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赵树理（二十）_都市头条，因你精彩！

重读赵树理（二十）精华热点

关注

重读赵树理（连载二十）

郝怀明

20、颂扬实干受称赞，“铁笔”” “圣手”遭噩运

　　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宁死不屈”；俗话又说：“大‘丈夫能屈能伸”。俗话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俗话又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似乎各有各的理，价值观不同，就看你做出什么选择了。

　　形势使然，那些选择“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的人，又有一帮“好汉”跟着闹腾，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样，他们越是认真，越是卖劲，坏的事就越大。也并非没有人能看出问题，但他们无处可说，社会也没有为他们表达意见和愿望提供畅通的渠道。许多人会明哲保身，选择不说，不管。有些人敢说，也想出点纠正的办法，但在很多情况下，也不给你机会让你去试着纠正，不整你还算是好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说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领导一切、主宰一切。这种体制，往往缺乏自我纠错的能力，错误很难及时得到纠正，甚至很有可能还会愈演愈烈。

　　1959年、1960年的赵树理，就处在这样的境地。他作为县级领导干部，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各级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他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一文中在谈到他在那几年不断向各级导写信的情况时说：

　　一个共产党员在工作中看出问题不说，是自由主义，到处乱说更是自由主义，所以只好找领导。在那时候向领导方面反映工作中的问题是不太容易被重视的，因为浮夸余风尚存，往往足以掩盖真相。再者，无论哪级领导同志都是忙人，我不能时时事事都去打搅他们，要反映的问题都是当时当地工作中成为主要阻力的问题，但由于前一种原因（受浮夸风的影响），我对问题性质的理解往往和领导上已掌握的情况有差距，因此领导上往往不先考虑问题本身，而先来打通我的思想——往往说：“同志！你所谈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是个别的或很少一部分落后群众的思想表现，是某些同志工作上的疏忽……”，领导上越说这些我越着急——我觉得能否打通我的思想才是个个别问题，最遗憾的是我所要反映的那个重要问题又被搁浅了。

　　老实说，在那二年，我估计我这个党员的具体作用就在于能向各级领导反映一些情况，提出几个问题，在比较熟悉的问题上也尽可能提一点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我觉得只要能及时反映真实情况，协助领导及时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也算是对党的一点贡献。我为什么这样估计自己的作用呢？第一，我觉得当时接近基层的干部缺乏调查研究的精神和向党说老实话的精神，好多重要问题很不容易上达。第二，我常把自己戏称之谓“通天彻地”的干部——其实这种说法还不全面，应该说是“通天彻地而又无固定岗位”的干部，这种干部在那时候宜于充当向上反映情况的角色——易于了解下情，又可以无保留地向上反映。

　　赵树理向来是个为农民讲真话、讲实话的人，不搞“假、大、空”那一套。他对从1956年起就已开始的“高指标” 、“浮夸风”，恨得要死，但是，他现在不能直接去进行揭露和批评，只能采取微妙的方法，通过正面宣传的方式旁敲侧击，来表达对“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等“左”的祸害的抗争。

　　1960年4月，他刚刚交出检查，跳出被批判的漩涡，就将建国以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杂感、散文、评论和书信编了本集子，起名《三复集》，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他在“后记”中与道：本书重复得最多的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学生为多）对“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问题”的看法，和基于那种看法所产生的学习创作的动机。再一个重复较多的内容则是写作过程中一些片断经验。文学形式、语言民族化、群众化，在这本小册子里也是个重复多次的内容。不重复的只有前面那几篇小杂感。“要我自己给它加个评语，我以为用‘老生常谈’这个成语十分合适——自己既是‘老生’，文章又是‘常谈’，其稍可自慰者是我所主张做的事与我做的还大致统一，而且往往是做过才说的。”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是只说不做，更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既是他的真性情的表达，也可以说是对讲假话、空话、大话，不干实事之风的鞭挞，对那些对他的蛮横批判的一个微妙的回答。

　　1960年7、8月间，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赵树理仍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继续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曲协主席。

　　高举“反修正主义”旗帜是这次大全的显著特点。会上“批判”、“斗争”是用的最多的词语，战斗气氛浓烈。赵树理调门不高，发言的题目是：《谈“久”——下乡的一点体会》。他说：

