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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冈是上海近年来引人瞩目的“新”诗人，或说是近年来重新出土的“活”诗人。其“新”，是相对于公众而言的。近年来，古冈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奖项[1]，使之在公众中赢得了诗人之名。之前，在公众媒体上，古冈并“不在场”。但实际上，六零后的古冈，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诗艺的探索，并且是一个自觉[2]和有成就[3]的诗人，在上海诗歌圈享有盛名。目前来看,古冈将是（或已是）上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既因为其上海诗人的背景，也因为其关于上海的诗歌。但因其刚“出土”不久，对他的讨论，目前为止基本上是印象式的、片段的[4]，本文拟在整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诗坛整体写作格局中，对之加以具体讨论，以起抛砖引玉之作用。在此基础上，我将古冈的上海形象建构与金宇澄《繁花》中的上海形象建构相比照，来说明其通过“驱巫”来建构“未决”的上海形象的努力。
为避免泛泛而抽象地谈论古冈诗歌，我试图将之脉络化，放在当代诗歌语境中进行讨论。本文集中讨论他的《上海，驱巫的版图》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短诗，其写作时间是2002--2010年，是九十年代诗歌[5]之后的写作。为叙事便利，我大致刻画九十年代之后诗歌发展的线索。我选择两个关键词作为切入口，一个是口语化，一个是历史意识。[6]在九十年代诗歌口语化之后，特别是极端口语化之后，导致诗与非诗、好诗与坏诗界限难分，很多人产生汉诗将何去何从的困惑。其中有两条可参照的路，一条是古典主义的路，如宋琳、翟永明、于坚等，其特点是化用古代汉语、诗词的句子、节奏等，去应对极端口语化可能带来的困境。[7]一条是西方主义的路，可以臧棣为典型，胡桑等青年诗人也多走这条路。其特点是启用大量异质词的连用和对长句子的运用。[8]这一路径的区分，可以看作是古今中西之争在语言层面上一种简化的呈现，而在实际运用中情况会复杂得多。我们只能说一个诗人实际上更倾向于某种路径，实际上往往两者并存。例如，萧开愚的语言粗砾古奥并杂，是将各种语言资源链用。[9]
历史意识，指如何处理个人与历史或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在宏大叙事已被解构之后，如何“见证”历史，诗人们有着普遍的焦虑。一方面，文革中诗歌被历史摆布的阴影仍在。另一方面，诗歌自律性的过度强调，导致诗歌有可能成为能指的游戏。有两个路径依旧被信赖，一个是去历史化的私人写作，表现形态之一是日常小时代就是所有历史,[10]另一种表现是写抽象的文化人类史，以历史掩盖历史。[11]个人化的历史，就是“我”亲身所感的历史，但因为历史已经文本化、叙事化,所以“我”所感的要么是“我”的私人生活，就回到私人叙事，要么是对文本的再文本化，或说评述，因为对象实在性的缺失，而沦为自我抒情。[12]这是个人化写作的一个下滑逻辑。这样一种历史观，是建立在后现代理论上的，在此，历史事实已无所存，唯一的事实就是叙事。[13]就诗歌研究而言，汉语学界反对这种历史观的虚无主义，但知道简单的返回现实主义是无效的，因而陷入了迷茫。[14]其实就算是这群后现代语言唯心论的迷恋者的精神圣地,美国学界也早已在更基础的哲学层面提出了有力的反驳,这方面的例子是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经验的概念化”、普特南“实用主义实在论”[15]及法国新进的思辨实在论等，这些理论都指陈了这种语言唯心论的理论困局。当然，我们并非说，诗歌应该成为哲学的图解，而是说，当一种流行的诗歌观念预设了一种可疑的历史观，我们对这种历史观的基础的质疑，有助于我们更加多元开放地理解诗歌。我们完全有可能合法的谈论历史，而不被后现代主义困局所限。
以上作为背景，我们看到一方面，在面对口语化之后，何去何从，诗人们在口语化基础上，于古今中西（语言）的背景下继续探索。另一方面如何处理历史意识[16]依旧悬而未决，如何在个人、日常生活和大历史之间建立有效的关联依旧悬而未决。古冈的诗作，正可放在这样的框架下来理解。从语言上讲，古冈的语言“亦古亦洋”（柏桦语）[17]，而又自绝于美文写作；另一方面，古冈通过对“上海”写作，将个人、日常生活、大历史都融于其间，让我们看到历史意识如何落实的一个可能方案，我们可将之命名为“地方志”式的写作。
二
