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辛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王久辛，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诗歌专业委员会委员。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先后出访波兰、俄罗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及祖国宝岛台湾，出版诗集《狂雪》《狂雪Ⅱ集》《香魂金灿灿》《大地夯歌》等，散文集《绝世之鼎》《冷冷的鼻息》《他们的光》《刻骨双红豆》，文论集《情致·格调与韵味》等。2008年在波兰出版发行波文版诗集《自由的诗》，2015年在阿尔及利亚出版阿拉伯文版诗集《狂雪》。历任兰州军区文化部干事，《西北军事文学》副主编，《中国武警》主编，大型中英双语《文化》杂志执行主编、编审，大校军衔，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文化艺术报：您的诗集《狂雪》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后来有没有再申报？要是申报，会不会再获奖呢？　　

王久辛：首先，鲁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最高奖，尤其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奖，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奖可以挑战鲁迅文学奖的权威性，所以它是最令诗人们向往的一个诗歌大奖。我有幸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真是三生有幸。我还做过三届鲁奖的评委，一届小说，评的是短篇小说，两届诗歌。对反复申报的申报人，其实大家都是另眼相看，什么意思呢？全国就这么一个奖，你都已经得过了，怎么还想再得？这有点不知节制。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能够连续荣获鲁奖，尤其诗歌，根本就没有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自知的人，更是一个知足的人，所以该停止的时候必须停止。　　

文化艺术报：今天的诗坛，诗人们说这个时代提供给诗人的空间与氛围非常有限，读者却认为诗人没有担当，大多停留在诗歌文本的认识层面。您是如何看待当今诗坛的？　　

王久辛：诗歌写作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战争。对于一个人的战争来说，我不觉得有什么限制，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一个人的战争需要一个人去做各种各样的战争准备，你靠不得别人，更靠不得外界的什么力量。担当就是一个人的担当，有没有？一翻你写的东西就知道啦。所以呢，读者永远是对的。读者认为当下的诗歌没有担当，那我认为这肯定是对的。一个诗人有没有担当啊？这个不是他想担当就能担当的，怎么讲呢，他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文化地位再或者精神地位，最少他要在精神层面上获得一点话语权，没有你去观照什么？谁听你的？我对自称是诗人的人，并不在意，我更在意的是作品。一定要有作品，没有作品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觉得，读者是对的，他们认为你没有担当，因为你没有作品。一个诗人是要用诗来表达的。我对当今的中国诗坛基本上是满意的。为什么说基本呢？就是说虽然没有特别醒目的、让人一下子就记住并传诵的诗歌和杰出的诗人，但是诗人整体的写作水平是在上升、在提高的。不过，也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诗人叶延滨先生说过这样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就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末，当时的中国诗人事实上都是社会精英。而现在在场的诗人呢？基本上都算不上精英，从生活经验、生活阅历、阅读及思想的丰富度、行动力等等各方面看，准备都很不充足，跟上世纪七八九十年代那一群精英式诗人比较，是很差的。所以指望这些诗人写出伟大的作品？那几乎是没什么可能性。当下的精英都在政商两界。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不是说人们不关心诗歌，是诗歌落后时代了。事实上，一个落伍的群体，是不可能有什么伟大的作为的。我以为：时代与社会的精英往哪里去，哪里就是前进的方向，靠时代甩下来的一帮人去创造辉煌？太不靠谱了。还是要靠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先知先觉先动的先锋，最能说明问题。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时代前进的车轮是靠精英推动的。这和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思想刚刚解放，由精英组成的诗人来发出新声，来推动思想解放，是两回事情。今天仍然需要先锋，需要承担历史重责的中流砥柱，换个词儿，不还是精英吗？　

文化艺术报：从开始诗歌创作以来，您就具有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在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墙上，有一块长39米、宽1.2米，您的长诗《狂雪——为被日寇屠杀的30万南京军民招魂》的铜质诗碑被镶嵌在墨色大理石内。这首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的诗，今天再看魅力依旧，意义常在。能谈谈创作这首长诗的初衷吗？　　