　　按我的体会，到一个地方，应该是住上个一定久的时间，其好处是：

　　一、久则亲。到一个村子里，要是只看几片丰产田、几处山林、几个猪场……自然也有一定的收获，这些印象虽然也能引起自己的爱，但是这种爱也像抚摸了幼儿园娃娃的脸一样，比较单纯。假如我们参加过这个村子里的土改、互助合作、建社、扩社、高级化，公社化、水利建设、工具改革等改变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重要工作（或只参加过一部分），每当作完一个段落要离开的时候，都会感到还有若干未干完的事放不下手，还有若干安排得不合适的人没有调整得各得其所；每隔几天总还要写封信问问我们离开之后的变化。对于那地方的人，一想起来就是具体事实中活动着的有代表性的人们，其中每个人在我脑子里都已经形成爱憎分明的印象；对其中的重要人物，想忘也忘不了。

　　二、久则全。农村是个广大而具体的社会面，所包涵和所联系的方面甚广，不待到个相当长的时候，是不容易把它的重要方面接触到的。……一个人常好向他最熟悉的人说：“我把你摸透了！”我们要熟悉一个农村，是要把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从共事中摸透了的，是要把其中有决定性事从工作中摸得了如指掌。要完成这个认识过程，一定得有个相当长的时候，而且按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来理解，是愈久愈全面的，愈久愈能随着它的发展趋势来变革它的。

　　三、久则通。……老人对于种麦可以说有融会贯通的全面知识，知道一个条件变了其他条件也应该随着有所改变。他可能是从多次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掌握了麦苗在哪些条件下分蘖才有效的规律的。目前农业生产的组织领导经营计划、安排、管理等诸多方面的事，其间的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互相促成、互为因果）比起种麦子的一件事来要复杂得多，待得时间长了才不至于把某些不易理解的方面理解得简单化了。对现实能作融会贯通的理解，在作品中就容易避免简单化。

　　四、久则约。每到一个农村，开始往往觉得情况简单，过几天逐渐发现不太简单，再后甚而会感到千头万绪，但是更久了反而又会觉得不过就是那么几个重要头绪。

　　这是赵树理长期深入农村生活切身体验，含义很深。了解他的人，一定能从中读出他的心声，他是在用高超的艺术手段含蓄地告诉人们，重要的是，不要把生活的假象当作生活的真实，切忌虚夸和狂热，不要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不就是在委婉地否定那些对他的不切实际的指责和批判吗？

　　茅盾特意在会上对赵树理创作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作了新的评价。他说：“赵树理的个人风格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的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别呢？凭他的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把赵树理的风格看作只是幽默，未为确论。幽默只是形成赵树理风格的一种手法，而不是他的艺术构思的骨架，就他的整个风格来说，应当认为明朗隽永是主导的。同样地，如果把赵树理作品的幽默因素仅仅归之于散在篇中的解颐妙语，亦未为确论，赵作的幽默还在于概括人物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

　　茅盾的论断非常精当，尚未盖棺亦可论定。此时的赵树理已达到了他创作生涯的顶峰，也许是环境和气氛使然，也许与年龄有关，以《套不住的手》为标志，他的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略有变化，更增添了一种朴实、沉郁、严整、严密的色调。

