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露天电影：一抹剪不断的乡愁（散文）

杨稳定

    说起故乡的露天电影，恐怕现在的孩子已经全然不知了，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那个的年代，农村还是集体化，传统农业中的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文化生活严重匮乏、精神生活十分平淡，对于相对闭塞的农村来说，想生动形象地见到外面世界，莫过于露天电影了。

    那时，原运城县电影公司承担农村放映工作的只有几个16毫米电影放映队，由于机少村庄多，即使放映队全年分片区下乡到全县各村巡回放映，对每个村来说，看一场电影，也往往要等一个月甚至几个月。对于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来说，一年当中能看上几场露天电影是最为奢侈的事了。在人们心目中，一年里除了过春节就数看电影了。尤其是小孩子们，只要听说近几天村里放映电影的消息，往往是几天前就睡不好觉，议论着、盼望着放映队的到来，那个高兴劲，真比过年过节吃肉放鞭似的。

    所谓露天电影，就是在村大队部记工房旁边的广场开阔地带，前面空出一个地方立起两根长长的杆子，中间悬挂起一面白色的幕布（银幕），再扯好电线，16毫米放映机架在十几米开外的人群中，把图像投射到银幕上，就可以看到电影了。在那个物质还相当匮乏的年代，放映费用都是大队支付，对村民来说，看露天电影便是一种无需任何成本的精神大餐。

    夜幕降临，天边的月亮泛起黄晕的光芒，满天的星星眨着快乐的眼睛。傍晚饭后的薄暮时分，扶老携幼的村民，个个面带喜色，从村路的四面八方每一条小巷，汇聚到大队院子里，大家攒坐于银幕两侧，笑语喧然地招呼着，开心地交头接耳，拉着家常话，姑娘后生们在光影里有了说悄悄话的机会，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嬉笑言谈不绝于耳。这里的每一张都是熟脸。每个人的心里都绽开着喜悦的期待。着时装的姑娘小伙，奶孩子的少妇，叼着旱烟袋的老头……

    “啪啪啪……”，发电机声音在不远处僻静的地方响起，孩子们都蜂拥过来，看电影队发电师傅操作发电。那个年代，我们用鼻子闻着弥漫在空气中的汽油味道，为之一阵兴奋、惬意，以至于后来我在嗅觉上一闻到汽油味就想联到露天电影。

    不一会儿，场中间放置放映机桌子旁立起的竹竿上电灯泡亮起，孩子们欢呼着，跳跃着，离开发电机，奔向露天电影场。夏夜，空中飞舞的蚊蛾在白炽灯光的照射下分外清晰。我们便跳起来用手去抓。放映员安装好设备后，先在唱机上安放唱片通过扩音器播放几首歌曲，放的歌曲多是毛主席语录歌，随后放映员打开放映机，对着银幕调试放映镜头方位与焦距，一束白光打到银幕上，小伙伴们全都兴奋地站在小凳上，对着镜头做兔子、老鹰等各种形状的手势，幕布上就会呈现出相应的投影。这时，照例是放映员关闭测试好的放映机、停住唱机，村支书、村长什么的赶紧接住放映员递过来的话筒，“喂喂”几声，开始对村民讲话，无外乎大小队干部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生产、除四害，讲卫生、各家各户看好门户的话。就有底下的人群嗡嗡嚷起来：“说快点，啰嗦啥呢。”村干部啰嗦完了，放映员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报出今晚放映的电影片名，霎时四下里欢呼声起，有伸胳膊举手的，有吹口哨的，有喊娘叫爹的招呼人赶紧进来坐下。

    少顷，放映员关掉竹竿上的电灯，打开幻灯机，一道光束从放映机上的小孔里向前放射而去，那光束由小变大、延长，最后覆盖了整个银幕，扬声器也随着映幕出现的画面发出了协调的音乐，场子里鸦雀无声了…… 照例是缓缓变换的幻灯片，伴随另一个放映员解说或是打着竹板说快板，宣传县委的中心工作和好人好事。记得当时一个姓杨的放映员快板说的好极了。幻灯片放映完毕，放映员在放映机上挂上圆圆的片子，启动放映机，银幕上推出“新闻简报”字样。我们称之是加映片。这才是实质上的电影开映。

