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上到一年级就“文革”了。我的启蒙教育很早,我爸爸教我识字大概是四岁,都是自学,第一个最正规的学堂就是哥伦比亚艺术学院。
我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一个自由思考者的教育方式,他先发现你喜欢什么。他也让我拉过小提琴,但是后来觉得我不喜欢就不拉了。他发现我喜欢跳舞就带我去求老师,发现我唱歌唱得很好也带我去求师。他不太禁止我读书,比如什么书是儿童不宜,他不管,他觉得你自己会有鉴别能力的,而且他觉得越小接触大人认为不宜的东西越好,反而不觉得特别神秘和禁忌。
我的母亲比较严格,会禁止我看一些书,我就偷偷地看。我们家的《西厢记》是我爷爷买的,很大,线装的,这边是图这边是字,图很荤的,有时候搬出来看我爸爸也不管我,妈妈在家我就绝对不敢看。
上到“文革”就停学了,我爸爸被打倒以后我也不敢上学。学分数,我怎么也弄不懂,我爸爸拍桌子打板凳地教,你怎么这么笨。后来我想到这些孩子被吓成那样,脑子“啪”一下就空白,断电了的感觉。我到了小数点就没学下去了。
我从12岁到军队的文工团,跳了8年舞蹈。
最早是1979开始写作。我们部队参加自卫反击战,当时记者很少,我说我想去,就批准我去了。我到后方的野战医院开始采访,采访伤员、从前线撤下来的小战士,有一天夜里就来了一千多个。采访他们以后就觉得,舞蹈这个东西太不能表达我自己了。就像我爸爸当年从画家转行成作家一样,我也大概是从那次转行成了一个写作的人。
当时我写了几首小诗,都发表了,因为很缺这样的文章,就给了我一个三等功。我又去了一次前线,就使我彻底转行了,转到创作组。文工团派我去写报告文学之类。去的是云南,最远也就走到蒙自的野战医院包扎所。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我一直在前线做战地记者,当时写了很多文章。在那段日子,我发现,原来在一个舞者的身体里,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于是,在调到部队的创作组之后,我以军旅作家的身份创作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8年军队生活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我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及中短篇小说《少女小渔》,均创作于这一时期。
1988年我收到美国新闻总署的邀请函,让我去了解美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基金会,去七个城市访问。这个访问让我觉得在美国做一个年轻作家是挺有意思的,他们相互之间的艺术的批评和读书气氛挺好的,我就特别希望到美国去留学。回到中国我就学英文。
我后来考上两个学校,一个是水牛城布法罗大学的英文系,还有一个是哥伦比亚艺术学院(不是哥伦比亚大学,媒体的介绍都是错的),因为给我全奖学金,所以我就去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
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在芝加哥,是一个私立的艺术学院,学校没有任何学科跟艺术有关,最好的是电影系,写作是其中的一个系,名字叫小说写作。我1990年秋天开始读,一直读到1995年。我阅读英国文学原文的基础是很差的,学校要求我从基础开始学,我就去学莎士比亚了。
任何一个行当都有被训练的余地和空间。即使你是天生的小说家,被训练以后,可以写得更加省力,而且在学校你可以有纪律、系列地读大量文学作品,用一个写作者的眼光去读,也用一个批评家的眼去读。
写作无非也就是让你多写,如果你是一个自由的状态,不去上学就很懒,写得少。在这个写作班里你必须写,写一个章节,一个片段,一个场景,一个特写,每天不断地实践和体会写作是怎么回事,特别是一边写一边阅读,会进步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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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在美国留学时,一位女友打长途电话给我做媒,要为我介绍一位美国外交官。在女友公寓做饭时,一个年轻的大个子美国帅哥敲门而入,脖子上的吊牌写着“劳伦斯·沃克”。我们握手,他竟然操着一口流利的东北方言说:“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就这样,我们认识了。我很幸运和劳伦斯成为夫妻,多年来,我们行走了世界多个文化迥异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对照甚至冲突中,我更加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而这种存在感给予我更多思考的空间。在不断行走、不断阅读、不断听说和不断思考中,我对人性对历史对民族深深的爱和痛,铭刻在每一个字的灵魂里。所以说我是“文学的吉普赛人”。
我这个人生活的经历就是一个吉普赛,到处跑,我没办法写一个地方,我不是乡土文学作家。