面对古冈的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破碎，但又无门可入的“魔山”。这座“魔山”,正如其组诗的题目“上海，驱巫的版图”所指明的，正是“魔都”上海。这样一个文学世界，是由一个个字，像砖块一样堆垒起来的。古冈的诗之所以给人破碎难解之感，与其用字用词密切相关。有些手法被广泛运用，构成了其诗歌语言的基本特质。一个是“的”字的使用，或者说是不使用。在很多诗句中，按照一般习惯，会出现“的”的地方，古冈故意省略了。如：
核桃大身躯——《小乌龟——赠女儿天天》
并排黑漆漆煤灶——《旧灶间》
多年前画像——《苟且》
倒卖废弃纸币——《仿古的飞禽》
如此，我们日常习惯的语言节奏被一再打断，本来清晰的诗句由于中断和继续而变得模糊，仿佛剧烈运动之后，突然中止时眼前一黑的状态。类似的，古冈省略了诸多介词、连接词等，如：
躲门后（省略“在”）——《老厢城》
憋足了站公厕（省略“在……前（里）”）——《44弄》
一年春（省略“天（季）”）——《勾掉一个人名，一生的事》
醒来看窗（省略“外”）——《今早，或今世》
这些省略迫使我们在阅读时，不得不一再停下确认自己的阅读，就像魔山小径上，一个个令人防不胜防的小陷阱，让我们对字与字之间的链接不得不小心谨慎。我们对字因而对字义的感受，也变得古怪，这是因为透过大量的省略，原本正常的字与字之间的距离被改变了，我们原本的感受字词空间的方式被迫调整了。[18]与之相关的，也是改变我们感受字词、词义空间感的，是单字的使用。在古代汉语中，拥有大量的单音节词，但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是双音节词。古冈则直觉使用大量单音节词，试图改造句子节奏和字词空间。如：
脆的木……飘的星云——《出走》
割了脐带的痛——《冷暖》
人是天下的灰——《偏头痛》
翌日将散——《将老》
其实，有些句子，我们都不能明确区分是省略还是单音节词，比如上面提到的“一年春”中的“春”。如果说大量的省略和单音节词的使用使得古冈的诗具有一种古奥，甚至诘屈聱牙的特征的话。那么现代意象的链用，则使得古冈的诗具有“洋味”。试举几例：
长满汇率的眼——《美的疤痕》
厌倦的骨折增生——《软刀子》
不过是机关禽兽——《循规》
人烟渐稀的无头苍蝇——《一上班，我就去找》
我们看到，这些意象链用，使得原本就有些古奥的诗句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就像“魔山”世界之中，不仅感受时空的方式不同于日常，里面生长的东西，也有别于日常。[19]而这些“亦古亦洋”的诗句是坐落在怎样的诗篇中的呢？拿到古冈的诗，我们直观的感受是，古冈的诗句子短，单行很少超过10个字，篇幅短，很少超过30行的。可以说，典型古冈式的诗，又瘦又短。随手举一例：
他一人
下班的礼貌
纯粹却孤寂越烈。
四马路，暗日沿路面
笔直洒下来，碎石子。
快步走着，怕熟人看见
礼貌推诿，独个
蜕一层窝里的皮。
闪回大门
厅里挪动类似
浑然走神的虫。
缓慢，中了魔
她闪回现实大街。
暗淡的黄，混合一种
毒品似的迷。我们能
一直这么走，人群暗，
彤彤，像个发馊蛋黄。
——《四马路》
如果说，又短又瘦是其外观，那么再加上繁复多变且怪异的意象，给人感受就变成了逼仄。[20]其中暗道无数，陌生人步入其中不分南北。这一形式本身，与作为古冈精神家园的老街弄堂给人的感受相似。而在此形式中，收纳作为现代都市的大上海，则显得十分怪异，内容与形式的断裂，呈现出一种恐怖之感，其表现就是，《上海，驱巫的版图》第二辑“来自审判的早晨”，相对于第一辑与第三辑而言，语言更加破碎、跳跃、难以索解，情感上更加反讽、冷漠。古冈关于当下上海与作为其精神家园的旧上海之间构成张力冲突。这与其上海形象的建构密切相关。与很多诗人和小说家一样，古冈建构了两个相互对照，但是价值取向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比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和现代都市世界的对照，古冈那里是回忆中的旧上海和现实的职员的上海。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空间上不同的两个世界不同，古冈笔下是时间上不同的世界，空间上，分享了相同并在变迁中的地点。这也使得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变得血肉相连，现在对某地的改造，也是对记忆的改造，带来整个存在和认同的困惑。具体地说，沈从文的两个世界有空间上的距离，比如湘西之有别于北京、上海、青岛等地，此对立框架下，我可以通过想象性的溯游而上，回到桃花源，即使桃花源已经不再，我仍然可以想象它，因为我“看不到”它。而古冈的处境更为尴尬，上海，是同一个上海，差别只在于时间，所以对旧事旧人的回忆、对拆迁改造的关注，对当下处境的迷晃，此地是又不是此地之感，反复成为古冈的主题。我不得不每日“看到”旧上海和新上海，它们是同一个上海，我不能溯游而上，回到旧上海，因为我“就在”旧上海，这一处境使得现实不断侵凌记忆，而记忆在早晨，在夜晚不断反击，当记忆与现实重叠之时，诗人就站在路灯下“听海妖的歌飘过来”（《海妖的歌》），而此时，“天使在呵气，他站在／斜面，小时候飞起”（《飞翔》）。