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和表姐

马家骏

表哥、表姐和我，三人之间毫无血缘关系。他们两人原来根本更不认识。

表哥十岁出头就死了母亲，便离开老家宁波到上海找做生意的父亲。我父亲和他父亲是朋友，见这对父子孤单，就介绍一位族妹，并从河北农村老家领这位姑姑去上海结婚。他父亲成了我姑父，他也就成了我表哥。上海姑姑生了表妹（这和我有血缘），对表哥很不好，把他母亲照片钉在马桶盖里。我父亲知道后很难过，就把表哥领回河北农村我家。我母亲给他做了新衣裳。纠正他那一口听不懂的宁波话。我父亲去了洛阳找工作，次年，母亲带我们孩子们赶去洛阳团聚。在洛阳，表哥先是在家里同我们玩，看看妹妹。我六岁多上小学了，他十四五岁了，又不能也上小学，父亲就给他找了个在军乐队吹号的工作。他有了吃住的地方，每月还有两三块大洋的零用。每到星期六回家，总买点东西提来。母亲见他穿的制服长大，便给他改得合身些。表哥酷爱看书，他的小楷字写得工整而漂亮。就这样过了两年。抗日战争爆发了，表哥随我们全家到汉中，父亲又给他找了个当抄写员的工作。日本飞机对汉中城也狂轰滥炸，我家就搬到汉中城东南的巴山脚下，山坡有一个大庙，离我家有二里远，刚好，表哥所在的机关就迁入这座大庙。表哥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及有空的时候，就回家来帮忙。我父亲在城里工作，不是每周假日都回家。有些体力活如扫院子、买柴等等，都由表哥干。母亲那时多病，连弟弟都送到好几十里外的奶妈家，接着又请奶妈的大女儿来我家洗衣、做饭。我就把奶妈的大女儿叫“姐”（当地人把亲属中同辈人都叫“老表”，自然称年长女姓为“表姐”），表姐随着我与弟弟妹妹把我母亲也叫“娘”（当地人称女长辈叫“孃孃”），这样十八岁的表哥就认识了十五岁的表姐。

表哥中等身材，白皙，有南方人的细致，办事认真而有条理。他很腼腆，见了生人就没话，在父辈面前，彬彬有礼，从不插言接舌。加之长得清秀，人们都喜欢他，还有人说他是个大姑娘。但表哥对弟弟妹妹很爱护，常小声讲傻女婿之类的民间笑话给我们听，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表姐就不同了：她长得健壮，黑红的圆脸上有两道粗眉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平时不正眼看人，她要认真盯你，好像眼睛会说话。似乎头半年，他俩就没有搭过腔招过嘴，后来我发现他俩总有说不完的悄声细语。一回，春节前，父亲按孩子们脚的大小，给每人买了双新鞋。表哥端详半天才穿上，走来走去试个不停，挺挺腰，好像自己长高了。表姐从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鞋，她找出刚来时母亲给她做的花衣，一并穿上，还特别请同院的大婶品评。大婶微笑说：乡下姑娘变成城里小姐了。不过做饭时又都收藏起来，等大年初一再穿。晚饭后，厨房里传出煮腊汁肉的香味，我想去弄块尝尝。厨房里，水蒸气笼罩得墙上的桐油灯更影影绰绰的，黑暗中只有灶口映出的红光。除了煮肉的咕嘟声，一切静悄悄。其实，灶前的矮长凳上，表哥与表姐并排无声的坐着，都瞪着灶膛，不时拨弄柴禾，火光把二人全映得比关公的脸还红。见我进来掀锅盖，表姐忙站起训斥我：还没熟！都快上高小了，还这么馋？不知何时，表哥已去了上房。