　　《套不住的手》发表于1960年《人民文学》第11期。小说的主人公陈秉正是个老技术，在整个山区被评为特等模范，“教人做活，不但要求规格，而且首先要教架式”；“当1956年高级化的那一会，有些素不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和青年学生被动员参加了农业生产，做的活很不合规格，主任陈满红（陈秉正的儿子）提议组织一个教练组”，陈秉正被聘为教师。1958年公社化后，76岁的他仍不肯进敬老院，仍旧当教练组长。作者简单交待了一下他的来龙去脉，怎样教技术，讲架式，接着该是以教练组为故事的中心展开描写了吧？谁知作者却笔锋一转，描写起陈秉正的一双手来了。这双手“跟铁耙一样什么棘针蒺藜都刺不破它”，这双手与众不同，“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儿都象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象用树枝做成的山耙子。”接着作者又笔锋一转，讲起了两次戴手套、两次丢手套的插曲。1959年冬，陈秉正的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的手，给他买了双毛线手套，老人试了试，就交给媳妇保管，直到有一天，儿子劝老人去逛街，看看物资交流会，老人才把手套戴上。逛了半条街，为了买桑杈，把手套脱下，一把一把地挑选，可是买了5把桑杈回家，半路上才发现手套丢了一只，又回到街上，幸而售货员给他收好，就还了他。这一次，他戴着手套只有半天。隔了好久，老人被选为本年的劳动模范，到县里出席劳模大会，这自然又该是他戴手套的时候。会议一共开了三天半，最后的半天，老人看见新修的招待所院里两截剩余木料碍着路就动手去搬；他脱下手套，和一些青年人搬走木料，又大扫除一下，事后又发现手套没有了，想来是混在几十筐垃圾里了。找了一回找不到，老人说：“不要找它了吧！手套给我没有多大用处。”但是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后来还是找了出来，洗净烘干，还了他。第二天回家，他把手套还给儿媳妇道：“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

　　小说一经发表，立即获得一致好评。

　　老舍看后“满心欢喜，情不自禁”地写下《读《〈套不住的手〉》。他说：“先谈文字：这篇的文字极为朴素严整，不象赵树理同志以往的文章那么有风趣。可是，从字里行间，我还能看到他的微笑，那是最亲切可爱的微笑。”“他的文字是多么从容而又严整！他好象一点力气也没费，事实上可是字斟句酌，没有轻易放过一个字去。”谈到内容，老舍说，用这双手套把一些零散的事联缀起来，有起有落，颇为巧妙。他称赞道：“这是一篇手的赞歌，树理同志赞颂了最值得赞颂的！”“我看得出，树理同志知道多少多少关于老人陈秉正的事。假若他高兴，他可以写一本《老农陈秉正传》。可是他只由手套写到老人的手。有了这双手，我们也就看见陈老人的最可爱的性格与品质。这也就够了，既不需要手套，也无须写一本传记。”“多么了不起的手！岂但那双毛线手套套不住，一切困难也都套不住啊！”

　　茅盾也写了《评〈套不住的手〉》，认为小说取材别开生面，几乎没有一般小说所谓的故事，全篇结构建立在两次戴手套而又两次丢手套这样近乎插曲的基础上，布局虽然不拘规格，但行文从容自如，整篇娓娓而谈，涉笔成趣，引人入胜，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这篇小说为何普遍深受称赞？这篇小说似乎没有明显的“问题小说”的印记，但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早已渗透到了作家的血液中，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作者在这里热情歌颂了一位老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可爱的品质，通过这一双最宝贵的手，道出了劳动的可爱和崇高。作家以巧妙的手段，通过对陈秉正这样一位讲真话、做真人、干实事的英雄人物的肯定和赞颂，衬托出那些只讲假话、空话、大话，而不干实事的坏作风的可恶。“套不住的手”颇具象征意义，任何艰难险阻都将套他不住，极具鼓舞教育作用。“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篇作品在当时就像注入污泥浊水中的一股清泉，引起热烈社会反响，受到广泛好评，绝不是偶然的。

　　1960年冬，赵树理又回到了晋东南。

　　这时，阳城与沁水两县又分开了，他的县委副书记职务也就此免去。他又成了一个“通天彻地而无固定岗位”的人。

　　眼前昔日的“小土群”已是一片废墟，公共食堂也已散伙，再也办不下去了。粮食非常紧缺，听说一斤小米能卖到10块钱，一只手镯也只能换来20斤萝卜。去年过年，每家还能发到二两红糖、四两海带、几张窗户纸；一户配给半斤煤油、两盒火柴，有的农民就为了多领这半斤煤油闹分家。现在，过年连火柴也买不上。一个县城，十味药，十有八成买不到。上党地区产当归，现在当归也买不到。58年以后，东西愈来愈少，少得不像话。现在分了钱，只能买包花椒面。自从粮食统购统销以后，过年对子就越贴越窄，以后三个门只贴一副对子，连窗纸也糊不上，只好补补，只顾眼前了。农民说，他们是劳改队，日子越过越困难。人把日子过成这样，就没有情绪生产。赵树理从乡亲们口中听到这些反映，犹如万箭穿心。

