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重读赵树理 连载二十三
郝怀明
23、“我总算是想通了,明白过来了”
8月10日，晋城戏校红卫兵把赵树理揪到学校进行批斗。申双鱼、徐成巧在《铁笔圣手——赵树理》一书中写道：那些人，“蜂拥而来，喊着‘打倒黑标兵赵树理’的口号，涌进赵树理的住室，用白纸糊了一个尖尖的高帽子，给赵树理戴上，又做了一个长方形大牌子，上面写着‘黑帮分子赵树理’，‘赵树理’三个字用红笔划了叉，表示判了死刑的意思。红卫兵把大牌给赵树理挂在脖子上，押着他走向会场……走在路上，红卫兵大喊：‘打倒反革命分子赵树理！‘赵树理不怕遭罪，忙说：’你们喊错一个字，我是干革命，不是反革命。’红卫兵又喊：‘打倒反党分子赵树理！’赵树理又说：‘你们又喊错了，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怎么还能反对自己的党呢？’有个红卫兵说：‘你他妈的尽写‘中间人物’，不是反革命是什么？’赵树理说：‘镇压反革命条例上没有说写了‘中间人物’就是反革命呀！作品里面既有正面人物，也有中间人物和反而人物，要全写正面人物，那怎么能写成作品呢？’‘你还想抵赖？你利用小说反对党的领导！’‘我在作品里是讽刺过一些乌七八糟的领导人，那些人办事专爱吹大话，不顾群众死活，弄虚作假，大搞浮夸，害国害民，这些人不能算党的正确领导呀……’红卫兵见他处处说的满有理，争辩不过他，于是就喊口号“，又要他“低头向人民认罪”。赵树理就用劲把头一低，那顶尖尖的高帽子滚到了台下，会场引起一阵轰笑。
在晋城师范的一次批斗会上，赵树理被押到会场，头上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排子，上书“黑帮分子赵树理”。后面站着他的“黑爪牙”：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剧团团长、戏校校长、书记等一大帮。赵树理上台站定，一把摘下高帽、大牌子，撂在了台下。此举大出人们意料，一时会场被镇住了。主持批斗会的造反派头头见势不妙，赶紧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打倒黑帮分子赵树理！”
造反派头头厉声责问：“赵树理！造反派说你是黑帮，你胆敢反抗，这是反革命行为！罪该万死！我问你，你是不是黑帮？你的作品是不是大毒草？”
赵树理昂首挺胸慢条斯理地答道：“你们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我这个人长得黑，这是事实，可是心不黑，也没帮没派。至于我的作品，那尽是些‘豆芽菜’，连‘西红柿’都够不上。要说大毒草，我真不知道怎么种呢？！”
面对赵树理的幽默，“造反派”不知如何应对。那时还不兴武斗，于是就采用车轮战，分三班昼夜不停地和他“拼刺刀”。说是“拼刺刀”，但又不准他辩驳。赵树理说，你们这是“捅刺刀”，不是“拼刺刀”。小将们说：“造反有理！管它是拼还是捅，反正你得承认是‘黑帮’。我们的刺刀不见血是绝不罢体的！”
赵树理在“文革”初期的黑色幽默，故事不少。
有一次，赵树理奉命去一个剧团接受批斗，走进会议室，二话不说，就一屁股坐到地上声明道：“用不着你们往倒打，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戴纸帽子顶破房子也行。”说得批斗者哈哈大笑，宣读了几句公式化化的文章了事。
苟有富在《一生真伪复谁知——赵树理在“文革”岁月中》记载有这样一几个细节：
那个头头模样的人，忙领着喊口号：“打倒反革命黑帮分子赵树理！”“打倒周扬文艺黑线的代理人赵树理！”“打倒……”喊着喊着，突然发现赵树理还戴着他平时总带着的那顶前进帽，马上喝令道：“赵树理，把你那帽子摘了！”
赵树理佯装不解地问：“帽子你们刚才给戴了一大堆，怎么又让摘了？”
“是说你头上的帽子。”
“可不是我头上的帽子嘛，这时候谁还愿意戴这么多顶‘黑帮’分子的帽子。”
那个头头恼火地说：“我说的是你头上那顶前进帽。”
批判赵树理的红卫兵喊了一句：“我们一定要把赵树理批倒批臭，臭如狗屎，狗都不吃。”
赵树理听着忍不住“噗哧”笑出了声。
那红卫兵怒斥道：“批你呢，笑什么？”
赵树理笑着纠正道：“你们刚才喊得不对，狗是越臭它才越爱吃哩。”
批斗会后，就安排赵树理在戏校吃晚饭。平时，总有一伙学生围着赵树理，听他那总也讲不完的故事。可现在，赵树理只好独自一人端着饭碗，圪蹴在一边。
……有个女同学刚一放下碗，就说她有颗纽扣掉了，要找线钉扣子。问了好几个同学，都说没有线。这时赵树理突然在旁边接口说：“我倒是有线，但你不能用，我是‘黑线’。”一句话把沉闷的空气又逗得有了欢笑声。
王子硕在《逆境中的幽默》中说，1966年夏，《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干部分成四类，即好的，比较好的，犯过错误可以改造好的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于是，“造反派们据此向赵树理喝问：‘赵树理，你是哪一类干部？’赵树理微微一笑，说：‘说我是一类二类的干部，我不敢往里挤。说我是个三类干部，你们不答应。说我是个四类干部吧，我自己又不承认。实在不行的话，就算我个三类半吧。’这个三类半一出口，立刻就把陪他挨斗的‘黑帮们’逗乐了，可是又不敢笑出声来，只好捂住嘴把腰弯得更低些。”（高捷编：《回忆赵树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7页）