    说起正片开映前加映“新闻简报”，还有一段当时流行的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说的就是当时不管是城里影院，还是农村露天电影场，每次放正片之前，都毫无例外地要播放一些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接见外宾，或“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新闻简报，偶尔也会在正片之前放一些科学教育影片。就是放映正片也多是八个京剧样板戏间或国产“老三战”革命影片和当时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进口影片。

    由此可见，在那个饱受“八亿人民八个戏”影像文化饥渴煎熬的人们，是多么希望能看到“八个戏”和反复放映的“老三战”(指电影《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之外的电影啊。

    ​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的那些人，比起60年代的人思想更解放，对待新事物更加敏锐，露天电影留给他们的满是青春的记忆。他们的童年时代，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迎来电影事业百花齐放的春天，渐渐地各个公社都有了电影放映队，看露天电影的机会大大增加。故事片创作的题材多样化和农村电影放映事业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于这个年代成长的青年人来说起到思想解放的“催化剂”作用。随着《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青春之歌》等“文革”前影片的复映和《天云山传奇》、《庐山恋》、《人生》、《等到满山红也时》、《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大批新片公映，在潜移默化中，农村青年生活方式和思想解放的进程不断加快。比如看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后，青年人开始在心里琢磨“爱情”这个字眼，脑海里浮现的是影片里的高占武和孔淑贞、“七十三行”和翠翠的面庞，琢磨着、体味着他们在劳动中产生爱情的甜蜜滋味。在新拍影片《等到满山红叶时》中，他们则感受到了别样忧伤的爱情。一双异性兄妹在川江上做信号工的父亲抚育下长大，哥哥放弃上大学机会让妹妹上了航运大学，自己子承父业在川江上做了信号工，一心等妹妹回来；妹妹终于毕业兴奋地回到了川江跟哥哥团聚，哥哥却在几天前夜里的暴风雨中给航船发信号时，被狂水卷走，两个相爱的人终究成了永远的离去。那种忧伤的爱使青春期的青年人对爱情有了全新的理解。尤其是影片里那首悠扬动听的插曲《满山红叶似彩霞》至今还在传唱。于是，城里青年人约会看电影，在农村却变成了青年人看电影时约会，电影中的美好和现实的差距成了多少年青人努力追寻的方向。

    那时，虽然没有现在所谓的“追星族”、“粉丝”，但一些片中的英雄人物总会是大家模仿的对象，如高加林、冯晴岚等风靡一时，其形象其故事被到处生动地演绎，成为青年时代一抹最亮的色彩。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直到九十年代末渐出，露天电影一直是农村丰富生活的重要娱乐项目，应该说，露天电影曾是几代人共有的记忆，而露天电影情结又是几代人共有的青春物证。一面幕布、一束光、一个放映员、人们各自搬来的板凳……它们几乎构成了露天影院的全部要素。

    露天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她与我的童年生活息息相关,几乎成为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是露天电影的文化感染着我、滋润着我、伴随着我成长。

    记得那年，我从村小学升八村联办初中时，升学考试语文考题作文题目是《雪》，考场上，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电影描述时间季节变幻下雪的长镜头。于是，飞快地在考卷作文中写道：“雪，下了一夜。早上起来推开门一看，地上、房顶、树枝一片洁白——好一个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我的升学考试成绩名列八个村级小学、300多考生之首，我的作文《雪》作为范文被抄写在学校大黑板上，供同级考生阅读。一时间，我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名人”，就是至今在乡间偶遇过去的初中同学时，他们还会津津乐道地提及此事。

    我怀念家乡的露天电影。因为露天电影不仅给了我巨大的精神享受,让我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而且改写着我的人生轨迹。电影让我有了文学梦，有了理想，当孤独到来的那刻，露天电影像一个必不可少的朋友陪伴左右。

