冲破种种“围栏”，或许需要借助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通过“理解历史和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不断重置个人与社会、时代的关系。
三
在关于1990年代诗歌的叙述中，对于诗人郑敏，一般只会论及她的重要组诗《诗人与死》等诗作，却少有人将她的诗歌理论放在前面提到的诸多议题中进行讨论，虽然她在此际先后发表了《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汉字与解构阅读》《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语言观念必须革新》《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等多篇论文，并产生过较大反响。作为跨越现代、当代两个时段的诗人，郑敏不同时期的诗歌写作各有特点，值得留意的是，她于1980年代中后期接受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和美国“后现代”诗启发后，进入1990年代后的诗歌写作出现了明显变化，同时以大量理论著述表达她对新诗、汉语、古典诗歌等的见解。在一定意义上，郑敏1990年代的诗作和诗论，堪称可以映照这一时期诗歌状态的一面“镜子”，引出了一些以往研究关注不够的话题。
比如，郑敏发表于1993年的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其着眼点是新诗及语言，但所依傍的理论资源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西方现代语言学，采用的话语方式也没有与当时的新诗理论界产生交叉，因而所获得的回应主要来自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有论者认为该文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批评并不公允，她本人也被归于1990年代中国“新保守主义”之列。由此形成了颇显错位的情形：一篇未能汇入当时诗学话题讨论的新诗理论文章，在诗界之外激起的反响甚于诗界之内，这也从某个侧面折射出1990年代诗歌（特别是理论探讨）的封闭性。与此相似的是郑敏提出的新诗“汉语性”问题，她大声疾呼“诗人们在下一个世纪需要做的是如何从几千年的母语中寻求现代汉语的生长素，促使我们早日有一种当代汉语诗歌语言，它必须能够承受高度浓缩和高强度的诗歌内容”，却应者寥寥。原因主要在于她的呼吁缺乏与1990年代诗歌情境的共振，也没有与当时一些理论表述构成对话，在同样的所谓“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当她坚持鲜明的语言本位立场、将汉语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发掘其深邃内蕴时，1990年代诗歌的语言论者主张的则是“语言的欢乐”；另一方面，她的倡议也不能对当时的诗歌写作产生实质性影响，她谈论的“汉语性”到了21世纪，才在宋琳、张枣等诗人的作品和言述中有所涉及。此外，郑敏围绕新诗的传统、新诗借鉴古典诗歌等议题作出的评析，也是很久以后才得到回应。
这些错位缘于1990年代诗歌理论旨趣的内部分野，当时的理论重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述“身份”“焦虑”的牵扯，提出并讨论的话题多少具有建构的性质，这造成的自我盲视和对其他话题的遮蔽是不难想见的，故而也无可避免地致使这时期诗歌在某些方面趋于狭隘。倘若将1990年代诗歌置于新诗诞生之初直至当下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其诸种狭隘性也许不是“局部”的，而是植根于进入“当代”以后的诗歌脉络中：
从新诗百年历程来看，中国当代诗歌（特别是最近四十年的诗歌）已经显示了与现代时期诗歌有别的主题意向、形式特征乃至写作意识。简而言之就是，不同于后者对“现代性”的探寻和展现，当代诗歌立足于当代的历史语境，呈现出某些可称之为“当代性”的质素。这种“当代性”有其自身的问题阈和书写逻辑，也许较之现代诗歌更为复杂，但也背负着“当代性”特有的焦虑与压力。从诗学方面来说，当代诗歌发展了现代诗歌的部分路向，却在开辟当代诸多命题、凸显其“当代性”的过程中，抽空了问题得以生发、延展的路径，过于强化某些单一的层面，从而窄化了自身的可能性的向度，因此难掩其局限与危机。
相对于已经“被美学化、经典化”（姜涛语）的现代诗歌，当代诗歌因看起来语言愈发娴熟、技巧愈发繁复，而在普遍的叙述中呈现出某种“进步的幻象”。但细究起来，当代诗歌实则走上了一条逐渐“窄化”的道路，那些娴熟的语言、繁复的技巧慢慢从与历史、现实的张力关系中抽离出来，在变得更加光滑、自如的同时也失去了可以附着之物，陷入了“美学上的空转”。毋庸讳言，当代诗歌出现了英国文论家考德威尔在1930年代描述过的那种“把技术才能同社会功用对立起来”的情形，“在‘技艺’的门槛与堡垒中，自我固化，妨碍诗歌与社会生活之间建立密切而可靠的关联”。
以1990年代诗歌理论与实践中均被神话化的“叙事”和“口语”为例（笔者在《杂语共生与未竟的转型：90年代诗歌》一文中已有剖析），这两个概念既延续了1980年代诗歌的某些习性，体现的是诗歌在时代处境变化之际寻求新的表达方式的两个侧面，但又极大地受制于1990年代的总体诗学情境及其背后趋于破碎的语言观和显得含混的历史观。事实上，1990年代诗歌中的“叙事”和“口语”在诗艺理路上是趋近的，因为二者都试图通过吸纳世俗化和日常性而更新词与物的联系，其中“叙事”是要从物中提炼抒情，“口语”则突出书写的即物性或直接性。然而，这些努力一旦蜕变为一种风格意义上的“标识”，诗歌中的词语变成了漂浮在现实上空的缀饰，它们各自的可能优势反会成为某种写作创新的羁绊和束缚诗艺拓展的套路。
就1990年代诗歌的文本构造而言，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并非“叙事”和“口语”，也不是“互文”和“反讽”，而是承接1940年代袁可嘉等人的观念和方法而来的“戏剧化”。同1940年代诗歌力求“将人生和艺术综合交错起来”（陈敬容语）一样，1990年代诗歌也在探寻着与驳杂时代相称的综合性和包容性，实现袁可嘉所说的“恰当而有效地传达最大量的经验活动”，而“戏剧化”是把“历史，记忆，智慧，宗教，对于现实的感觉思维，众生苦乐，个人爱憎”“综合”起来的有益方式。虽然这种涵纳各种经验的书写方式容易走向芜杂拖沓的“叙事”和浮光掠影的“混杂”，但“戏剧化”并非要在文类上改变诗歌（使之成为诗剧），而是运用其所包含的戏剧元素拓展诗的表现力。例如，于坚的长诗《○档案》在发表的当年（1994年）就被改编成戏剧在多地演出，一方面是源自其本身所蕴含的戏剧元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实验剧所追求的‘动作’和‘身体解放’，与《○档案》所追求的词语解放的不谋而合。他们共同抵制了传统的表演、导演、升华、抒情、整体性、生命的不在场等等形而上的怪物”。西渡创作于1997年的《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围绕“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速度冲突”，展现了一幕幕交织着社会历史、情感记忆和个人命运的戏剧性场景，因恰切地借用了“叙事”而显出“写史”的穿透力。
“戏剧化”也许能够重塑对于诗的认识，重新锻造被种种凌空虚蹈所消耗的活力。在1990年代，经过层出的“口号式”观念冲刷的诗歌，在时代的重压下开始变得破碎、琐屑，丧失了某种完整性；同时，随着整个社会文化创造力的减弱，诗歌的活力和创新能力也现出衰退之势，诗歌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日趋松散、诗歌对于社会文化的参与意识和能力逐渐消褪，诗歌的格局与空间慢慢地萎缩和变窄……这些“后遗症”被带到了21世纪的诗歌中，成为其积重难返的症结。
张桃洲：1971年生于湖北天门，2000年12月在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中国现代文学及思想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出版《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语词的探险：中国新诗的文本与现实》等论著。获首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二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等。入选2011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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