　　1961年1月，他去沁水县城，与县工会主席潘永福相见。他们俩同乡不同村，两人小就相识，曾一起下河摸鱼捉鳖。潘永福贫农出身，年轻时经常打短工。他聪明过人，体力过人，村里有什么拿不下来的活儿往往离不开他。抗战开始后，他担任过村长、区助理员、区长、县农林科长、县农场场长、县工会主席，在党内曾任县委委员、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在这20年中，他的工作、生活作风，始终是在他打短工时代那实干精神的基础上发展着。他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沁河两崖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动人故事。他是当地有名的船工，技艺高超，徒弟很多，令人景仰。有一次他曾饿着肚子跳入激流，不顾个人安危，将一只坐满乡亲的临危的船只救起。又有一次，他曾在严寒中破冰下水，任凭冰水切割肌肤，为八路军军工厂搭桥。等等。他身为区长，仍和大家一起挑粪种地。他不讲究俗礼，当他调任县农林科长时，为避免大家送行，一大早就就背着行李离开了。

　　赵树理对这些事情，早有所闻。这次趁着回乡的机会，又多次对他访谈，了解了更多的事情，决心为他立传。

　　于是，他写出《实干家潘永福》，刊《人民文学》1961年第4期。

　　作品写了他三件大事，突出讲了这位实干家的经营之才。一是，开辟农场。30亩山地土质不好，种粮亩产也就百把斤。他因地制宜，科学分析，种上苜蓿，地边种上核桃树苗，当时草价高，除了自用，很大部分可以卖钱，树苗也能卖钱，花的工本都很少，劳力还可用在别处。两年后，经济收入超过了原来的10多倍。二是修建蒲峪水库。经过实地考察，他决定迁移原定的坝址，使水库的容量由80万方增加到300万方，还大大节省了人力和物力的投入。1000多人的小梁山工地，生产和生活组织安排得井井有条，做饭的，种菜的，积肥的，运输的，放牧的，割草的，打铁的，造车的，割荆的，编筐的，理发的，钉鞋的，缝纫的，卖药的，等等，应有尽有，人尽其才，各展其能。他们生产的蔬菜除供全体员工食用外，剩下来的，每个下放干部还能一年交给县里1500斤。家里没有劳力的民工，有请假回去种自留地的，有特技的民工，因为工作离不开，不能回去种地，安不下心来，还允许他们在工地附近开垦小块土地，利用工地水肥来种植，产品归他们自己所有。三是铁厂不要远离矿厂。就是将炼铁厂靠近铁矿石产地，不要舍近求远，因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赵树理最后说：“以上三个例子，看来好像也平常，不过是个实利主义，其实经营生产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实’利，最要不得的作风是只摆花样让人看而不顾‘实’利。潘永福同志所着手经营过的与生产有关的事，没有一个关节不是从‘实’利出发的，而且凡与‘实’利略有抵触，绝不会被他纵容过去。这是从他的实干精神发展来的，而且在他领导别人干的时候，自己始终也不放弃实干。”

　　实干家潘永福，就是赵树理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赵树理在这里说的“实利主义”，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经济效益。赵　　树理推崇和赞美的潘永福的实干之德和经营之才，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完全可以说正是对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尖锐批评和有力的鞭挞。这也正是这篇作品受到社会广泛欢迎和好评的根本原因所在。

　　1962年1月，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3月，文化部、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作报告，为知识分子“脱帽（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冕（即“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会议讨论的中心是促进创作。4月，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文艺八条》），中心思想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纠正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的理解，克服“左”的错误，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月2日至1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小说创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8个省市16位作家、评论家。

　　赵树理在会上发言两次，插话数次。在谈到农村形势时，他说，“五风”的引起有种种原因，恐怕还是工业资金积累过多了一些。因为农副产品征得多，实际没有那么多，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瞒产。在过去往往是浮夸，谁浮夸得多谁负担重。现在接受了教训，又走到另一面去了，搞小瞒产，怕你摸底，不过这比浮夸好。他说：“农民并不是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倒是城市需要什么就得有什么，农民就得拿出来，不管自己剩下不剩下。”