这也就是《上海，驱巫的版图》三辑的内在线索。从“四马路”的记忆，到当下现实的“来自审判的早晨”，落脚于“海妖的歌”，似乎是一个黑格尔式的正反合的形式，只不过两个最终并没有真正和解。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用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的一个比喻来刻画这种状态：“机器中的幽灵”，虽然赖尔本义是嘲弄笛卡尔身心二元论。我们这里借用过来，做一个反讽的使用，用以说明诗人在当下新上海的处境：海妖的歌声如幽灵一样弥漫在现实的、科层化的机器丛林中，两者既不能同一，又不能相分。可以说是即魅即去魅，两者交融，构建了一个奇特的上海形象。
三
上一节，我们主要从语言和形式角度入手，说明古冈“亦古亦洋”的诗歌语言与新旧上海之间的张力，呈现了一个即魅即去魅的上海。这一节，我们从历史意识角度,进一步说明古冈对上海形象的建构。上文我们已经提及，大历史写作和私人化写作（个人化的历史）之间，还存在一种介入现实的方式：地方志写作。不过独立的诗人写“史”不同于官方修史，因而其地方志写作是一种“野史”，但野史写作毕竟不同于私人笔记，在有史传传统[21]的中国，有其内在的史料价值，因而有见证历史的价值。现代历史研究中，也往往是官修史书与野史并参。这一说明，并非为了将诗歌等同于野史，而是说明在私人笔记和官修史书之间，还存在一种私人编写的地方志。这是双重的偏离,偏离于官修史书的大历史写作，是私人野史;偏离于私人笔记，是地方史。当然，不论是官修史书还是私人笔记，都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说明其中间状态。就诗歌写作而言，在历史意识这一问题上，在语言转向之后，私人地方志写作这一中间状态，反而显现出其优势。私人这一特征不难理解，所以，我将着重说明古冈诗中“地方志”的概念。
此处，区分“精确”与“准确”是有必要的。在评价古冈诗歌时，这一组概念很多人混淆。在《诗意与准确性的纠缠》中，古冈认为真正的诗意是准确性，“与场景和心理唯一真实地照面，用词语不可多得、锐利的锋刃去挑破现实的帷幕”。与之相对，萧开愚、曲铭等人都用精确去刻画古冈诗歌的特点，并将之与古冈会计出生联系起来。[21]精确其实是一个表象式的概念，其极端形式就是康德式的“人为自然立法”，即人用概念范畴去综合感性直观，在此概念范畴是能动的，占主导的，用萧开愚的话说“真实与计算的结果相反呢？他说他相信计算。”[22]这种精确观要求一种静观的态度，这种旁观者的视角，将人与现实、与历史拉开距离，但正如尼采所言，上帝死了之后，我们不得不采用视角主义，即私人所站视角，这就是历史私人化逻辑，最终走向的是语言与现实的脱钩和现实的消失。这与古冈在诸多诗学随笔中所表现的立场不同，当讨论到真实与想象力的矛盾时，他认为，既不是牺牲想象力迁就现实，也不是提升现实到理想的层面，而是用想象力穿透现实。[24]这即是准确，是一种介入的立场，[25]在此，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不是诗人（私人）去观看现实，即不是人去表象世界（拙劣的现代主义往往是哈哈镜式的反映），而是步入现实，与现实的关系是实践关系。我们可以说，精确如一面镜子，勘察现实，而准确则是一颗子弹，击中现实。正如我们在日常用语当中说，一个人枪法“准确”，而不说一个人枪法“精确”，义正在此。
为了摆脱私人化历史带来的可能的对现实的失语，而又不走得太远，去试图把握大历史，古冈选择的策略可称之为“地域的寓言化”。[25]可能是有鉴于直接回忆可能导致的过度私人化，古冈力图将“地域寓言化”。如回忆爷爷奶奶的诗作《爷爷回到梦中》《傍晚经过梦的地方》等，地点和时间都虚化了，是比较纯粹的抒情诗，从中现实可以抽离，只余下情绪。在《上海，驱巫的版图》第一辑中,古冈几乎都在刻画地点，如《老城厢》、《44弄》、《老北门》、《东正教堂》、《环地铁》、《南东书店》、《四马路》、《过肇家浜路》、《天钥桥路》。以《东正教堂》为例：
洋葱尖顶
暗蓝，涂新。
民国初
恹恹的暗空，
在它前面流
臭味的小河浜。
黑衣僧
租界偏僻处，
俄语清洁着空穴，
拆了的沈家木桥。
——《东正教堂》
诗人试图将现在尚存的地点放在另一个时间之中，构成一个新的具体事物。我们可以借用美国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个体计算方法来理解这种努力。古德曼认为构建世界的基本要素是特质（Qualities）,特质是个体，基本关系是伴随关系，根据个体计算方法和伴随关系，一个时空复合体被视为两个相伴随出现的特质之和而非类，因而是独特的、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联合而成时间-地点。[27]在此，现在的地点和过去的历史相加，出现叠加，这是两个特质之和。这一特质之和虽然是我们构造出来的，不能离开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因而完全可以构造其他的和，但此一多元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对实在的拒斥。[28]这一被构造出来的具体世界，却在现实变迁之中，“忍着发展/通天的水泥叫嚷，/条条大路朝西，/归于零的一，好似无”。（《大道》）