一个风清云白的秋天，表姐带我去看表哥，我们走到大庙前，先爬二十多级台阶，才到山门前，山门左右庙墙外绕庙的山坡小路，长了水桶粗弯曲的一溜柏树。一进庙一股桂花的清香扑鼻，原来一株七八人抱不住的大桂花树，把整个院子笼罩得清幽而香气袭人。有人说：这是萧何亲手栽种的。表哥住在偏院里，进了桂树旁的圆门，来到禅房。一明两暗的房子，外房是办公室，表哥住在里间。偏院的其他房子，也是机关占用着。庙里的和尚都住在后院，和偏院不相通。在表哥简朴的住房里，表姐同他说话，我趁机去前院和大殿转转。这座庙与我见过的其他庙一般样，不同的是这株满庭芳的汉桂，花不是通常的四瓣，而是五瓣；还有庙侧与前院分布有五个涌水泉，泉分五色，偏殿有五位各色的龙王塑象（佛教寺里的道教神），因此庙叫“圣水寺” ，我们住的这一带叫“灵泉乡” 。表哥与表姐已走到前院，找我一同去庙后右边山坡上的亭子玩。山不高，一会儿就爬上去了。从亭子可以看到远处蜿蜒闪光的汉江，看到十多里远苍茫迷蒙的汉中城的天主堂高耸的钟塔。我累了，不知不晓靠着亭椅睡着了。我再醒来，见表哥与表姐从更高山冈上朝亭子慢慢走来，表姐手里还有一束采得的野花。我们告别了表哥，一路上表姐高兴得直小声哼歌，我边走边拾石子投向稻田远处的鹭丝。我跟着表姐，不经意地拍掉她脊背上的草屑。

我小学毕业那年，日本飞机不来轰炸了，反而是由四川飞来的美国机群越过头顶飞向东北方去轰炸日本人了。这样，我家就离开住了四年的山麓农村，迁回城市，这也便于我走读上中学。父亲觉得替表哥未来着想，不能总当缮写员，但表哥只在宁波念过三年小学，人也二十出头了，不可能读普通正规学校，就让他考入了军官学校。表姐十七八岁了，母亲有意作媒说给表哥，父亲以为表兄去了军校，此事只能从长计议。弟弟早已离开奶妈家，奶妈家也需要人手，表姐的来城里卖豆腐的父亲便把表姐接回去了。从此，表哥与表姐再也没有见过面。

表哥军校毕业后，悄悄地去找过表姐，但他地址不清，口音不准，徒劳而返，又不敢询问我父母有关表姐的情况。他当了一年多军需官，抗日战争胜利了，他就请了长假（辞职不干的代用词），在北大街开了一间门面的寄卖所。他的店铺在我所读的高中附近，我常去寄卖所玩。他的生意不错：抗战胜利后，外地人纷纷要回故乡，不能带走的东西要脱手；许多美国飞行员还没撤走，有美国烟酒和物品要卖。但他在宝鸡的一个朋友，请他去宝鸡合作，于是1946年他便转让掉店铺，告别我父母，离开了我们。从那时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父母都先后去世了，我始终未得与表哥晤面。当时从他寄给我父母的信中得知：他1947年与宝鸡朋友一同去了台湾。在路过上海的时候，只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看望了分别十二三年的父亲与继母（我姑），当年还是婴儿的妹妹，也十三四岁了。姑父为了牵住表哥，随后给他介绍了上海郊区的一位农村姑娘。1949年，这位未来表嫂在他哥哥陪同下，坐船去台湾和我表哥结婚。这时，上海解放了，我们失去了和表哥的联系，表嫂的哥哥也被阻留在了台湾。

1949年春的一天，表姐抱着婴儿，由丈夫陪同来我家。她一进院子就先大声喊“娘！”母亲迎出来，进了屋，母女先抱头哭了一阵，这才边擦泪边说话。我们轮流抱过婴儿称赞，我端详了这位姐夫：很少见如此丑的男人，他的五官长得都不同于一般人，而且还都稍微有些移位，我下意识地拿这位黑瘦的姐夫，同英俊的表哥去比照，暗猜表姐肯定不会满意这桩父母包办的婚姻。在厨房拐角无人处，表姐悄悄问我表哥的情况，我如实的告诉她，她擦着泪进屋去了。次年，我到西安上大学，几十年也没同表姐有联系。1970年，战备疏散，我想把妻儿送回汉中。这回回家，庶母说，她在大街上见到表姐，因我父亲已不在世了，所以，表姐没进家门。表姐家住山区里，离城四十多里，以后，又断了信息。