我觉得我到哪里都是边缘人,在中国是个边缘人,在国外也是个边缘人,边缘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对什么他都不信以为真,不认为本来就应该那样,什么东西他都会保留一个质疑的、侧目而视的姿态。这一点就让我在西方、东方、美国、亚洲、非洲、中国之间,永远都在比较的过程中,越比较越对自己国家的经验敏感。对语言也是,中国人是这么说的,英语是这么说的,这个使我产生一次又一次对母语的新认识,也有对英语的认识。现在我逐渐地学德文,德文和英文也产生了对比。
哪里也不融入,都是边缘。很多人要打入主流,有什么好处?自我边缘化,自我放逐的这种自由感,让我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位置是非常满意的。
我的出版社出过我的小说《扶桑》之后,第二本我写了英文小说,就很顺理成章地出了。我这辈子基本上没有被退稿的经验。小说当时出了以后,被BBC每晚连播,叫“睡前一本书”。所以我又被他们约稿去写短篇,一直来约,我说我现在实在腾不出空来给你们写英文小说了,我说我还是要写中文小说。
03
1995年2月,陈冲当选柏林影展评委,一天忽然她从柏林打来电话。她说:“我决定自己导片子——就拍你的《天浴》。”听上去有点像心血来潮,我问什么使她做了这么大的决定。她说经她评选的许多影片大同小异,都是些现代人猥琐、变态,精神委靡的生活写照,没有任何使人感到心灵升华,甚至连点诗意、浪漫都找不到。她说:“我就要弄一部《天浴》这样的东西,起码提醒一下自己,我们曾有过一个神圣的时期,哪怕自认为神圣。”
隔了两天,我收到传真,是陈冲改编电影《天浴》的初稿。她真的动手了。她的电话不断,一方面问我对这些改编的意见,一方面似乎在说服我,甚至她自己。她说:“都在追求“Avant Garde”(法语:前卫、先锋之意),什么病态啦,不近情理啦,全成了“Avant Garde”,我看病态太泛滥了,反而正常感情,健全的人性该是当前最“Avant Garde”的!
等陈冲从柏林回到旧金山,她已写完了《天浴》电影剧本的初稿。问她怎么可能在当评委的繁忙中抽出空来写剧本?!她说:“有激情啊!有时也因为时差睡不着觉。”
从那以后,陈冲基本上推辞了一切角色,包括一次和著名犹太裔导演兼演员伍迪·艾伦的合作。
《天浴》筹措资金、采景、选演员等一切事务,都由陈冲自己来做。有时她也苦笑,认为在自讨苦吃——自已制片和导片所受的辛苦是做演员的十倍。尤其在好莱坞当演员,条件非常贵族化,各部门分工很细,做演员就是拿了钱演戏,演了戏走人,不必负太大责任。但她也意识到,电影最终是导演的艺术,只有做导演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抱负,人格特色,以及思想、信念。只有做导演,才能改变好莱坞对中国人形象的模式化塑造,甚至偏见与误解。她近年来越来越难接受推荐到自己手上的亚洲女性角色,她认为这些白种人概念中的亚洲女性,简单得几乎成了符号。要改变这种模式,创造真正的中国人的故事和形象,她自己必须投身于主创,选择自己的故事,以自己的方式(中国人的情感方式)来讲故事。
我觉得最贴心最舒畅的就是和陈冲的合作,虽然我们就是像过家家似的很快弄出一个剧本,然后俩人一块做事情,贴心地谈一些问题,比如没有投资了怎么办等等,这种经历终生难忘。
进入好莱坞的编剧协会,你必须有一个在美国公映的电影,还要有美国大的制片公司请你做编剧的经历,这样我们就进去了。我问陈冲这是好事吗?她说人家一辈子都想进还进不去呢,我说,那我就去吧。
加入了编剧协会,你就受协会保护,它会提前付费,福利上也有很多好处,包括当时有很高的医疗保险、养老金,再加上每年给寄当年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影片,可以看好多好的片子。编剧协会的成员有投票权,不过当时我在非洲,收到片子都第二年了,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投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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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编剧协会是永久性的,成员的稿酬不能低过一个数,在美国来讲那个稿酬是很高的。他们每隔一年就要罢工,然后稿酬就提上去一点,罢工期间你不能给任何人编剧,否则就要被这个协会踢出来。
不过在好莱坞做事有时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后来我单独改了一个俄国作家的长篇小说。没有拍成。我问,为什么你们没再提出修改意见,就不拍了呢?对方说,我们都是存着,什么时候想拍就拿出来,我们存放的本子只有50%投拍的。这使我觉得很没劲,再来找我,我就不做了,我还不如用中文写,至少能看到成片。后来没多久陈凯歌来找我写《梅兰芳》。
美国的规矩是,最开始是制片介入,导演不介入。编剧协会有一个规定,签在合同里:修改不能超过两稿,不能无限制地让一个编剧改。制片第一稿看完了提出意见改完,找到合适的导演他就去拍,如果找不到那就会一直放在那里。导演介入以后,会再让你改,那就是另外一单合同。
都是先付费,但是后面还有一笔,一旦开拍,它要根据整个电影的预算,付给你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一般大制作是1%到2%,小制作是要高2%到3%,编剧能得到几十万美金。