王久辛：从获奖到现在，很多的报刊记者都在问我《狂雪》的创作经过，《狂雪》表现什么，等等，今天呢，在这里我就不再谈这个问题了。我想说，如果一个诗人一辈子写不出一两首能够让人反复提及记忆的作品，作为一个诗人是悲哀的。很多人在诗坛已经混得很有脸面了，但是没有一句诗能被人记住。这才是我今天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你有多么自信，多高的学历啊，认识谁啊，有多么神通广大的野路子啊，我觉得你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一首让人记得住的作品，否则的话，就不要一天到晚地装模作样，到处当教师爷，那没意思，人家会把你当小丑的。　　

文化艺术报：有批评家说：“王久辛的诗不仅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的一面旗帜，而且也是新世纪中国新诗的一道风景。”您曾大声呼吁：诗人们，时代叫我们重新出发！进入新世纪以来，您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久辛：这个评论家说什么，我觉得不重要，他说你是旗手也好，什么什么更高级的名词也好，那都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因为一个诗人最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写作，写出自己能够问心无愧的作品。而且这个“问心无愧”还应该拿到读者当中去接受检验，而且以后还要被认同，被时间证明你写的作品始终被人传诵被人记忆，这才行。关于“时代叫我们重新出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全国新诗理论研讨会在北戴河召开时，我写的一篇在会上诵读过的文章，题目叫《诗人们，时代叫我们重新出发》。在这篇文章中，我讲到了一个意思，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诗人就发出了解放思想的声音，一直解放到现在，诗歌也一直在贯彻着各种各样的思想解放。我们几乎把西方诗歌的各种流派都从头到尾地模仿着解放了一遍，包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各种各样的下半身的实验啊，有的诗歌解放，不仅下半身解放，连子宫都解放了。所以我在这篇文章当中讲，我们是不是该想一想，当什么都已经自由到泛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有所节制？对一些欲望，是不是应该有所劝诫？诗歌的精神内核是不是可以内敛一些？如果说诗要有一点教化功能的话，是不是可以在审美的创造当中渗入一些劝诫性的元素？将这样的精神元素渗透到诗歌里边去，渗透到意象里头去，渗透到意境里面去。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个人的诗歌确实发生了一点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我觉得我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从审美的角度上，从美学的意味上，获得更具有美学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更有意境一些，更经典，更往诗的本质的意境上去走一走。年轻的时候，凭着热情，可能有一首诗思想性好，意境差一点，那么也能说得过去。走到现在呢，我觉得就不能这样了，就应该有更高一点的要求，就是诗应该更有意境，要在诗歌的经典化上做一点努力。当然，思想性也不能没有。事实上，我对思想的高度、精神的高度的追求，也非常严格强烈。我认为一首诗没有好的意境，就不要写；没有新的发现，即使有了发现，没有精神的提炼，也不要写。要写，就要写得更好一点，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文化艺术报：当年，刘白羽先生看过《狂雪》后说：“我们可以在全国各个文学期刊上找，看还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作品。《狂雪》是绝无仅有的，我可以预言，《狂雪》一定会流传下来。”写作《狂雪》这样的长诗，是军人的风骨，还是诗人的气韵？　　

