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正月十五晚上，我看见你，我的老师方英文先生在电视上讲话。这是一个叫“开坛”的栏目，主要供一些有良知有文化的人，讲一些良知不充分、文化不充足的人听不大明白的事情。女主持人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同事，眼睛忽闪得能照见鬼。你们中间夹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那男人可怜得像你们两人之间的一个逗号（他当然想变成一个叹号），他总是表达得难尽人意：要么被你的幽默摁住（幽默是多么要人命的品质啊)，要么被女主持精辟地概括掉（概括权总是掌握在电视人手里)。我想这个男人一定后悔上电视了，一定恨死方英文了。而我的老师，我崇敬的老师方英文，你发挥得太出色了。你面对听众侃侃而谈，与女主持的交情和默契似乎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台下观众的嘴巴如托盘张开，要把你的话全端回去。你夹杂了关中，陕南的普通话竟然标准得出奇。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你的保暖内衣似乎想出镜，硬从毛衣领里挤将出来。可是除了这一点，你哪一点不像个电视人？

      你变了，我的老师。

      你越来越像一个名流了，你写的品茶文章四处流传，你的书法制成台历到处摆放。好多人四处掏钱买你的书法，把你的书法挂在家里。你在西安买了一座近两百平方米的房子（当然有借款)。你把书房叫采南台。但是迄今为止，我没看见你在采南台上写过一篇长东西。更多的，它们是一些小品、手札，你沉湎于这些东西，你越来越像一个名士功成名就，一个中产阶级作家……你变了，我的老师。你变得我有些不认识了。

      最早读你的作品在十多年前，我在陕西关中的一所乡村中学读高中。学校住的是土炕，大通铺。苦，但人多，热闹。娱乐很少，偶尔读一些课外书，是路遥的。看了路遥的书，就觉得钢铁应该像孙少平那样炼成，拼命学习，改变命运。有一天，想不起怎么来着，手边一本《小说选刊》(1989年某期)，觉得很奢侈很犯罪，赶紧翻看。翻到后边，有一篇小说，《古老的小虫子》，也是写求学生活的，而且是写虱子的。虱子也可以写成小说吗？我摸索着身上那些热乎乎的小虫子，这些东西多么丑陋多么让人羞耻，总是让我面对心爱的女同学抬不起头来。但是，现在，这丑陋的小东西竟然写进了小说！我很快地读着，读了一遍，又读一遍。我旁边是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我把杂志递给他，说：“好看得很，看完给我。”他放下英语书，问：“啥嘛？”我说：“写虱的。”他说：“胡说，虱有啥写的！”我说：“你看了就知道。”他边看边笑，宿舍有人嫌干扰学习，不许他笑。但接着就有人来抢杂志。到了第二天，整个班都看了《古老的小虫子》，都在谈论虱子。

      我记住了作者的名字：方英文。我想，他一定很英俊，懂英语（要不然怎么敢叫英文），很幽默，内心很温柔。我把他和我在课本上阅读的那些作者比较，有点像契诃夫，莫泊桑，“带着泪花的微笑”（这是我当时能想到的最好的评语）。

      我开始寻找你的作品，读你的散文、小说。我把好多作品剪贴到自己的“好词好句本”上。但每次读完你的东西都有一种犯禁犯罪的感觉。你所有的作品似乎都是反课本反教化的，和生活不合拍的。对大人物的嘲弄，围绕性爱的玩笑，人生最本质上的荒诞和不正经，这些都和我受过的教育是相反的。像我这样一大批青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艰难地为生存奔波，缺乏基本的文学修养，课本上多是《送东阳马生序》呀《清贫》呀之类的“励志”“载道”文章，从小就积极向上，准备承担家国命运，把自己炼成一块有用的钢铁。但是你却要告诉我：你可能做不了钢铁，也没必要非做钢铁。你让我从悲苦的生活中重新舒展起来，感受到生活的另外意义。 

      在不知不觉中，你改变了我。你是仅有的、温暖我青少年生活的作家之一，而且是改变我生活方式的作家之一。你使我意识到，最苦难的生活也有自己的乐趣，快乐是属于生命自身的，是不依附任何德行和说教的。因此，在最根本的写作上，你和契河夫、莫泊桑也是大异其趣的。莫泊桑们还试图在微笑时带点泪花，你则认为：微笑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微笑并不因为泪花才显示自己的意义。

      第一次见你时有点失望。人虽然算得上英俊，但是个子不高大，无法高山仰止。也根本不懂英文，叫英文只是因为你有个弟弟或者哥哥需要叫英武。见到你的时候是个早上，在马路上。你迎着初升的太阳没精打采地走过来，两只手像是锻炼的老头老太太一样，拳起来放下，拳起来放下，很没有作家的样子。面目远看有点忧郁，近看就知道由于睡眠不足。我那时对作家怀着美好的想象，把那睡眠不足的缺点极力想象成“昨晚写作熬夜时间长了”。但是你自己说的：“昨晚上打麻将又输了，小子又赢我一百五，一看那小子就没啥前途！”

      但是，我就是喜欢你这样，喜欢看你逃出所有正经人的想象。你不媚俗，也不媚雅。你在调侃中保持着对于日常生活的惊醒，你用那些看似不正经的话语拓展着人们的精神习惯。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你的《种瓜得豆》，我到现在都觉得那是你最好的作品。你在里边保持着一个山里人的朴素、幽默、善良，带着山里人的清澈目光看待城市，带着山里人可爱的智慧看待城市人。那些文章似乎都是你写给自己看的。可是现在你变了，作品研讨会有你，房地产研讨会有你，书法研讨会有你，电视上有你，报纸上有你，领导沽名钓誉请名人吃饭要叫你。你写作的材料越来越取决于这些东西。你已经和你幽默过的东西融为一体了，你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城市人了，你和当下的生活越来越合拍了。你已经很像一个中产阶级了。

      今天晚上，有成千上万人从电视上看你，消费你。你的头发吹过，面目光亮，表现得体。你和电视台配合得很好，你们一起营造了一个幸福吉祥的夜晚。你就这样陷人电视台布置的陷阱里，在电视台“集体幸福”的命题下，我不知道一个作家能发挥多大作用。如果一个作家对生活保持高度的认同感，那么这个作家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可是你竟然发挥得这么好，显示了广博的知识和高强度的幽默能力。我知道你已经变了，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方英文了。

      我现在唯一想问你的是：你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作家吗？

最初发表于上海《文学报》2005年

再版《种瓜得豆》用作“代序”——

      三晋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