赵树理真不愧为幽默大师，面对残酷的现实，依旧那样轻松，乐观，随时不忘幽他一默。这需要智慧和勇气，他的大智大勇和乐观主义精神确实令人赞佩。人们在笑过之后，赞佩之余，内心又不能不觉得沉重，不能不感到深深的苦痛和悲哀。
在晋城批斗一段后回到长治，地委召开千人大会对他进行批判。内容广泛，增加了许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赵树理反对只会背几句语录，“读书千万遍，思想不沾边”；反对“红海洋”，说过“搞这些干啥？形式主义，瞎误工！这能打出粮食来？不如到地里多干点活。”这都成了他的大罪。
不过，批判归批判，即便在批判者中，也有些人良心未泯，心里自有一杆秤。
一次赵树理被揪到晋城城区中心南大街广场批斗，风大天冷，等到第6个人发言时，批判稿念到一半，那人突然举起右手，边喊着口号，边跑过来拉住赵树理的大衣将他撞倒在地。当他站起来时，发现大衣口袋里装了个酒瓶，回来一看，还有个字条：“敬爱的赵老师，你今天又受惊了。天气太冷，当心感冒，这一小瓶酒给您暖暖身子，请保重！晋城一小教。”
还有一事，曾有几个红卫兵秉承上级旨意三进尉迟去“肃清”赵树理的“流毒”。结果，三次批判会都开成了乡亲们为赵树理评功摆好的表彰会。
凡是在赵树理下乡到过的地方，搜集们批判他的“材料”都受到了群众的抵制。川底有位73岁的老贫农愤怒地说：“保国忠良没有好下场啊！”他的话喊出了广大农民的心声。
当然，更多的还是批判、打倒之声。有个和他平日交往不错、彼此非常熟悉的人，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以捞点什么好处，给他贴了一张题为《请看赵树理的野心》的大字报，无端对他进行攻击，令人十分震惊。赵树理在1962年3月参观大庆时，目睹石油工人顶风雪冒严寒，改天换地，大打石油翻身仗的情景，有感而发写下两首竹枝词加以赞美，其中一首《油田远眺》云：“任他冰封与雪飘，江山再造看今朝。钻林不作银蛇舞，也与天公试比高。”大字报据此牵强附会，任意曲解，无限上纲，怒斥赵树理对无产阶级专政极端不满，有改朝换代、再造江山的野心，而且要和伟大领袖争高下。赵树理看了，凄然地摇摇头，对前来安慰他的几位同志说：“我倒没什么，可是这样下去，不知多少人要蹲文字狱了。”他在大字报旁边写下了这样的话回应：“革命四十载，真理从未违。纵虽小人物，错误也当批。”
身处难中的赵树理，心心念念想着仍旧是农民，仍旧是家乡的父老乡亲，他最关心的事情，还是发展生产让百姓富足起来这个“根本问题”。有一次，他在“交待所”食堂偶然到老家尉迟一个小青年，当即高兴地请这个小同乡到屋里坐坐。赵树理问他县、公社干部有没有被批判，村里领导和生产情况如何。当他得知一切还比较平稳时，心绪才渐渐好起来。他勉励小同乡，将来不升大学也可以，就回村里把咱村搞好。咱们村不错，地板好，有水，只要干，老百姓会富足的。要是把水利搞好，就能多打粮，要是在山头、小沟里多栽些果木，老百姓就更乐陶了。他最关心的问题，还是莫大于发展生产，百姓富足。小同乡回忆说，他在这个“不堪入目”的小屋里，越说越兴奋，好像不是在“反省”，不是在蹲“牛棚”，而在宽阔明亮的礼堂给青年人讲前途、讲理想。
1966年底以前，赵树理写过三次书面检查。这些检查，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难免有些违心之论，可以使我们体味到邪恶升堂，正义遭殃，假恶丑如何代替真着美，人性如何被扭曲。但是，赵树理并未屈服，他在长达23000多字的《回忆历史认识自己》的第三次检查中，回顾了一生的思想和创作，反映了他的独立人格、善良品性、科学理念和实事求是精神，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了解和研究他的一生的珍贵的史料。
此时的赵树理尽管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冤枉和委屈，但他还是是努力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尽量跟上形势。他说：“广大人民不了解内情，从某一段把我社会关系上把我和一些人摆也摆在一处，扫也扫在一处，但我把自己的来踪去迹向党说明之后，要求党在数年之内，经过详细调查，最后把我加一点区别，放到应该的地方。”“我不要求过早地加以区别，此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事，文化界、文艺界的人们更应该是一无例外的。待到把我和我共过事的人都接触到，把问题都摆出来，我本人的情况也会随之而出，搜集起来，便是总结。我以为这过程可能与打扑克有点相像。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也就都倒正了。我愿意等到最后洗牌的时候，再被检点。”他对这场运动的认识，显然是太肤浅、太简单了。他不明白，这场运动若不被彻底否定，他将永无“再被检点”翻身得救之日。他这张牌“插错”了“搭子”吗？既可以说没有插错，也可以说是插错了，大大的插错了。但他在“文革”中不可能“再被检点”则是肯定的。
1967年《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了中央文革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点名批判了文艺界一大批元老和著名文艺家的名字，赵树理也被诬为“资产阶级权威”而受到批判。