王久辛：说到白羽先生，我内心是非常非常感激的。这个感激不是说他对我给予了褒奖，我就感激他，而别人批评我，我就不感激了，不是这个意思。我读初中的时候就读白羽先生的散文，他的文字我非常喜欢。以他那么崇高的地位，而且在他主持《人民文学》工作以后的第一期刊物上发表我的长诗《狂雪》，我确实感到无上荣光。白羽同志对《狂雪》的褒奖，我是听韩作荣跟我讲的。后来。白羽先生去世后，韩作荣在悼念他的文章里，又把刘白羽同志对《狂雪》褒奖的话，不仅写在了悼念文章里，而且还在纪念大会上宣读了。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狂雪》发表以后，白羽先生专门儿给我当时就读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写了一封信，信中也说了这些褒奖的话。我相信白羽先生，他是对作品说的，也是对整个中国诗歌界与文学界说的，决不仅仅是对我个人说的。他生前，我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去拜望他，但是我没有。因为我总有一种心理，我觉得他要是没有表扬过我，我倒敢去，他表扬了我，我反倒不敢去了。我就是这样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非常矛盾。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不可理喻，但是没有办法。我对我自己说，久辛，你是对的，人嘛，还是要给自己留一点尊严的，哪怕有点失礼。所以我始终没有去拜望他。你提的这个问题，最后终于还是说到了风骨。我觉得文人更需要风骨。军人需要刚强，他不是风骨的问题，他是刚强。那么文人呢？他更需要风骨。这个风骨今天已经见不到了，或者是偶尔会闪一下光。但是我是见过风骨的。那年在一个诗歌研讨会上，一个很高级别的领导坐在主席台上，雷抒雁上台发言，他就毫不客气地说：我们今天是什么会议呀？是研究部署什么重大的宣传工作还是政治工作？如果是，开这样的会，那当然应该是领导们坐主席台，但是我们今天开的是诗歌的会呀，如果要坐主席台，应该让诗人坐主席台，如果论资排位，台下的屠岸先生今年86岁了，是不是应该把屠岸先生请到主席台上？那一刻，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见过这样的风骨，所以我要学习它。我觉得一个诗人就应该像雷抒雁这样，金钱不能动摇，权力也不能动摇。我觉得在权力面前，我们的诗人们是不是可以保持得矜持一点，自爱、自尊一点？或者说给自己留一点面子。那种哈巴狗儿的样子，我在诗坛上看得太多，有些还是大学教授，见到权力人物，根本就没什么节操，乱写乱说不负责任的话，每次见到，我都很难过，替诗人难过，太丢人了。作为一个诗人，且又从军一辈子，我的诗歌当中不可能没有剑气。最近，我把辛弃疾的诗词全集反复读了几遍，我觉得在中国古代的诗人里，只有辛弃疾的诗是有剑气的，既有风花雪月，又有刀光剑影，他是很刚毅的，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辛弃疾的这样一种意境、这样一种风骨、这样一种剑气，我希望我的诗里有这样肃杀的东西，事实上也有一些吧。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都很努力。但是我真正把辛弃疾的诗读完，还是最近的事情，过去都是零零散散地读一些，这次从头到尾，做了一次功课。之后，我更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有风骨的诗人，你一定会爱上辛弃疾。　　

文化艺术报：作为军旅诗人，您如何理解军旅诗歌在新诗百年历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王久辛：说到中国新诗百年，我也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百年以来的中国军旅诗歌。其实呢，百年新诗史，是不会分军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它是不分这个的，它是以诗的成色来决定能不能入典进册，能不能成为经典诗人。在我看来，中国百年新诗是和中国百年历史完全吻合的。在这个历史进程当中，那些在历史前进中起了推动作用的作品，都应该有资格进入。描写战争，描写军人，描写北伐，描写抗战，描写解放战争，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等等，就是书写这种大的战争，这样的诗进入诗歌史非常正常，没有就不正常，因为没有的话就是你想把这个诗史割断撕裂，要留下空白，这显然是有问题的。不要说什么文本、文本，诗歌的文本，永远是时代的文本。李白杜甫没有时代能有他？没有战国时代哪有屈原？没有安史之乱，能有杜甫的那些诗？那是不可能的。包括辛弃疾的词啊，他如果不是身处一个亡国奴的状态，他怎么可能写出那样“气吞万里如虎”“醉里挑灯看剑”的诗来？所以，中国百年新诗史，起码军旅诗是占半壁江山的。事实上，中国优秀的诗人也多数都有从军的经历，老一辈的艾青等等，后来的昌耀等等，都有从军的历史，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文化艺术报：您认为军旅诗歌有哪些自身独特的文学传统、思想资源和审美特质？　　