　　赵树理在谈到文艺反映共产主义思想时说：“《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一个队真正有一个人去搞社会主义，就很了不起了。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反映不充分，脚步慢一些。自己没有看透，就想慢一点写。”

　　他诚恳地说：“现在迟迟不写，我想知道大家的想法。生活就是生活。干部每天去农村解决各种各样的事就是生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写得很多，也不是因为这是主要的，而是因为好写一些。……现在情况好转了，但究竟靠得住靠不住，这是他们考虑的。1960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走50里就要带粮票。我想到农村一个是粮食，一个是日用品，过几年大概还是可以写的；但现在写，为什么可以不写这些呢？怎么避得开？我常常一想就碰墙。”

　　他认为：“封建势力消灭了，封建文化阵地并不是怎么容易夺到手。”他主张把一些作品改编为评剧，这个关还没有打破；主张传统剧目先放后改，不要先改后放，否则很多好的东西搞丢了。我们作家至少能够供应给群众一些编戏的故事也好。到群众中去，说不是我们的事，确实难说。我一个人孤军作战实在不行，我的年龄也不行。过去还能叫喊一下，今年56岁，再叫10年实在是不是还叫得出来，也不一定。（《赵树理全集》第6卷第81、82、83、84、85页）

　　他的话，全是真话，实话，听来不无几分欣喜，又不无几分悲怆。

　　在这次会上，邵荃麟代表中国作协党组宣布，1959年对赵树理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他说：“赵树理同志对农村情况很熟悉。他写的文章，对农村问题讲的一些意见，都是正确的。我们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主观主义的，全部搞错了。”（韩玉峰等：《赵树理的生平与创作》第54页）

　　他还说：“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他翻案。为什么赞扬老赵，因为他写出了长期性、艰苦性。这个同志是不会刮‘五风’的，。在别人头脑发热时，他很苦闷，我们还批评了他。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一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我们的社会独立思考往往被忽略，而　老赵，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我们是赶不上的。1959年他就看得深刻。”（见会议记录）

　　周扬到会讲话，他称赞赵树理说：“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他对农村有自己的见解，敢于坚持，你贴大字报也不动摇。”

　　大连会议可以说是对赵树理的一次再认识，公认他对农村的现实和人物看得深透，是描写农村的“铁笔”、“圣手”。

　　但是，这次会议刚铡结束，政治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不久，赵树理又被打入了万丈深渊。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人们对“三面红旗”的一些不满情绪，把一些不同看法和意见视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通通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赵树理对这个重大变化似乎不大敏感，也许他另有想法，总觉得，最要紧的事情还是应当发展生产力，让人们尽快富足起来。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三农问题，总不外“个体与集体”、“　集体与国家”这两类矛盾，在他的眼中，“农村的矛盾仍以国家与集体的矛盾以及投机与‘灭机’的两条道路斗争为主”，对于农村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他似乎不很在意，也没去多想多说多写。

　　大连会议结束后，他声誉很高，心情舒畅，相当活跃，接连应邀在不同的地方和场合谈创作经验，计有《与青年谈文学》、《在北京市业余作者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生活·主题·人物·语言》、《做生活的主人》、《不要急于写，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努力繁荣曲艺创作》、《作家要在生活中作主人》、《谈花鼓戏〈三里湾〉》等，达8次之多，仅在广西就讲过4次。

　　他的这些讲话都是即兴而为，轻松洒脱，内容大致相同，中心内容都是强调作家要“做生活的主人”，这样“才能扎扎实实地写生活，和写出真情实感”。他说：“到农村去，用不着你专门去考虑人物性格的创作，你尽管做事就是。把事情干好，什么人物、事件、主题都来了。”“在工作中认识很多人，我很喜欢和他们共事。共事多了就熟悉人了。工作时，不要专门注意如何写这个人，而是和他们认真地工作。共一回事，知一回心，日久天长，人物自然而然地在你的脑子里出现了，那时，你想离开他们也离不开了。”（《赵树理全集》第6卷第131页）他还说：“作家工作的对象是人的灵魂，社会上所有的人都与他有关。对作家来说，只有把他要写的生活变成自己的生活，他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变不成自己的生活，那他写出的作品，就会像隔了一层皮，写不好。”“只有当生活的主人，把生活变成自己的，那才能扎扎实实地写生活，和写出真情实感。”（同上第151页）他多次谈到，他对笔下的农民，熟悉的就像家里人一样，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他都无所不晓，当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他大体上都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他写“农民”，就是写自己的“家人”，“写自己”，全是真情实感，他的生命和创作完全融为了一体了。可以说，这是他成功的秘诀。