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说：“赵树理是资产阶级的反动作家，然而在周扬一伙的吹嘘和标榜之下，赵树理的创作简直‘代表了当代文艺的方向’，‘代表了当代文艺的胜利’。显然，周扬等人的用心，是力图在文艺界树起这个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反动文学‘标兵’，以达到为资产阶级复辟服务的罪恶目的。”他的“整个创作”“始终顽强地表现着他的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他创作的不少“样板”，“都是丑化工农兵、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只有把这些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货色彻底砸烂，彻底清除，才能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健康发展扫清道路。”
1月9日，《解放军报》以整整一个版面刊登了三篇批判赵树理的文章：《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学“标兵”——赵树理》、《赵树理是反革命复辟的吹鼓手》、《揭开周扬和赵树理之间的黑幕》，并加编者按语称：“赵树理二十几年来创作的历史，就是他挥舞黑笔反党反人民的历史。在民主革命的时期，他代表地主阶级说话；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进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宣传。赵树理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制造复辟舆论作准备的急先锋。”
这些文章随后即由全国多家报刊转载，对赵树理的批判迅速扩大到了全国。
要把一个人打入十八层地狱，置人于死地，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强大的宣传舆论工具，一笔抹杀，否定历史，不顾事实，信口雌黄，瞪着眼睛说瞎话，越凶越狠越“革命”，越得利。
2月1日，中央文革的当家人江青声色俱厉地批判根据《三里湾》改编的电影故事片《花好月圆》，说：“坏透了！”
于是，山西省对赵树理的批判升级了。赵树理被从长治揪到太原。
太原的红卫兵造反组织争着抢着批斗赵树理。他几乎每天都要挂着大牌子，被拖上卡车游街，被扭着胳膊，一次次仰头示众，低头认罪。
妻子和儿女们看到他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瘦得像根棍子似的，心都碎了。他却不以为意，很乐观，白天被斗完，晚上回家还给孩子们讲故事、变戏法，用饭碗敲打一阵子，唱一通上党戏，有时还会拿个鸡毛掸子当马鞭，嘴里敲着上党戏的锣鼓点，在地上跑圆场，逗得两个小外孙也拿着小棒跟在他屁股后面跑。老伴啼笑皆非，叹口气说：“斗成这个样子，还把你高兴的，也不知哪来的那股精神头儿。”
女儿广建有时想不通，口出怨言，悲愤不已，他就劝慰说：“小鬼，不要软弱，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确实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都是个很好的考验和锻炼，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屈不该有什么怨言。”
昔日被捧为实践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方向”、“旗帜”和“标兵”，一夜之间，却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作家”、“黑标兵”，正常的人，谁能想得通？在1958年“大跃进”中，赵树理就认为“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文革”这样搞法，当然也是上面来的，包括对他这样整，也是来自上面的指令。他对二儿子二湖说：江青、林彪是坏人；毛主席身边有坏人。别的更多的话他没说。联系到他在这前前后后的思想和言行，很难设想，面对空前的个人崇拜，面对党和政府不在发展经济这个“根本问题”上狠下功夫，而是让全党全国人民成天价热衷于搞阶级斗争，闹的昏天黑地，内乱不止，富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他不会没有别的想法，不会对党和领袖的错误没有任何怀疑。但是，即便有，他也不能说，为了自身和亲人的安全，他绝对不能说。君是明君，事情坏就坏在奸臣手上，即使他对党和领袖在“文革”中的错误有点怀疑和想法，也绝不会动摇他的理想和信念，绝不会动摇他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他们永远是党和人民的忠臣，他们不仅自觉这样要求自己，还要积极启发和影响亲人以及他人。他们就是这样一代老共产党人，赵树理也不例外。