于是我堕入“职员的生活”。我工作于其中、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是官僚化的，仿佛一个城堡。为了存在下去，围绕着“钱和糊口”（《冷暖》）,“手中的笔、工资袋/这店儿/忽而变小,或大/变没了的我。”（《老套路》）而“身体是别人的纪律/造就它，喂食和划一。”（《循规》）在这异化过程中，主体不断消失，而一旦意识到我这卡夫卡式的处境（不论是就城堡的象征意义而言，还是就卡夫卡本人的生活而言），我便“闻”到“幽秘的水珠子”。（《卡夫卡的脆纸片》）
这时“我”意识到，职员就漫游在旧上海，此处有一个真实又属于回忆的历史，不论是《旧灶间》里的搬迁,《勾掉一个人名，一生的事》、《苟且》、《翻版》里的旧人重逢，旧事都以直接的方式“强行植入”（《勾掉一个人名，一生的事》）,不能视而不见,“于是，年龄成灾/荒野中遍地眼珠。”（《回头》）“站着/听海妖的歌飘了过来”（《海妖的歌》）,终于“天使呵气，他站在/斜面，小时候飞起”（《飞翔》）。这是“我”生存之地，魅惑的上海，但这生存之地上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大的地方，不是大历史中的上海，而是作为一个地方的上海，正如萧开愚所言，“他把想象局限在感觉中，视野不超出他在上海市中心居住和工作的几条街道”，[29]但就算这样，“我”也看到“我”之外的事物，这些事物不是我的心象，而是外在于“我”，不能被我语言完全消化的“异质物”，那个《中风的邻居》、《城中城》里的工人们如此等等。
从不能被我语言完全消化的地点“老城厢”开始，到不能为我语言完全消化的人（建设城市的工人们）结束，虽不出几条街道，但通过对地方街道、景物历史的时空相加，复又加上“我的职员生活”，构成了一个不仅有“我”，亦有不为“我”所把握、不为“我”语言所完全消化“他人”、他物所共在的世界，这是一个艰难而未决的境况[30]，“每个站着的/成为所有，伫立的一层。”（《城中城》）古冈的上海形象建构，这一私人地方志写作，一方面是主体、语言的能动性，另一方面是坚硬、异质的他人和他物的强力制约，两者共同构建了一种私人地方志写作的可能空间。
不能被消化的“异质物”这一主题，在由《上海，驱巫的版图》第二辑“来自审判的早晨”修订补充而成的诗集《职员的晨曦》中得到延续和加强。外在于我的现实坚硬的矗立在我眼前，如《下岗》、《中年人》等诗。《中年人》长达92行,在古冈诗中罕见,两个时代（毛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互相倒影，“哪一个更现实？”（《中年人》）面对坚硬、庞杂的现实与历史，诗的形式似乎被迫撑大。古冈在此，处理历史记忆，与《下岗》写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之痛，“每一个下岗工人后背/被哄着拖一个产业墓地”（《下岗》），显示古冈在地方写作背后，试图对大“现实与历史”有正面回应。这背后的焦虑和努力，暗示古冈认识到，地方志写作，不会自动获得现实感。而如果沉迷“地方特色”，地方志将沦为“志怪志人小说”。
四
我们从语言和历史意识两个方面分析了古冈对上海形象建构的努力，但更多的是从方法的角度谈。最后，我们回到上海这一形象本身来分析古冈诗中的“上海”。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爱玲等人开始，上海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形象，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王安忆的《长恨歌》、宋琳的《外滩之吻》、卫慧的《上海宝贝》等诗文小说都从各自视角出发，绘述了上海形象，但总体来说，上海形象被塑造成了欲望都市和小资城市（分别以外滩和石库门为典型形态）。但这一经典上海形象近年来被一些创作改写，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金宇澄的《繁花》（2013），他也通过同一地点两个时间之间的来回穿梭，在欲望都市和市井、弄堂之间不断的相互解构，力图向我们展示上海一个行将消失的维度，金宇澄在小说上的这一努力与古冈在诗歌创作上的努力呼应，可以看作是对共和国时代旧上海记忆的复杂重建。[31]从“驱巫的版图”这一意象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版图”，可以较清楚的说，是指“上海”，所以理解题目的关键在“驱巫”。此一诗句出现在《上海，驱巫的版图》第一辑最后一首《大道》中：