　　他还强调说，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于尚未达到理想的事物，“只许打积极改进的主意，不许乱踢摊子！” 他说：“一个革命作家要以主人的责任和态度要求自己，要做生活的主人。我们的生活中有种种东西，进展与挫折，成就与缺点，令人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作家要表现生活，首先要看这对革命事业，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下笔要讲究分寸。19世纪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与当时的社会是对立的，他们可以不顾一切地刻绘，但我们今天不同，我们的作家要对向上的、向幸福方向发展的社会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咱们的江山，咱们的社稷’，遇上了尚未达到理想的事物，只许打积极改进的主意，不许乱踢摊子！”（同上第141页）

　　总之，不是去找生活，自己就在生活中，关键是要做生活的主人。

　　赵树理与那些对农村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简单化的理解与认识不同，他说：“《三里湾》写的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并不是摆开阵势两边旗鼓相当地打起仗来，也不是说把农村的住户分成一半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一半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或者说多一点少一点。实际上，这个阵线不是这么个摆法，有时候在一个家里边，这个人走这条路线，那个人走那条路线；在一个人身上，也可能有社会主义思想，也有资本主义思想，他有时在这一段资本主义思想多一些，到另一段资本主义思想可能少一些。人都是从旧社会来的嘛！从旧社会带来旧思想的尾巴，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有的占了他思想的控制地位，有的已经退到了不重要的地位，或者很小的地位。人就是这么纷繁复杂地组织起来的。这样来认识和处理人物，是符合客观的情况的。……小孩子在某种年龄总是容易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好人，一类坏人。我们处理现实人物，就不能这样简单化地好人好到底，坏人坏到底。人物性格不是绝对地一成不变的。”（同上第154—155页）

　　在这个时段内，他写了短篇小说《互作鉴定》、《卖烟叶》。都是写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甚或是有犯罪行为的，在题材上开辟了新天地。

　　他还把近几年来他写的7篇短篇小说和一篇传记集为《下乡集》出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开始了长篇巨制《石头底》或《户》的酝酿和构思。那将是“这石头不是那石头，女娲补天未曾收。”

　　赵树理没有料到，他安生的日子没过多久，突然之间，厄运又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这回是借“写中间人物”问题，在报刊上公开对他进行批判了。

　　1963年12月、1964年6月毛泽东两次作了重要批示，严厉批评文艺界“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批评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甚至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于是，“左”的思想甚嚣尘上。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立即紧跟，两度进行整风。两年前令人精神振奋的大连会议遭到否定，邵荃麟在会上的讲话被打成“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赵树理也被认为是“写中间人物”的代表而横遭挞伐。有人批判他刚发表的《卖烟叶》说：“赵树理在这篇作品中把农村写成一片乌烟瘴气，把青年塑造成投机倒把犯罪分子的典型，使人无法可信，这是赵树理对生活的丑化，对青年的歪曲”。

　　10月间，《文艺报》编辑部发表长篇文章狠批“写中间人物”，说：“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的理想人物是并不存在的。他们宁愿把所谓的‘中间人物’当作他们的理想人物，实际上是用落后人物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生活，用反而人物的心理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斗争，用灰暗的色彩来描绘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消磨群众的斗志，如果他们的主张实现了，势必要取消我们文艺的革命灵魂，使得我们社会主义文艺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这种文艺只能腐蚀、破坏、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同时发表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中，编辑部又写道：“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热情描写出革命农民的面貌。邵荃麟同志不但没有正确指出赵树理同志创作上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作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

　　赵树理及其作品，被视为““腐蚀、破坏、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过去曾经提倡的的“赵树理方向”被彻底颠覆了、否定了，而且是来自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不仅他的新作《卖烟叶》遭到批判，就连他在以往作品中创造的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如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小腿疼、吃不饱等等，也全部被归入“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云云众生”而一概加以否定了。