这年的春夏之交，进驻省文联的一支红卫兵叫赵树理交待是如何“秉承周扬的旨意”利用小说来“反党”的。他激动地说：“我不反党，我赵树理永远不会反党！党培养教育我几十年，我热爱党，信任党，正因为这样，我常常在作品中指出党在工作中需要注意和改进的问题，这就是人家说的问题小说。我跟党革命几十年，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定改正，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会给我做出公正的结论的。”他回顾了当年在毛主席《讲话》发表后的动人景象，《小二黑结婚》的创作经过，以及《十里店》的创作意图。他特别强调，“以后再写，我可不写小说了，要写戏剧！”因为他作过调查，看他的小说的主要是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员，真正的农民并不多，这使他“大失所望”。他认为“戏比小说的作用大，一本小说只能看几个人，一出戏就有几万人看。如果写成剧本，剧团在农村公演，让老老少少都能看，这有多好！”
他一心想着的还是农民，“根本问题”是物质方面的，此外，还有精神方面的。他想的还是自己应该怎样做才能为农民服务得更好，更好地满足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占领农村文化阵地。
进入1968年，赵树理的“罪行”又大为升级了。一是翻腾出30年代在蹲山西省“自新院”即“反省院”时的那点陈年旧事，于是诬他为“叛徒”了；二是拿出早已平反的1959年中国作协批判他的那点老账和大连会议那颗“重型炮弹”，向他发射了。材料一点都不新鲜，但来势凶猛，很厉害，这一回，看来是非把他整死不可了。
有一次，他被揪去批斗了整整一个下午，傍晚才满身汗淋淋地回到“牛棚”，一进门就对难友们说：“唉，今日可受下苦了，今儿的导演不好，心太狠，给咱们来的是真的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真打真踩，差点儿把我给踩扁了！”依然不失幽默。
接着，他遭到了更多的暴行，挨打受苦成了家常便饭。他自己也弄不清，不知是在哪一天哪一次批斗会上，把他的两根肋骨给打断了。他腹疼，日夜呻吟，但仍要一手摁住腹部，拖着沉重的双腿，一手提着笤帚、簸箕，边呻吟，边劳动，清扫厕所、院子、马路，依次扫完。实在腹疼难忍，连走路都吃力时，就在路边坐下喘口气，大声呻吟几声，仿佛这样就可以减轻点痛苦。他的小儿子三湖的同学回忆说：“他消瘦得让人害怕。”两颊深陷，脸色腊黄，骨瘦如柴，脊背佝偻，坐在路边痛苦地喘息和呻吟着。路人观之，不禁叹息。
更严重的残害还在后面。平素爱说爱笑的他，渐渐沉默不语了。肉体的摧残，精神的折磨，在极度痛苦的煎熬中，他再也幽默不起来了。
8、9月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省文联，“清理阶级队伍”的战斗打响了，赵树理首当其冲。他经常在半夜三更被揪起来拖到卡车上，在全省各地去游斗，几乎“游”遍了山西的城镇乡村。
1970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直接插手，对赵树理的迫害再次加码，趋向顶点。
游斗赵树理来到晋城。“造反派”别出心裁，摞起三张桌子，搭成高台，叫赵树理跪在上面低头认罪。“造反派”叫嚷道：“你不是写过《三关排宴》吗？这回就叫你来个真正的‘三关排宴’吧！”说罢，从他背后猛地一推桌子，赵树理从上面摔了下来，昏迷了过去。他醒过来，挣扎着想爬起来，但怎么也起不来，钻心的痛：髋骨折断了，肺叶被骨茬戳通。
赵树理从此生活不能自理，身体状况更加恶化了。他坐不能坐，睡不能睡，通宵达旦坐在小板凳上，背靠火炉，胸伏在床沿趴着，度日如年。
但对他的批斗照样进行，他仍旧必须参加，接受惨无人道的折磨。
如果说，开初他对“文革”还是尽量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尽量检查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那么后来，种种乱象，“神道”迷漫，“兽道”猖獗，“人道”沉沦，文明毁灭，人民遭殃，终于擦亮了他的双眼。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在一次疯狂摧残的批斗会上，他长叹一声，发出了出自内心的呼喊：“唉，我终算是想通了，明白过来了！”
“造反派”颇为得意，急忙追问道：“想明白了就好，那你就要好好向党低头认罪，老实交待了？！”
他异常平和而又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罪！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昨晚睡不着，忽然想到了农民锄庄稼，原本是要锄草保苗的，有那些不高明的把式，也难免会把好苗给锄掉了。”“我是人民的一个儿子，不是一个坏人！”
可以说，这是赵树理在临终前对“文革”发表的郑重声明和提出的血泪控诉。形象的比喻，透辟的认识，深刻的批判，可谓义薄云天，气壮河山，所有“那些不高明的把式”，“把好苗给除掉了”的恶行，理当受到谴责，你们改悔吧！