基准线朝零，弱小
驱巫的版图，
痉挛像胃衰落，
帝国之眼的漩涡。
街巷，忍着发展
通天的水泥叫嚷，
条条大道朝西，
归于零的一，好似无。
——《大道》
对之，钱文亮从韦伯的现代性就是去魅的角度来理解，认为“驱巫”就是“去魅”,其结果就是导致了计算理性的盛行，世界成了“一个没有意义的利益世界”,而这样的结果，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诗人“不断以反讽、反常不规矩的诗歌言语捅刺官僚化、科层化的现代性语言”。[32]从文本接下去主要刻画官僚化、科层化的生活看，钱文亮的看法有其所见，但我认为，这一分析过于简化，未能勘破“驱巫”的多重维度。从语言角度，我们说去魅，是指用理性揭示魅惑本无魅惑，类似于拆穿把戏，去魅之后留下的是无魅的世界。但是驱巫往往指的是，一个正义的道士、祭司之类的半神、通灵者驱赶、消灭邪恶巫师，但这不等于世界变成了一个无魅的世界，因为道士、祭司等人本身就是另一种魅惑的替身，昭示着神性存在。
如果我们引入“唯科学主义”和“拜物教”这两个概念，将之视为现代宗教，那么驱巫的对象，也就包括计算理性和金钱迷信，驱巫就是驱除现代性过程中对计算理性和金钱崇拜。[33]这一驱巫的过程，内在于对现代性进程之中，在批判之外，即在去魅之外，还有另一个隐藏维度，它既指向过去对美好往日的怀念，往昔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作为习惯、作为记忆、作为生活方式；也指向未来，意识到驱巫之后，不等于无魅，我们不能离开我们驱巫之后留下的被“巫”力感染的“版图”，只能于此继续以“虚无为生”（《初春》）。
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驱巫的过程，即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驱巫与对当代计算理性与金钱崇拜的生活方式的驱巫，这两者甚至相互矛盾，我们用现代计算理性去魅传统生活方式，使当代理性神魅化，又用传统生活方式批判当代计算理性，使传统生活方式复魅，正是这种并杂之中，相互纠缠，作为一个既是又不是的驱巫师，诗人艰难、小心的处理着巫与驱巫的关系，正是意义复杂的纠缠和未决，构成了古冈诗中内在的含糊性和张力。这也使得古冈的上海有别于王安忆、卫慧等人的上海，亦有别于欲望都市和小资城市的上海形象。正如《上海，驱巫的版图》最后一首诗《城中城》中，城市还在建设一样，古冈的上海形象亦尚未完成，其新的组诗《来世的问题》，可以看作是在粗具规模的上海形象中，在生与死的拷问中，去绘述“他人”，因而可以视作是其《上海，驱巫的版图》的延续，这让我们期待其后续作品，如何进一步用一个个字建构上海形象，如沈从文建构湘西世界一样。欲望都市、小资城市等上海形象建构中，上海被本质化了，而古冈的上海充满细节，形象清晰，却悬而未决，这一未决不仅是因为其未完成，而更是因其“驱巫”的内在复杂与纠缠，至于最后，他的上海，是否会封闭为一个本质化的上海，有待进一步观察。
注释：
【1】其诗集《尘世的重负——1987-2011作品选》2012年获得美国DJS诗集奖。2016年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诗歌创作大赛奖，组诗《上海，驱巫的版图》获2016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等。
【2】 “混沌的隐居状态，像一个漫长的冬眠，成为我一延续直到九十年代后期的主要征象，那个时期散落的诗歌数量不多，但已显出诗意上的自觉，从前期类似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风格过渡到更加复杂化，风格杂陈，有所集成的形式及题材的探索上。引起我关注的是，如何从日常经验中提炼出清朗而内在，含有形而上超越的诗歌路向，哪怕形而下也须达至诗意上的品质……我尝试了各种诗体、语调、语型，既力求真确的叙述性，又不拘泥于细节，以反讽、内省的视角处理多样化的题材。”（古冈《暗室的光芒》）本文材料多为民刊、研讨会发言，故无正式出版文献，材料一般只标注作者篇名，不标注出处。
【3】2002年民刊《零度写作》举办了“古冈诗作讨论”，并刊印了杨宏声、刘苇、叶青等人的相关评论。
【4】主要集中在两次,一次是2002年民刊《零度写作》“古冈诗作讨论”相关评论，一次是2017年3月上海明园美术馆和日月丽天人文学院举办的“海上诗歌沙龙”古冈专场的相关评论。
【5】九十年代诗歌，是一个尚存争议的概念。见张桃洲《杂语共生与未竟的转型：90年代诗歌》第一节《百年中国新诗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本文不做精确定义，只就几个要点，勾勒90年代诗歌之侧面。
