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文革”狂飙扫神州，“方向”成了“黑标兵”
赵树理就是这么个脾性，他认准的事，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不会放弃；他认定的理，不管环境如何险恶，他都会执拗地坚持。
1966年2月3日、5日，他在晋城县委常委会上发言，提出“根本问题”是发展经济。他说，要解决三大差别，“根本问题是发展农业，尽快保证粮食过关。消灭差别，不是把高的往下拉，而是发展低的。“20元以下收入的地方，对集体是个什么看法。按阶级说来，贫下中农是拥护我们的，但得有物质保证。我们说情况明，决心大，我们的情况明不明。” 在发展经济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束手束脚”，不能“蛮干”，也不能“机械地干。一号召，照着干。”不能搞形式主义、花架子。他说：“南村大队修了三条棱，已误5000工。就没算一算一个工肥，上到地里，就比这三条棱打粮多。这叫不叫政治事故？这是不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赵树理全集》第6卷第423、424页）
赵树理从“三农”问题出发提出发展经济是个“根本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当时姚文元专横批判海瑞的文章大行其道，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高唱入云的情势下，赵树理的“根本问题”论，可谓不同凡响，弥足珍贵。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在党的会议上的发言，也是他关于农村工作留给后人的最后的极为重要的理论思考。后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全部工作的首位，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等等。赵树理的“根本问题”论，与邓小平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是多么一致啊！他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所达到的理论认识的高度，令人赞佩。
春节，他回太原家中住了几天。后在抗旱打井时又在峪口村住了个把月，不觉已到了3月下旬。自从去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来，时局发展变化极快。4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中央文件形式批转全党，《纪要》抹煞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主观臆断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捏造出一条所谓的“文艺黑线”，从30年代一直贯彻到建国以后，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全面公布了《纪要》的观点和内容，同时，《文艺报》也发表了题为《“写中间人物”论反映了哪个阶级的政治要求》一文。赵树理越来越感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即将来临，他劝跟随自己的田法安离开晋城，并介绍他回沁水工作，以免将来开展运动时受到牵连。他建议田法安将来可以写一部“十二月政变”的作品，还可以为泽州秧歌配上丝弦，把它培植成为一个地方小剧种。
此时，他正在构思的一部80万字的长篇小说《户》，已日臻成熟。这部鸿篇巨制，还是在1959年批判他的时候就开始酝酿了。他认为，从古到今，家庭总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细胞。历史发展的点点轨迹，阶级关系的种种变化，必定会在各家各户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拿目前情况来说，户仍是农村的生活单位。记工分、结算、分配都以户为单位。在养老没有社会化以前，这对社会主义生产还是有利的。由于户的存在，也有问题，公社、大队、小队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户可不是，在生活上往往带有封建性。在一个户里，总是教育孩子要为自己家里好。有时也说为集体，也是因为多干可以多挣工分，拿这思想来教育孩子。所以爱队如家的教育是一套，在家里受的教育又是一套。孩子们要听两套教育。户要卖些农产品，要正确看待这一问题，为搞点交换，为搞副业，适当的买卖是正常的。（参见《赵树理全集》第6卷第64、65页）