看到赵树理说“我是人民的一个儿子，我不是一个坏人”，不禁想起他的小说《福贵》中的福贵，这个由于受尽地主的残酷压榨，曾干过坏事，被认为是“坏人”的人，义正词严地责问地主：“我究竟是好人呀还是坏人？”你“向大家解释清楚，看我究竟算一种什么人！看这个坏蛋责任应该由谁来负？”他要的不是土地财产，而是对他的“人格”的尊重。自由、平等、生存、发展等各种权利中，最核心是人的权利，他要争的是他的“人格权“。赵树理一生未干过坏事，但如今却硬是要把他打成“坏人”，“批倒批臭”，不把他整死绝不罢休，侮辱人格，践踏人权，无以复加，毫无人性、人道可言。他对”文革”的控诉，也是在“文革”中千千万万受迫害者的控诉。这位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的“人民艺术家”，一生以人为中心，无时不在强调要把“人”当人，反对不把“人”当人，无时不在维护人的权利。这是他与那些以权力为中心的人的判然之别。
他确实是“想通了，明白过来了”，大彻大悟了。
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批斗那些赤胆忠心功勋卓著的老革命，批斗那些功成名就的文化人，批斗那些贡献巨大的人民的好儿女，不停地“革”他们的“命”，“革”文化的“命”，斗得个你死我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凌辱和摧残人的灵魂和肉体，惨无人道，惨绝人寰，而不去让大家聚精会神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让老百姓尽快富裕起来。这算什么“革命”？“革”的哪家的“命”？今天批判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明天批判那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实际上，这样搞法，才真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在1947年，曾把我树为“实践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标兵”，让文艺家向我“看齐”，我一再提意见，不同意提“赵树理方向”。我不过是为农民说了几句真话，只是想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我写东西，就是想着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政治上起作用。现在，竟然把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作家”，“文艺黑线”的“黑标兵”，往死里整。哪里有什么“文艺黑线专政”呢？我又怎么会是“黑标兵”呢？这是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事嘛！几十年来，我的思想、创作、生活的“成色”和“原型”始终未变。我是人民的儿子，我的作品也不是毒草。怎么能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胡整啊！当年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追求的“民主的政治”到哪里去了？这不是历史的大倒退吗？
我就是个写小说、编戏剧的，我的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周扬说我“在创作上有自己的路线和主张”，没错。我和毛主席的《讲话》不期而遇，不谋而合，是我的幸运。我没有“帮”，也没有“派”。我主张民间传统为主，强烈反对的人不多，但愿意那样干的人太少，看来我是失败了。戏剧农民最喜欢，可惜我写的不多。我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以后想再写点也没机会了。近些年，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回顾一生，写的太少。许多东西该写而没有写，想写没有来得及写，只能遗恨终生了！
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深受民主与科学这两位先生的影响，笃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加崇拜“事实先生”。我一生同农民血肉相连，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真话，说实话，干实事，做个老实人。为什么抗战时期写的小二黑、李有才大受欢迎，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的影响却不如从前大？为什么许多作家的创作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如新中国成立前？总感到条条框框限制太多，“下笔如有绳”，放不开手脚。离开自由，哪来繁荣？经验教训很多，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学艺术，都需要提高自由度。