1951年，大学里搞思想改造运动，先是批判教授讲师们，后是每个同学自我思想批判，继而是忠诚老实运动，交代问题。其中一项是：你有什么海外关系？我老实的在小组会上说：我有个表哥在台湾。下到班组的指导运动的工作人员很惊讶，就凑近问是怎样的表哥？我说：他的继母和我父亲是同一个曾祖父。这位干部和同学们静静掐指计算一阵说，这门亲戚太远，而且也没有血缘关系。后来，大概没有算我的社会关系。其实，我心里说，他在我家与我共同生活十来年，和我亲哥差不多。

几十年的风雨都过去了，把表哥和表姐的往事也都藏在了脑海深处。1983年，我出席在厦门召开的“纪念屠格涅夫逝世一百周年暨学术讨论会”。会毕，我和也与会的老同学同行，她约我去上海她家，等她儿子给我买回西安的卧铺票。除了买东西、看电影，走之前的头一天，无事，我忽然想去看望一下族姑。隐约记得解放前，父亲有两三次令我去邮局给姑父寄信，在路上我看过姑父所住地址。于是，那天我就跑到曹家渡，按记忆中的里弄与门牌号找来。找到后，见门锁着。对门一位老太婆问我找谁？我说了表妹与姑父的名字。老太婆告诉我：“她们四年前已搬走了，你姑1972年已去世了。”她还说，去年在街上遇见表妹，给了她个地址，约她去闸北新家玩。老太婆听我说是远道来寻几十年前的亲戚的，便让我进她家，喝茶歇息，容她慢慢找那写地址的纸条。中午了，老太婆非让在她家吃饭不可，饭后继续找，没找到，老太婆发急，我也遗憾，因为我次日晚就要回西安了。刚巧，老太婆的儿子一两星期没看母亲，今天有空来看她，问明情况，他记得纸条夹在了何处。我高兴地抄了一份，拿上地址，从上海西南角跑到东北角，在闸北找到表妹的家，原来是海军医院军医宿舍。其实，说了单位，没纸条也能找到。我一敲门，开门的是八九十岁的老者，估计是姑父。我说我是陕西来的，他便提我父亲姓名，问我是不是？大概他最后见到的我父亲同我现在年龄相仿。不久，表妹与她丈夫下班了，上高中的儿子也放学了。认亲和寒暄之后，表妹问我：是不是从她哥哥那里知道了她的地址才找来的。我说明找到闸北的过程，并问她：同哥哥联系上了吗？她拿出表哥从美国凤凰城来的信给我看，上面写道：收到台湾表嫂转来的上海的信；他在凤凰城大女儿家住了几个月了，下周回台湾，再覆信仍寄台湾；特别打听汉中舅母（指我母亲）一家的情况。表妹说，我要没去闸北，她不可能知道我家情况的。表妹不久要覆信，我当即写了一页，让她一并寄给表哥。我信上说：我的父母都去世了，告知他现在我的工作与地址。吃饭前后，表妹谈了两件事：一是与她哥哥联系上的过程：原来，她出差到郊区，在一个饭馆吃饭，对同行者说：我嫂子娘家就在附近，但不知具体村子，也从无来往。吃饭间，听旁边一群人谈话，内中打扮不一般的是台湾商人，他来此是替老朋友捎家信，这位朋友当年送妹妹去台湾结婚，被阻隔了几十年。表妹听了就去问，你说的这人是否姓姚？送台湾客人的那群人奇怪问：你怎么知道？原来这群人大都姓姚，于是找到嫂子娘家人，自然也就知道嫂子与哥哥的下落。她是这样与表哥联系上的。二是说了她一生受到的牵连。她上中学时报名参加军干校，开始不批准，原因是她有个哥哥在台湾。经过力争，说明十三四岁时只见过哥哥一个下午，加之她平常表现好，学校与老师说情，她才入了军医学校学护理。抗美援朝时，她在火线上出生入死救护了许多志愿军伤员，虽然立了功、受过公开表扬，但她几次递了入党申请书，答复都是再考验考验。在战场上她和一医生建立了爱情关系，医生是党员，组织上要他考虑女方有台湾关系，他坚持爱情关系，长期不批准结婚请求。到了六一、六二年，双方年龄也不小了，三年困难时期也松动了些，遇上通情达理的领导，才得结婚。表妹指着妹夫：医生！怎么不讲话？妹夫笑笑，说：你不是前年也批准入党了吗？还分了这套房子。表妹说：这多亏改革开放。