他想得很深很细，对全书已经作了精心设计。他说：“一家一户的情况很不同，尤其是历史久、人口多的大家庭，几世同堂到现在的，更为复杂。有经济的牵涉，有思想的分歧，有关系的亲疏，有性格的差异，等等，明争暗斗算小账。所谓当家人，很不容易对付。当老爷爷的多有特权思想；当公婆的有个自我尊严；大媳妇养老拖小有思想包袱；二媳妇不会生育觉得吃亏；三媳妇是个城镇中学生，光会讲道理，不会做饭做衣服；弟兄们童年的感情渐渐淡薄，慢慢地产生了你争我夺的心思；小孩子吵嘴，带出了爹妈议论对方的话；再加院邻街坊有个坏婆娘从中挑拨离间，幸灾乐祸；守旧派老讲具体事打动不了人心，先进派光讲空话没人相信。这样的家庭斗争会持续不断。但是，一家形形色色的各样人物，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大小队的统一领导下，又都受着一定的感召和制约，天天开窗户有新鲜空气流动，夜夜闭门有肮脏空气膨胀，这又是比较相同的一个方面。总之，一家不知一家，和尚不知道家，各家有长有短。就是富裕中农家庭，也有辛勤俭朴的好人。就是贫下中农家庭，也会产生好逸恶劳的蛮横子弟。因为父兄们里里外外都为他干了活计，他闲着没事干，就邪门歪道地去学坏。还有一个老婆婆常骂街，一辈子从来不吃亏，凭着耍厉害出了名，内务外交都得她管。她有个儿子没出息，不敢反抗，长到三十多岁也找不下对象。拖到他娘死后，才算有了女人。”（《赵树理全集》第6卷第414-415页）他在这部小说中将描写三户典型的农村家庭——贫农、中农、地主——以反映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人事变迁。据说，书中人物达100多个，将有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出现。
写作尚未动手，赵树理回县城碰到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剧团没戏演。他让晋城剧团派人到焦作找来豫剧团剧本《焦裕禄》，排出一看，觉得不太好，把焦裕禄神秘化，写成个超人了。他对李近义说：“焦裕禄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嘛！他虽在群众之上，却始终在群众之中。” 再就是在技术上与上党戏也有些出入。于是，痴迷于上党戏的他，手又痒痒起来。“人家都批评我净写落后人物，这回我要写一个以英雄人物为主人公的戏。”（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第154页）
他决定放下其它事情，亲自动手改编《焦裕禄》。不仅在技术上改得适合上党戏演出，在内容上也要作大的改动。他重新翻阅了书报杂志上所有的关于焦裕禄的材料，又跑到河南兰考去考查了一番。这才开始动手，对全剧重新布局，把人物关系、思想行动写得合情合理，连火车、下雨也要戏曲化。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通通成了“批倒批臭”、惨遭迫害、甚至摧残致死的对象了。
此时，赵树理的《焦裕禄》刚刚写完三场，他突然接到专区剧院打来电话，邀请他回长治修改准备参加省里汇演的剧目《两教师》。这是专区布置的紧急任务，赵树理不得不放下手中尚未完成的《焦裕禄》，前去应命。
这是一个以农业中学为题材的剧目，赵树理到后当即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创作组，并到陵川、晋城几个农业中学进行调查研究。
赵树理带着一件马褡子，里边装着茶壶、茶碗、火车牌香烟，还有他常爱服用的牛黄解毒丸。每走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打开马褡子，把茶壶、茶碗摆在地上，大声吆喝：“开茶馆喽！”有时他们还像一个小乐队，赵树理用嘴伴奏领着唱几段戏曲。
6月1日夜晚，他们正在晋城县岭南南村喝着“赵记茶馆”的清茶，广播喇叭里突然传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聂元梓等人的被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及评论员的凌厉之声。评论员的文章称北京大学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反党集团”，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大家听了，心顿时悬了起来，不知道国家将要发生什么大事。听完广播，谁都什么也没说，就默然散去了。
第二天即接到通知，创作组两位同志回原单位去了。赵树理和留下的两位同志回到了县委招待所。赵树理摊开稿纸，心烦意乱，写不下去，只开列了一些剧中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叫李黑飞。很快，又有一位同志走了。当最后一位同志来向他告辞时，他强作欢颜亲手递上清茶一杯，沉重而又不无幽默地说：“‘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的茶馆也给刮塌了。你先饮下这杯离别‘酒’，等雨过天晴，再请你来品茶。”
赵树理大概还没有想到，这场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的末日。他将被这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狂风恶浪所吞噬，他是再也等不到“雨过天晴”的那一天了
6月至7月间，晋城给赵树理贴了许多大字报。他想按老规矩找组织谈谈，但没有人和他谈。这时，戏也不改了，乡也不下了，一切都停摆了，学毛选，贴大字报成为唯一的工作。
赵树理看了风靡一时的《欧阳海之歌》，他深有感触，觉得他自己已经不了解这些“新人”了，“自己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是的，这个世界变得他已经不认识了，完全不是从前那个产生小二黑、李有才的时代了。不仅《续李有才板话》、《灵泉洞》（下部）完成不了，已构思好的《户》等也将胎死腹中了。
7月1日，《红旗》杂志社点名批判周扬，称他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总头目”、“大红伞”。世人皆知周扬可谓赵树理的“伯乐”，周扬遭难，赵树理在劫难逃，他的遭遇注定了。
7月17日，赵树理与晋城县委常委一起去长治参加地委召开的会议。在传达华北局工作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之后，当即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赵树理，集中火力批判他的“罪行”。