    记得高中时，看完电影，我总被剧中主人公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所感动，回到寝室就写观后感，洋洋洒洒地写了五六张纸，依然言犹未尽。有时候，写着写着竟然潸然泪下。——由《天云山传奇》 、《牧马人》、《人生》我认识了鲁彦周、张贤亮和路遥，走进了宋维、许灵君、高加林等具有时代特色的人物心灵，和他们一起笑，一起哭。

    高中毕业后，正值大学停招。由于写作的特长，1976年，我的初中母校选聘我做了初中二年级语文教师，这期间我积极“充电”，参加了山西大学和天津文学院的函授学习，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写作知识，阅读和写作更加积极主动，并把自己的写作体会在作文课中传授给学生，要求学生坚持记日记、记阅读笔记，和他们一起练笔。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所带的班级语文考试成绩一直在整个联校前列。同时，怀着对生活的感恩之心，我开始勤奋耕耘，业余时间向报刊投稿。先是给当时的《运城地区报》、运城广播站投新闻稿件，屡次被评为这两家媒体的模范通讯员。写秃了几支笔后，我的文字渐渐见诸省级报端，有通讯报道，有随笔，但更多的是散文。我把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和感悟凝聚在文字里，既挖掘自然与生活中美的内涵，也探索人生与社会的哲学命题。值得一提的是在省内外多家报纸发表散文后，1981年大胆地向《电影创作》杂志投了一篇题为《电影也要努力实现语音规范化》的评论文章，这家当时向国外发行的电影杂志居然在当年10月号上刊登了。我在这篇文章里，从汉语多音多义字学术角度入主，兼论电影艺术，在语文学术界和电影界引起不小反响。《电影创作》编辑部回信：“本刊得到您的热心支持，深为感谢！希望您今后继续为本刊撰稿，并对本刊多多提出意见，共同办好这个刊物。”，并邮寄来40元的稿费。（我当时的民办教师津贴每月只有5元），我欣喜地拿出5元钱交给学校司务长，买了7斤猪肉给教师改善生活，算是请客和大家分享写作成果。

    ​多年来，不管工作变动与否，我从来没有终止阅读和写作。由于工作性质之限，更多地是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总结等文章，同时在写作样式上，涉猎散文、杂文小品、小小说、影视剧本、戏剧评论等，成了写作上的“杂家”， 近年来，我在《山西日报》、《电影创作》、《民情与信访》、《山西信访》、《山西商报》、《山西农民报》、《运城日报》、《黄河晨报》、《盐湖文学》、《今日盐湖》等国内外报刊杂志和《晋风蒲剧网》等网络媒体发表散文、小说、杂文、文艺评论、影视小品、通讯报道、人物纪实文章390篇。虽然至今离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还有一段距离，但毕竟多少体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道也其乐融融。

    时光荏苒，日月穿梭。弹指一挥间，四十年过去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滚滚春潮，我的故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家家有了大彩电、有了电脑网络、有了智能手机，有了微信平台，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多彩，农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当时下极尽豪华的室内电影院以全新的视听享受出现，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虏获人心时，传统的露天电影时代注定渐行渐远，加之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是缩短了露天电影走向末路的历程。露天电影俨然像爷爷手中旱烟袋锅，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在我内心深处，承载了太多的梦想和希望的那份神往和美好时光、那些残留在记忆深处的故事……已然成为了我生命体验中无法释怀的一抹乡愁。

作者简介

杨稳定,男，山西运城市人，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运城市盐湖区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在线》签约作家、《黄河文艺》特邀编审。1979年开始发表习作，先后在《电影创作》、《乡镇论坛》、《山西日报》、《河东文学》和《中国作家在线》、《西部散文（原创）》等国内报刊杂志、文学网络媒体发表散文、报告文学、通讯报道、人物纪实等多种体裁作品近八百篇，累计150余万字。多篇散文作品在国内征文大赛中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