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文化，蕴含着悠久的历史、广博的地理。因此，地名的管理者必须有高深的文化修养。否则，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懂。只好不懂装懂、胡说八道啦。南昌人谓之曰：“ka里夹扁担——横kang”啦。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历史上曾经有的地名不可能、也不必全部都保留下来。但是，应该秉承“尽量保留”的原则，以留住历史的记忆、城市的文脉。北京的“公主坟”或许遭受过一些人的微词和非议，结果不是保存至今吗？在人们的眼中，它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标记而已，和“吉祥如意”无关。可是，最能代表南昌地方文化的“澹台子墓”“孺子墓”到哪里去了呢？（前些年市政府在苏圃路上立了一组雕塑纪念澹台子）罗家集有个“江西福主”的“娘娘墓”，却在南昌市民政局公布的《高铁东站道路命名方案》中看不到踪影，甚至连纪念“江西福主”的“慈母路”，也被阉割了。就此一点来看，南昌地名管理者的文化和北京相比，“相差不止一点点”。
有些老地名太俗不雅、又没有什么历史意义，我们可以采用“谐音”的方式尽量把它们保持下来，留下社会的足迹、世代的乡愁。我们的古人曾经把“堆积大粪”的“粪园”改成“慧园”、把“满街都是烂泥巴”的“烂泥巷”改成“万宜巷”、把“蚬子湖”改成“贤士湖”。北京也有这样的例子，把“赶尸桥”改成“甘石桥”、把“烂面胡同”改成“烂漫胡同”。阜成门外原来有一条“驴市路”，是专门卖驴的市场，后来改成“礼士路”。这些例子真可谓是“点石成金”、“妙笔生花”、化腐朽为神奇啦。
如果仅从字词的表面意思去思考问题，去“优化”“美化”，更改地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极大的教训。如“棕帽巷”改成“创业巷”、“鹅颈巷”改成“光明巷”、“扁担巷”改成“支农巷”、“石头街”改成“红文街”、“系马桩”改成“于都街”、“嫁妆街”改成“勤俭街”……。历史中断，文脉全无，“龙井茶”变成了“自来水”。
解放以后，把“清节堂”改成“清洁堂”，是典型的败笔。后人只会理解是创建卫生城的“清洁”之“堂”，怎么也不会知道这里原来是古代收养“节妇贞女”的慈善机构。《南昌县志》记载：“清节堂在干家前巷，南昌知府江毓昌所建。”
近来听说有人又想把“育婴局”“优化”“美化”为“育英局”，那就是“在同一棵树吊死”啦。在封建社会，妇女地位极低。因此，贫苦人家抛弃女婴的事很常见。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为了笼络教徒、发展教徒，在筷子巷建立了“育婴公所”，专门收养女婴。女孩长大之后，送给教徒当童养媳。
附近的百姓经常看到“育婴公所”把夭折的女婴用车装载运到城外掩埋，怀疑是被他们残害致死。1862年3月17日夜，一群来南昌参加科举考试的秀才涌进筷子巷，要求进入育婴公所察看。教会当局坚决抵制，于是群情激奋，捣毁了教会在筷子巷、袁家井的教堂。随后数日，南昌城四周县乡的一些教堂连续被百姓捣毁。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南昌教案”，比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要早40年。
南昌古城，南有“施家窑”，北有“董家窑”。显而易见，一是“施家”的烧砖瓦之“窑”，一是“董家”的烧砖瓦之“窑”。几百年来，南昌城里居民建房用的砖瓦应该都出自“施”“董”两家之“砖瓦窑”。
可是，不知是谁“优化”“美化”了一下，“施家窑”变成了“施尧”。“尧”是古代“尧舜禹”之首，这下“优化”到顶、“美化”至极啦。从砖瓦厂的老板变成了“九五之尊”的首席皇帝。
烧砖烧瓦首先需要挖泥，“施家窑”也是如此。天天挖泥，长此以往，开始形成了土坑、后来形成了池塘，渐渐地、渐渐地越挖越大，人们说“越来越qiang（象）湖啦！”。“象湖”之名应该由此而来。为此，我曾去这一带考证，再依据“施家窑”和“象湖”的关系，应该确实如此。查阅《南昌县志》《南昌县水利志》，都没有“象湖”一词。“象湖”一词，只在民众口中流传。
“施家窑”虽然没有“施尧”那么高大上，但是它记载了历史。这个事例告诉我们，必须引以为戒。盲目地追求地名的“优化”“美化”，必有后患。再要把“施尧”改回到“施家窑”，恐怕是不可能了，改错容易纠错难。
黎传绪，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地方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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