会后，没让他回晋城，留住地委东招待所交待问题。他戏称招待所为“交待所”。迎接他的将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什么“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周扬文艺黑线树立的黑标兵”、“反动作家”，帽子满天飞，还有就是大大小小的批斗会。
7月20日，以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副书记仝云为首的13名地委干部在地委大楼三楼楼道里给赵树理贴出了题为《借下乡体验生活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从赵树理在晋东南地区的所作所为看他的本质》的大字报，长达13000多字， 对赵树理进行了全面的揭发批判。大字报说：“赵树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现在，真相已经大白，原来他是一个披着‘人民作家’的外衣，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的资产阶级文艺家。解放十几年来，他为了忠实地执行文艺黑线“祖师爷”周扬的指示，借下乡体验生活之名，在山西晋东南地区的广大农村到处放毒……明目张胆地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第二天，这些人又贴出题为《赵树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面面观》的第二张大字报，长达30000余言。这次规模更大，还联络了地委常委、晋东南军区司令员、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地委秘书长等共17人，声势更加浩大。
世事难料，令人惊恐。不久，王尚志受冲击投井自尽，赵树理闻讯，不禁老泪纵横，对招待所的服务员说：“王尚志同志虽然带头签名给我贴过大字报，但毕竟是党所派出的一个地方组织的代表，和我共过事的同志。”“”他们把我当‘黑帮’，我可是把他们当同志啊！”（陈为人著：《插错“搭子”的一张牌》第219页）随后，仝云亦以“走资派”罪名被揪斗。他后来出任太原市委副书记，最终又被打成“’四人帮’伸向太原市的黑手”挨批。互相残杀，一片混乱。
当赵树理看到第一张大字报时，曾随手在上面写下这样几句话：“尘埃由来久，未能及时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尘污。”对那场突如其来的运动，作为一个自律性很强的老党员，他表示欢迎，态度积极。
“表态，表态，表面之态。”赵树理看得清楚，这两张大字报把他打成“黑帮”是自上而下发动的，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富有民主、科学、公平、正义、人权、法治和实事求是精神的他，是绝对不会逆来顺受的。他面对那种不顾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栽赃诬陷、蛮不讲理、侮辱人格、置人于死地的做法怒不可遏，不能不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抗。请看当年晋东南地区这期《文化革命简报》的记载：
三万多字的大字报，王尚志、仝云都签了名，这是有计划搞的。不然晋城的材料、峪口的材料、我家乡的材料，他们怎么知道，要去调查搞我这个文人，谁还给我说话。
大字报上好多材料不是我的，多一条少一条不管他，包起来就行了。要辩论让他们去辩论吧，我不参加。
大字报说我多年不定期上下奔波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这不符合事实。我向来认为我上下奔波还是一个优点。其他作家坐在上边不下来，还没有这个优点。过去有人说我是通天彻地的干部，我到上边找的都是各级领导，反映的是实际情况。我到下边又代表的是上边，做的是说服教育工作，要说我受黑帮指示，上下奔波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不说我接受不了，其他人也接受不了。
我看了大字报后，怒气冲冲地和武清白同志说：“党给下了结论，把我列入黑帮，下边是揭发（指二楼三万多字的大字报）， 上边是结论（指三楼大字报），说我有纲领、有基地、有上有下，只说登报了。我的材料是从北京来的，这是党决定了。叫王尚志、仝云来完成这个任务，叫他们很快完成这个任务算了。把我这黑帮处理了，他们也就胜利了。”武清白同志当即严厉地批评了我，并指出应该相信党。我说：“材料又不是从群众中来的，反正是搞我，我也不知道是我不相信党，还是党不相信我，是我把党摆在对立面，还是党把我摆在对立面，我不提了，叫他们完成任务算了。”武清白同志严厉指出：“你这是和党对抗，你说不是事实你也可以贴出大字报辩论嘛！”我说：“党决定了我还辩论什么，我和谁辩论，我站在什么立场上，我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我要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我还觉得我不是呀！辩论就是斗争，你还没说上三句话，就顶回来了。”
大字报说我向党伸手。我感到从历史上我没有向党伸手要过什么。伸手派常常是要三个东西：权、名、利。我这个名气是从解放区出去的，进了北京虽然写了《三里湾》，后来名倒不如以前了。1953年从中宣部调到作协，我在中宣部给我定的是行政十级，到了作协马烽等都比我的级别高，要给我评级，我说享受已经不少了，不要。我从进北京、出北京、到太原，一直比他们的级低，我没有伸手要过提级，十几年来没有写出好作品，应该再取下些。