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皇权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度，在农村，旧思想、旧传统、旧道德、旧习惯的影响根深蒂固，我一直认为它就像汪洋大海。“文革”也在破“四旧”，可事实上“四旧”更凶了。高度集权，个人崇拜、人身依附、拉帮结派、灭绝人性、毁灭文明、扼杀自由、凌辱人格、侵犯人权、消灭私产等等，反科学、反民主的事情满目皆是。封建专制思想之海又大又深，我一生都在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维护人的权利和利益，为民生和民主、为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而奋斗，这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只有留待后人去完成了。
我现在身体状况很不好，可能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让女儿和她母亲回老家尉迟去，当个好老百姓，自食其力为人。农民最老实，最讲实际，那里有真理。事物是发展变化的，道路曲折，前途光明。我相信群众，相信党，他们有智慧，有力量，是不会让日子就现在这样过下去的，总会有雨过天晴重见阳光的那一天。
……
此时的赵树理，病情危重，境况越来越坏。他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作家”，其实是个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他出身贫寒，成为中外闻名的大作家后也没有积累下什么钱财，稿费所得不是交党费、支援农村建设，就是帮助他人，自己所留甚少。本来不多的家产亦在“文革”中又被“横扫”一空，如今就连平日极其简朴的生活也难以为继了。夫人不无感慨地对他说：“你怕修，不存钱，结果你最穷，最修，最惨。”
1970年6月，江青又一次点名要批判赵树理，全省立即掀起批判赵树理的新高潮，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6月25日，山西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批判，并抽调人员组织写作班子，编写出他的“黑材料”，下发各地供批判用。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组成立“赵树理专案组”，28日，赵树理被投入监狱，关进法院的一个小屋。
从7月开始，《山西日报》连续发表了省革委会大批判写作小组的长文《把一贯鼓吹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赵树理彻底批倒批臭》、陈永贵的长文《赵树理是贫下农的死敌》、太原市革委会大批判组的《〈三里湾〉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反动》，等等。省报和全省各报连篇累牍发表了许多工农兵学各界批判赵树理的文章。以《山西日报》为主阵地，到年底，仅该报就刊发批判赵树理的文章达76篇之多。批判持续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人已过世，仍在“批倒批臭”，“肃清流毒”。
在国民党的“反省院”，赵树理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最后被释放出狱，保住了一条小命。如今因为在“反省院”写了那几篇语义双关的无关紧要的诗文，被说成是“叛徒”，再加上后来写的那些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硬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标兵”，住进了共产党的班房。这一回，看来是非得要他这条老命不可了。
9月6日，赵树理的爱女广建几经周折被允许同父亲见面。广建进门见父亲正在伏案抄写着什么，轻轻走过去一看，是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只见父亲用一只手按着被打断了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痛艰难地写着，汗水从他布满皱纹的额头沁出，滴在纸上。广建悲痛难忍，不禁哭出声来。父亲回头一看，捧着刚刚写完的字纸递给她，郑重地对她说：“小鬼，如果将来有一天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女儿点点头，她明白，这是父亲的临终嘱托。
这一表明赵树理临终前的心迹的手迹，赵广建在历史新时期交到了坐了9年监狱后复出的周扬手上。不管是毛泽东说的“犹有花枝俏”，还是陆游说的“只有香如故”，在心绪上、精神上都是一种信念坚定的表达。周扬看后动情地写道：“就在他遭受残酷折磨，面临死亡的危急时刻，他没有屈服，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他在被斗和监禁的日子里，偷偷地用破纸片写了毛主席的《咏梅》诗，以表示他对革命的信念和对党对领袖的一片忠心。”（《〈赵树理文集〉序》）
这次父女相见，是广建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他们谈了整整一个晚上。从童年生活，太原坐牢，阎锡山“清党”，他和王春逃难，谈到30年代的战争生活和所写的一些作品，所用的笔名，谈到小二黑、李有才，还谈到未能如愿写出的《石头底》或《户》等等。