【6】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关键词，比如说叙事性、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中年写作等，我选择其中两个，并非认为最重要，而是因为他与本文论述最直接。这方面的讨论可见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修订版）》第十五讲“九十年代诗歌关键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本文不拟全面展开。
【7】如宋琳《雪夜访戴》等、翟永明《新桃花扇》等、于坚《彼何人斯》等。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盘锋会议关于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之间的争议的虚假性。
【8】如臧棣的“一会儿巍峨的坟墓顶牛辩证法”（《金字塔协会》），胡桑“学习如何检测黄昏的深度”（《赋性者》）。我们也可以看到，近年来的诸多校园诗人，如今年（2017）获得未名诗歌奖的校园诗人，在语言策略上，走的基本上都是这条路，并有语言的重新美文化的倾向，是一种才子写作。
【9】如萧开愚长诗《内地研究》等。我之所以使用“链用”而非“连用”，是强调其连结不仅是语言上的并联，而且词义、对象或实在上内在勾连，但是这种勾连又不是水乳交融的统一的，而是被一股强力捆绑在一起。
【10】 “个人化的历史”为臧棣的概念。余旸认为“日常生活”作为历史意识的子概念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被普遍认可。并导致了认为现实就是日常生活的极端观念。余旸《“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以功能建构为视角》，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7页。
【11】李少君的写作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在其中，诗人或沿着日常生活的向度，或抒发对古迹的感叹，过于轻易和世界和解，导致了现实和历史实际上被掩盖更深。
【12】诸多校园诗人以西化的语言表达对自我的观照，呈现出一种精致曲折的自恋抒情。在此，就算涉及历史，往往是对历史的自我伤怀，不是怀古伤今，而是怀古伤“我”。而试图表现智性的努力，往往只余下精致曲折的感伤，并错将曲折当做智性。
【13】关于后现代历史观的讨论，“历史可以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除了修辞层面之外，过去本身始终无法成为具有说服力的一部分”，可参见基恩·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江政宽译，第214-215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
【14】如林贤治等人推崇底层诗歌，打工诗歌，但是在理论层面上依旧没有解释如何面对现实和历史的问题。
【15】关于麦克道威尔原著可见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普特南原著可见《三重绳索：心灵、身体与世界》孙宁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研究著作可见陈亚军《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叙事的当代转换及效应》第五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16】我上文的描述相对较负面，相对正面、全面的研究，可见余旸《“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以功能建构为视角》。
【17】此为柏桦给古冈邮件中有《上海，驱巫的版图》的评语。
【18】曲铭认为古冈“短促的字、句，且名词集中居多”。《蹲下来观察周围——古冈诗印象》这与古冈回避浪漫化抒情有关，名词的直接呈现，形容词较少，的确给人一种冷静客观之感。但刘苇等认为古冈是反抒情的，则不得要领。刘苇《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浅谈古冈诗歌》（《零度写作》2002年4-5合期刊，第20页）、《漫谈古冈的诗歌特征》。萧开愚《每首都是真的诗歌》、吴跃东《在通往圣城的路上》认为古冈的诗为抒情诗。笔者认可后者，其大量回忆性诗作，抒情味浓厚，虽然常表现为冷抒情。古冈自己也并一般的不反对抒情，虽然他多处批评泛滥的抒情。见古冈《诗歌的现代性视域》、《马休：工业时代的农业诗人》等。
【19】叶青在《我们每个人自身囚禁中的月亮》中，认为古冈的诗是“对现代汉语的陌生化处理、现代意象与古汉语的拼接”，但他并没有具体展开。