只要有饭吃,我不会当编剧的。我现在尽量就写小说,我爱写小说,写小说在艺术上、时间上的控制都是特别自由的。我是酷爱自由的一个人。编剧是我白天的工作,写小说反倒像业余的。实际上我现在写小说的时间远远超过了编剧。
我不去和评论界牵涉,或者是为得奖运作,谁也别想掐死我。
编剧是比较纯粹的,你编得好就挣钱,拍不拍得好是别人的事,但你写了就能挣钱,这是一个单纯的供需关系。我可以用这个工作来保持我做另外一个工作的独立性,就是说我不需要运作任何事情,可以清高地独立地做人。
今天,读吧君特地为大家甄选了严歌苓代表作的“精选系列”,共五本书,超级厚,超级划算!分别是:
《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
这5本都是严歌苓的代表作,超级经典,全都改编成了电视剧或者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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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
《金陵十三钗》
《金陵十三钗》这本小说,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这也让饰演女主角的倪妮一炮而红。
电影好看,但书更好看!因为,原著里有更多微妙的细节,让你哭,让你笑,让真正地感同身受。
故事发生在1937年日军大屠杀背景之下,十三名风尘女子,兜里揣着剪刀代替教会女学生走向日军暴行。
风尘女子,一贯被所有人看不起。
但当她们自愿扮成女学生,走出教堂大门,走上日本人的卡车时,结局只有一个死字。
她们羞涩的嫣然一笑,是她们精彩的表演。“放心吧,我们除了扮自己不像,扮谁都像。”
读到结尾,除了肃然起敬,还有隐隐地心疼。
第二本
《陆犯焉识》
《陆犯焉识》,小说的后半段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归来》,无论是书,还是电影,在豆瓣的评分都很高。
看这本书,你真的能感受到女主冯婉喻的爱,有多么深沉和热烈!
她的一生都在等待,等一艘不会在机场出现的船;
年轻的时候,她等花花公子陆焉识爱上她;
五十年代,她要等陆焉识从大西北改造完出狱;
她的一辈子都在等陆焉识的归来,可偏偏这时候的她失忆了,陆焉识就站在她面前,她却认不出来。
小说的结尾一句话是:“他把他的衣服带走了,还带走了我祖母冯婉喻的骨灰。”
遗憾,悲凉,痛快;但看过之后,你会陷入沉思,欣赏冯婉喻的深情,坚韧,感叹那个时代对人的改变.......
第三本
《小姨多鹤》
《小姨多鹤》讲的是十六岁的少女多鹤被卖到东北某家作为传宗接代“工具”之后几十年的命运故事。
严歌苓以一个跨国作家的宽阔视野,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命史诗。
这本小说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孙俪主演。
《小姨多鹤》这本书,严歌苓写得太好了:
她写两个女人的命运,一个中国女人,一个日本女人;
中国女人朱小环精乖世故,现实泼辣,但是深明大义;
日本女人竹内多鹤秉性朴实,高贵,文艺满满的!
她们相互成就,相互衬托,终成就彼此的幸福,都说二女不可侍一夫,但她们都真真切切地爱着张俭,也爱惜着彼此。
第四本
《一个女人的史诗》
这是一个女人一辈子的史诗,这本书是严歌苓以自己父母的爱情写出来的小说。
田苏菲她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来爱一个不爱她的男人。
为他喜,为他悲,为他嫉妒,为他读书,为他努力工作,也为他付出了一 生,她爱的伟大,爱的卑微,爱的笨拙。
田苏菲对他一生的爱,就是她自己谱写的一部史诗。
同样,《一个女人的史诗》被改编成电视剧,赵薇饰演女主角田苏菲。
“我的爱的人不爱我,爱我的人我不爱。”
这大概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终极命题,但我们依然能从田苏菲身上,看到她的执着;
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下去!
第五本
《第九个寡妇》
健壮,温吞,迟钝,生猛—这就是第九个寡妇王葡萄的性格。
这本小说同样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每一本都很经典,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但我推荐你一定要读一读原著。
因为原著里细节更多,故事感更强,王葡萄的形象更鲜明!
王葡萄对这世界茫然无觉,不知痛痒,凭直觉生存,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她偷偷地把枪毙没死的公爹救回来,在地窖里藏了几十年;
她经历各种政治风波,与各色人物从容周旋;
她纠缠于不同男人的身边,守寡的她从没亏着自己,又从未被谁所牵绊;
王葡萄用一生告诉我们: 我们承认自己苦,但是不能任由自己苦,也许不能改变苦难,但是可以改变自己。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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