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正行端，无需求仁
——耄耋白话道德经第十八章
憨子（刘彦强）
提要：本章的核心思想是合乎规律的治国之道能够实施，就不需要提倡仁义等道德规范。高度概括一下，就是“大道之行，无需仁义”。将其应用于处世，则应该“身正行端，无需求仁”。
[原文]
大道废，有仁义①；智慧出，有大伪②；六亲不和，有孝子③；国家昏乱，有忠臣④。
[耄耋白话]
老子在本章里将他的辩证法用来研究社会现象，揭示了社会提倡仁义、智慧、孝子、忠臣等其实是社会病态的反映。人们越是歌颂奖励仁义忠孝，表明社会病态越严重。
在第十七章里，老子已经指出因为统治者的“信不足焉”， 才有人民群众的“有不信焉”。本章接着这个话题对社会的病态现象进行延展讨论。
老子首先讲到的是社会为什么提倡仁义，为什么需要仁义？根本原因就是统治者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大道）胡乱作为，导致社会失范，统治秩序难于维持，于是整个社会就需要“仁义”这样的道德概念来规范臣民的行为。试想：如果统治者能够坚持遵循规律治理国家，公正爱民，仁义待民，人民群众自然拥护统治者，遵循社会公德安居乐业，这哪里还需要提倡仁义？
同样的道理，社会失范，辛勤劳作者不能致富，凭借聪明智巧偷奸耍滑的却发财了，很自然奸伪欺诈就会大行其道。这个时候社会就大呼必需要提倡诚信。家庭不合，父子兄弟姐妹夫妻各有自己的利益，为了争抢利益而六亲不认，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提倡亲慈孝悌规范了。国家分崩离析，社会纷乱，官员贪腐，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忠臣了。实际上，一个社会越是提倡什么善行，越是大家都呼吁什么善行的时候，就越是说明社会缺乏这种善行，越是说明与这个善行相反的恶行已经泛滥成灾。
在这里，老子并不一般的反对用“仁义忠孝”规范人们的行为，相反的，他也肯定了这些规范属于符合道德的善行。但是，这种针对泛滥的恶行大力提倡相对应的善行，能够抑制恶行吗？例如官吏贪腐近乎官场朽败，这个时候提倡官员廉洁自律，能够抑制腐败吗？再例如，商家制假售假，与官员勾结偷税漏税，哄抬物价，靠坑蒙消费者大发其财，这个时候提倡商家要诚信经营，能够抑制市场混乱吗？非但不能抑制，相反，还会在那些恶行之上蒙上一层伪善。
这道理老子讲的非常明白，关键不在于提倡这些社会规范，关键是要解决“大道”废弛的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建立符合社会规律和实际的法律制度，严格的实施这种法律制度。这就是老子“大道之行，无需仁义”的本意。
有专家说老子在这里把辩证法用来分析社会的病态现象，说明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错了！他们不是不懂老子，就是有意曲解老子，为社会的病态辩护。
在这一章里，老子通过因果矛盾分析，笔锋直指这些病态社会现象的源头，希望人们从源头上来根本解决问题。与十七章的因为统治者的“信不足焉”， 才有人民群众的“有不信焉”相同，是因为“大道废”，才有了奸猾狡诈之徒的横行，以巧取豪夺坑蒙拐骗获利了，奸伪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因此，仅仅提倡仁义忠孝是没有多大用途的。真要让社会清明，必须源头上清明，即国家领导者必须坚持以符合社会规律和实际的制度约束社会，首先是约束国家领导者及其僚属廉洁清明，整个社会才能政治清明，稳定和谐。
最典型的是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的比较。
西汉初年由汉高祖到汉景帝这个时期，国家以黄老之学治国，坚持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皇帝带头节俭，各级官吏不敢奢华。如汉文帝穿着补了又补的衣服和草鞋，吃着与民众一样的简单饭菜。皇宫里的亭子塌了，考虑到修缮需要花去一户农人一年的用度钱，文帝下令不许去修。文帝节俭爱民，大臣们也无不效法皇帝节俭，各级官吏自然精打细算，由此产生了我国历史上耗资最少的国家机关，即使对人民三十税一，甚至一度不征税，国库依然充盈。 《史记》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当然，汉初是有酷吏的，太史公专门写了一篇《酷吏列传》记述这些酷吏。但读《酷吏列传》，却发现这些酷吏只是对官员而言的酷吏，相反，看不到一件对老百姓严酷的事例。其中酷吏张释子处理“渭桥惊驾”的案件最为典型。
汉文帝出行过中渭桥，快到桥头时,突然有一人从桥下冒冒失失的跑出,文帝的乘马受惊将文帝摔到地上。随行卫士抓住这个冒失鬼交给最高法院（廷尉府），院长（廷尉）张释子罚了那个冒失鬼一点钱，斥责之后就放了。文帝知道后很生气，批评张释子处理太轻，张释之回答说:"在法律面前，皇帝和老百姓都是平等的。如果因为惊了皇帝就加重处理，这会让人民不相信法律。如果你当时就杀了他，我没有话说，但既然把他交到法院，法院就只能依法办事。”文帝听他说得有理，改怒为喜，这场在今天恐怕也是惊天的大案就此作罢。
我读这段历史，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以及后来的《资治通鉴》，都不曾提及这个时期皇帝提倡儒学的仁义忠孝，但仁义忠孝却满布天下，官场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与文景之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武帝。这个被后世儒学尊为“雄才大略”的皇帝听信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提倡仁义忠孝，变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为好大喜功与民争利，结果是连年征战丁壮多死，赋税加重民不聊生，导致天下汹汹民变迭起，史称“秦皇之失”。两相比较，清楚不过的证明了老子“大道之行，无需仁义”政治主张的正确性。
现在，人们经常讨论一个治标与治本的问题。按照老子在这一章里的论述，治本之策只能是从“大道”，也即根本的政治制度上考虑。比如反腐败的问题，治本之策不在于思想道德教育，不在于高薪养廉，不在于廉洁自律，不在于提倡核心价值观，也不在于钦差大臣满天飞的打老虎拍苍蝇绝不手软，更不在于儒学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恢复，而在于根本制度上的设计。比如运用民主宪政“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符合客观规律和社会实际的政治制度的实施（大道行），可以逼着痞子行仁义之事，符合客观规律和社会实际的政治制度的废弛（大道废），可以诱惑君子行奸恶之事。这就是现实。
如果将老子“大道之行无需仁义”的思想用于人生修养，那就应该坚持自己身正行端，而不必要刻意去表现自己的仁义忠孝。反之，则只能落个“伪君子”的恶名。
2023-6-25
作者简介：
刘彦强，笔名憨子，陕西咸阳人，高级教师。从事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近四十年，为全国知名政治教师，曾在各类教育刊物发表教研论文180余篇，主编出版《青少年心理行为咨询丛书》、《中学思想政治课学习指导丛书》、《学习心理学》、《坡刘村志》等书，并主编或参编多种教辅读物。教学之余，也写些杂谈散文以及诗词，散见以哲理性见长。有百余篇散文、诗歌散见于多种刊物，并有《佳儿传奇》、《生死孽缘》、《雪夜惊魂》、《情断大年夜》等小说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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