【20】贾鉴在《上海：另一种主题空间——关于古冈诗歌的发言提纲》一文中，以“逼仄和枯涩”描述他的语言特征。
【21】陈平原区分里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并讨论了诗史的叙事功能。见《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此一组概念为此书的核心概念。
【22】如曲铭“他的写作态度和他的职业特点其实不谋而合，都是追求精确，数字的精确和文字的精确。”《蹲下来观察周围——古冈诗印象》、萧开愚“他只在意数字的精确与数据间的无误差吻合。”《诗歌可以战胜精确》
【23】萧开愚：《诗歌可以战胜精确》,《古冈诗选：尘世的重负·序》,Red HenPress，Pasadena California,USA.第8页。
【24】古冈《现实的基点》。
【25】参与者和旁观者之分，在罗蒂（R. Rorty）看来是政治左派和文化左派的区分，亦可视为实用主义（强调实践）与传统表象主义哲学的区分。可见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黄宗英译，三联书店，2006年。此以区分为此书核心区分之一。
【26】此语出自古冈《诗歌的现代性视域——读“上海诗人小辑”》一文。
【27】参见姬志闯《构造的无羁与归敛——纳尔逊·古德曼哲学研究》第二章第三节。我的使用并不严格。
【28】古德曼的立场一般认为是唯名论或非实在论，这一困境此处不便展开，简单地说，构造世界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受制于“传统、实用目的和牢靠性限制的实践过程”。姬志闯《构造的无羁与归敛——纳尔逊·古德曼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6页。
【29】萧开愚:《诗歌可以战胜精确》,《古冈诗选：尘世的重负·序》Red HenPress，Pasadena California,USA.第9页。
【30】这个未决，即是我对处境的未决，也是我不能决定他人和他物的处境，这一处境具有永恒性。
【31】笔者认为，在几乎同一时间段（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金宇澄、古冈的创作被接受，有其特定文化语境。金宇澄、古冈分别以小说和诗歌的形式，写作了具有内在互文性的文本，呈现了一个有别于之前上海形象的建构。虽然从个体上讲，金宇澄、古冈等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这方面努力，但从其实际被接受来说，都是在2010年之后。2008年奥运会、2009年金融危机，2010年上海世博会，各种消长中，中国国际地位上升，上海成为真正国际化大都市，不再是“亚洲巴黎”、“亚洲纽约”等，而是上海本身，但是在长期发展中，上海一直试图成为它者，在不断改造中，自我的面目已经模糊不清，当它终于成为国际大都市时，对“我是谁”的焦虑，使得人们期待具有地方性的上海形象建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宇澄、古冈的写作被广泛接受。
【32】钱文亮：《驱巫与复魅——在古冈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33】 现代性概念及其复杂，例如赵一凡将现代性分为文学现代性，哲学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此处相当于社会现代性。见《西方文论讲稿》，三联书店，2007年第一讲“概说现代性”。更深入的讨论见汪民安《现代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黄家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入选浙江省作家协会新荷计划人才库（2021），方向为诗歌、文学评论。主要从事西方现代美学、现当代汉语新诗研究。曾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新诗评论》等发表论文；在《文艺报》《北京日报》《新京报·书评周刊》等发表评论；在《星星》《青春》等发表诗歌。
附：古冈诗十首
街梦
广州街中，有个意念的旋，
老式半导体那种，旋钮式
塑料开关。爷爷的手感
气味天平下倾斜，
我抓住那时，味道的蓓蕾。
眼下我喉咙异样，痛。
朽坏的过街楼远逝，
重建文字那一行行冒的芽。
雨中他们拐到门楼，廊下
无人晾晒：干透的水珠子。
独自
少许的咳，天晴。无涯
丝丝云儿飘，像荡漾
于天地，狭隘人际间。
活，就要吃。
保暖衣充足，
独自，终究是会的。
踏步
何时可休息，这座钟
时、和分的针不同。
他们起步，或从一
而终。节气缭绕，
我绕起
没光那一面。走钢丝