说我写的作品效果不好可以，说我是伸手派，我伸什么手？我要什么东西？我60多岁了，说我图名，我什么领导也没当过；说我图利，我落了1400块钱？我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结果落了个黑帮。
大字报说我这几年时而去北京向主子汇报，时而回到家乡活动。……去北京汇报，我是向党组织汇报的，近几年也去得很少。我汇报都有材料，我回去不向党组织汇报向谁汇报？我没有向周扬黑帮汇报，即使向他汇报，他是党组书记，我也没办法。
想要搞臭我，搞臭的办法多了，为什么偏要这样搞？比如我去洗澡，身上没有粪硬给我抹上些粪。
赵树理说话一向直来直去，看了这期《简报》，对他在“文革”初期的看法和想法，思想和态度，就大致一目了然了。
8月8日，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批判赵树理，次日《山西日报》报道了这次会议，大标题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打倒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赵树理》。
与会者揭发批判说，赵树理“长期以来坚持着一套系统的资产阶级纲领，处处同毛泽东思想唱反调，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对抗。这套反动的政治纲领，突出地表现在反对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合作化，反对人民公社化。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道路，诡称在互助组初级社时期，他和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在认识上是“一致”的，但从高级社以后，他就钻不进去了，和党的农村方针、路线就不一致了。他恶毒地污蔑农民在集体生产中不安心，秩序混乱，连他写作的题材也找不到了，一切都感到不顺手了。他公开喊叫没有农业经验的人不能领导农业生产，亦即取消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他反对社会主义农业的计划生产，念念不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他反对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胡说统购统销政策刺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张农产品应该自由买卖。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秩序与生活方式处处感到不习惯，妄图使农民停留在小农经济的状态踏步不前，这实际上是主张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与会者批判说：“赵树理早已由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进一步坠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赵树理多年来以‘农民代言人’、‘农民作家’自居，实际上他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富裕中农的代言人，他是文艺界周扬黑帮在反动的‘大连会议’上捧之为写农村题材的‘铁笔’、‘圣手’，树为写中间人物的‘唯一标兵’。”
与会者一致认为：“赵树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毒性浓烈，流毒甚广，迷惑了不少群众，毒害了不少青年，为了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赵树理揪出来，彻底清算他的反动思想，批判他的反动作品，彻底肃清他的流毒和影响。”
再来看看，长治地区对他的揭发批判，《文化革命简报》第11期所记载的他反对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的“黑话”：
赵树理一手反对党的领导，一手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揭批者列举了赵树理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是生产者不当家，当家者不生产，农业生产几千年已形成的自然分工，如种棉花，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商品区、自给区、供应区，现在种棉花都成了商品区，影响生产积极性。”又说：“我们光管支部工作就行了，生产用不着我们管，农民种了几千年地，谁还不会种地。”1958年阳城、沁水并县时，他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经常叫嚷：“县委、公社、大队不要干涉农业生产，农民知道怎样种地。”“没有农业生产经验的人领导农业生产只能是瞎指挥。”“农民想吃啥就让他们种啥，何必限制的那样死。”他还污蔑他老家尉迟村“只有一个半社会主义”，骂党员“没灵魂”还要“招魂”，在三年困难时期，他还煽动群众：“你们想种啥种啥，想种多少就种多少，上边是上边，下边可以不要照办。”“多开点小块地肚子吃得饱，不然喝上两碗稀汤汤，尿上两泼就完了。”赵树理竭力鼓吹“开垦自由，种植自由，买卖自由”，对国家的派购政策极为不满，攻击当时派购鸡蛋的措施是“气得社员不喂鸡，气得鸡子不下蛋”。早在合作化时期，他就煽动群众单干，说什么“农民入社走集体化道路，好比旧社会结婚一样，是先结婚后恋家，由不愿到自愿”。还说“真正合不来可以离婚，退社”，赞扬农民种的自留地才是“样板田”、“标兵田”。1962年赵树理还亲自把尉迟大队划分为三个核算单位。问题非常清楚，赵树理是在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农村拉回资本主义。