赵树理生命垂危，朝不保夕。打断的肋骨、摔断的髌骨发炎化脓，引起肺部感染，最后发展成肺气肿，连呼吸都十分困难了。
9月17日，在太原最大的湖滨会堂召开批斗赵树理大会。会前有人提出：赵树理病势沉重，已经不能动弹。一个借“文革”得势的当权者勒令：“他动不了，爬也要爬到会场去。”他是被架着来到会场的。因他实在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了一张桌子，让他双肘撑着。批判者一声断喝：“赵树理站起来！”接着又是“抬头示众”，又是“低头认罪”，来来回回折磨着这位已经奄奄一息的病人。只见黄豆大的汗珠从他头上滚下，两腿索索发抖，维持了半个小时，他终于支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地……
赵树理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摧残和折磨，他决计以死明志，以死抗争，离开这个乾坤颠倒的世界。两天后，他拒绝进食，此意已决，谁劝他，他也不听，只是用微弱的声音重复着留给老伴和女儿的遗言：“回乡当个好老百姓，自食其力为人。”
9月22日下午，他突然浑身颤抖，双手乱抓，口吐白沫，喉咙里呼噜呼噜作响，立马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军管专案组这才批准，将他送进医院。
1970年9月23日凌晨2时45分，赵树理告别了这个让他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世界，离开了他所深深爱着的这片土地和人民，悲怆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就这样，赵树理这位一生不为名，不为利，不要权，一心装着“三农”，一心为老百姓说真话、讲实话、办实事、求实利，甚至连著作的长短和贵贱都为农民着想的人，这位卓越的“人民艺术家”、语言艺术大师，这位文坛少有的思想家、实干家，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的新作，再也听不到他的批评的声音了。他本命不该绝，他还有许多事要做，许多作品要写，他的生命硬是被“文化大革命”夺走的，是被残酷迫害致死的。此时，他还不满64岁。
赵树理是位极具喜剧色彩的作家，但最后却以悲剧告终。他是一位非常典型的悲剧人物，在当代中国众多悲剧人物中，可谓独具一格。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他开始被捧到天上，最终又为某种政治需要而被踩到脚下，以致惨死。他是文坛一位难得的大好人，一位真正的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执政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如何正确处理文艺问题，他的悲剧，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丰富的经验，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
赵树理离开我们已经50多年了，但历史并未远去，甚至还会以某种形式轮回上演。赵树理心心念念不忘把“人”当人，心心念念不忘维护人的权利和利益，心心念念不忘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心心念念不忘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民主和法治，一生都在为争取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而奋斗，在这位“土”作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意义，在我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仍然值得我们仔细回味，并身体力行。他的“创作路线和主张”，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精神产品，他的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他的为民情怀、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善良品性、科学态度、求实精神，将光辉永在，永放光芒！
2020年11月20日初稿完毕
2020年12月16日改毕
2021年2月25日再改毕
2021年4月25日三改毕
2021年6月9日四改毕
《重读赵树理》一书到此就转载完了。谨对都市头条予以提供平台表示感谢，特对广大读者持续不断的关注和阅读表示感谢。这是对作者的最大支持和鼓励。在伟大祖国走向世界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赵树理的一生为人的自由丶尊严和幸福而奋斗的精神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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