王久辛：说到军旅诗的文学传统，当然就要说到中国古代的诗人，其实屈原的诗里头是有军旅诗内容的，辛弃疾的词以及边塞诗，这些都是中国军旅诗的精神源泉。先贤们的诗歌精神构成了中国军旅诗人的精神背景。从我个人来说，我很偏爱屈原，偏爱边塞诗。最近又研究了辛弃疾，那我更是非常非常喜欢。诗歌还是要有点刀光剑影，还是要有一点战争的气象。也就是说，要有一些男人的风骨，要有丰沛的阳刚之气。这种丰沛的阳刚之气对诗歌来说，就是一种能够淬炼精神的元素。在军队写诗的这些人，我接触过，像李瑛、周涛、李松涛等等，是我上一辈的诗人，我与他们有很友好的交往，甚至是非常深厚的友谊。我跟他们的交往中，和我自身的体会中，我感觉我们生逢其时，刚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进入诗坛，然后几乎是伴随着思想解放和外来文化的涌入，逐步走进文坛。我的老主任徐怀中，他在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迎着八面来风”。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为什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院呢？我上学的时候，学院自己没有教授，老师都是讲师，张志忠老师、黄献国老师、朱向前老师，都是讲师，我们与之称兄道弟，虽然当时军艺没有教授，但却把全国有名的最活跃的那些教授、专家、学者、作家，包括艺术家，比如张艺谋、李德伦、谢飞等，把他们也请来讲课。解放军艺术学院为什么能够出人才？它就是一个迎着八面来风、纳天入怀的大学，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它把全中国能够请到的现当代文学当中的翘楚，全中国知名度高的作家都请来给大家上课。所以它能够对这些学子们产生非常大的启发、撞击和诱发他们进行创作。莫言，咱们就不说了啊，我的同班，我是第三届的，我的同班同学有麦家、徐贵祥、阎连科、石钟山、李鸣生、陈怀国，尤其是写《南渡北归》的岳南，这些人都是中国文坛现象级的人物，而当时在文坛都是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说到军旅诗歌的精神特质，我认为主要是人类意识、祖国意识，然后是个人的、职业的和地域的意识。军队的诗人跟地方上诗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地方诗人永远生活在一个地区，而军队的诗人因为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可以到处走，所以他的诗色彩很丰富，他的人类意识也是很清楚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军队的诗人，也有了世界的眼光，包括对祖国的认识，尤其是迫切渴望祖国赶快繁荣富强的那种心态，都从中国军旅诗人的诗作当中可以感悟到。　　

文化艺术报：您的诗写的一般都是大题材乃至重大题材，像《狂雪》《蹈海索马里》，这是否和您是军人有关？您在选材的时候是有意地选择，还是哪些东西触动了您，您才创作？　　

王久辛：我在上世纪的90年代之前，一直是在写短诗、组诗，当时一个心理就是要把全国的刊物发一遍。我基本上在全国所有的省一级的刊物，都发表过。这个功课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就完成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在阅读与写作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实际上是被大家都忽略了。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屈辱的历史，这么大的一个屈辱史，我觉得随便地抽出几件事、几个人，都是值得大写特写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忽视的时间太长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诗歌创作的富矿，但是诗人们一直都在写自己的那点儿小坎坷、小不如意，而且试图用这些东西去填充中国的诗歌史，去蒙世界大奖，我觉得这很可笑。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历史搞清楚，在历史当中，哪一些事情对今天是有启发的，是有撞击的，你要去盯这个东西。如果你是一个有雄心的诗人，也是一个有足够才华的诗人，我觉得应该这样去努力，这样子去创造。我关注重大题材，不是说我在迎合着要去写重大题材，是碰上这个重大题材我就去写。我写的这些长诗吧，大约有十几首，不到20首吧，都是我在阅读中、学习中发现了现实，它对今天有意义，而且越想越觉得有意义，越想越睡不着，所以我才去写的。比如我写那个《大地夯歌》的时候，就是写长征，是我在阅读当中发现的，索尔兹伯里说长征是中国人求生存的一种努力，而且写在这个书的前言，当时呢，可能年轻的读者不太知道，当时这个“求生存”变成了一个口号，甚至是用“求生存”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所有事情。我觉得这个令我产生了怀疑，我觉得这是一个消解中国革命正当性的圈套。事实上，长征中的中共核心领导人，他们都不存在生存问题。他们是一群有理想的人，唤醒一大群没有理想的人，产生了理想后又一同为理想而奋斗、为理想而前进的伟大的远征，从头到尾都是理想在鼓舞着士气，不是求生存，而是要创造人类美好社会的一曲战斗凯歌。我就是抱着这样一个信念，我越想越坐不住，一口气写了1800行，这首长诗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也获得了北京文学最高奖。　　