打着人民作家的旗号，对三面红旗不歌颂，不赞扬，反而恶意攻击、造谣和污蔑。发言的同志揭发批判说：“赵树理反对农业合作化和三面红旗是一贯的，他早就说过：互助组、初级社，我和党的路线、农村工作认识是一致的，从高级社以后，我就钻不进去了，出了高指标，收了过头粮，农民不安心，生产秩序乱。”“初级社时期一切都顺手，高级社、公社化以后，什么都不顺手了。”“‘一平二调三共产’，什么都要归公，毛驴入了社，集体增加了负担，干部增加了麻烦。”1959年沁水开会研究生产指标，大家提出了跃进计划，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海阔天空的想，势如破竹的干”；“拼命干，不吃饭，死了算”；“全党齐动手，全民总动员，威震太行山，干劲冲破天，乘卫星驾火箭，一夜绿化沁水县”等口号的鼓舞下，郑庄前进社提出：“一亩玉茭亩产6253斤，十里黎明社谷子亩产2016斤，端氏卫星人民公社大烟沟棉花亩产3000斤。全县40万亩粮食作物，总产量二亿零五百万斤。”赵树理却恶意污蔑说：“这是赌博，这是押宝，不要空想一气。”1961年唐庄公社持续跃进，大搞发电站，赵树理却说：“发电站是发愁站。”公社修建卧龙大坝，他又大肆攻击说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去冬峪口大队响应省委号召，建设稳产高产田，赵树理又泼冷水说：“不能盲目干，要经过算细账。”他到地委开会，群众就修了一沟大寨田，他回来批评说：“修沟滩地，不上算，误工多，收益少，不如修修补补，先顾当年。”在他的压力下，大队只好把修大寨田的工程停下来。丰裕大队是晋城山区建设大寨田的样板，他去看时，光问人家误了多少工，不说人家有多大的干劲。他猖狂地污蔑先进单位，说：“不参观还好些，一参观形式主义就出来了。有的地方为了对付上级检查，只干地头、路边的农活，地中间的草比庄稼长得还高，光让参观个表面又顶什么用。”
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反对党领导的各个运动。揭批者们在发言中说，赵树理对党提出的“以钢为纲”、“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统帅经济”、“政治统帅一切”十分不满，胡说什么“‘大跃进’中的一切活动，都带有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取代了一切，冲击了一切”。1959年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大放“卫星”，赵树理的故乡尉迟大队瞒产数千斤，赵对干部说：“邻近大队都有瞒产现象，如果尉迟大队不瞒产，多卖余粮，就要吃亏。”他还恶毒攻击统购统销政策，说“高估产，统购过头，农产品价格低，影响到农民积极性。”
对这样的批判，赵树理当然不服。不管你怎么批判他，折磨他，他始终只有 一句话：“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只是说了和写了几句实话。”打死他也不改口。“黑话”不“黑”，全是真话、实话。他赞成自留地、包产到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反对高估产、高征购，反对形式主义等等，有什么不对？对他的批判，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以错误诋毁正确。这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惯用伎俩，“文革”尤为超绝。所批判的赵树理的那些个“罪行”，不仅不是他的罪过，而且相反，正是他难能可贵的闪光之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许难以理解，当时的人们怎么如此之荒唐、荒谬？其实，即使在当时，只要一心想着维护农民的权利和利益，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正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也会赞同而不会否定赵树理的这些意见。可是，在那个年代，普遍情况是上面说什么，下面就跟着说什么，上面要打倒谁，下面就跟着打倒谁。赵树理所说的一切，都被视为大逆不道，非得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他“批倒批臭”，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不可。同流合污者或沉默者众，反对者少，即使有，他们的声音也很难发出。集权政治就喜欢“一”，不喜欢“多”。只能有一个声音，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如果允许并保护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那“神”还怎么能造得起来，日子还怎么能过得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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