不久，我收到台湾表哥的来信，上面讲了他几十年的情况，讲了他的家庭与儿女现状，尤其对舅妗（我父母）之下世，不胜悲恸。他说：舅妗待他如己出，是他最亲近的人，连报答都没来得及。再一封信说，他的幼婿随观光团要来西安，令他捎两样东西给我。（我执其婿给的票据去华侨商店运回大型彩电、冰箱）。他在信中问到想念几十年的表姐的情况。但，我也不知道表姐的下落。

1984年暑假，在我将去青海师院讲学的前一周，汉中市文化局请我去给他们办的戏剧创作研讨会作两场报告。在汉中我要求他们用车送我下乡回小学时的故居和圣水寺看看，并到另处地方找个人。我隐约记得表姐家在张家村，便离开故居，又驱车几十里到了表姐村庄。一群人立刻围了上来，我向村民说了表姐的名字，有人叫来年长者，一位老大娘说，表姐的父母早去世了，弟妹都在外地。表姐丈夫在山区的李子垭。她叫来一个小伙子带路，随车一同进山。过了镇子，山里就没有公路了，汽车在狭窄的土路上颠簸，终于到了村子。车停在路旁，文化局陪人与司机在茶铺休息，小伙子领我又走了一里多高低不平的崎岖小路，来到一所旧房子面前。小伙子喊：姑！有人看你哪！出来一位衣衫陈旧的苍发老太婆。她出房门，在阳光下眯着眼，发傻地看着我，大概心想这是谁呢？竟来看她这个老太婆？我说：“姐！你不认识我了。”她又端详片刻，认出了我，叫着我的名字，让进屋里坐。在谈话中得知：姐夫已死多年，四个儿子，中间两个到外乡当了“上门汉”（招赘女婿），两个住在附近，老大挺孝顺，不时照应她。她问到“娘还好？” 我说已去世了，不由她落下泪。她又问：表哥有没有下落？我讲了表哥的情况，她又落下泪。她要给我们做饭，我说大路上还有两个人，说好经过镇子时吃饭。表姐送我到大路上，茶铺里走出来司机，发动了车。我在路旁给了表姐一些钱，上了车，回头看见车扬起的飞尘中，表姐呆呆地站着，直到汽车在山凹里转了弯再见不到她。回到文化局招待所，甚至后来多少年，表姐送我的那一刻景象总在脑子里浮现。我懊丧自己没照像机，拍下表姐的形象，给表哥寄一张；也后悔没带上表哥的近照给表姐看看。

开学后，我从西宁回来，头一件事是写信给表哥讲讲表姐的近况。但，表哥回信中只说他知道了。我想他又能如何呢？表姐是文盲，给她写信，又能如何呢？又是十六七年过去了，表哥已年逾八旬，有糖尿病，来信不多，只谈他子女现状，再没打听过表姐。我想大概他把圣水寺乡下生活的甜美岁月，永远记在心底里吧。表姐的情况如何，我现在不知道。总想什么时候再有机会去一趟李子垭，这回一定带上表哥的照片，带上照像机。

2001.9.24.

（2003年5月26日台湾冯毓清电话告诉说：她父亲于5月18日时逝世，我将此文的繁体字版寄她；2004年11月12月冯莹由美国凤凰城来信说见到她妹转寄给她的《表哥与表姐》，不胜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