文化艺术报：近年您写了《大地夯歌》《零刻度》《肉搏的大雨》这些红色题材的长诗，这对您有特别的意义吗？　　

王久辛：我一直不太主张用“红色”这个词来概括革命文学，因为我认为革命文学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是色彩丰富的。你把自己限定在一种颜色上，我觉得是无形当中的一种拒绝。也就是说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所以我不喜欢用红色题材之类的话来概括写革命性的诗歌、革命性的文学。我不主张用这个词，我主张庄重一点，就是“中国革命史的审美创作”，这就足够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写了这些革命的东西，就显得我更革命，或者是能得到什么样的奖赏？我不是这样想的，我没有这么强的功利心。但是我有我的伎俩，或者说我有我的策略，都是写人性，比如长诗《艳戕》，是写西路军女红军战士的。既然是写人性，那我写西路军，这是一个不太愿意被人提起的历史，但是却可以最大限度地表达反人性的残暴度。换个题材呢？就无法实现，无法达到。就是说这个题材，为我提供了书写抒发的广阔空间。你可以找来看一看，我把人性写到了什么地步，完全超越了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概念。真正感人的是当年这首诗发表在《诗潮》1990年第一期上，读者来信就登了八页。最小的读者14岁的小女生，她都看明白了人性的震撼力。我注重这个东西，你要把人性的震撼力写出来，那你就成功了。至于能不能得到嘉奖甚至获奖，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文化艺术报：每一个写作者，他所关注的内容和痛点是不一样的。您在写作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让您困扰的问题，就是那些问题，为什么往往就不会进入您诗歌写作的范围？　　

王久辛：是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都有各自不同的兴奋点、思考点、创作的进入点。每个人都会不一样，也会有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兴趣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也会有。因为我是属于对历史、重大事件、人性，我对这三个东西很在意，就是这件事情，它如果不具备这三点中的一点，我是不会太在意的。　　

文化艺术报：很多诗人说，一个好的诗人，必须有长诗。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王久辛：那是当然，我就是这个观点，一直都是我在说，我起码说了有30年了，因为就像一个作曲家，一直都在写练习曲，一直都在写小夜曲，你没有一部交响乐是不可以称自己是作曲家的，必须要有交响乐。一个诗人你写了一辈子，却都是鸡零狗碎，没有一个能够表达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你的艺术观的长诗，那怎么行？我觉得必须要有这样的大作品。我们古代诗人为什么很少长东西，因为古人用的那个字和表达的方式，是文言方式，它确实不太适合写长东西，你看千古绝唱《长恨歌》，也才200来行，读起来就已经让人觉得有点儿累了。而且文言易于叙述，而不易表现感觉，一长就像音乐的闭环，有重复感，而新诗就不一样，拒绝直接用成语，用现成的词组，它是把成语和词组“化”，变成感觉的铺述与直写，所以写的诗，包括长诗，就容易写得恢宏壮阔跌宕起伏。我个人认为一个好的诗人，一个有力度的诗人，他一定要有几部甚至几十部有力道的长诗。它也可能不是那么很艺术，但是宏观上看，几百行上千行的长诗，能够一口气把它挥洒出来，那也可以显示出一个诗人审美创造的功力、精神境界渊深博大的程度和勇敢开拓的独特性、先锋性与创造力。　　