看似悬崖，落空的球
人们觉得在地面上走。
同窗
总不停地写、笔墨渗纸，微型
无人看管的海，
进出绕着寝室，同学如旧。
我看了一次
墙上摆饰，老挂历。
退的潮如涌，浪尖上虚度。
你见到
船尾溅开的白沫。世事旧相
不过是一叶，如他们所言
扁舟已过了的时辰。
杯水之间
他牵哪根线，香芋似的
我由着谁呢？
天地黯淡些，
人言不可畏。
如实的街土，有些侧进
沿马路的里边，有些不。
数百个年头一顺
到底的人头，像葫芦串上的。
大路沿着我，横竖都是；
房檐在两边，走得尽光。
这年轮昨夜还是，
这弥月，像贴剪纸。
我们的寓言谁控线，
尽头笙歌，照流的巷子离散去。
上班的坡度
斜道上，坡度急缓。
天要变了
摩擦的小概率。轰地
几声工地卡车
卸装石子的轰响。他说
梦一个早晨容易，
而换脸术的嫡系，
我们都欠缺。放眼望去，
是的，短褂子藏秀，红头绳呢？
朝上一个梯形，被削三角
投缘的支架。
沉甸甸的书，机遇的重量
最终被应试。从眼球滚动
到脑的悬念，形而上的瘤。
朝下反置，困梦中丢了魂，
像滑梯一路，扔给狗吃
生存的骨头。
从它世俗的灰调，
我们言辞的效率，趋至于
高度的盘桓，如脸的辉光。
受制肌肉，朝嘴角两边，八字胡
斜面一笑。多少洞穴
满地面都是，一脚便陷下。
离
人们将是他么。走完的
谢幕的革履过于
简陋，像月工资
涨幅的标竿。
一世几十年，
意味后门
悬浮着开启。靡散他
绑着、捆着，肉与骨。
私了
只遗忘便是心定的一法，
事儿发生了，不再有。
这是定数的里巷开花
遗烂了果子，我没有来。
正如过昔虚妄地了无，
愁苦摒弃笑容，我不是。
这个，那个瞬时的了望，
我什么也没得到。
私人的事越公开，
万事没了脱蝉的壳。
木桥
那时，他们沿着上下
木楼梯，嘎吱声
从天气中走漏的，
回到类似，不再来的：
调子、人声、或俯冲
惯性的风情里藏多少。
今日不一定散，
笨拙着摸索，探路，前寻。
他们要么以一个玩笑
拒之于千里，之外的
之内的什么都在。
要么失之于冰的绿豆汤。
而我的此时，看似
眼帘搭起的桥，仍在
幽灵般架无人的空履。
她们要找回她们的身，
伏在幽婉的节律，未来的烟云
我们一起的分量，压过木桥墩。
屋檐下
细的根绳，它断时悬住
像他以往，街巷那么多，腿及人烟在
屋前或瓦后探头。
老虎窗一扇，三角返着光，停了的云
留半刻时日，半晌
旧人头没了，在晾衣的，竹篙向上，
少女胖成一圈，下岗的，还在老。
事实好似躲角外，一屋檐
人面依旧往下，沿着锈迹滴，或落下的黏回状。
古冈，诗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诗丛”主理人和文学编辑、明圆美术馆诗歌沙龙策划和学术主持、《艺术外滩》杂志主编暨浦西馆学术委员、《超星名师讲坛》名师、上海市人文行走讲师。著有《古冈短诗选》《尘世的重负——1987-2011诗选》等诗集，在《书城》等报刊发表随笔文论等。获诗东西-DJS诗集奖、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诗歌创作大赛奖和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近年来在大学、中小学、美术馆和文化馆开办诗歌和老上海文化讲座近百场，受邀到东方卫视艺术人文频道担任访谈嘉宾，解读卞之琳、穆旦和李金发的诗歌艺术。
附：近期重点关注专题栏目——
“未来诗学”往期文章
2023年5月，活跃在中国当代诗歌现场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学者，展开了一场关于“当代诗歌困境和危机”的专题研讨，这场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和诗学理论，引起了极大关注。根据这场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一行、王东东、张伟栋等人的建议，南方诗歌开设“未来诗学”专栏，用以刊发关于这一主题的有关作品。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诗歌的时代，南方诗歌秉持“开放、包容、自由”的诗歌精神，欢迎争鸣，并希望为中国新诗的未来，找到更多的共鸣！
李照阳｜诗歌史的终结，经验写作、自我与诗的更新，及AI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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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诗歌》2023年七月目录
“崖丽娟诗访谈”：冷霜｜当代诗需要与其他人文领域形成主动的认识思想连带
“他山诗石”：北塔｜2013年第52届斯特鲁加诗歌节优秀诗作举隅点评
“朱贝骨诗社”：付邦｜南行记
“他山诗石”：张桃洲｜“发现了一种语言去赞美……”——巴克斯特诗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