文化艺术报：您理想的长诗是什么样的？　　

王久辛：我跟很多人说过，我内心里头觉得最理想的长诗就是屈原的《离骚》那样的长诗。那样的细腻，那样的意象，那样饱满的情感，那样丰沛的才华，那样强烈的思想性和追问精神，对生命痛彻心扉的那种感受和表达，没有半个字是多余的，干干净净，一贯到底，让人绝望的长诗。我为什么认为在中国诗歌史上，屈原绝对是排在第一的？就是因为他的《离骚》《天问》《九歌》都是大东西。李白，没有这样的作品。最长的也就是几十行。我觉得屈原从才华来说是中国最顶级的诗人，我觉得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诞生就是唯一的，到今天仍然是唯一的，包括世界上的诗人，我觉得世界上的长诗也没有比他好的。包括我非常喜欢的帕斯的《太阳石》，艾利蒂斯的《英雄挽歌》啊，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等我都非常喜欢，但是他们要跟屈原比起来，我认为他们都有非常大的距离。　　

文化艺术报：您对宏大风格的喜欢，是从何时萌生的？　　

王久辛：我少年时代就读了《离骚》《天问》《九歌》，《离骚》我是自己翻着字典一字一句自己翻译的，然后我拿我的翻译稿和郭沫若先生的翻译稿对比，我就觉得人家郭沫若不愧是大家，但是我做的这个功课对我非常有益，我觉得一开始我就遇到了最伟大的、最值得敬仰、最值得学习的诗歌典范式诗人屈原，是我在最好的年纪接触了最好最经典的他，真是三生有幸，万分幸福。后来我读李白、白居易、杜甫，我都很不过瘾。我内心的文本和内心的楷模就是这样的，就是要写这样华丽空前、精神空前、艺术空前的大东西，遗憾的是至今还没写出来。我确实有点瞧不上那种小打小闹、鸡零狗碎、抖个小机灵、玩个脑筋急转弯式的诗，瞧不上，尽管我也写着玩儿。　　

文化艺术报：您曾长期在西北军中服役，后来去了北京，这段经历对您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王久辛：我在戈壁滩当过八年兵，提干都是在戈壁滩上，从团机关、师机关到军区机关，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后来还出任《西北军事文学》的副主编，虽然“命令”是副主编，但主编是军区文化部长，我是事实上的执行主编。更早的时候，我还在军区司令部直属工作部、政治部文化部工作过好几年，宏观上对一个大军区的宣传文化工作有所把握，跟军区的作家李斌奎、周涛、朱光亚、贺晓风、李本深、周政保、唐栋、张广平、杨闻宇、陈作犁等联系比较多。我三十四五岁的时候就主持《西北军事文学》这本刊物了，虽然我的级别并不高，当时也才是正营级干部，但是获得眼光是不一样的，这些工作对我的锻炼非常大。大西北是我的精神原乡，终生难忘。　　

文化艺术报：可否谈谈您的文学传承，哪些作家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王久辛：嗯，你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学传承，一个是影响我的作品。从文学传承上说，我当了一辈子兵，所以我接触的主要是军队的作家，我从老一辈作家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也感悟到了很多东西。像徐怀中、刘白羽这些作家，还有《红日》《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红岩》这些作品，都对我有很深刻的影响。我的理想、信念、生命，可以说他们对我有深刻影响。再就是俄罗斯文学，也给了我深刻的影响。还有中国古代文学我也特别喜欢。但是，真正对我有革命性启发的是我上军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读了福克纳、博尓赫斯、马尔克斯、克洛德·西蒙、纳博科夫以及帕斯的《太阳石》等等，上军艺以后我发现：同样是对一个事情、一种事物、一个人的表达，但是外国人的表达就更切近生命，更切近感觉，切近灵性，更能够进入感觉的细枝末梢。这是我到军艺上学以后发现到感悟到的，也是创作实践当中运用最多的，包括在《狂雪》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细腻的感觉与细致的声响气味儿，和那种非常微妙的场景表达，就是直接的学习借鉴的独特表达。这样的表达，是中国传统文学表达中所没有的。也就是说，外国文学确实有它先进的地方，就是它在感觉的表达上，生命的那种切肤感受的弥漫式表现上，他们的叙述确实是高人一筹。这使我上了很大一个台阶，对外国文学的学习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是革命性的，毕竟在过去我读的大量作品都是本土作家的。吸收外国文学精华，并不影响我的艺术观，我甚至认为更加易于深化自己的艺术思想，写的作品反而更像自己了。写诗，如果你要发表，你就要追求共鸣，如果没有共鸣；我宁肯不写。我觉得我们要确立一个文学的共识，文学作品一定要有共鸣，共鸣面越大，影响越大。我觉得这个影响是两句话，第一句是当代的影响，第二句是未来的影响。今天有影响，未必未来有影响，最好的作品应该是今天明天都有共鸣的作品。　　

文化艺术报：有批评家指出诗人“离现实越近，离审美越远”。能否结合您的诗歌创作谈谈诗人和现实的关系？　　

王久辛：怎么说呢？很多批评家基本上就属于二半吊子，或者是不懂创作的批评家。诗人靠什么写作？诗人是靠感受写作，没有感受怎么写，写什么？只有有感受的诗人，而且一定要感同身受的诗人，才能写出好作品。离现实近，感受就强烈。事实上，古今中外的传世之作，都是离现实很近的。那种远离现实的诗人，或者这种二半吊子评论家，他们是不懂装懂。一个真正的写作高手，他一定是对现实的感受非常强烈的人。你想想，如果你离现实很远的话，你一点感受都没有，凭空想象地写？我们说歌德写《浮士德》，他那里头那个人物，尽管是虚构的，但是那个虚构的人物的一言一行都渗入了现实，全是歌德自己现实的感受；没有现实的感受的融入，他那个诗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人们读了仍然能够有感受的作品。对现实没有强烈的感受，他就不可能写出那种有带动性的作品。据我所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也是根据新闻事件写就的不朽经典，所以关注现实对于作家来说，非常重要。这个半吊子评论家提出来的，我觉得是一个伪问题。审美是什么？审美就是在感受之上进行的艺术再造，是对感受的一种升级式的表达。所谓的艺术表达，是一种具有美学意义的，那样一种一心独造的创作。现在有一些评论家根本就不懂创作，还特别爱当教师爷！现在对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创作论、作家论，少听那些二半吊子的理论家瞎咧咧些这流那派，在那儿胡忽悠。如果你热爱文学，你一定要去研究创作论和作家论，作家是怎么成长的？他是怎么创作的，有哪些方法？是怎么从生活到艺术的，是怎么从感受到审美的？第一最重要的就是感受。而离现实近，感受就强烈，尽管这个感受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够全面，不够深刻，不够独特，这都有可能，但是你离不开感受，离了感受还谈什么审美？没有感受就没有审美；离开了现实，也就没有了感受，没有感受还谈什么艺术谈什么创作？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文化艺术报：您认为军队作家和普通作家相比，有哪些不同？　　

王久辛：军队作家跟地方的作家，确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文化背景不同，精神背景不同，地域背景也不同。这三个不同，决定了他跟地方作家的格局也不同。军人自己就来自老百姓，这个跟地方作家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我说的这三个不一样。我认为军队作家比地方作家，有这样三个不一样，他就有优越性，这就是先天的优越性，不是说他比地方作家强多少，而是他先天具有这三个优越性，是地方作家所没有的。对不住啊。　　

文化艺术报：对年轻的写作者，您有话要说吗？　　

王久辛：不要相信未来，希望永远在今天，所以理想必须要从今天、从今天早上起床开始，就投入。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